从山东老家回来后，就快到年关了，家家买了红纸，写春帘，糊灯笼。娘跟两个姐姐也高高兴兴的糊了一个大红灯笼，可是刚挂出去就烧掉了。那时的灯笼是里面都放一个柴油灯的。娘心事重重地又重新糊了一个。我以前听娘讲过，若是烧了灯笼，对家中老人是不吉利的。果然，那一年姥姥去世了。我和邻居赵叔家的小波在院中玩耍，突然发现他家的灯笼着火了，我知到这不吉利，赶紧把灯笼放下来把火扑灭了，虽然扑的及时，但依旧烧的只剩下一面了。果不其然，那年没出正月的时候，小波的大哥北生在山场工作时被铁台车碰坏了脑壳，昏迷了七天才抢救过来，成了终生残疾。
我就在这唯物的社会中，与唯心的事物发生着碰撞。多年来我依旧遇到许多类似的事情，我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我茫然了，迷失了方向。
迷迷糊糊的我在每次的班级或全年级的大考中总能名列前茅，虽然我并没认真学习。按说这样的成绩入个少先队，或当个班级干部应该不成问题吧？偏偏这些事情总与我擦肩而过。记得一年级的时候，第一次评选出四名少先队员，我被评上了。然而在举行戴红领巾仪式的前一天，我意外的生病了，不能去上课了。两天后我怀着期待的心，奔向学校准备接受我的红领巾时，却发现那条本该属于我的红领巾，却戴在了同学张小滨的脖子上。一至三年级，我再也没机会进入少先队了。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政治火种，刚刚萌芽，就轻易的被人为折断了。心灵深处懵懂的兴奋被莫名的伤感代替。然而童心依旧在这个社会的巨兽口中，无知无觉地生存着、简单并快乐着。人的许多灾难简单重复的证明着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如此的精准；同时在千万个生命里不断的重复着，经久不衰，与生命共存。
闲暇之时常听母亲讲起，我刚刚满月的时候，已出落的特俊帅了，足以在婴孩儿的世界中算做一等品像。去家里看望娘的妇人们，不厌其烦的讲解指导着娘亲让孩子顺利长大的各种保命良策。几个女人给娘亲想出了一个神奇的有着天道的养儿之术：说是小孩子长的面相，若是神气上太完美的孩子是养不活的，老天爷要收走的，否则就要克亲人。让这样的孩子活下来的方法其实不少，有几种法子百试百灵，就是不能让他这么齐全，比如咬掉一个脚或手的趾头，或是弄豁一片嘴唇。母亲毕竟是生在富户人家的，在我前面已经失去过一个男娃，在心理和见识上还是有着自己的主意。母亲说这可不行的，若是得了破伤风，可了不得的，我会给孩子想办法不让他这么齐整的。娘亲的母性与见识让我躲过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恶运。办法终于找到了，在我出麻疹的时候，娘在我左眼外角的上下各抠了一个麻子。娘长长的出了口气，在娘的心里这是两张保命符啊。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是刻在我肉体和灵魂上的两枚印章，一枚是圣洁，一枚是慈爱。
人性的善恶在文化、习俗、和目的中上演着各种版本，在全天下的各各角落。在我能到外面跟别的孩子玩耍的时候，娘亲时常的订嘱和讲述，在我心里面产生了自我保护的意识，这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多次逃脱了死神的魔爪。
春季里林边山坡的野菜都开始发芽了。前街王道成家的大小子，一个比我大三四岁，名叫胜利的恒河：三千大界、道法自然、唯心成、唯心、可破天、灭地、生义、存善。成人当如姜小凡，渺渺茫茫千千界，一粒尘埃、一尊佛、一拳开、百魔败，万世轮回，谁输、谁嬴、谁成，谁败、谁还在。，带我出去到野地里去挖野菜。胜利不知在哪挖出来两颗像鸟蛋一样植物，给了我一颗，并对我说：“我敢吃这个！”然后用手抓着往嘴中一按，鼓动着腮帮子嚼了几下，张大嘴巴让我看，说：“吃了吧，你敢吗？”他的手按的不自然，嚼得过于夸张，嘴里没有一点残渣，手又藏在身后。当时其实没有看出这些，这都是长大以后才想明白的。但是我当时心里莫名的产了一种本能的抗拒，说到：“我不吃！”。胜利翻了我两眼，一个人离开了，把我扔在了野地。
后来我才听大人说，这是一种巨毒植物，叫大毒篱。营林员程志军的小儿子就是误食了这种植物死掉的，那个孩子，是他唯一的男孩。他从那以后沉默寡言了，不再与他的妻子说话，固执的认为是女人没看好孩子。每天的某一时刻总有一个破衣喽嗖的女人对着一棵大树，骂着、哭着、笑着、呆呆瞅着。大人们都说那个女人是疯子。每当孩子们上学路过身边的时候，疯女人都出奇的安静，眼中恢复了一丝丝短暂的灵智，口中轻轻的唤着：“顺儿！顺儿！”。有时又突然冲到孩子跟前挥手打落孩子手中的食物，惊皇异常的嚷到：“死！死！”。孩子被吓得嚎啕大哭，女人也在孩子的哭声中，一声哀嚎跑向远处去了。山村并什么都没改变，只是多了一个疯子。
以前住的茅草房太破了，爹要再起一座新的房屋。爹每天夜晚下山时总是扛一根木料，或长或短，用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吧，集存的差不多够了。娘在这一年里也是用各种方法储存着吃食，用来招待起房帮工的客人。爹提前约好了十多位山东一起来东北的老乡，帮忙起房。只是邀请大工、木匠时出了些偏差，接连几天晚上父亲总是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原来是缺少两个大工，始终请不到，后来是一位当食堂管理员的老家堂叔出面请来李师傅与焦师傅两位大工。起房那天娘早早把我们唤醒，烧水沏茶为帮工的乡亲准备饭菜。我家的木刻楞的新房子主体终于完工了，剩余的好多的零碎活，都是父亲起早贪黑赶工干的。父亲每天白天要上山场做工，从来一天都舍不得休息，因此很多时候家中缺少壮劳力，比如出库时往家扛粮，冬天分烧柴时的劈、摞，开春的时节地里的农活，秋收时从地里往家运的土豆、窝瓜等，都是很费时费力的事儿。娘一个女人领着三个姐姐和尾巴似的我，做这些事自是难于其他人家许多的。尤其是刮风下雨就更加艰难了。这些时候总有一个憨憨的人跑来，从不开口，只是帮助家人忙碌。无论哪家有忙不开的活计，总能看到这个身影。
河西大成的娘死了，留下六个孩子，小的才刚会走路。大成的父亲脖子有残疾，歪向一边，虽不耽误出工干活，但也误了娶媳妇的好年龄。后来经好心人张罗，带了二百元从山外领回了大成娘。于是有了一个家，又有了大成姐弟六个，女人长得顺眼，又很会说话来事，就招来一些事非。自家男人耳根又软，于是经常吵架。日子过得艰难，女人性子又烈，于是想不开寻了短见。邻居老乡们自愿的从家里拿来米面菜，张罗着丧事。大成姐弟吃的猛且香，那天乌鸦叫得格外响亮。从此山村多了六个没娘的孩子，最小的叫六子。小六子经常被同龄孩子欺负的，每次挨了欺负，就有一个憨憨的人，默默的给捡回被扔掉的鞋帽，帮孩子擦擦眼泪，又默默地离开。六子呆呆的看着，只是觉得这个人不会欺负他。
学校的房后是口井，淘气的孩子总是往井里扔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每当这时那个憨憨的人就抡着一根木棍吼吓着小孩儿们。孩子们笑着，骂着用土块扔他，他又怯懦的跑开。有一次我跟着娘去河西的李婶家串门，路上看到这个人，好奇的问娘，这个人是谁呀！娘说：他是河西的傻子，叫傻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