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些先决条件都盘点完以后，我想最重要的资本还是自己。我知道每个环节都会很困难，但只要自己有勇气和信心，就会把困难一个个地解决掉。我一定要鼓起勇气，利用一切能利用的力量，来做成这件事情。
我当时和一个叫徐军的西安音乐人在巴沟村合租了一间平房，房间不大，中间是一个隔断，我和徐军一左一右。他也有一辆很破的自行车，每天背着一把吉他骑车去酒吧唱歌，深夜才能回来，勉强能维持温饱。有的时候我会在半夜感到饥饿，这时就很期待听到徐军那破自行车的声音，只要在胡同里听到这样的声音，就说明是他回来了。我之所以期盼，是因为他会带回两袋方便面。进屋后，他会很有条理地开灯，然后打开收音机，边收听FM974的《午夜蓝调》节目，边烧水煮面。而早已按捺不住饥饿的我，还没等到水开，方便面就已经下肚了。
他是我来北京后认识的第一个音乐人，我们一起合住了一年多，很是投脾气。我有些急躁，他永远是慢慢的，我爱收拾房间，他爱做面条，这样反而很合拍。我们合租的房子很小，但院子却很大，我们都好客，所以经常有朋友在这里留宿。这些朋友也都是“北漂”，大家谁挣到钱了或谁发工资了，就聚到一起，弄一桌简单的酒菜，大家开怀畅饮。
徐军有一把吉他，在大家酒酣耳热之时，他会唱起那首原创作品《飞鸟》，词曲很悲凉，其中有一句是：“未来是什么样，我不想知道。”每当唱到这一句，所有人都会用力地合唱，仿佛这句歌词能将心理压力和烦恼一吐而出，投入到一种短暂的忘我情绪之中。
我现在的目标是一个月后要举办展览，我很清楚自己的强项是动手制作，而弱点是不会画画。画笔、画布和颜料，这些材料对我来说都是绝对的奢侈品，只有打破花钱的常规，我才能向理想靠近。既然没钱，那就按自己制定的规律来干吧。
自行车很厉害，只要是能绑在后座上的任何东西，我都会以尽全力捡回来，每发现一个遗弃物，眼睛就亮起来，先看它的形状和材质，设想它经过修饰会变成什么样子，甚至还会联想到它放在展厅里的样子。这些被遗弃的“破烂”全部变成了我的宝贝。因此，我租住的这个小院儿，也就成了我每天捡回来东西存放的地方。
对材料的搜集和整理，成了我每天必做的事情。捡来的三合板，就是我的画布，工作单位剩下些油漆、建筑胶、泥子粉和各种颜色的广告粉，把这三种材料搅拌在一起就是颜料。一根木棍或是一个CD盒就是画笔，木条拼合在一起就是画框。至此，一个作品所需要的基本材料都已齐备，剩下的事情就是泼、洒、粘、涂等各种野蛮手段了。因为缺少绘画技巧，我的作品刻意走的是抽象风格，因为让我把一个景物弄得很逼真，那比登天还难，但让我把一个景物弄得很不像，简直就比喝水还容易。
我经常去北京语言学院附近的一个酒吧，一方面是朋友们经常在那里驻唱，另一方面是这个酒吧墙上很多的装饰物件都是我给设计和制作的，都是给朋友帮忙，这样的事我做了很多，从没收过钱。现在，由于要办画展，需要免费用下酒吧的场地，我只有去求朋友给我帮忙了。
因我先前曾帮助这个酒吧的老板，所以，到那和老板一说，他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我的请求，一件没啥把握的事，竟然如此顺利地办成了，我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由此，我也体会到了先舍后得的人生至理，这确是古代先人留给我们宝贵精神财富。
展览的先期准备搞得差不多了，该准备作品了。焊接、喷漆、涂抹、雕刻、拼贴，原先就会的和刚学会的本事，能用的都用上了。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创作，比如在熬小米粥的时候，突然来了灵感，抓起一把小米洒在油漆没干的画上，再用自行车压上几圈，一幅即兴的画就完成了。那时期的创作风格，我主要是靠随机立意，有了创意就立刻顺着发展下去，与其琢磨着怎么能做好一幅画，还不如先把这些素材摆在一起，去找找它们之间的关系。
经过一个月的辛劳，终于累积出八十件作品，一半是抽象画，一半是装置艺术，它们大小不一，风格也不同，堆在院子里满满的。我每天睡得很晚，仍然不停地为这些作品修修改改。
作品都弄妥当以后，就找了一个130货车，把所有的作品运到展览场地，运费是五十元，这个价格比我创作任何一幅作品的价格都高很多，但没办法，这些钱是必须要花的，因为数量太多了，我没有办法用自行车把所有的作品都拉过去。
我给这个展览命名为“锈”，想表达的主题思想是：锈迹代表着逝去的时间，同时也是懒惰和颓废的象征。就是想鼓励人们擦去锈迹，活出鲜亮的本质。
没钱印海报，就在单位用电脑刻字机做了几个黑体字，写上了时间，粘在一张捡来的KD板上，贴在酒吧门口，就算是海报了。
万事俱备，只欠来人助威了。于是，骑上自行车去树村说服我那些音乐人朋友，让他们来观看我的展览。我想，这些先锋派的地下音乐人思想是很前卫的，而且也有一定的号召力，假如他们来参观展览的那天，穿上造型怪异、前卫服装，哈哈，不正好和我抽象的作品风格相得益彰吗？要是还能在展览的时候，让这些音乐人演出一下，岂不是用音乐增加了这个展览内涵，所以，一定要把能请到的音乐人都请来。想到此，我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向树村飞驰而去。
展览是在我刚来北京的那一年年底的一个晚上举行的，邀请的各种先锋音乐人都到场了，再加上我来北京认识的其他行业的人加在一起有近一百人，当时最为著名的就属舌头乐队，他们乐队的六位成员全员到场参加演出。在大家参观展览的过程中，对我的作品评价是：“前卫的当代装置艺术。”各种褒扬让我坚定了把这门艺术搞下去的信心。随着音乐的响起，乐队的演出开始了，一个接一个，一直喧嚣到第二天的早上。酒吧里的酒几乎全被喝光了，酒吧老板也很开心，乘着酒兴说，酒水全算他的赞助了。
在临近尾声的时候，为了感谢这些疯狂的音乐人，我当场宣布，为了感谢所有到场的人，各位如果喜欢上那个作品，可以立刻拿走。此言一出，整个展览的八十件作品，很快就被“洗劫一空”了。至此，这一个晚上的展览就算圆满地落幕了，我就像一颗被射向天空的烟花，在辉煌中结束了这次艺术的首秀。
忙完了展览，在不知不觉中，已临近春节，该准备回家过年了。来北京快一年了，可身上没有多余的钱，也没有学到多少期望中技术，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生活的磨炼和画展给我带来的勇气，坚定了我要在北京混下去的决心。我想一回到老家，就把办画展的事向大家炫耀一番，告诉他们；“我要做个艺术家，而且我现在就是个艺术家。”这两句话就是力量，为了这些我无畏饥渴，也无畏艰辛，但没过多久，我就对我还能不能成为艺术家就产生怀疑了。
那是1999年的春节，空空的行囊里装着自豪和喜悦，回到老家过年。没想到家中的状况和我离开时完全不一样了。父亲去了另一个矿区工作，由于离家太远，母亲也跟了过去。家里还多了一口人，那是当时只有一岁多的侄女乔木楠，她刚刚出生四个月，父母就分手了。离婚后，我哥把这个孩子带回老家交给我父母，就跑到城里去打工了，根本不管这个家。
母亲见到我回来很高兴，她端详了我半天，略带哽咽地说；“你瘦多了，是不是在北京吃不饱饭啊！”说着就立刻张罗着吃饭。母亲一边忙碌，一边还在不停地唠叨；“你哥前些天来电话了，说在外面过年不回来了。唉！我看他是不管这个家和孩子了。”而我则木然地在听着母亲的话，刚进家门时的喜悦，也渐渐地散去了。
不管怎样，年还是要过的，吃饺子，看春晚，嗑瓜子，放鞭炮。等忙完了这些过年的标准程序后，侄女乔木楠依偎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母亲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侄女的小脸，继续和我唠叨，她说：“从去年你刚走的时候到年底，你爸的单位快一年没发工资了，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没钱给小木楠买奶粉，怕给孩子饿坏了，家里那点粮食都紧着给她吃，我和你爸在山里挖野菜过了半个夏天。你哥算是彻底把自己的家给败了，现在啥都指望不上他。”
我问母亲，这些事咋不告诉我，我要是知道的话，多少也能给您帮点忙的。母亲说知道我一个人在外边闯荡不容易，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我和你爸商量好了，就不和你说了，省得你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