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文韬说：“你说的什么我都相信，我就不相信你说的是真话。”凌云河说：“那就是你的认识问题了。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心里的那张纸是个什么样子？我就是把它恢复了。你们恢复不了，是因为你们不善于忘记，你把撕开的口子忘掉，再想象一下。”
几个人都不吭气了，过了一阵子，魏文建说：“不行，妈的那道裂缝就像伤口一样长在心里，硬是抹不平。”
谭文韬赞同魏文建的话，说魏文建的感觉是对的。
凌云河叹了一口气，终于老老实实地说：“是了，实话交底，我也不行，这说明我们心理都不是很健康，都有撇不开的东西，看来我们还远远没有修成正果，做人做得计较，缺乏大境界，社会、生活、理想、抱负，等等等等，装在我们信里的东西太多了，做什么事都不可能一心一意。魏文建你也别想歪门邪道了，还是趴在体视仪上练吧，别着急，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不久，反坦克战术基础课程完毕，大队组织七中队打了一次直接瞄准枪管实弹射击，所谓枪管实弹射击，就是不用开设观察所，在近距离用体视仪直接瞄准目标，用张陵水的话说，就是把炮当枪的干活。
实弹射击成绩公布之后，大家不禁瞠目结舌。原先成绩最差的蔡德罕，一跟头翻了十万八千里，首发命中，枪代炮打运动靶，居然十发九中，荣登此次考核榜首，不仅压了凌云河一头，还把谭文韬和常双群、阚珍奇等权威人世甩了一截，气得凌云河直犯嘀咕，教训蔡德罕说：“你这小子，函数对数数数糊涂，把炮当枪倒来劲了，你这个狗东西真应该到步兵团去。”
更让人不愉快的是，所谓的区队长张崮生和二区队的童自学三区队的江村匀，也跟着学得不错，尽管他们的成绩不在统计之列，但是教员还是给他们打了分数。张陵水不了解这几个人的内幕和他们同学员的关系，在小结的时候，狠狠地表扬了他们一顿，说是这几个同志虽然没有学习任务，还坚持跟班上课，可见对自己要求严格。不是学员都有这样高的积极性，那学员就更应该上一层楼。
这顿表扬既让学员们不痛快，也使得张崮生和童自学、江村匀反而更加难堪，用有些学员的话说，是狼子野心的又一次大暴露。
韩陌阡现在用不着去调研那些杂乱无章的鉴定和成绩表格之类的材料了，作为主管七中队的政治部副主任，他顺理成章地把每个学员的档案都调到了自己的案头。
每一个档案都装在硬纸盒里，上面赫然写着“卷宗”两个宋体大字，下面是编号，六十多个生命的年轻历程，六十多道青春的人生轨迹，全都浓缩在几十页薄薄的、发黄的道林纸上，被一些漂亮的或不漂亮的汉字诠释着，那里面有他们的家庭出身、民族、籍贯、文化程度、专业成绩、工作表现，还有血型和他们的健康状况，包括谁有轻微的鼻窦炎和关节炎之类，从生理和政治历程的角度讲，这些人没有隐私，他们的一切都被囊括在硬纸盒的“卷宗”里，只要他韩副主任有兴致，就可以打开卷宗，将他们一览无余……
当然，这些人都是经过反复筛选的，是一遍一遍从众多的士兵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他们的档案不可能给别人提供更多的挑剔的地方，就连鼻窦炎也必须是轻微的，他们的一切都只能是健康和纯洁的。
但是，同一本书，不同的人会读出不同的经验和感受。韩陌阡不是机械地读，照本宣科地读。现在，韩陌阡是越来越会读这些档案了，他会把他的智力和想像力参与其中，于是便读出了无限延伸的内容。他的一只眼睛看见的是有形而抽象的文字，另一只眼睛看见的却是无形而生动的故事。透过那些精炼的或不精炼的注解，韩陌阡甚至还可以看见来自不同地域的山川河流和民俗风情，更重要的是，还能看见他们所指向的地方──看一个人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看一个人的现在，就知道他的将来──这话好像有点唯心主义色彩，但这话又好像是一个伟人说的。
韩陌阡读过很多书，可以称得上是博览群书勤学好思之士。但是，在读这些写着“卷宗”的档案时，他发现了，像砖石一样整整齐齐地码在他办公桌上的这些档案，才是最生动的和最具体的鸿篇巨著。它们可以给你提供无限丰富的联想，从而使你得以同你自身以外的其他生命水乳交融。有时候他想，像夏玫玫和赵湘芗那些搞艺术的人，真应该多读读这些档案。可惜她们没有这个资格和这份便利。
对档案们进行了耕耘般的推敲之后，韩陌阡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七中队这批学员当中，中等以上的城市兵占了不到百分之十五，像蔡德罕那样地地道道的农村兵占了不到百分之二十，而来自县城和集镇的兵却是绝大多数，这个发现无疑又给他的“边缘”理论提供了新的内容——从经历上讲，他们介于土生土长的老兵和新生代之间，从知识结构上讲，他们介于传统军营文化和即将大量渗透而来的新的观念文化之间，从出身上看，他们又介于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
这就有点意思了。在七中队为数不多的农村兵当中，倘若比一比成份，蔡德罕可以算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自然是不用说了，而且穷得透彻。在他出生的第二年，就赶上了著名的困难期，父母先后饿死，舅舅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领了回家。也怪计划生育动作得晚，蔡德罕的舅舅和舅妈后来又生了两男两女，他背了老大背老二，自小就开始了保姆工作。不能不说舅舅舅妈还是非常好心的，到了该上学的时候，还是让他上了学。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勤工俭学这一套蔡德罕不陌生，他从八九岁上就开始了，夜晚打柴，大清早背到街上去卖，卖完了上学。尽管如此，他的学习成绩在班里还算好的。上学上到四年级，家里无论如何供养不起了，为了读书，他答应舅舅舅妈，不吃家里的饭，省下粮食给弟弟妹妹，并且自己解决学费书费。中午放学，别的孩子回家吃饭，他就到离学校两里多路的河湾里拣柴，他吃过河边的灰灰菜，吃过生竹笋，吃过生螃蟹，吃过野蘑菇。一言以蔽之，凡是能够入口的，能够咬得动的，这个十来岁的孩子几乎都品尝过，并且没有被毒死。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就像一个野生的小草，自生自灭，却又顽强得惊人，简直就是打不死的吴清华饿不死的白毛女。
有两个故事可以说明蔡德罕的无产阶级本色。
蔡德罕有一个远房堂叔，是本大队的支书，家境自然要好多了，还出了个闺女在县城读高中。支书堂叔家里有个大事小事，就把蔡德罕当狗腿子使唤，然后给碗饭吃，给件把旧衣裳。有个夏天的早晨，蔡德罕去给堂叔家送井水，还没进门，放假回到乡下的堂姐从屋子里出来了，一只手拿个很好看的胶棍（后来他才知道那东西叫牙刷子），另一只手端着搪瓷缸子，本来是要到水缸边去的，见堂弟挑来一担新鲜的还飘动着雾气的井水，便朝他笑笑，然后向他走过来，弯下腰去，从前面那只水桶里舀了一缸子。
他很奇怪堂姐的动作——把那白乎乎的药膏一样的东西挤在毛刷上，在嘴里捅来捣去的，竟然还能捣出许多白沫。那天蔡德罕很大胆地做了一件事——趁堂叔一家在堂屋里吃早饭，他从廊檐下面的洗脸架上发现了那种叫着牙膏的东西，他先是提心吊胆地挤了一点，用手指头蘸着放到舌头上，他立马就被一种奇妙的感觉惊呆了：那东西不仅甜丝丝的，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凉爽的滋味，沿着舌头根子往心里沁，满肚子都是清香。他坚信不移，这东西原来是可以吃的，于是他又狠狠地挤出了一股，以非常的速度吃了下去。倘若不是怕吃得太多了会被堂姐发现，他会把那大半截牙膏都吃进肚子里的。那年他十二岁。
还有一个故事发生在他读初三那年。
当时，他的同桌是公社农技站干部的孩子。有一次这个同学家里砍红麻，蔡德罕自告奋勇放学后去帮忙，他算准了可以吃一顿肉，一顿有酱油的红彤彤香喷喷的猪肉。这个十四岁的孩子一声不吭地干完了同学一家准备要干一天的活，一直干到小半夜，中间只喝了几瓷缸凉水，饿得饥肠辘辘，前胸贴在后背上。终于到了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没有出现他期待的有酱油的猪肉，同学的母亲给他盛了一碗面条，上面敷着薄薄的一层鸡蛋花，他几乎连什么味道都没尝出来，那碗面条就喝进了肚子。同学的母亲问他吃饱了吗？他没说话。同学的母亲叹了一口气，进锅屋又给他盛了一碗面条，这回上面没有鸡蛋花了，里面只有几根白菜丝。他知道他的吃相太狼虎了，让同学的母亲看不起了，于是就放慢了速度，一点一点地吃，这样还可以尽量把咀嚼的幸福持续得长久一点。
后来有人敲门，同学的母亲出了堂屋开院门去了，同学看了他一眼，突然扒开了自己碗里上面的面条，从碗底现出了两个荷包蛋，紧紧张张地划拉到他的碗里，说，赶快吃，莫让俺娘瞅见了。他心里先是一热，然后又是一冷，他坐着没动，吞下了眼泪，默默地、但却是坚决地，把那两个荷包蛋又夹回到同学的碗里。
初中毕业之后，蔡德罕就回到舅舅家里，成了一个挣工分的满劳力。这个遍尝了人间苦头的年轻人多了一个心眼，劳动之余，他就到当支书的远房堂叔家里做零活，种菜，喂猪，插秧，车水，甚至还帮堂婶纳鞋底。当了三年义务短工换来了一次参军的机会。一次，就这一次就足够了，他不仅穿上了军装，而且第一次像城里人那样穿上了洋布裤头，像城里人那样学会了刷牙。更重要的是他以无与伦比的热情和勤奋树起了一根训练标杆，差点儿就当上了干部，虽然没有提起来，但最终考进了希望的摇篮七中队。
在直瞄实弹射击考核中虽然名列第一，但蔡德罕却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他知道，对于他来说，仍然是任重道远的。在整个七中队，他是惟一一个被特批参加选拔考试的初中生，这也是他当初当了孙山的主要原因，炮上作业他本来是可以数在前三十名之列的，他吃亏就吃亏在文化考试上，高中数学基本不会，只考了二十分，从而大大地拉了后腿。
如今随着课程的进展，射击理论越来越深奥，什么夹差法，弹测法，成果法，对数，函数，离散误差，毁伤概率，等等，都是要计算的，简直云遮雾罩。已经有一个马程度被挑下马来，而即使是马程度，文化底子也是比他强的，这就不能不使蔡德罕时时都有一种危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