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之山
佛教之地是神圣的，但千佛山却和蔼亲近，是济南人的依靠，是老城的后花园和“大盆景”，也是鸟瞰全城的观景平台。人们在山上山下建这建那，于是就有了建筑里的故事。
我对千佛山的第一印象，没有佛像更没有和尚。那时我正上小学，我们排着队从北郊一路南行，看着山离得很近，可就是到不了，所谓“看山跑死马”。过了文化西路，便踏上了登山的道路，两侧是大片的玉米地。老师开始说注意事项了：“向阳山就要到了，‘收租院’就在上面，我们是来忆苦思甜的，大家要排好队，不能打闹和大声说话。”“收租院”是那组当年轰动全国的大型泥塑，主题是揭露旧社会四川大邑县恶霸地主刘文彩“罪恶的一生”。这组带故事情节的雕塑，摆到了几间老房里，可能就是今天的兴国禅寺中。雕塑很生动，人物形象很逼真，人物的眼睛是用玻璃球做的。大喇叭里播放的背景音乐凄楚悲伤，后来知道这是中国二胡名曲《江河水》。
山崖壁上有些大小不等的佛像，佛头被砸掉，有头的脸也被毁容。老师说这叫“破四旧”。庙里的大小和尚也早已被赶回了老家。千佛山改名“向阳山”，全国上下很多居民家的院子也改称“向阳院”，都是同一个道理。这时我联想起邻居有个名叫丽娜的姐姐，因为她是与苏联友好时代出生的孩子，名字自然与苏联的相近，“反修防修”时，她改称“红卫”了。
我长大了，千佛山又有了香火，也又有了和尚。我开始端详起千佛山来。这山不高，也不深，寺很古，明明亮亮地摆在半山腰，从山下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得到。正是这座并不伟岸的山峰使济南有起有伏，有了脊梁，在柔情似水的城市风貌中多了几分阳刚之美，让济南人有了着落，有了依靠。
千佛山不高，海拔仅285米，却是济南的制高点和鸟瞰泉城的绝佳地。如果说刘鹗在城北大明湖畔观“佛山倒影”，仰望千佛山，与他同时代的诗人毛在则登上千佛山顶俯瞰济南城：“层台矗突倚云孤，把酒凭栏望眼殊。山色独怜华不注，水光遥见大明湖。郊原绿遍皆生意，城市苍茫入画图。最胜遗风犹未改，年来憔悴得公苏。”居高临下，放眼城郭，便是千佛山带给人们的另一种感受。
早在隋开皇年间就建有千佛寺，这便是后来的兴国禅寺。或因“兴国”吉利的词汇，或均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全国各地的兴国寺有好几十座，遍布陕、甘、晋、豫、冀、苏、皖、川、闽等地及省内滨州、淄博等地。济南同城的章丘曹范镇叶亭山村也有一座兴国寺。但据说千佛山上的兴国禅寺是唐贞观年间扩建后改的名，是年代记载有误，还是与太平兴国无关，未见考证。兴国禅寺山门两侧的那副石刻对联在济南流传甚广：“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据说这是清未秀才杨兆庆留下的墨宝。相邻的历山院是个道场。明成化年间，济南德王府内官苏贤，欲成“善果”，捐资修建了三清殿和真武楼，将尧、舜、禹奉为天、地、水三神，立祠祭奠。清康熙年间此地的文昌阁内还供奉过孔子。今天尚存舜祠、鲁班祠和文昌阁，有的是改建，有的是迁址新建。
这山也是世俗化、平民化的，不知从何时起，山上还养活着一群山民。解放前，千佛山属羊头峪村，有二十多户人家，都是穷苦人。从外地逃难而来，进不了济南城，便在山上安营扎寨，靠种地、卖点儿小玩意为生。山上地薄缺水，作物产量小，只是糊口。就连寺里的和尚不讲经、不做法事时也到地里干活。山上没水吃，山民们要费尽力气到山下挑水。
农闲时，有些山民，特别是妇女和孩子便做些小买卖。如卖元宝，一种纸浆板糊成的纸元宝，敬神用，一对对地卖，价格也较香高许多。庙里还有一种泥娃娃，供那些求子的人祈祷许愿，付足香火钱，用红绳拴到泥娃娃的脖子上抱回家去，叫拴娃娃。得子三年后再持香烛，以菜点果品到此上供，或送匾、伞、衣鞋，甚至打制银子来此还愿。
原先这里还有抬山轿的。轿子就是家用的太师椅，在两侧捆绑两根长木棍，前后两个把手间有襻带，分别套在前后两个抬轿者的脖子上，省力还防脱手。坐山轿的不是有钱人，就是做官的。轿夫的收费不一，也时有勒索游客的情况发生。20世纪30年代时，当地公安局还制定了相关规定和收费标准，比如，轿夫必须是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且身体健康者，轿身轿杆必须坚固，轿夫收取工费外，不得索要酒资，一人山轿价目自南圩门至千佛山根价洋六角，由南圩门至山顶价洋一元贰角，由山根至山顶价洋八角等等。
那时兵荒马乱，逛山的人很少，但只要有进香的，买卖人就有了进项。山民们最盼着三月三和九月九这春秋两季的两个盛大的庙会。
千佛山庙会历史悠久。早在南北朝时期，人们就来此登高、赏菊、插茱萸，消灾避难。到了隋唐时期更加兴盛。元成宗年间，确定三月三、九月九各州、府、县均祭祀“三皇”。后逐渐发展成为集佛事、娱乐、物资交流、餐饮与游览观光为一体的习俗活动。那时山会的内容很丰富，有扎彩棚唱大戏的，有说书的，打把式卖艺的。卖栗子、山楂、柿子、红枣、核桃等山货的也布满山道两旁。砂锅煮地瓜、糖煮梨、荷叶肉、蒸糕、绿豆糕等济南风味小吃现做现卖。1956年，作家沈从文曾撰文回忆千佛山庙会：“山路两旁，是各种各样的地摊，还有个马戏团在平坡地进行表演，喇叭嘶嘶懒懒的吹着，声音和三十年前一样！还有玩戏法的，为一件小事磨时间，磨得上百小观众心痒痒的。卖酒的特别多。此外还有卖篮子箩筐等日用品的，可知必有主顾。真正最有主顾的是成串柿子。山路转折处还有好些提大篮子的，篮中物扑鼻香，原来是卖烧鸡的，等待主顾登高饮酒吃用，一定也有主顾。只是做诗的怕已极少。路旁还有好些茶座酒座。学生还排队吹号击鼓来玩，一般都有小龙高大，看样子，还很兴奋！”话虽不多，语言极朴实，却道出了那时山会的乐趣。
原来山上不卖票，随便进，直到20世纪70年代公园建起来的二十多年中也不收门票。那时山里也没有这么多的这庙那阁，山下也很空旷。今天山上山下建了不少东西，千佛山那浓浓的古风幽韵却是越来越淡了。
1979年，千佛山脚下那片原属于向阳大队的玉米地变成了马达轰鸣的建筑工地，齐鲁宾馆（当时叫齐鲁饭店）破土动工。几年后，一座高三十五米的火柴盒式建筑挺立在经十路旁。这家宾馆使用香港的装饰队伍，手里握的更是当时内地少见的电动无齿锯、电动手提锯、钉枪、电刨子等工具，施工效率很高。这也开启了济南现代酒店业装修的先河。这家宾馆在人员招聘时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招收几百名服务生，报名的就达几千人。经过严格挑选和培训，员工整齐划一，个个有模有样。1985年春，齐鲁宾馆试营业，次年正式开业。敞亮豪华的大厅里，迎门玄关处饰有艺术大师刘海粟亲笔题写的“宾至如归”四个金色大字。拥有二百五十多个房间，五百多个床位，以及大小餐厅暨宴会厅、大堂吧、咖啡厅、多功能厅、贵宾室、美容厅和健身房。那间有着雕花美女图案的美容厅，理发工具都是进口货，并在济南首家提供可躺式洗头服务。这家宾馆曾被评为“济南十大景观”之一，成为当时济南的新地标。1991年，齐鲁宾馆与舜耕山庄、明湖大酒店一同荣膺济南首批三星级宾馆，1992年又荣升为四星。当时的军旅作家李延国将齐鲁宾馆最初的辉煌撰写成了报告文学《文明的旅程》，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整整一个版。
良好设施与服务使齐鲁宾馆也成为公务、商务接待首选。当时的零点大厅“三品堂”常常座无虚席，人声鼎沸，稍来晚点只能到大堂吧候座。
这里有三道菜来客必点：葱油鱼、蒜子鳝段和香酥鸡腿。那洋鸡腿大得有些夸张，但在当时是相当解馋的“硬菜”。1989年5月，日本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太第一百次访华来到济南住在这里。同年，柬埔寨国家主席的西哈努克再次造访山东时住在这里。为完成这次重要的接待任务，宾馆抢时间打通了九楼的三个相连房间，改造成为总统套房，房号927，圆满完成此次接待。西哈努克十分满意，临走时他还送给身边的服务人员每人一条丝巾。美国知名人士陈香梅1991年9月来济南参加“世界旅游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时也住在了927房间。
1992年，齐鲁宾馆二期工程开工，1995年主体工程封顶，高157.10米，39层。2003年5月，饱受巨额债务拖累的齐鲁宾馆在“非典”期间关门歇业，没有再开门。2011年1月28日6点03分，伴随着漫天大雪和巨大爆炸声，高十一层的齐鲁宾馆老楼在短短9秒钟轰然倒塌，成为一片瓦砾。据说这里将诞生一个崭新的“综合体”。
舜耕山庄在千佛山西南麓，开工建设时间较齐鲁宾馆老楼晚几年，但开业时间差不多。这家具有简约风格的园林式建筑，随形就势，巧妙布局，低层的房舍掩映在青翠之中，与周围景致浑然天成，将“山庄”的文章做足。难能可贵的是，山庄大打济南文化牌，并扛起“大舜”的旗帜。前厅入口处的亲水景观采用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陶鬶，为黑陶艺术家仇志海所创作。
大厅内的彩色壁画《舜耕历山图》，为后来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张一民的作品，高3.9米，长31.6米，概括地描绘了大舜的一生，为当时济南最大室内壁画。四季厅内曲桥流水，半壁亭台，构思巧妙。墙壁上那幅巨大的折扇半径达三米，系济南最大折扇，上面书写的是相传为大舜所作的《南风歌》，为赵朴初手迹。大小宴会厅的各个堂号则分别由启功、刘开渠、胡絜青、黑伯龙、欧阳中石等艺术家题写。
济南是舜的故乡，有许多舜的传说遗迹。但在舜耕山庄建起来之前，人们似乎把他忘记了，而正是舜耕山庄出现后，与舜相关的街道、建筑、楼盘、商号遍地开花。
帝王那些事
济南没有做过都城，皇帝行列中的济南人也仅有颇具争议的王莽一位。济南与皇帝有关的那些事曾经鲜为人知。
20世纪20年代，康有为来济南时专程到华不注游历，他认为其突起于平原，是泰山支脉终结之处，属于风水宝地，最适宜人的居住。他在《新济南记》（康有为《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中从交通、住宅、市容、学校、公园等多方面，提出建设新济南的方略，认为“诚宜移都于华不注前”，相信“不十年，新济南必雄冠中国都会”。他的设想自然没有实现。
济南在历朝历代没有做过都城，做过“皇帝”的人也只有一位备受争议的王莽。王莽（前45-23），字巨君，出生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其祖籍为济南郡东平陵城，是战国时代齐国贵族后裔。西汉竟宁元年（前33）成帝刘骜即位，王莽的姑姑王政君（也是东平陵城人）当了皇太后。此后，王氏家族逐渐显赫起来。王莽的叔伯及其本人都曾担任过大司马之职，控制汉朝权力数十年之久。公元5年，汉平帝被王莽毒杀，立年仅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时称“孺子婴”。已是太皇太后的王政君遂命王莽代天子朝政，史称“摄皇帝”。公元6年，有人不断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公元8年，王莽接受刘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年号“始建国”。刘婴虽然被废但没有被杀，过着隐居生活。而王莽也将孙女嫁给刘婴。王莽自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篡位做皇帝的先河，因此传统史观一直将其视为反面人物，形容其为伪君子。
王莽称帝后，大规模改制，对政区地名也大量变更。不仅将都城长安改名常安，还把老家济南郡改称乐安郡，而把原来已有的乐安郡改称济南郡。
当时山东一带十七个郡国有八个更名，县易名者更不在少数。如把泰山郡刚县改称柔县，即墨县改称即善县等等。公元23年，起义军攻入长安城，乱军中王莽被商人杜吴杀死，“新朝”也就此寿终正寝，只存在了十五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短命的朝代。东汉光武帝刘秀对“外戚篡权”的王莽恨之入骨，他在平定天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王莽更改的地名恢复，将乐安和济南的称谓重新颠倒过来，还封其子刘康为济南王。
济南籍的皇帝绝无仅有，但却不乏皇后，主要集中在两汉时期。王莽的姑姑王政君先是做汉元帝皇后，后成为太后。王莽不仅祖籍济南，其皇后宜春侯王咸之女也是济南老乡。只是这位皇后的命比皇帝还短，早于王莽两年离开了人世，谥号孝睦皇后。汉平帝皇后王氏（王莽之女）、东汉顺帝贵人伏晨、汉献帝皇后伏寿等等，都是济南人。济南文史学家徐北文戏称济南是“皇后之乡”。
王莽新朝的五百多年后，隋朝开国君主隋文帝杨坚又与济南结下不解之缘。杨坚原籍虽不是济南，但其母吕苦桃确是齐郡（济南）历城人。杨坚祖辈一直在济南为官，其父杨忠从小就寄居济南，并娶平民女子吕苦桃为妻。隋朝建立后，文帝遂追封外祖父吕双周为齐郡公，并封其舅父吕道贵任齐郡太守。
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广兴佛事，自然与其身世有关。西魏文帝大统七年（541），杨忠携妻吕苦桃住冯翊郡（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杨坚出生于此。不料未满月的杨坚因着凉而不能啼哭，杨忠夫妇十分焦急。寺中有一名叫智仙的尼姑，不仅使杨坚啼声再发，而且还认为杨坚有天佛神佑，有大君之相，故请杨忠夫妇将杨坚寄养寺中，并给杨坚取梵名为那罗延，意为金刚不坏。就这样，杨坚被留于般若尼寺中，由智仙抚养至十三岁。
可能是为纪念生母和养母，杨坚在济南大兴佛寺。开皇年间，仅在历山一处，就开凿石窟九座，摩崖造像百余尊，山腰里修建极乐洞，塑佛及菩萨三尊，浮雕佛像数十尊。从此，历山遂有“千佛山”之名。开皇三年（583），隋文帝还亲令重修朗公寺，并赦令更名为神通寺。朗公，即竺僧朗，俗姓李，冀地人，前秦皇始元年（351）移居泰山北麓金舆谷（今柳埠）弘扬法旨，兴建寺院，世人称其为朗公寺，这里是佛教传入济南的源头，也是山东有史以来最早的佛寺。始建于隋大业七年（611）的四门塔便是该寺保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建筑，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单层方形石塔。塔四面门里各有一尊佛像，为“四面佛”格局，东门里的叫阿閦佛，佛首在1997年被人窃走，转手卖到了台湾，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所幸佛首2002年从台湾被迎回，重回故里安放原位。隋代重修后的神通寺再次兴旺，一直到宋代都是兴盛异常，被誉为“三齐名刹”。神通寺主体建筑何时倾覆无从可考，仅剩下四门塔和墓塔林，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到了北宋，济南与皇帝的故事还没有了结。皇子赵曙曾在济南任齐州防御使，两年后，即1064年，赵曙便继位英宗，济南因此被认为是“龙潜”之福地，城市地位也相应得到提高。五十二年后，即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齐州升格为济南府。
山野茶语
古时济南不产茶，却是“南茶北饮”的中枢。济南出好水，甘泉润佳茗，自然是品茶者的乐园。
古时齐鲁不产茶。但《晏子春秋》中记载，春秋时以国相晏婴为代表的齐国人，已开始用茶树鲜叶做菜。而陆羽在《茶经》中也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皆饮焉。”在他看来，齐鲁的先民们已开始饮茶了。不管是吃还是饮，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春秋时茶就已与齐鲁结缘。
佛教发展到隋唐达到鼎盛。而饮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则兴于唐、盛于宋。
因陆羽有寺院生活习经的阅历，又是皎然和尚的挚友，所以他的《自传》和《茶经》中都有对佛教的颂扬及对僧人嗜茶的记载。可以说，茶与佛教的联系千丝万缕，其中最为人们所知的是“禅茶一味”的说法。最初，茶与佛教的关系仅仅是一种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饮品，成了常年坐禅静思者的“挚友”。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共通之处。佛家以茶助禅，以茶礼佛。因茶性苦，佛家便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长清灵岩寺在中国茶史上值得彪炳。当年朗公创建朗公寺后，也时常来今灵岩寺所在的方山脚下讲经传法，寺名便来自“朗公说法石点头”的传说。灵岩寺因此将朗公作为开山祖师，周围还保留了朗公石、朗公谷的景观之名。隋文帝当年下诏改名并重修神通寺，他并没有亲自去过。而在隋开皇十五年（595）春，他到泰山封禅途中却造访了灵岩寺，由此不难看出灵岩寺在当时似乎有着更大的声望。到了佛教鼎盛的唐代，灵岩寺也繁盛一时。麟德二年（665），唐高祖李治及皇后武则天从洛阳到泰山封禅，途中特意在灵岩寺住了十天，并下令齐州免灵岩寺一年半的租赋，还从国库中拨付款项帮助灵岩寺大兴土木。元和年间（806-820），当朝宰相李吉甫将其与今江苏南京栖霞寺、今浙江天台国清寺、今湖北江陵玉泉寺并称“域内四绝”。清代的乾隆在灵岩寺建有行宫，他南巡时路过这里曾住过八次。
正是灵岩寺具有较高的地位，寺庙里的一举一动，便会对当时的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唐玄宗天宝末年进士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中记述道：“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逐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这里提到的降魔，系禅宗北宗创始人神秀的高徒。北派禅宗提倡坐禅时不吃晚饭，又不能早睡，“令人不眠”的茶叶便成了最好的帮手。从“到处煮饮”，到“转相仿效，逐成风俗”，降魔与灵岩寺自然功不可没。可以说灵岩寺是我国“南茶北饮”、“南茶北输”的历史节点和中枢，对于后来茶道之兴盛产生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古人有“水为茶之母”、“水品胜茶品”之说。济南人爱喝茶，也得益于遍及城乡内外的甘泉。济南有山有寺就有泉。柳埠神通寺的涌泉，灵岩寺的五步三泉、甘露泉和檀抱泉无不清澈甘洌，都是沏茶之上品。
千佛山东有座佛慧山，山上有巨大的石佛造像，百姓们称大佛头。山腰石崖处有眼甘露泉，与灵岩寺的那眼名泉重名，为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有着“味甘却似饮天浆”的说法，是文人雅士和僧众们取水试茶的地方，别称“试茶泉”。清代任弘远吟诵道：味同甘露冷如冰，大佛山头一勺清。
不信此泉堪煮茗，拭苔拂草看题名。
无独有偶，在南部山区袁洪峪口西，茶臼河沿东面的石壁上，有一处清泉，大号就叫试茶泉。相传“春茶既成，以此泉试之，色味鲜美”。明嘉靖吴兴人徐献忠将此泉收入品鉴烹茶之水的专著《水品》中。任弘远也为这眼泉水写过一首七言绝句：“清清一派水澄鲜，中泠南陵恐未然。不有吴兴曾瀹茗，谁知空谷有甘泉。”
刘鹗在《老残游记》第九回《一客吟诗负手面壁，三人品茗促膝谈心》中写道：申子平接过女店主为他沏的热茶，端起茶碗，“呷了一口，觉得清爽异常，咽下喉去，觉得一直清到胃脘里，那舌根左右，津液汩汩价翻上来，又香又甜，连喝两口，似乎那香气又从口中反窜到鼻子上去，说不出来的好受，问道：‘这是什么茶叶，为何这么好吃？’女子道：‘茶叶也无甚出奇，不过本山上出的野茶，所以味是厚的。却亏了这水，是汲的东山顶上的泉。泉水的味，愈高愈美。又是用松花作柴，沙瓶煎的。三合其美，所以好了。’”刘鹗在这里写的是济南平阴一带的山乡风貌，他对品茶者的感受刻画得丝丝入扣，对沏茶之水、之柴、之器等点中要害。
时过境迁的当下济南，一下子拥有了好几家茶叶批发市场，成为长江以北最大的茶叶集散地。南部山区和长清都有了茶叶栽植基地，改写了济南“饮茶不产茶”的历史。
赤霞黄叶
这里是济南的“雨花台”，人们到这里大多不是为了看风景。先烈安息在此，护佑着今天的百姓快乐安康地生活。
四里山，因距老城中心四里而得名，南面与五里山、六里山、七里山一脉相承。
济南旧有的史书、文献中很少关于四里山的记载或描述。乾隆年间的《历城县志》中的济南地形图，甚至没有四里山、五里山和六里山的标注，只有旁边的马鞍山。幸好，明代在布政司街建瞻泰楼的那位诗人许邦才，有一首《九月于鳞招登四里山》诗：“新诗忽自故人来，令节黄花初发醅。城外青山城里见，篱边那忍独徘徊。山头对酌夕阳斜，下见湖城十万家。賸有登高酬令节，何人正不负黄花。”题目中的于鳞便是“后七子”的领袖李攀龙。他们二人相约到此“山头对酌”，一是说明至少在明代，四里山已有大号了，二是此山那时已是金秋登高望远、赏菊的好去处。
古时的四里山上遍植黄栌，每至深秋霜降时，满山红叶似霞光映照，因此还有个赤霞山的别称。曾在万竹园内建“二十四泉草堂”的清代诗人王苹很喜欢这里，曾在此置有田庄和祖墓。他的《秋居赤霞山庄感赋》诗中写道：“柴门寂寂夕阳横，满地蓼花野水明。黄叶下时牛背晚，青山缺处酒人行。”他的另外几首诗中也曾有过黄叶的描绘，人称其为“王黄叶”。他还著有《赤霞山庄笔记》，乾隆年间由他人删定后改称《蓼村集》。他辞世后也被埋在了此山脚下。
不知何时，红叶不见了。这里成了离城里最为便捷的采石场和乱葬岗了。1939年，侵华日军陆军济南联络部和日本驻济南总领馆与伪济南市公署交涉，征占了四里山以南、马鞍山以西的86亩土地，迁走了几十户农民，成立济南神社御造营委员会，开始建造神社，以供奉包括台儿庄大战中死去的日本军人及日侨的灵位和骨灰。日本人死后一向火葬，堤口路胜利庄西北原有日本人专用火葬场，后来他们在六里山东、马鞍山南设立了军人专用火葬场。为扩展神社外苑，他们又扩大征用这一带的66户农民的土地共计355亩。1942年，伪济南市公署发出布告，严禁在四里山、马鞍山采石，以“保护名胜”。1944年，神社初具规模，建有日式牌坊“鸟居”、大殿、拜殿以及大量石碑、石灯笼等，并遍植松柏和樱花树。而附近的村民都管那个形似“艹”的鸟居叫“鸟架子”，管两个大殿叫“鬼子庙”。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拆掉了除拜殿以外的其他建筑。济南解放后，770平方米的拜殿被改造成为陵园筹建办公室。
1949年，这里准备筹建革命公墓，建烈士纪念塔，并专门赴北京请******主席亲笔题写了“革命烈士纪念塔”。但由于建国初年的财政状况紧张等原因，纪念塔及陵园一直没能如期建成。1964年，由郑亦桥编辑出版的旅游手册《济南》，还称这里为四里山公园。也正是这一年，四里山上围起高高的围挡，开始兴建高34.32米的纪念碑。省里还专门请示中央，请毛主席再写一个“碑”字，以更换原来写好的“塔”字，但直到纪念碑就要建成后的1968年也未能如愿。后来人们就将这座实为碑状的纪念建筑称为塔了，烈士陵园也正式建立起来。至2011年，这里安葬着“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以及济南战役中牺牲的英烈共1611名。
“****”时这里改叫英雄山。后来，一些地名恢复了旧称，但英雄山名副其实，便保留下来，在百姓中与四里山并行使用。1998年，山的西麓建起赤霞广场，几乎失传的旧名从尘封中重见天日。广场中央矗立着高12.26米的******石雕塑像，此像1968年7月立于趵突泉北路原山东省工业展览馆小广场上，1999年9月迁址于此。1998年，原来改成办公室的神社拜殿全部拆除，原址上建起济南战役纪念馆，2003年9月正式开馆。神社残留的石柱、石碑、石灯笼等建筑构件，堆放在纪念馆台阶下的小广场旁。当年鸟居所用的巨型石柱直径近一米。
英雄山上植被茂盛，山下也是满目苍翠，郁郁葱葱。一棵棵参天白杨和状如华盖的法桐好似交织的一张绿网，将山北麓的小广场及马鞍山路和纬一路南段罩得严严实实，“晴天不见日，小雨不沾衣”。到了夏天，市民们喜欢在这里消暑纳凉、散步晨练，年轻人更是找到了谈恋爱的好地方。
20世纪80年代初，山北麓路旁的林荫下、道路旁，自发地形成了早市，烧饼、油条、豆浆、拉面等各色早点，陶瓷、字画、雕刻等各类工艺品，花鸟虫鱼、猫狗兔龟等各色玩物，针头线脑、桌椅板凳、牙刷牙膏、洗衣粉等日用小百货，一应俱全。加上那些打太极拳的、练武术的、修脚鸡眼的、推拿按摩的，异常热闹。到了周日，这里全天变成了集日，人山人海。那时来济南旅游的“老外”，最喜欢旅行社为他们安排的“赶早市”项目，他们乘坐旅游大巴一到这里，便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端着相机左拍右照，迟迟不肯离去。80年代后期，英雄山早市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全国最大的马路交易市场之一。
90年代初，伴随着整顿马路市场，英雄山早市被取缔了。以马鞍山路为界，路南建了文化市场，路北建起新世界商城、百旺商城和中华美食城，原先在这里“练摊儿”的“退路进厅”，物流客流分散其中，更吸引了一大批新生的“个体户”加盟。
英雄山文化市场由几排平房和几栋两层楼房组成。起初主营图书批发及花卉零售，后来随着英雄山西北侧另建花卉市场，这里的花卉生意逐渐萎缩，而古玩字画、奇石雕刻、陶瓷玉器、木雕铜器、文房四宝、古旧家具等乘虚而入，抢占地盘。现如今固定业户五百余家，从业人员逾千人，另有流动地摊三百多个。摊主来自全国各地，也有济南当地人。他们每天用纸箱或麻袋把各家的货运过来，不管是陶器、玉器、铜器、钱币、书籍等都一件件摆到地上，即使是旧相机、钟表这些原本精细的玩意也“席地而坐”，一脸的风尘。来此淘宝者却兴致盎然，乐此不疲，我就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