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足迹
从最早的家园城子崖，到济南命名地东平陵城，经西迁济南郡治与古历城合二为一，再到升格为济南府成为山东省会，济南的城市发展轨迹繁复而纠结。
1928年春，年仅二十七岁的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人类学专业二年级学生吴金鼎来到济南，打算到当时隶属于历城县的东平陵城遗址进行田野考察。在去平陵城途中路过城子崖时，出于专业的敏感，他看到路沟旁断崖的横截面与自然的土崖迥然不同。这一意外发现，还使他采集到了骨笄、磨光石斧，以及被他称作是“油光黑陶”的陶器残片。
这一发现引起了当时中国史学界高层的重视。但随即发生的“济南惨案”，打乱了史学界的部署。直到两年后，中央研究院和山东国民政府才共同组成山东古迹研究会，联合开展城子崖遗址发掘。中国考古学界领军人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李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留美专攻考古专业的学者梁思永及吴金鼎等，齐聚城子崖发掘现场，山东历史学者王献唐作为研究会秘书也加入其中。不久，考古学界将这一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以发现地命名为“龙山文化”。这是中国国家级学术机构、中国考古学者首次对史前遗址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大规模发掘，也是中国考古学界最早的科学发掘；《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借此成为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第一部田野考古专著，城子崖遗址因此被视为“中国考古圣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考古人员不仅在城子崖发现了大量史前器物，还发现了南北长450米、东西宽390米、墙基宽10米的板筑夯土城址，这也是中国史前城址的首次发现。城子崖城址是济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距今最早的文化遗址，是“济南人”最早的家园。
继城子崖遗址之后，古济南的中心便是吴金鼎原本要考察的东平陵城了。东平陵城在龙山镇东北两公里处，春秋时称平陵邑，战国时改平陵县。
先秦时期，古济南地属齐国，是齐国西部门户。由于齐国富庶，又有“桑蚕鱼盐铁冶之利”，汉时深得高祖刘邦重视。他不但将长子刘肥封为齐王，还首设济南郡由齐王管辖，这时有了“济南”之名，取“济水之南”之义。济水曾与黄河、长江、淮河并称华夏“四渎”，更是齐国的天然屏障和通往大海的黄金水道。而济南郡治就设在平陵，因当时关中长安（今西安）附近也有一个平陵，故改称东平陵。
没过多久，吕太后将济南郡从齐割出，单设吕国，治所依旧在东平陵。公元9年，祖籍东平陵的王莽改制建新朝，将东平陵改名乐安，隶属青州。公元164年，汉朝又设济南国，治所还是离不开东平陵。公元184年，二十九岁的曹操被任命为济南相来到东平陵。意气风发的他打击贪官污吏、地方豪强，废淫祠，除“奸邪鬼神”之事，使平陵城一度风气大正，“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唐贞观十七年（643），平陵县改名全节县。公元815年，平陵城并入了历城县。东平陵从此结束了一千五百年的沧桑历史，平陵城也随之荒废。
作为郡（国）中心，东平陵当时颇具规模，蔚为壮观。至宋元时，其城墙保存还相当完好。考古发现仅铁器一项就达四百件之多，不仅有锄、锨、铲、锯、锛、斧等生产用具，还有刀、剑、锤、戈等兵器。《汉书·地理志》载：“济南郡东平陵有工官，历城有铁官。”所谓工官、铁官就是当年对手工业、冶铁业实施管理和税收的机构。当时在全国只有八个地区设有工官，济南郡便是其一。济南郡当年锻造的宝剑，名“椎成剑”，属当时全国三大名剑之一，显示了当时济南手工业、冶铁业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而济南铁器制造业的传统一直在延续，章丘就有“铁匠之乡”的美誉。
东汉末年，济水中上游干涸，下游河道成了季节河，济水的变化使东平陵城作为济南郡中心的地位在下降。加之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农民起义军攻入东平陵城，杀了济南王刘赟，并进行大规模的屠城，东平陵城遭受灭顶之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济南治所于西晋永嘉年间（307-312）被迫由东平陵城西迁35公里至历城。
古历城的历史同样久远。2003年3月，山东考古界对济南城东历城区王舍人镇大辛庄遗址再次发掘时，出土了甲骨文等珍贵文物，这也是殷墟以外首次发现商代卜辞。以此推断，大辛庄文化遗址是一处集居住、手工业作坊、礼仪中心和墓地于一体的商王朝方国（诸侯国）都邑。这一发现将济南建城的历史上推到三千五百年前。西周时属谭国，春秋时属齐国，因泺水发源于此，名泺邑，《春秋》对此即有记载。这也是史册上最早出现的济南古地名。千佛山古称历山，相传大舜曾耕于此。战国时，历山脚下的城邑便称历下邑。由于古历下地位显赫，早于秦长城490年的齐长城西部起点就始于泺邑城西南，这里也随之成为春秋战国列强博弈的前沿地带之一。公元前694年，齐襄公与鲁桓公相会于“泺”；公元前592年，齐晋华山脚下“鞌之战”；公元前404年，三晋联军攻破齐长城平阴隘口等，都是发生在古历下的大事件。秦统一中国后，历下邑改称历城，隶属济北郡。当地遂有“先有历城，后有济南”一说。西汉景帝四年（前153）始设历城县，属济南郡；东汉初属济南郡，后属济南国；三国时，先属魏国青州安平郡，后属济南国。
济南郡治所移至历城后，古历城规模得以进一步扩大。今天所说的济南古城主要是明代府城的基本轮廓。因为历史记载语焉不详，又缺乏有力的考古佐证，那时历城的中心位置很难考证，史学界尚无明确的定论。还有一种说法，济南郡治所由平陵西迁至历城时，其官衙并没有迁入历城旧城，而是在历城东侧另建了一座新城来安置，当时叫做东城。由此开始，济南城出现了东西二城并治的情况，形成了一种独特“双子城”格局。这一格局甚至一直延续到宋代，北宋时大明湖被称为“西湖”，就是因为其位于当时的济南东城之西。
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齐州升格为济南府。当时济水尚未被黄河夺道，与济南西侧毗邻的京杭大运河相连。济南西面与都城汴梁（开封），东面与青州府依靠水运连接起来，从而成为通向朝廷和胶东沿海的物资集散中心。
元灭金后，郭守敬兴修水利，疏通南北运河，济南段的大清河经临清、东平与南北运河相通，济南作为物资集散地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显现。到了这时，济南城区范围进一步向东、向北扩大，最终包容了现在的整个大明湖，形成了“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城市特征。济南的城市地位、功能和辐射作用从此也有了较大提升，由大都（北京）通向苏杭的南北官道与中原通向大海的东西大道在这里交汇，元代的济南已是风光旖旎、商业繁荣的城市。
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后，看中了济南在南京与元大都（北京）之间的险要位置，在指挥攻取元大都时提出“先取山东，撤其屏障”（《明太祖实录》）。洪武九年（1376），山东行省治所由青州移到济南，济南从此成为山东首府（省会），是整个山东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另外，济南还是当时全国三十三个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之一，在经济上发挥着区域中心的作用。
上个世纪初，随着商埠的建立，济南城市规模扩大了近一倍，成为府城与商埠共治的“双核”城市。尤其是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在这里交汇，进一步确立了济南在山东的中心地位，也使其成为华北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
古人讲究风水术。建城时“负阴抱阳”原则被普遍采用，即坐北朝南，背山面水，以避凶趋吉，而济南城却偏偏选在山阴。其实，济南是块风水宝地：
南部山峦起伏，群峰环抱；中部舒缓平坦，百泉喷涌；北面“齐烟九点”拱卫，“黄河玉带”围绕。古人“观其泉流，相其阴阳”，建城时借重其风水之大势布局，而不拘泥于小节。经过历朝历代的添砖加瓦，风景如画的济南城展现在世人面前。老舍曾经这样评价济南：“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的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老舍《济南的冬天》）
济南是“方”的。它自古形成了设施完备、四四方方的城池。远的不说，济南府城池即可上溯到宋徽宗时。经历代修固，至明洪武初年（1368），以砖石重修的济南城垣，替代了原来的土城。济南府城即旧志上所谓“济南城周围十二里十八丈，高三丈三尺，阔七丈”。城垣因袭“天圆地方”之说，大致呈方型，四周设有四门，东为齐川门，西曰泺源门，南称历山门，北叫汇波门。其中东、西、南三门，建有瓮城（也称月城）；北门下为水闸，只通舟楫，不通车马行人，故也称北水门。四门之上都有巍峨的城楼，城四角有望楼。东南隅的高大角楼，也称九女楼，与城下的九女泉、黑虎泉等名泉，以及玲珑的金山寺和三皇庙构成和谐景观。城下设宽阔的护城河，最初时需经吊桥出入。清咸丰十年（1860），为加强城防，以防捻军北上进攻府城，清廷耗资七千银两，紧急在府城以外修筑第二道城池：先是土城，五年后用石砌，人称圩子墙，环以圩子河。只因地形受限，圩子墙顺势而建，便不那么方正了。因城北受大明湖所限，圩子墙只有东西南三面，北面与老城北墙对接。它周长二十余里，高一丈二尺，阔一丈，开有七座城门，设炮台十四座。光绪年间，府城又开设了西南角的坤顺门、西北侧的乾健门、东南侧的巽利门和东北角的艮吉门等四座新城门。1928年“济南惨案”时，府城东、南、西城门及城楼，均被日军炮火摧毁。1931年韩复榘入主济南，因无力修复城楼，索性将三城楼全部拆除，辟城墙为环城大马路，城墙上还曾跑过小轿车。这为后来将济南古城墙全部拆除埋下伏笔。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两年，为建设新济南、改善交通，圩子墙和府城墙被相继拆除筑路，沿续两千多年的古城池成为历史。今天，除为纪念济南战役，将攻城突破口保留下来的一小段东南墙垣基（即九女楼旧址）建成解放阁外，城墙的影子很难寻觅了，至于这门那关的，只留下地名和久远的故事。
济南又是“圆”的。作为北方府署之地，济南似应遵循“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传统城市格局，却因有了泉有了水，济南便有了江南水乡一般的婉约与秀美，方正之中多了几分圆润、含蓄与质朴。
济南别称“泉城”，最早源自于民国年间著名学者、散文家倪锡英。
20世纪30年代，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套“都市地理小丛书”，包括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西安、济南、青岛、洛阳九个城市，分为九个分册，都由他一人执笔。其中1936年10月出版的《济南》一书，记述了济南的城市风貌、名胜古迹和民风民俗，第一章的题目为“泉之城”，这三个字成为“泉城”美誉之滥觞。从此，“泉城”雅号流传开来。
老城布局凭借依山临泉之势，以珍珠泉畔明德王府及清巡抚衙门为中心，东西轴线明晰，南北轴线止于城垣，不与南门相通。布政司、贡院、榜棚在西，按察司、济南府衙、历城县衙居东；各色庙宇、祠堂均环绕中心布置；府学文庙、书院、说书场、戏园子则位于环境幽雅、风光秀丽的大明湖畔；军营、卫衙则设在城南高地，利于瞭望与镇守。黑虎泉、趵突泉、五龙潭等泉群，均依偎着护城河，成了用之不竭的河水之源。老城北面是众泉汇集的大明湖，南面则是绵延的群山，形成了北方城市少有的集山、泉、湖、河、城于一身的城市风貌，颇有“北国江南”的韵味。
时代的巨变，使节奏原本舒缓的济南加快了步伐，多少年来保持相对稳定的老城格局被打破，有些风景已消失，有的也已改变了模样。在历史与现实的坐标上，济南作为一个节点，折射出中国城市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
心脏地带
珍珠泉大院不仅有园林秀美的风景，还是老城的地理中心和政治中心。康熙、乾隆留下的足迹，袁世凯、张宗昌、韩复榘等人的故事也耐人寻味。
记得我第一次进珍珠泉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秋天，那时我正在上小学，院前的马路宽得像广场，珍珠泉大门显得高阔气派。门口自然有把门的，父亲是以公务的名义将我带进去的。院子很大，也很通透，高高的法桐遮天蔽日。珍珠泉池四周是墨绿色铁栅栏，多少有些西方园林的味道。泉畔的柳树很粗大，有的弯着腰探进水里。树上知了声声，水面和岸边尽是些落下的柳叶，漂在水里像小船一样。泉水很旺很清，水中的珍珠一串串一堆堆，一点也不稀罕，不像现在这样。父亲“自问自答”地对我说，知道这里过去是什么地方吗？古时候这里是王爷府和衙门，解放前这里是国民党的省政府。我似懂非懂，却也被吓了一跳。从那时起，我似乎看到了它与趵突泉、五龙潭和黑虎泉等这些名泉的不同，似乎看到了它所具有的“特殊身份”。选择珍珠泉作为全市的政治中心并非巧合和偶然。它位于旧城中心，在老城东西、南北的交叉点上，交通四通八达。济南南面和西面的三里庄、四里山、五里沟、六里山、七里山、八里洼、十六里河……都是以此作为起点的。这里的地理状况和自然风韵，也极具济南地方特色。
珍珠泉是济南四大名泉之一，与周围众泉形成珍珠泉泉群。该泉涌水量虽不大，但涌姿十分独特。泉水如落入玉盘的珍珠一般，晶莹圆润，成串从水底往上冒，有的甚至可以跃出水面。
中国人爱水，更爱泉。凡有清泉处必有好景致，自然也少不了官府和民宅的聚拢和包围。珍珠泉是济南众泉中最早被圈入园林住宅的名泉。再早的不说，元代山东行尚书兼兵马都元帅、知济南府事，后来被元世祖封为济南公的张荣，便在此建起私人官邸。济南公的封号下传了几代，张荣的子孙一直都生活在这里。明天顺元年（1457），英宗封次子朱见潾为德王，原封府治在德州。明宪宗成化三年（1467），因酷爱济南山泉之胜，德王将府邸改在这里。珍珠泉便由金元时期的知济南府事官邸和明初的山东都指挥使司署改为德王府。当年德王府很大，北至后宰门，东至县西巷，西至芙蓉街，约占老城的三分之一。府内“殿宇鳞次，堂阁栉比”。府前有高大石坊，额题“世守齐邦”。内有白云楼、正己堂、渊澄阁等大型建筑。明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清兵攻入济南。第七代德王朱由枢被清军俘获处死，德王府也被付之一炬。清康熙五年（1666），山东巡抚周有德组织饥民“以工代赈”，在此修建巡抚衙门，也称抚院，系巡抚理政、审案和居住的地方。现在依然保留完好的巡抚院署大堂，名承运殿，是当年拆青州明衡王府大殿中的木材所建，其建筑的形制保持了原来的明式风格。当地老百姓从这时候起，将珍珠泉称“院里”，将抚院南门外叫“院前”，将珍珠泉后的街道称“院后”。
无论康熙，还是乾隆，每次南巡路过济南，他们都将抚院作为行宫，其中康熙在此住过三次。乾隆皇帝极爱品茶，也是品茶的行家，因珍珠泉水质好，适合沏茶，每次南巡路过济南时，他都要选用该泉水沏茶。为此，他还赐封珍珠泉是“天下第三泉”。他还欣然题写了《戊辰上巳后一日题珍珠泉》诗：“趵突固已佳，稍藉人功夫。珍珠擅天然，创见讶仙区。”他为抬高珍珠泉贬低了趵突泉，似乎忘了此前他赐封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的事情。1952年10月，毛泽东来珍珠泉视察，看到刻着乾隆这首诗的御碑时说：“乾隆这个人好出风头，走到哪儿写到哪儿。”
在历任的山东巡抚中，袁世凯的名字在全国最响。1859年，袁世凯出生在河南项城县的一家大户，自少习武，二十一岁时投靠登州（今蓬莱）清军吴长庆的“庆军营”。1882年，朝鲜王室发生宫廷政变，请求清政府出兵援助，清政府遂派吴长庆部开往汉城。袁世凯自告奋勇，成为开路先锋。由于行动快动手早，朝鲜政变迅速解决。此后他在朝鲜驻扎下来，一待就是十二年。甲午战争失利，清廷上下呼吁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新式陆军。
1895年，奕？、奕劻携军机大臣共同上书朝廷，奏请在天津编练新式陆军，并推举袁世凯负责。于是袁世凯这位三十七岁的红道台前往天津“小站练兵”，成了清政府新军，即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军事集团“北洋军”的创始人。
1899年，义和拳运动发展迅猛。清廷曾将做过曹州知府的满族大员毓贤提升为山东巡抚，叫他肃清山东境内的“拳匪”。但毓贤清剿不利，屡吃败仗，于是变“剿”为“抚”，差人与各地拳民讲和，答应只要对方闹得不凶，便承认其地方合法团练地位。从此，山东拳民便由秘密状态转为公开活动，“义和拳”也改称“义和团”。随后，毓贤以“山东匪患全部肃清”之功上报清廷。可这一套瞒不过洋人，他们向清廷施压要求撤换毓贤。这一年，袁世凯正在德州率领武卫右军操练。“垂帘听政”的西太后便召回毓贤，派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便将武卫右军全部开入山东，将山东原有旧军整合，派冯国璋主持全省军队的操练事宜。从此，袁世凯便由北洋大臣手下的军队将领，成为既有兵权又有地盘的地方大员。
袁世凯的军队拥有洋枪大炮，而且对义和团的镇压十分残酷。义和团只得再由公开转入地下，并纷纷向北转移。洋人因此对袁赞赏有加，而义和拳民则对他恨之入骨。有人偷偷地在巡抚衙门前的大照壁上画了一只头戴红顶花翎、趴在洋人的脚下的大乌龟，讽刺的矛头直指袁世凯。
袁世凯算是孝顺，来到济南后，将自己的生母刘氏接过来一同住在巡抚衙门里。1901年，刘氏病逝。刘氏是袁世凯父亲的小妾，依千百年来封建习俗，小妾死后本不能主祭，不得立神位，棺柩也不得从抚院的正门抬出。
因当时的正门只有迎驾、重要节日和喜庆活动时开启，平时出入的官吏均走东辕门，押解囚犯和遇有突发性情况时才走西辕门。因此，袁家来济奔丧的人都认为刘氏这次不能出大殡。但袁世凯坚持出大殡，并亲定仪轨，还请过从甚密的瑞蚨祥掌门人孟雒川担任治丧总管，只是同意棺杠不走正南门。可出殡当天，袁世凯却早已暗自找来南关刘家大兴灯轿幡杠铺的棚匠，瞬间架起一座跨越正南门楼的竹木“天桥”，披麻戴孝的袁世凯护送棺杠缓缓走过天桥。这场奇特的葬礼，一时成为济南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也就在袁母病逝的这一年，李鸿章病死了。他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位子便空了出来，袁世凯及时地补上了这个“肥缺”。根据清朝的规定，在任官员父母亡者应弃官守制。但袁世凯这时却向清廷保证“夺情应变，移孝作忠”。他不但留任，还能在服丧期间高升一级，这在清代官场是极其罕见的。
辛亥革命后，巡抚衙门又成为北洋政府的山东都督府、督军和督办公署以及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其中，先后入主于此的两大军阀张宗昌和韩复榘颇有些说头。1925年4月24日，先后投靠直系军阀冯国璋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山东莱州人张宗昌，被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任命为山东军务督办，手握军政大权。他就住在珍珠泉院内的五凤楼。督鲁三年间，他疯狂敛财，当时济南广为流传这样的民谣：“张宗昌，坐济南，也要银子也要钱，鸡纳税来狗纳捐，谁要不服把眼剜。”他还大肆扩军，来者不拒，用以培植自己的势力，最多时拥有二三十个军及若干独立师（团），号称拥有二十五万大军。当时百姓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张宗昌有三个“数不清”，即有多少银子数不清，有多少小妾数不清，有多少军人数不清。
原先珍珠泉大门外那座给袁世凯画漫画的影壁不远，是一座木制的牌坊，上刻“齐鲁总制”四个金字，用词无外乎对衙门官吏的吹捧，但大字端庄遒劲，引得一些习字练书之人常到此临摹。牌坊两旁尽是些小吃摊小饭铺，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这惹怒了张大帅，他遂以妨碍交通为由，勒令两旁的饭铺迁走。
比他晚五年入主珍珠泉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比张宗昌下手更狠，他以展宽路面为由，将那座精致的木牌坊强行拆除，引起济南民众，特别是知识界、文化界人士的强烈不满。这位我行我素的韩主席在山东一待就是七年之久。济南百姓中关于他的笑话很多。其中之一说，当得知济南推行行人靠右行走的交通规则时，他十分惊讶地询问随从人员：
“都靠右边走，谁靠左边走呢？”他观看篮球比赛时见十个人为抢一个球而互不相让，就慷慨地对球员宣布：“我向你们每人发一个，这样你们就不用抢了。”其实，他出身书香门第，能诗文，擅书法，崇尚儒家文化。民间将其传说成粗鲁无知的莽夫，既有百姓对其理政的不满，也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他同张宗昌一样扩充军队，大办民团，拥兵自重，截留地方税收。他还在济南东郊龙洞内修建了带有室外泳池的别墅，让小妾住了进去。蒋光鼐、蔡廷锴发动福建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他都通电支持，其所作所为深为蒋介石所嫉恨。他政治上积极反共，秘密组织“捕共队”，到处逮捕杀害共产党人。1931年4月5日，他下令将邓恩铭、刘谦初等二十一名中共党员杀害于纬八路刑场，使中共山东党组织遭受了巨大损失。他还在珍珠泉的那座承运殿里亲自提审赵健民等中共地下党员。他提出“尊孔”，帮助筹资重修济南府学文庙，恢复祭孔典礼。他提出的“新政”，建进德会、国术馆，开办裕鲁当及银行。他还规定市民理发要男人只能给男人理、女人只能给女人理，看电影也必须是男女相互分隔。当时珍珠泉大院东面有座高大的戏楼，但他不喜欢看戏、看电影，从不到那里现身。1935年为鲁西灾民募捐，他特邀了梅兰芳、金少山等名角来这里演出，正面包厢就是为他专设的，他却每晚都不去。后来身边人劝他应该去捧场，否则是对梅兰芳不敬，他在梅兰芳演出的最后一场去了，但只看了半个小时，就借故离开。同时，他还与到日本做了两年“寓公”又重回山东的张宗昌明争暗斗，最终利用郑继成于1932年9月3日将张宗昌暗杀于济南火车站。
1937年12月23日，日军渡黄河，拟迂回包抄济南。韩复榘害怕所部被歼，遂于次日夜率数万军队弃城南逃。临走时，他还命令所部在市内抢掠银行、工厂和仓库，放火焚烧了包括珍珠泉大院在内的省政府各机关、高等法院、火车站、进德会、裕鲁当、国货商场等，并美其名曰“焦土抗战”。后来他又丢弃泰安，退至曹县、成武、单县一带，日军乘虚南侵，半月间就占据了大半个山东。蒋介石以“擅自撤军”之罪名，于1938年1月11日在开封将韩复榘逮捕，当月24日将他处决于武汉，那年他四十八岁。
济南解放前夕，珍珠泉大院曾作为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在城内的军事大本营和炮兵阵地，院前大街上也停满了各种军用汽车。济南战役胜利后，这里还一度成为临时战后医院，收容医治国民党伤兵。那时，饱经战乱和风雨摧残的珍珠泉大院，从园林角度讲已不成样子，院内绝大部分古代建筑化为灰烬。
解放后，珍珠泉得到了多次修缮与改建。清巡抚衙门唯一留下的承运殿，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宗昌住过的五凤楼，韩复榘住过的红楼等原有建筑得以恢复；民国时被称为“珍珠精舍”的园中园海棠园得以改造，相传园里那棵至今枝繁叶茂的海棠为宋代曾巩手植；新建了珍珠泉礼堂、省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和珍珠泉饭店。那时珍珠泉礼堂（现在叫人民会堂）还常放电影，20世纪70年代末，众多的老电影被解禁，我在珍珠泉礼堂看过孙道临主演的故事片《家》。
20世纪90年代，我再来这里时，围栏换成了汉白玉做的，其他一些小泉池上也围起石栏。但是，太湖石堆砌的那些假山真叫一个假，一堆一堆的，蹩脚碍眼。在我看来，要做到明代造园艺术家计成《园冶》中提出的“师法自然”的主张，并不容易。
2002年五一节，伴随着新扩的泉城路开通，珍珠泉也正式对外开放了。很显然，有关部门下了很大的决心，为百姓做了件好事。“黄金周”的头几天，因不要门票，这里每天涌进十万多人。由此看出，人们对这座“躲进院里成一统”的神秘园林，是何等地渴望一睹其风采啊！
小桥流水人家
珍珠泉北面和西面的几条老街巷，最具“老济南”风情。人们枕泉而居，对弈品茶，曲水流觞，尽享天然。引得李攀龙、刘鹗、路大荒和辛铸九等历代文人雅士来此探幽、定居。
济南人应该永远记住刘鹗。他的章回体小说《老残游记》对济南有许多精彩的描述，他笔下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这诗一般的景象让人艳羡。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今镇江）人，是治水专家，著有《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光绪十六年（1890）山东闹河患，刘鹗被调来济南任黄河下游“提调”。他先是只身住在历城县衙（今县前街北），后接来家眷居小布政司街（今省府东街），不久又移居县西巷内的英武街。
他这几处住所都距珍珠泉、王府池子和曲水亭很近。这一带泉水众多，或在街巷中，或在民居四合院里。珍珠诸泉北流成溪，穿街走巷，直奔大明湖。老城里的人们习惯于垂杨下、清泉畔、小河边，淘米、洗菜、担水、洗衣服，乃至洗澡、游泳，形成老济南特有的市井百态。长江边上长大的刘鹗写《老残游记》时，尽管已离开济南十年有余，但对济南如同自己家乡一般的美好景致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老济南多少年来广为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东更道，西更道，王府池子二郎庙。”指的就是这一带的街巷布局和著名景点。“更道”，顾名思义就是过去更夫为王府夜间巡查打更所走的路，德王府东墙和西墙外各有一条狭长的更道。王府池子在珍珠泉西北方，走西更道步行几分钟便到。明德王建府时见此池水波荡漾，粉荷婆娑，便将此地辟为王府西苑，修亭、建榭、架桥，扩建泉池成湖，从此王府中人水中荡舟，花前月下，尽显升平景象。随着明废清兴，德王府更换门庭为巡抚衙门，这一带逐渐划归民居。一泓清水有了雅号，名濯缨湖。但人们仍喜欢攀高枝，按这泉的地理位置称其为王府池子。今天王府池子周围的亭榭已无踪迹，但丰水期泉旺水深，岸边杨柳依依。每至盛夏，周围的居民们到泉畔汲水、纳凉、饮茶、下棋、垂钓，乃至下池游泳，享受闹中取静的恬淡与闲适。
王府池子北岸有一片青砖黑瓦组成的四合院群落，这便是王府池子街九号的张家大院，至今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张氏的祖先曾是明德王府的武官，原先王府池有水槽，是王府饮马的地方，后来王府划给张武官家宅基，张家分三次买下了这块“二亩七分三厘三”的院落。过去这个院子很讲究，很完整。可惜，1958年的“大跃进”将前院的客厅和砖砌月亮门及多株参天古树给“跃进”光了。今天尚存五进院落共五十间房，房前屋后花卉繁盛，榆树、核桃、石榴、海棠和梧桐、丁香等郁郁葱葱，当然数量最多的还是水畔充满柔情的一株株杨柳。
如今几十间瓦房中住着张氏第十一代至第十六代的子孙。辈分最大的十一代孙张姚桓住在正院的正屋，他早年是济南女子中学的教员，写一手好字，曾受到书法家舒同的好评。张姚桓1992年病逝后，他的夫人赵永久一直住在这里。一头银发的赵永久是位资深的小学教员，不仅桃李满天下，自己膝下也拥有八女两男共十个子女，及十几个孙子和外孙。她家后院有棵两百多年的石榴树，每年能结出两百多个石榴。在宅院前后种石榴，是济南人的风俗，寓意多子多福。进得屋子，摆设着雕有兰花图案的罗汉床、八仙桌子、太师椅、条几、条凳、立柜等，都是旧物。由于院子保存得好，这里一度成为许多影视剧的拍摄外景地。
王府池子过去从未干过，泉水很深，中间测不到底。这里的大人孩子都会游泳，就是在泉池中学的。这一带民风质朴，邻里之间和睦相处，相敬如宾，从不相互乱串门，但又相互照料，十分安全。除了春天的鸟叫、夏天的蛙鸣、秋天的蛐蛐叫之外，没有吵架等嘈杂的声响，文明而祥和。
王府池子在南北朝时称流杯池，其水顺渠北流，穿过张家大院的西花墙，出起凤桥，绕曲水亭街，过百花桥，进百花洲，入大明湖，一路的居民，一路的清泉，一路的绿柳，一路好景致。这弯弯曲曲的溪水与珍珠泉的玉带河汇成曲水河，从街中央大摇大摆穿行而过。流杯、曲水的典故源于古时文人雅士春天时的一种诗酒聚会，即所谓“曲水流觞”。每逢农历三月上旬巳日，人们将盛满美酒的杯子放到托盘里，再放到流水中，任其顺流漂下。河沿上坐着参加活动的人，酒杯流到谁的跟前停下，谁就得一饮而尽，并即兴吟诗。这一习俗一直流传到清代。
曲水亭街以亭命名，亭以街貌取义，相得益彰，画龙点睛。曲水亭的位置和面貌，过去的文献中有许多的说法。晚清文人陈德征于光绪三十年（1904）所撰的《济南游记》中《游济南曲水亭记》一文记述：“百花桥之上有亭，名曰‘曲水亭’。其联曰：‘两道小桥一湾流水，数椽茅屋几树绿杨。’盖写实也。亭中常有人设茶灶，每当长夏客来，可以品茶而避暑；又设弈枰，凡城中之国手及嗜好而未工者，每日必集，对局以角胜负，其听鼓不得志之微官与赋闲无聊赖之幕客，亦多聚于此，茶余相与纵谈时事之得失、议论人物之臧否。其稍谨默者，则藉访新闻、听棋声，以消永昼。”这一段文字，以写实之风将街道面貌、盛夏品茗、设枰博弈、小聚闲聊的情形娓娓道来。但曲水亭的具体形态，以及那副对联到底出自何人之手，至今无从知晓。
1934年罗腾霄著《济南大观》中记述曲水亭：“在城内后宰门百花桥南，仅屋三间，内设茶座、围棋供人消遣，为济南有名围棋社。旧有一联云：‘三椽茅屋两道小桥，几株垂杨一湾流水。’此联为郑板桥所书，今失无考。”
这里所提的对联与前面提到的，究竟谁是谁非，不好考证。不过，这里曾是济南的围棋中心确是不争的事实。据1957年曾获得过济南首届围棋赛冠军的张成铨回忆，解放前，此亭内“幽雅爽朗，窗明几净，舒适宜人”。
亭内所悬木匾，上书“陆卢停车”四个苍劲大字，因无落款，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亭内设茶室，由一赵姓人家经营，世代相传二百余载。百年间，不仅本地人，就连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海内外围棋高手来济南，大多到此“手谈”。解放后整治大明湖片区时，此亭被拆除，茶社主人改行，棋界一片惋惜之声。
院后街和曲水亭街的交界处，还是济南最早发电的地方。1905年，山东机器局总办刘恩驻个人投资27.9万银元，从德国购进两台42千瓦的锅驼发电机，聘请德国人斯密特·哈姆来济南装机，建起了占地近两亩的济南电灯房，专供巡抚衙门和附近达官巨贾居家照明。每当夜幕降临，刘恩驻要亲自到抚院里合闸送电。
“两道小桥”之一的百花桥，横跨曲水河上，将后宰门与辘轳把子街连接起来。它始建于元代，原为石桥，今改钢筋水泥桥。前些年，有人在桥北街角处重立六角凉亭，写上了“曲水亭”的名字。但没了原有内涵和故事的建筑构件，不免显得苍白与单薄。
比起以往，今天的百花洲小了许多。洲中原有小岛，风景绝好。宋朝时，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来济南任齐州知州，他主持在此修百花台和百花堤，并留下《百花台》诗抄。明代“后七子”之一的李攀龙在岛上建高三层的白雪楼，与爱妾蔡姬隐居于此。蔡姬做一手好菜，最拿手的是葱味猪肉灌汤包，包子包好后在撮口处插上葱段上笼蒸，快蒸熟时将葱段迅速抽出，并将撮口封好直至蒸熟。如此一来，蒸熟的猪肉灌汤包品来只有葱香不见葱影。直到解放初期，曲水亭街上还有卖葱味包子的食摊。
如今百花洲仍楚楚动人。岸边民居错落有致，柳丝随风飘逸，平静的水面上，荷叶滴翠，莲花映日，鹅鸭翻掌。比起那些圈在园林里的湖水泉池来，多了几分朴素与野趣。每过此地，我总愿停下来，看看这动的河，静的湖，绿的树，红的花，养养眼神。
垂钓爱好者们在此找到了打发时光的好地方，而不为钓到多少鱼。
此街另一道桥名气更大，就是原来连接百花洲与大明湖的单孔拱桥鹊华桥。该桥始建于宋，清嘉庆年间重修。长约25米，宽约5米，水面距桥顶高约3米。坡度很大，往来人力车和畜力车需斜行转折过桥，冬季遇到冰雪，桥上更是难行。据说当年站在桥顶北望，城郊“齐烟九点”中的鹊山和华不注山尽收眼底，桥名由此而来。元代画家赵孟曾在济南为官三年，他为其挚友、祖籍济南的画家和鉴赏家周密所作《鹊华秋色图》，描绘了鹊华二山之秋景，令人叫绝。此画深为乾隆所喜爱，他还将画从宫里带出，来到济南按图索骥，现场比对，并题字、赋诗歌咏。这幅名画后被蒋介石政府带到了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上个世纪前半叶，鹊华桥畔辟有码头，备有画舫，可由此乘船入大明湖，经北水门出城一路向北，穿行于广袤的稻田、藕池和村舍，最后抵华山脚下的鹊山湖，以领略济南老八景之一“鹊华烟雨”的诗情画意。当年省立一中就曾组织师生们参加过这样的郊游。1946年，抗战胜利后，大明湖畔的省图书馆、省民众教育馆都被“国军”占据。为方便军车通行，鹊华桥被拆除加宽，改为方木支撑的平板桥。解放后又改成水泥板桥，与拓宽后的明湖路持平，丝毫看不出桥的面貌了。桥附近的这条鹊华桥街，1965年与其他道路整合称明湖路。园林专家们说，鹊华桥如果保留到今天，大明湖将更加完美。
曲水亭街与芙蓉街平行为邻，又通巡抚衙门、府学文庙、后宰门，闹中取静，环境清幽。枕河而居的街上人家，大多花脊小瓦，青砖粉墙，古朴雅致。早年这里开了些饭庄、药铺、客栈、澡堂，也有经营古董、书籍、碑帖和字画的店铺。还自发形成了远近闻名的“鬼市”，即一种古董交易市场。早年间卖古董者除了一些职业古董贩子，还有些家境破败的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及其后人们。为急等钱用，这些人拿几件家传的宝物，到此换些银两。而买家中既有收藏者，也有不少贩子，共同点却很一致，都不愿暴露身份。人们趁着夜阑人静，提着马灯来此交易，甚至买卖双方都用围脖把脸捂严实，生怕被熟人认出。说话也是压低嗓门，小声小气，鬼鬼祟祟，天一亮便人走集散，“鬼市”之名由此而来。1938年，蒲松龄研究专家路大荒，在这条街上的聚古斋书肆发现了《聊斋文集》（共六册），无奈要价太高而他又囊中羞涩，只好在朋友的作保下，借回家翻阅，期限仅一天。他回到家后便挑灯抄录部分重点篇目，直至凌晨。也许是这一机缘的撮合，十三年后，他的家也搬到了这条街上。
路大荒（1895-1972），原名鸿藻，字笠生，号大荒，淄川菜园村人，一生置身于蒲松龄研究，收集蒲松龄手稿。早在1936年，日本文秋堂就出版了路大荒注释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同年由王献唐介绍，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路大荒编纂整理的《聊斋全集》（解放后修订版改名《蒲松龄集》）。原先胡适考证《醒世姻缘传》是蒲松龄的作品，路大荒对此给予坚决否定，但这却使他和胡适成了学术上的知己。1937年底淄川被日军侵占，路大荒随县政府逃到山区。日伪政府知道路大荒藏有蒲松龄手稿，便对其软硬兼施，邀他出山，但他不惧淫威，毅然回绝，遂遭日本人抄家，家宅也遭日本人焚毁，他本人更是遭到通缉。他只好用蓝布包袱把《聊斋》相关手稿包好背在身上，先是去了北平，1938年春又到了济南，寄居在大明湖东南岸秋柳园街15号表弟高梦周家，改名路爱范，继续蒲松龄著作的收集与研究工作。他生活得十分拮据，靠做家教、街头卖字画和古董谋生。抗战胜利后，由时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推荐，他到省图书馆任特藏部主任，承担馆藏金石及古籍善本的鉴定与考证工作。1948年济南解放后，他被任命为省图书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省图书馆副馆长。1954年，他与有关学者受省政府委托，参与了淄川蒲家庄蒲松龄故居的修复工作，并用汉隶体题写了“聊斋”匾额，该匾额至今仍挂在蒲氏故居内。除书法外，其绘画也颇有宋元文人画之风骨，尤擅画梅花。
1951年，他搬到了曲水亭街8号（原10号）一个四合院，与子孙们住在一起。路大荒最小的孙女路方红从小在这个院子里长大，她介绍说，路大荒住在北屋，屋里的书堆得满满的，黄宾虹为其题写的篆书“曲水书巢”和溥心畲所画《聊斋著书图》，一直挂在墙壁上。他为人谦恭、和善，与当时济南的一些文化名人像王讷、关友声、李士钊、黑伯龙、金棻、严薇青、张彦青等都有交往，很多人经常到他家做客。曾被打成“右派”的武训研究专家、作家李士钊，早年曾用英文翻译过《聊斋志异》，自然与路大荒成了同路人而经常走动。画家张彦青是路大荒的画界笔友，又是“文博口”的同事，一同参与蒲松龄故居的修复，自然成了“忘年交”。家住按察司街的书法家魏启后，在路大荒面前也是“小字辈”，但同样的书法特长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文革”时，他们二人都受到很大冲击，但路大荒还将省下来的粮票送给同样困难、孩子又多的魏启后。“文革”一开始，研究“鬼狐”的路大荒自然成了“牛鬼蛇神”，他精心收藏的秦汉瓦当、元史底稿、聊斋佚文及大量书籍，都被红卫兵抄家时当作“毒草”拉走了。原先满当当的“书巢”空空如也野，屋里地面上的砖头也被撬起检查。他人生的最后五年，由于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加之患有脑中风后遗症，身体活动受限，经常卧床，但仍然不忘蒲学研究。他曾让孙女路方红偷偷打开事先藏好的《蒲松龄集》，告诉她某页某段还有些问题要记下来，并嘱咐她，此书以后如能再版，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改过来。1972年他去世时，黑伯龙委托夫人来家里吊唁。这是除了家人之外，唯一的亲朋好友的代表。
路大荒生前还有一位好友辛铸九，两人都是书法大家，自然有共同语言。辛铸九赠送给路大荒的一副对联“语为吉祥滋厚福，心缘敬慎达康衢”，至今保留在路氏后人手中。而辛家解放前住在曲水亭街北首，与路家相距不足三百米。辛铸九（1880-1965），名葆鼎，章丘人，清末举人，1915年任益都师范校长。1919年被选为山东省议会议员。此后任过峄县（今枣庄峄城区）和清平县（今分属临清和高唐）县长。回济南后任济南商会会长，开过经文布店，做过裕鲁当铺董事长。抗日战争时期，因其子辛葭舟投身革命而遭逮捕。其孙辛曙明、孙女辛锐都参加了共产党，也都成为烈士。
辛铸九出狱后，曾任世界红卐字会济南道院副统掌。他善书法，尤善欧体，笔力刚劲，当年为大明湖画舫题字不少。
辛家的三层小洋楼，被人们称为辛公馆。它外观看起来不大，楼内却有五六十个房间。辛铸九及儿孙们一大家人都住在这里。解放后，辛家搬出了这座小楼，这里曾做过医院和大明湖饭店。2008年，辛公馆遭拆除。其原址上违章建起的大了许多的“山寨”辛公馆，也于2009年2月13日被依法拆除。
进入21世纪，曲水亭街经过两次统一整治，取缔了一度盛行的露天烧烤。沿街墙体和门窗被统一“描眉画眼”，老街整洁了许多。“路大荒故居”的牌匾也挂在其门楼上。包括路大荒后代在内的一些久居此地的人家，也将房子作为店铺出租，因而有了一些奇特的小商铺。有人还将济南小吃油旋当街做当街卖，只是那葱味包子，不知何时再飘香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