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特区”
辞书上说，“商埠”是指旧时与外国通商的城镇。商埠在中国大量出现，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副产品，东南沿海诸多通商口岸都是被迫“约开”，而济南开埠则由中国人自主决定。
1863至1898年，山东的烟台、青岛两地相继开埠，使这两座原以渔业为主的村镇迅速崛起，发展成为通商口岸城市。这也深深地影响着相距不过几百公里的省城济南。1875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在城北泺口以东的新城创建了山东机器局，购买外国机器造起了洋枪洋炮。1898年，济南设立了洋务局，专办教案和洋务事宜。1901年，袁世凯在城内创办山东大学堂，1904年又在西关圩子城外新建校舍。早已觊觎山东腹地的洋人也打起了自己的算盘。1901年，强占胶州湾并取得胶济铁路修筑权的德国，在济南圩子城西擅自修建了商务代表处（后来为领事馆）和德华银行。1904年，胶济铁路修至济南，全线通车，德国人在这一年还开办了邮局。这些都打破了济南素以老城为中心，在内城和圩子墙里打转转儿的传统。一位在济南任职仅二十七个月的山东巡抚，却对这座古老城市的变迁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就是周馥。
周馥（1837-1921），字玉山，号兰溪，安徽建德（今东至县）人。年少时聪颖过人，家里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十七岁时，他离开家乡到安庆谋生，为人代写书信、测八字算卦为业。同治元年（1862）春，经人介绍，周馥凭借一手好字和一笔好文，赢得了李鸿章赏识，应募在其手下担任文书。他跟随李鸿章近四十年，历任道员、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等职，是清末政坛上一位重要的地方大员。1895年5月，他请辞回了老家，赋闲在家三年半。李鸿章请其出山，协助治理黄河水患。
1901年11月，李鸿章离世后，袁世凯从山东巡抚升迁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周馥与袁世凯同为李鸿章幕僚，二人素来交往甚密，意气相投。袁小周二十二岁，周是袁的叔叔袁保庆的至交，算是长辈，后来两人便好上加亲，成了儿女亲家。周馥最小的女儿瑞珠，幼年时就与袁世凯的第八个儿子克轸订了婚，袁世凯去世后两人正式成亲。周馥的第四个儿子周学熙曾任袁世凯创办的山东大学堂的总办，相当于校长。周学熙主持订立的《山东大学堂章程》，成为那个时代全国大学堂管理制度的范本。此后经袁世凯相邀，周学熙还曾两任民国财政总长。
1902年5月28日，周馥任山东巡抚，并加兵部尚书衔。8月初他刚抵济南，就遇上黄河利津等多处河堤决口之危情，他一面组织官民修筑堤防，一面备有大量堵漏用的石块以防不测，同时沿黄河大堤架设电报通讯线路，以及时掌握汛情。他还定期雇用沿河住户居民巡查保护堤坝，以防破坏。这些措施使黄河山东段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再没有发生决口的情况。
他入主山东后发现，济南过往的施政作为多用在兴学、修庙、治河等方面，世间弥漫着浓厚的“重儒轻商”之民风，每年的贸易额仅有数百万两，其经济地位在省内非但比不上烟台、青岛等“约开商埠”城市，甚至也不及周村、潍县、济宁等地。因此他极力赞成袁世凯提出的“新政”，力主除旧布新，扶持农桑和手工业。他在济南设立了工艺局、树艺公司、桑蚕总局、缫丝厂、染织厂、志诚砖瓦厂、金启泰铁工厂、济和机器公司以及一家银行。1903年，他以官商合办名义，在府城东郊七里堡以北购地十二公顷，创办山东农事试验场，聘日本人谷井恭吉教习农桑，试种日本谷类蔬菜瓜果、美国豆类棉花及本地谷物和蔬菜等，并在南郊燕子山、马鞍山、千佛山南麓辟林场三处，栽植树木。
尽管周馥一生没有取得科举功名，但他勤奋好学，笔耕不辍，留下大量诗文专著，并十分重视新式教育。1902年10月，为选送京师、直隶保定及留学日本的师范生，在他的提议下，山东大学堂附设师范馆，首批招生一百零四名，成为全国地方官办师范教育之****。翌年秋，选派五十人赴日本宏文书院留学。1903年10月，师范馆与山东大学堂分设，改称山东师范学堂。周馥将全省七十一个县的旧式书院，改为新式学堂，以借鉴日本和西方的办学理念。1903年6月25日，他创办了济南乃至山东第一家报纸《济南汇报》，作为地方政府官报，每五天刊出一次，“分政、事、文、学四纲”，页数不定，没有广告。
在对待洋人的态度上，周馥也和袁世凯惊人得相似。他俩主张一方面抵制外国对山东的影响和经济侵略，一方面又为寻求解决山东存在的各种问题与洋人接触和沟通。周馥来济南之前便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结下了友谊，并表示出对基督教义的浓厚兴趣。他来济南后，向来访的李提摩太及其四个女儿提供了轿子、游船和茶点，供他们畅游大明湖，并举行了丰盛的晚宴。李提摩太在其《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的书中高兴地写道，周馥“在所有的中国政府官员中，是最令人感到亲切的一个”。1902年12月，周馥提出访问胶澳（即青岛）的要求，令胶澳总督德国人特鲁泊深感意外。在此之前，山东和胶澳的联系，都是在非正常状态下进行的。按照当时在青岛的德国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所著《中国心灵》的说法，特鲁泊在“采取了一些秘密的防备措施”后，接受了周馥的访问请求。周馥在青岛访问期间，亲眼目睹了这块被洋人强行租借之地的迅猛发展，也看到了中国人在租界内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在与特鲁泊的几次会晤中，不仅表达了中国想要收回丧失的权利，结束殖民统治的基本意图，而且也表现了他对时局的关心。周曾对特鲁泊说：“即使青岛已租借给德国，它仍属于山东地盘。”如卫礼贤所说：“他那率真坦诚和健康的幽默感立刻扫去了人们心中的疑云。”这无疑显示了周馥在外交上的才华。
周馥成为继袁世凯之后第二位到青岛访问的清廷高官。他的这次访问在当时朝野上下饱受诟病，甚至被晚清李宝嘉所著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讽刺得不轻。虽然没有详细证据表明他的青岛之行与济南开埠有直接关系，但他这次“破冰之旅”，从一定意义上增强了他对山东寻求变革的决心。
在济南开埠动议上，袁世凯与周馥更是一拍即合。1904年4月4日，离胶济铁路通车不足两个月，袁世凯和周馥联名上奏，请求济南、周村、潍县三地自开辟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借堵洋人寻衅滋事之口”，“以期中外咸受利益”。不日即获清廷外务部照准，当年即勘定界址。
为将新开之埠建成精心规划、文明有序的新城区，袁世凯和周馥等人进行了周密安排。先是成立商埠总局统一协调管理商埠事务，下设工程局，掌管界址内工程建筑、房地产、工商行政、税务、治安管理，并制定相关的规划与规章。袁世凯还邀请其亲信、原任上海道台的袁树勋参与济南商埠开办筹备工作，主要是打造规划管理体系。袁树勋带来了上海相关的法律规章，作为济南新建商埠的样板。同时还参照岳州、秦皇岛等地开埠章程，对济南商埠开发建设与管理做好制度安排。袁树勋因此与济南结缘，于1907年再次来济南，做了二十二个月的山东巡抚，为商埠建设继续发力。
1904年11月，周馥被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1906年1月10日，济南举行了隆重的开埠典礼，周馥的继任杨士骧出尽了风头，而人们没有在此见到周馥的身影。
辛亥革命后，一大批前清遗老遗少移居青岛德国租界寻求庇护，周馥更是熟门熟路，近水楼台，在青岛购建了前清官吏中最大的宅第，并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周馥还被推举为由苏、皖、赣、浙四省籍人士在青岛成立的三江同乡会会长。后来他去了天津。1921年8月21日，做了许多年寓公的周馥病逝在天津寓所，终年八十四岁。尽管周馥生前很少提及自己在济南开埠时所做的一切，甚至他从济南卸任后很少再回济南，但今天的济南人应该记住他。
济南商埠的范围在今天看来也是颇具规模的，其设定也富有远见，在西关外东起馆驿街西首的十王殿（今纬一路），西至大槐树村，南沿长清大街（今经七路），北以胶济铁路为限，东西长约5里，南北约2里，共4000亩土地，约2.5平方公里，同老城面积大致相当。商埠内规划有洋行贸易处、华商贸易处、堆货处、西人住家处、领事驻地以及公园、花园、菜市、营房等，城市功能较为齐全，很受投资者的欢迎。1905年10月23日《东方杂志》载：“济南开办商埠，设局勘界，均将就绪，近闻商贾铺户陆续注册者已多至千余家。”同时还保留了北岗子、五里沟、魏家庄、大槐树庄、官扎营等原有村庄的“原生态”，保护了原住民的生存空间。在街区划分上也是因地制宜，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开发有序。确定主要道路东西为经，南北为纬，路面宽度七米至十七米不等。棋盘式纵横的道路布局，将土地划分成若干小方块，路网间距在两百米左右，既遵循了周代《考工记》中所谓“九经九纬”的道路布局，又展示了近代流行的小网格城市的别样风采。街区深处则是里弄（济南称里分）、别墅或宅院。这种便于功能分区的布局，无疑借鉴了西方近代城市建设中的惯用手法。
清廷在开埠事宜上“吃一堑，长一智”。虽然受当时历史条件局限，商埠规划仅是划地租赁和扩建的方案，尚缺乏近代城建规划的理论指导。
但他们无疑借鉴了其他“约开口岸”及国外城市的建设经验，突显主权意识和公平公正之精神。如《济南商埠租建章程》第一节规定，“埠与条约所载各处约开口岸不同，准各国洋商并华商于规定界内租地杂居”。要求中国人与洋商共同遵守。第十节规定，“济南城外既开商埠，所有洋商在此规定界内可任意往来，携眷居住、贸易。但在济南城关内外，以及附近各处，仍按中国内地章程办理”。这一章程还进一步强调，商埠中不准划分租界。这就保证了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租价则是按照中国传统的福、禄、寿、喜的称谓确定了四个阶梯租价，以火车站附近最贵，由东至西逐次递减。租建章程中对工程建造也有着详细的规定。如在商埠内严禁搭盖草屋。建造计划须事先报工程处和警察局审查批复。所有建筑物必须安装污水管道，引入建设局统一建设的水道排出等等。而且邮政、电话、电报等经营权和司法权由中国人自理，“外人不得干预”。
当时，商埠已具有今天“特区”的某些特点，洋商在埠内有了“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外国资本纷纷从东部沿海涌入这里，仅1905年以后的三四年的时间里，洋行就达二十多个，其中德、日、美、英居多。德国一战战败后，日本趁机掠夺胶济铁路经营权，在经济上控制山东。在“五三惨案”发生之前，日本在济南的侨民达两千余人，日资商号达一百七十家，都集中在商埠。济南也成为东三省之外，日本洋行最多的城市。德国、美国、日本、英国和瑞士的领事机构也在商埠设立。同时，采取了免除土货出口税、裁减厘金、投入官款扶持实业开发等通商惠工政策，以扶持本国贸易，并鼓励国人投资工商业与外商竞争，极大地刺激了国内工商业者的资本注入。人们在此开办商号、银行和工厂，从此掀开了济南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成建制”的开发建设的序幕。
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商埠区逐步形成了以老火车站为半径轴心，以此向东南西三面辐射，以经二路为东西主线，以纬二路和纬四路为南北支架的新城区格局，使济南这座典型的单一的封闭型内陆城市，逐步发展成为老城与商埠并重，政治、文化和交通、商贸并举的现代“双核”城市。辛亥革命后，济南的城市人口由开埠前的12万增加到25万。尤其是1912年津浦铁路修至济南与胶济铁路交汇后，济南遂成为华北地区仅次于京、津的商业集散地和交通枢纽，成为“各州商贾辐辏之处”。据《山东各地乡土调查》记载，当时济南已有杂货铺、绸缎庄、钱庄、银行、药铺、铁器铺、钟表行、漆行、洋货铺等商行32种，达1995家之多。
1918年和1925年，伴随着商埠区内商业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商埠又先后两次拓界。泺口以南，津浦铁路以西，官扎营以北辟为“北商埠”，从而形成了济南城北面积广袤的大型轻工、化工、造纸、纺织为主的工业区，工商业门类更加齐全。济南沦陷后，日伪政权在老城和商埠内加紧推行殖民化统治，不但从商埠内德、美、英等国的洋商中抢夺利益，而且还将大部分银行、商场和工矿企业“接管”。1939年日伪政权划齐鲁大学以西，四里山以北，岔路街以东，经七路以南约1500亩土地为南郊新市区，与北商埠遥相对应。1942年，日伪济南市公署又将北商埠南端开辟东、西部工业区，还陆续将原来保留的魏家庄以及官扎营、北坦、南大槐树、营市街等处划归商埠，使商埠总面积总计12943.344亩。
商埠的建立，对济南百姓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济南的商业中心也从城里的芙蓉街、院西大街和西关、普利门一带逐步西移到了商埠一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商埠引领济南时尚潮流。那时，城里人买东西要到商埠，因为这里商店多，商品种类齐全，质量也好。外地人来济南，商埠成为他们看街景、购商品的必到之地。
从占地面积、目标设计和财政支出等方面来看，济南商埠及其潍县、周村两附属地属于清王朝最后几年向世界开放的最大商业区。清廷显然想把这种“自开商埠”的中国模式与外国人控制的“约开口岸”分庭抗礼。
因此，济南商埠也成为近代史上山东乃至黄河流域，最早按照精心规划建立发展起来的商业化区域，为其他内陆城市提供了范例。
商埠的设计者不再沉醉于老城内“荷香柳影”、“山色湖光”的浪漫诗意中，也不再拘泥于拥挤的老城的圈子里，而是另起炉灶，打造一番新的天地，向城西大片的荒地、坟茔和少量的农田寻求发展空间，从而也减轻了老城因发展而带来的各种压力。商埠的建立，对于济南这座古城无疑具有划时代作用，可以说没有商埠的济南是难以想象的。由于商埠和老城分置，虽然济南近现代工商业不断繁荣，但老城却依然保留着完整的格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这种“双核”或者说是“二元合一”的城市格局，在我国近代城市中虽不能算是孤例，却也是今天很多城市旧城改造时应该学习借鉴的样板。
驿站风雨
这一区域东临老城西关，划入商埠较晚，在较长时间内呈现着“亦城亦乡”的街区风貌。商业形态多是土产杂货、五金农具、黑白铁加工以及中低端的旅店和客栈。新市场曾是这一带最热闹的地方。
开商埠以前，西圩城墙没有普利门和麟祥门。从旧城西门走估衣市街，经花店街到此，出入西圩城都要走永镇门，过迎仙（后称英贤）桥，穿行馆驿街。人们西赴中原，北过黄河晋京赶考，迎送高官等等，都要途经此地，当地称之为“西门道”。明代王象春《咏西门道诗》描绘道：“古道朝京踏作河，寒泉无奈热肠何。东门一样垂宫柳，只是西门送客多。”
那时西关外是一片片荒地和坟茔，只有馆驿街及南临的丁家崖和魏家庄还有些人烟，有几条小路。此路因与丁家崖、魏家庄一样较晚划归商埠，故无多少洋行、洋楼，也没有大的店铺，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保持着“亦城亦乡”的景象。
馆驿街，原名官驿街，因明洪武九年（1376）此地设官驿总站而得名。驿，就是驿站的简称，是古代传递公文或接送往来官员小居、换马的地方，类似现在的邮局和接待站，也称接官亭。历朝历代官府对驿站极为重视，因为公文传递关乎国家的“神经”，而高官往来更不能小视。在明代，不仅将驿站大道进行修治，还将驿站按交通工具分为水驿（用船）、马驿和递运所（徒步传递）。据嘉靖年间《山东通志》载，当时济南府设马驿十二个，水驿三个，递运所两个。驿站既得养人，还得喂牲畜，开支自然不小。所以驿站马牛吃的草料有个专用词叫号草。在清康熙以前，号草都由本地百姓分摊，按期交纳。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便是一名驿卒，因驿站减员，失了业，便造了反。后来康熙皇帝将夫役制度修改，将驿站费用改由官方出钱，驿站便由过去的民养官用，改为官养官用了。因此，驿站在有些地方就改称官驿了。而这条街正是最初济南较大的驿站所在地。有了驿站，便有了马车店，有了客栈和旅馆，这街名改称馆驿街，自然在情理之中。
后来，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邮递方式的改变，此街的驿站功能逐渐消失，而商业作用却日益突显。尤其是商埠开埠后，这里南通经二路、新市场、魏家庄，西抵纬一路、经一路和火车站，车水马龙，市跟人走，店铺开始增多。有些店铺经营马车套具、油灯马灯、麻袋绳索等，还多少带有些驿道的影子。其他商品还有五金、农具、篓筐、苇席、黑白铁器、竹帘编织、玻璃琉璃，以及日用百货烟酒糖茶、绸布文具和饮食摊点等等。
当然特色最为鲜明的还是满街的黑白铁生意。这里虽没有太知名的字号，铺子也比不上院西大街、剪子巷和普利门的铁庄那样招眼，但铺面相对集中，加工好的各色黑白铁家什，从屋内摆到路旁。解放初期，尚有传统的铁匠铺七八家，有名的有张善岭、刘建业等四家。20世纪60年代，他们还成立了集体合作社——济南市黑白铁加工组。后来一些外地的黑白铁加工散户也看准了这条街的商业特点，纷纷来此扎堆，铁铺多达五十余家。但大多数产品属机械制造，冲压而成，与传统的手工产品不能同日而语。
街中段路北的尚庆立家一直坚守着手工制作黑白铁的传统。他是老铁匠张善岭的女婿，由于得到了老人的真传，他成为这街上，这个行当里手艺最精的一位。家里到处摆满了铁器，货物甚至堆上了房顶。
馆驿街向南，经凤翔街、对关街等几条小巷便可至一条“斜”街丁家崖。这条街虽没有多少商店，但受馆驿街的影响有七八家客栈。早年这里还有李家人力车行和茶庄。日伪时期，这里还有大烟馆和当铺。一些进商埠较晚的买卖人，也在此建了独门独院的宅子。2001年，丁家崖无声无息地被整体拆迁，连片开发。而南口紧靠经二路的基督教青年会那座红砖楼房则显得更加突出。
基督教青年会是英国人创立，在美国得到发展的面向青年人的宗教组织。20世纪初，在我国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地均设有分支机构。济南的基督教青年会由万国青年会总干事穆德创办于1913年春，筹备处始设于东流水街，1925年在这里建起了大楼。建筑外观虽朴实无华，毫不起眼，其内部设施则相当考究，有客房、西餐厅、浴室、台球厅、舞厅和室内灯光篮球场，系济南最早的室内灯光球场。凡普通会员每年缴纳会费四元者，入内洗浴免费。早先这里是有钱的青年人跳舞、交际的场所。每周六邀请名人到此开演讲会，或放电影“以资娱乐”。后来楼上成为大华电影院。这里还开办有英文学校和新学制小学。1926年，青年会还组织会员旅行日本，还曾在徐家花园设立女子青年会。
自青年会横穿经二路，便到了魏家庄。这个划入商埠最晚的城市里的村庄便沿着周边新开的经纬路扩展开来。主街两侧有美丰香料商行、丰永酱菜铺、半积堂中药店、鸿兴源杂货铺、张家鞋铺、赵家床蓖铺、杜家熏鱼铺、玉记扒鸡店、广茂祥点心铺、李家理发店、王家扎彩匠铺、徐家自行车行、宝光墨汁社、桃园土膏（大烟）馆等等。周围街巷布局参照早期上海里弄，与北方传统四合院巧妙结合，街名中便有民康里、安康里、宝善里、德安里、同生里、普安里、树德里、长春里等里弄式的名称。建筑中有多处私宅、花园，像同生里原属张怀芝的松菊花园，树德里的山东督军张树元公馆，安康里的桃园，还有魏家庄街东头北首的张培荣公馆，后成为菩提寺，坊间俗称“姑子庵”。除了官员的府宅，也不乏铁厂、面粉厂和炭行老板住宅。民康里4-6号是世界红卍字会施诊所，是个三进两层的四合院楼，建筑精美。这个施诊所建于1928年，比上新街的卍字会济南道院历史还早。1942年济南道院建成后，这里成为红卍字会附属医院，1953年停办。
1905年，时任北洋政府陆军第五镇统制，后任山东督军兼省长的张怀芝，看准了旧城与商埠结合点的魏家庄北侧一带的有利地理位置，以开辟义地为由将此地据为己有。他还强拉民工来此填平沟壑，将穆家林子（青年会旧址）和北岗子（小纬北路附近）两处摊贩迁到这里，搭棚营业，取名“新市场”。
随着商埠的发展，周围居民增多，新市场便修建成砖瓦房。后来韩复榘将趵突泉南侧的市场、商店、娱乐场都迁到此地。至20世纪30年代初，统共二十五亩地、两条半胡同的新市场，已拥有百货文具、服装鞋帽、绸缎估衣、旧货委托和餐馆、酒店等各类商号两百余家。
说句实话，新市场的商业远不及娱乐行业名声大。这巴掌大的地方竟有二十多个说书场和剧院。最早建于1918年的民乐戏园和风裕茶园，晚一年建起的风顺茶园虽都是平房，但每处都能容纳三百余人。分别建于1920年和1930年的商乐舞台和天庆大戏园（后来称天庆剧场）则都是楼房，可分别容纳八百人。市场西街还有一溜十几个开间不大的书棚。除了受剧场设施限制上演不了大戏外，几乎所有北方的曲艺形式和山东民间小戏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场子，如山东琴书、西河大鼓、梨花大鼓、河南坠子、评书、山东快书、相声等等。像说梨花大鼓书的谢大玉，唱五音戏的邓洪山（“鲜樱桃”），说相声的黄景利、马金良、吴苹（“小苹果”）和秦宝琦父女，变戏法的李福祥，说评书的傅泰臣，北路琴书创始人邓九如和说“武老二”（当时没有山东快书之名）的杨凤山、高元钧等等都曾在此撂地多年，后来也都成了名家。
杨凤山是杨派山东快书创始人，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杨立德之父。他说“武老二”时，斜披大皮袄，大辫子往脖子上一盘，人送外号“杨大辫子”。说起书来，口齿纯正，动作洒利，一个飞脚能踢到鼻子尖。杨立德回忆起父亲时曾说，新市场刚建成时，南门外还有处刑场，而押解犯人都要从市场穿过。一天，杨凤山正在说书，法警押解着犯人路过，听众随即转身去看热闹，书场自然被搅了。无奈杨凤山也挤到路边想看个究竟，没成想，这个将要被斩的犯人看过杨凤山说书，自然一眼认出了他，随即大声喊道：“杨大辫子，下辈子再听你的‘武老二’！”这一句喊声却使杨凤山大祸临头，法警误以为杨凤山是死囚的同伙，便立即将其绑了带走。当时说书界的民间组织书词公会赶紧出面去保，但杨凤山还是被押解陪决后才释放。杨凤山回到家里一连大病半个月后不幸去世。
听老人们说，高元钧当时说的《武松打虎》、《鲁达除霸》、《拳打镇关西》、《孙二娘卖包子》等水浒故事，语速很快，很生动，也很幽默。
傅泰臣在新市场有三间屋的书场，以说评书《七侠五义》、《隋唐演义》、《响马传》远近闻名。他说书时特别注重细节的表现，刀光剑影、一招一式都刻画得细致入微。在市场南段，当时还有个专门表演滦州（今属河北唐山）布影（皮影）的小棚子，上演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这些各种各样的场子天天爆满，每天接待两千多人。有些人听得上了瘾，还要带着干粮，一听就是大半天。有的孩子放了学，不回家，直接钻进书棚里。新市场北门西侧原来有家老电影院，其前身是民乐剧院，后改成的影院很小，也很简陋，但影院名字却频繁更换。济南沦陷时叫“明星”，抗战胜利后改为“明光”，解放初期叫“青年”，20世纪50年代后期改为“中苏友好”，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后改叫“反修”，再后来又称“胜利”了。
新市场有些名吃，像赵家干饭铺老号的大米干饭把子肉、长清大素包、赵家楼的扁食、祥眼居的焖饼、天津的熬鱼和烧卖、刘家的炸糕等等。济南人爱吃大米干饭把子肉，是有些传统的。清朝光绪末年，有位叫赵殿龙的年轻人在济南北岗子、万字巷一带挑担子摆摊儿，专卖大米干饭、把子肉和大丸子。新市场建成后，赵殿龙便在市场里搭建两间板房，正式取名赵家干饭铺。设施虽然简陋，但其以“三大”出名，即干饭碗大、把子肉块大、丸子个儿大，食客很多。有舞文弄墨者还送来一块牌匾，上书“名驰历下”四个大字，算是对这家小店的最高褒奖。当时在济南销量很大的报纸《华北新闻》也报道过这家小店。1932年赵殿龙病故，其子赵忠祥继承父业，于1934年在大观园又开设了一家赵家干饭铺。正因新市场的餐馆多，价格低廉，当时有“南岗子吃饭，北岗子下店”的口头禅。
1956年，济南的工商业开始“公私合营”，长清大素包子铺等几家小馆合并成立了新梅村饭店，但其影响比起大观园的小吃来，稍逊一筹。可近在咫尺的魏家庄西口路南的老玉记扒鸡，在济南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老玉记”是张家三代人共同打造的品牌。清同治初年，山东巡抚丁宝桢手下有个贴身随从叫张诚，经常随丁大人晋京办事，于是有机会结识了宫廷御膳房的一位同是泰安三十六郎庄的厨子，便乘机向他讨教烹饪技术，以为将来改行后的生计打算。
20世纪初，弃衙门而出的张诚便在县东巷开了家餐馆，专做口蘑脱骨扒鸡。不想，没过多久就因其香酥软、熟烂脱骨而声名远扬。20年代，张诚去世后，张玉孝子承父业，将店迁到魏家庄与纬一路交界口，取自己名字中的“玉”字，创“玉记”扒鸡店字号，并不断将扒鸡制作方法加以改进。那时因受生产规模限制，每天仅售八九十只。张玉孝的儿子张润生自幼跟父亲学习厨艺，也勤于经营。50年代，他进京参加了全国食品展览会，他制作的扒鸡被评为山东风味名吃，并与北京烤鸭、南京板鸭、道口烧鸡、金华火腿等同时获奖。当地人传说，老玉记的扒鸡之所以好吃，除了有二十多味中药做作料外，还有一个秘方，就是那锅炖鸡用的老汤。
据说张家的老汤天天小火慢炖着，就连济南战役时，那锅老汤还仍然在那里炖着。“****”前夕，“玉记”停了业，直到1980年才重打锣鼓另开张。
这一下可使沉寂多年的魏家庄又重新热闹起来，天天有买鸡的在那里排长队。魏家庄出现了好几家都称之为“老玉记”的扒鸡店，据说都是张家后人所开。一般的顾客也不太计较谁家正宗，也不管“老玉记”停业近二十年中那锅老汤还在不在，只要是魏家庄的“玉记”扒鸡，不管自己吃，还是请客送礼，都不掉价。
新市场西北角原有栋两层的红瓦大坡顶的德式建筑，这便是德国著名商号义利洋行旧址，系1911年德国人德伯雅所创建，主营德国制造的日用杂货和五金工具。德国商号进济南较早，据不完全统计，自1904至1945年，德国人在济南的洋行近三十家，大多在商埠。由于义利洋行紧靠新市场，北面不远就是火车站，生意红火。据家住北邻馆驿街的潘老汉说，他清楚地记得小时候这家洋行当年从二楼的窗户里向楼下扔“飞鹰”牌自行车，下面有人扶起来照样骑着走，以此炫耀其产品的坚固耐用。解放后，这里先后是邮局的杂志经营门市部和集邮公司门市部，全市的杂志数这里最全，并长期保留着原先的木地板及内部陈设。上世纪90年代，这里曾发生过一次火灾，将漂亮的大红屋顶给烧塌了，取而代之的是矮了许多的铁皮屋顶。
2008年，为建设万达广场，林祥街、魏家庄及新市场连片拆迁，在有关部门的呼吁下，义利洋行旧址及其东临不远处的宏济堂中号旧址两座建筑保留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被拆除了。
车水马龙
经一路是商埠修建的第一条大马路，因紧靠火车站，道路两旁布满了货栈、粮栈、炭行、客栈和宾馆，人流密集，车水马龙。
济南商埠是颇有些个性的，既然不归外国人管，街道布局也不像沿海城市那样欧化。商埠地势平坦，街道纵横交织，排列有序，依然保持着府城特有的风范。比起老城来，街道更加笔直而宽阔。
主要干道的名字也有意思，都是数字前加经、纬打头。东西走向的路长且宽，称为经路，南北向的相对窄短，称为纬路，方向与地球的经纬线相左。据说名字来源于织布，长的线叫经，而短的横线叫纬。人们描述或打听某个地方时，常说“经几纬几路”，坐标一样的准确。因经路较纬路长且宽，所以市民们叫起“经”路来，常常直呼为某大马路。而经一路是商埠修建的第一条马路，开始时人们就叫它大马路。大马路最早尚不是柏油路，而是碎石路面，但路两侧则设有近似于柏林标准的雨水排泄装置，路中有砖砌拱形暗排水沟，排水口设备齐全。
大马路东段的起点纬一路也是商埠早期的东首界址。馆驿街的西口正冲的是津浦铁路管理局旧址，原来是座十王殿。早在唐朝，中国佛教就有“十王”的说法，即包括阎罗王在内的十位“地狱之王”。今天当地的百姓中没多少人能说得清当年十王殿是个啥样子，殿里到底塑了那些“王”，但“十王殿”的名字在这一带的老人中叫得非常响亮，以致这座洋楼盖起来很长时间，人们仍称呼其为“十王殿”大厦。
这座由德国人设计的西洋建筑，建于1908至1912年。坐西朝东，像一只怪兽虎视眈眈，面对着狭长的馆驿街。中间高三层，两侧二层，均带阁楼。阁楼下的顶层窗樘上饰有被德国人称之为“圣树之叶”的橡树叶图案。
1912年9月，辞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以全国铁路督办的身份来济南视察，这座刚刚建成的津浦铁路管理局办公楼便成为他的行辕。1922年，津浦铁路局驻济南机构撤销，这座办公楼改为宾馆。当年10月，来济南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胡适和黄炎培便在此居住。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这家宾馆，是津浦铁路局设的，开张不久，建筑还好，陈设设备很好；在北京只有少数可比得上他。上海的大东、东亚太闹，不如此地静而宽广。”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特派员陈容、胡家凤、徐皋浦、李立民、经子渊、许德一，以及济南当地的教育家王祝晨、鞠思敏和省立一中校长完颜祥卿等人都曾到这里拜访胡适。胡适在客房内起草了本次会议上提报的《学制修正案》以及《除非》一文。1924年4月，印度著名诗人、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在去往北平途中顺访济南，也住到这家宾馆，徐志摩担任随行翻译和接待，林徽因也一同前来。4月22日下午，泰戈尔一行到城内山东省议会举行完演讲，又回到宾馆出席济南各校校长的宴请。抗战时期，这里一度成为日军驻济南司令部参谋部特务机关铃木工作班驻地，日本人称之为“樱花公馆”，也称“铃木公馆”。抗战胜利后，这里成为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所在地。解放后曾作为山东宾馆，济南军区第五、第四招待所，是济南现存为数不多的德式建筑之一。
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后，位于经一路的终点站史称济南西站，也叫商埠站。该站建设初期，德国人尚无法预料商埠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晚于胶济铁路八年后由德英合作建造，由中国人经营的津浦铁路纵穿济南，其高耸壮观的津浦铁路济南站，使原先那座小而简陋的胶济铁路商埠站相形见绌。所以德国人从1914年开始，利用一年的时间，建起这座虽不高耸，却也雄伟的新站房。
胶济站坐北朝南，南广场紧靠经一路，正对纬三路，北面与津浦站垂直，地理位置似乎比津浦站更加优越。建筑体现了德国古典复兴晚期建筑艺术和结构形式相结合的风格。比例欠佳的大门彰显出这座建筑的霸气。大门二层为高大的柱廊，六根粗壮的爱奥尼亚石柱顶天立地，很是壮观。东西两翼硕大的坡屋顶上的老虎窗，为这座看上去有些威严的建筑平添了些许活泼之气。
这座新站建起来之后，使济南有了两座相距仅数百米，均为德式建筑的车站，在我国其他城市中实属罕见。1938年占领济南的日本人将胶济站并入津浦站，成为两大铁路干线统一使用的大型车站。而胶济站老站房后来成为济南铁路局机关，现在为济南铁路分局办公楼。
位于原胶济车站东南隅的胶济饭店曾隶属于胶济铁路公司，由东西并列的两栋带有红瓦大屋顶的德式建筑构成。1931年1月28日，胡适从青岛回北平，曾又一次顺访济南。他在胶济铁路宾馆小憩几个小时，并在此会见了常驻济南的******的代表、军事联络员蒋伯诚。倪锡英撰写的《济南》对济南旅馆业评价较高：“当一个外乡的旅客，到济南去住几天，在生活上一定也是很舒服的，济南的旅馆也很发达，全城的旅馆不下一百多家，就中以胶济饭店的设备最精美，可与上海的高等旅馆相比。”而且，房价“和上海、南京比起来，的确是价廉物美”。他对这家饭店附设的西餐部也赞美有加。1934年8月12日，作家郁达夫携妻子王映霞及儿子郁飞，从青岛坐火车到北平时路过济南在此小住。可能是大雨过后的缘故，他说这里的“臭虫蚊子极多”。从1940年6月开始，胶济饭店东楼一度成为日本济南宪兵分队（也称车站宪兵队）驻地，今属济南铁路分局所属单位办公地。当时济南旅馆业档次最高的外资业户应属德国人和日本人直营的饭店。经一纬二路路口的石泰岩饭店，老板为德国人Schidain，店号便以其音译命名，在胶济铁路修建过程中即已开业。经营方式为满足德国等欧美侨民的需求，完全西洋化，提供煎牛排、咖喱牛肉、生牛肉末、牛尾汤、铁扒鸡、鸡蓉鲍鱼汤，以及色拉和冰激凌等。还拥有四五十个干净整洁的床位，另外设有洗澡间。当时一般旅馆每天每间租价为8角到1元，而这里单人房每天2.5元，双人房每天高达4元。店内规定，这里不准叫妓女陪酒、弹唱，不准猜拳行令，也不许当地军警查夜，因此不仅是外国人的聚会场所和社交中心，也是官府高规格接待的首选，更是有钱人的消费场所。有些贩卖烟土的不法商人也因这里安全而在此居住，丝毫不嫌房价昂贵。1922年7月3日至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教授胡适等人来济南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会议时便住在这里。胡适在此撰写了《再论中国国文的教授》的演讲稿和两篇时评。1934年春，柳亚子夫妇陪老母亲来到济南，游览了趵突泉、大明湖和龙洞等名胜，住在石泰岩，对这里的服务很是满意，还赋诗一首：“一束棠梨红正酣，紫丁香发趁春暄。明窗几净堪容我，暂解行縢石泰岩。”1949年初春，柳亚子应******之邀，从香港启程进入解放区，共商建国大业。3月14日，他们一行抵达济南参观，受到济南党政军各界的隆重欢迎。说来也巧，他这次还是住在已改为市委招待所的石泰岩，柳亚子对十五年后旧地重游颇为感慨。
经一路有多家日本人开的洋行、客栈及旅馆，多为两层的临街楼房，外置楼梯和室外连廊，风格简约。经一纬二路路口的金水旅馆和经三纬八路的鹤家，以及经二纬三路的常盘旅馆则是高级的日资旅馆。内设汽（马）车部，备有汽车，提供日本料理和西餐，只是房间相对狭小，房价也较为昂贵，中国人很少入住，却是来济南的日本人的必选。
那时商埠内其余称之为旅馆的，也都有了较为现代的经营意识，如每天派人到火车站接送，房价稍高者饭食在内，一日两餐，面食与米饭任选，合座则两荤四蔬一汤，单开则一荤一素一汤。若顾客不需餐饮，价格可以优惠，甚至减半。至于名叫客栈的，都是满足木材、煤炭、粮棉油和牛马羊的采购商，多有房无餐，大车栈则只能自带铺盖。
与经一路原胶济火车站一路之隔的原济南府电报收发局，是济南电信业“老资格”，建于1904年，与商埠同龄，系济南现存最早的电信机构旧址。
这座呈“L”形布局的建筑，临十字路口的东南转角处为圆形角楼，主入口在角楼中央，最上方原有半球式圆顶，后或因火灾，圆顶及两侧的坡顶不存。2004年5月，经一路拓宽改造，对此建筑采用“瘦身”、平移法加以保留，南北跨度缩短十三米，成为济南百年电信业的历史见证。
经一纬七路西南角，有座英式的两层楼房，后面是连跨仓库，院子里一律青石板铺地，这便是英美烟草公司济南段分公司旧址。1913年，英美烟草公司在济南先是落户旧军门巷，其后迁至商埠区，在这里设办公楼和库房，在经四路大观园对面设经营部。该公司在山东首先拓展烟草种植业，并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烤烟厂潍县二十里堡烟厂。为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对手竞争，该公司曾采取“价格战”策略，旗下的“派力”、“三炮台”、“活边”、“双英”、“前门”、“哈德门”等名牌香烟均采取降价销售。
还不断推出回收空烟盒、烟盒中附送手绢、彩票等促销措施。解放后，这里成为济南糖酒供应站。2012年，这座洋楼和附属仓库被整修一新，成为“老商埠9号创意园”。
在经一路西首路北，原有家济南面粉厂，前身是日本人1919年开办的满洲磨坊，也曾是最大的日商企业。这家还曾叫过三吉面粉厂的日商企业，年产面粉4400吨，在当时属产量较高的面粉生产厂家。抗战爆发后，这家厂子由日商私营改为日本军队经营，成为日本侵略军的军需供应商。解放后改成国营面粉企业。1998年，除保留厂部及部分仓库外，制粉楼等建筑拆除，改建成干货批发市场。2004年扩建经一路时此建筑全部被拆除。
法桐树下
这条路是贯穿商埠东西最长的马路，也是金融、商业字号最为集中，建筑形式最为丰富，人气也最旺、最繁华的“金银之地”，是商埠内的典范街区。
二大马路是贯穿商埠东西的主要干道，为与西关相连，它东起普利门，西至纬十二路，长达三公里，比老商埠的长度还长。道路两侧遍植法桐，林荫夹道，树影婆娑，遮天蔽日。沿街商号洋行林立，多达两百余家。建筑风格各异，多为西式模样，颇具异国情调。
二大马路与纬二路和纬四路这两个交叉点上，还形成两个“十”字型商业组群，一是工商界人士十分熟悉的经二纬二路“金融角”，另一个是曾被市民们很看重的经二纬四路购物区。这条长街还像一根长长的扁担，东头挑着新市场，中间背着万紫巷，西头担着西市场，使整条街道像一条风景走廊。虽然没有上海滩上的百乐门舞厅和有轨电车，也没有北京前门大栅栏那样的喧哗，但看惯了小瓦粉墙青砖的老济南们到这里已是大开眼界了。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二大马路曾是济南最为繁华的地段，用当地百姓的话说叫“金银之地”。
当年，因德国人涉足商埠较早，资本投入大，一些体量高大的建筑多为德国人所建。纬一路到纬三路之间是德国建筑的聚集地。最早将山东划作势力范围的德国在济南搞了好几项“第一”，其中位于二大马路北面，纬二路东西两侧的原德华银行是第一个驻济南的外国银行；原德国领事馆是第一个外国驻济南领事馆。这两处房舍的历史都早于济南开埠。德国占领胶州湾后，急于加强与省城的联系，遂于1902年在济南设立了德国驻济南商办处，起着部分领事代办处的作用，这也是济南最早的外国常驻机构。开始没有专用的馆舍，而是租用美国教会的一套洋房，后来还租过一个四合院。1903年6月，德国商人贝斯在德国政府的暗中授意下在自家别墅的院子中升起了德国国旗，声称德国在济南建立了领事馆，并悬挂起匾额。面对德国人的紧逼和既成的事实，清廷终于承认了德国领事馆的存在。1903年8月12日，德国领事馆正式挂牌，原德国驻济南商办委员朗格（中文名字梁凯）为首任领事，另有副领事、总务长、秘书、译员等五十余人。
初设时的德国领事馆，被授予很大权力。1903年11月25日，德国驻华大使穆默曾照会外务部，称奉本国外交部令：“山东有关事宜除胶州和烟台领事馆管辖的登州、莱州两府外，其余全省德中交涉事宜，均归驻济南领事办理。”当时日本的《中外时报》称，德国“欲以山东全省为己之殖民地、附庸地，特设官于济南”。那个升国旗的德商贝斯还曾为第三任德国领事。
朗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信中，请求建一座的“设施体面”的馆舍，供接待中国的显贵使用，他还详尽描述了中国的礼仪。他强调设有大花园的必要性：“在这里，尤其是盛夏，宅邸几乎是唯一可供德国官员休息的地方。”德国外交部批准了他的请求，拨款二十万金马克，于1906年7月至1908年，建造了这座占地二十余亩，带有大型花园的馆舍。这座位于经二路北的德国领事馆由常住青岛的德国建筑师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设计。建有东西两个独立的楼房，东楼为领事馆办公楼兼宿舍，西楼为领事官邸，均为两层加屋顶阁楼的德式传统建筑，墙体厚度达六十公分，冬暖夏凉，以躲避济南难耐的酷暑和严寒。两楼之间为大花园，树木茂盛，环境清幽。1917年3月，中德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断交，3月25日领事馆撤销。1922年5月，中德复交后，领事馆亦随后恢复。1945年5月，德国政府撤销济南领事馆，11月，中国国民政府接收馆舍，并将其第六任也是末任领事韩宝满及其随从遣送回国。解放前夕，这里曾为王耀武领衔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驻地。解放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市卫戍区所在地，后成为济南市人民政府驻地。
德华银行总部设在柏林，在我国上海、青岛、济南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1906年，德华银行济南分行设立，发行银两票及银元票。同时设内外两个账房，内账房由德国人管理，负责管理外商业务，外账房由中国买办管理，负责中国商业汇款、贷款等业务。德华银行办公楼原系建于1901年前后的胶济铁路德国总工程师办公处，从1907年5月开始，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改建成了这座高三层的办公楼。最上端为八角形望楼，楼后有花园、假山、水池、喷泉、藤萝架和网球场，与西邻德国领事馆建筑风格和谐统一。1922年德国人撤资，中国银行山东分行便从院西大街齐鲁金店迁至此楼。现在是济南工商银行的办公场所。
20世纪80年代初，大纬二路拓宽改建时，有人提出拓宽后的经七纬二路路口直冲天桥南首，走直线。如果那样，就意味着德华银行与南临的铭新池都要拆除，经考虑再三，德华银行和铭新池保住了，宽阔的大纬二路从其身旁拐了个弯奔向天桥。这成为济南近代建筑遗产保护的佳话。
二大马路南侧，今济南邮政局营业大厅系原山东省邮务管理局大厦，比马路对面的德国领事馆建筑晚了十几年。这座建筑于1918年3月由天津外国建筑事务所建筑师查理和康文赛设计，由天津洋商承包施工，1919年建成。二层外加顶层阁楼，属前厅后宅式建筑群。南部为豪宅，供时任总邮务长的英国人海兰及副邮务长和佣人食宿，此外还辟有花园和网球场。北部则是邮政办公大楼，在入口顶部的望楼四坡盔顶，上置旗杆，饰有绿色带形琉璃花饰的红瓦盔顶，通高三十米，是当时商埠地区的最高建筑。
这座建筑高阔雄伟，又是商埠的制高点，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因此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日军侵占济南时，这里曾作为日军的指挥机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第二绥靖公署又设在这里，与对面原德国领事馆里的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遥相呼应。1948年9月19日，守西郊机场的吴化文起义，解放军进商埠，王耀武连夜将司令部和公署转移到城里省政府内，并命令空运到济南的74师172团团长刘炳昆部的七个连在邮政大楼和原德国总领馆楼内死守。院内外工事密布，有一百多个机枪火力点和千余个步枪射击孔。国民党守军死守，拒不投降，使解放军攻城部队造成很大伤亡。战斗中，这座大楼的西端屋顶及西山墙被炮弹炸毁。
在日耳曼风尽吹的“金融角”，有两家西式建筑，却是中国自办的银行。一是位于经一纬一路的原济南交通银行，二是位于纬三路东侧的山东民生银行。交行大厦始建于1920年，由我国著名建筑师庄俊设计，正面石阶之上是高大的外柱廊，六根巨大的希腊爱奥尼亚石柱直抵三层，华丽气派。
1932年，入主山东的韩复榘实施“新政”，山东民生银行便是由他筹设的官商合办的地方性银行。除一般银行业务外，还发行经办山东省库券等。
济南沦陷的1938年，因位于经三纬六路的济南日本总领馆遭火焚毁，这里被日军侵占为临时领事馆驻地。1939年9月，又成为日商横滨正金银行济南出张所。抗战胜利后被中国银行接管。
如果说二大马路的“金融角”、洋行和外国领事馆是洋人和工商界人士出没的地方，显得较为宁静，那么以二大马路纬四路为坐标点的商业集群则是老百姓们任意游逛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初，济南商业中心尚未东移前，这里的店面个个都是旺铺，街上熙熙攘攘。
一些外商和城里的老字号看到商埠的发展前景，纷纷到此开办分号或新商号，一时间店铺云集，令人目不暇接。六七十岁以上的“老济南”们还清楚地记得祥云寿百货店、同达鑫鞋帽店（后来的“永盛东”）、瑞蚨祥（鸿记）绸布店，隆祥（西记）绸布店、泰康食物公司、上海食物公司、泉祥（西记）茶庄、居仁堂中药店、亨得利大西洋钟表店、三联书店、兴顺福酱园、洪顺服装店、神仙理发店、开明电料行（后来的红波无线电商店）以及万紫巷商场等。
旧时的糕点是奢侈品，而泰康食物公司又是济南糕点业的龙头老大。青岛开埠早济南几年，而且是德国人重点经营和把持的地方，因而在食品加工，特别是西点制作上得洋人“真传”，包括蛋糕、面包、饼干、冰淇淋等制作水平一直在济南之上。1914年，青岛华德泰日用百货商店的徐咏春和万康南北杂货商店庄宝康来济南游玩，看到了济南商埠区的兴旺景象和糕点业不发达，于是二人决定各出资2500银元，在济南商埠合资办店。两家各从自己的店名中抽出最后一个字合成“泰康号”，并由“万康”店委派浙江宁波人乐汝成任经理，“华德泰”派一名会计。商号以经营南北杂货和自产糕点为主，1914年6月在二大马路纬三路开张。乐汝成开业之初就发现商埠仅有一家点心店，规模很小。他便派人调查本市的主要殷实富户，挨门挨户造访，不仅宣传泰康产品，还奉送“赊账折子”赊销，过后算账。同时，改进产品包装，新增加礼品糕点盒。这些招数都很灵，“泰康号”很快便打开了销路。
1918年，“泰康号”支持并参与了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商埠内的亲日派和汉奸将店铺砸毁。消息传开后，“泰康号”名声大振，得到了全国各地工商界同仁和民众的声援。1919年，“泰康号”在院西大街设立了支店，扩建了工厂，增添了机器，开发出了鸡、鸭、鱼、肉四大类罐头。产品沿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向外铺开，后又在普利门内开设了第三门市部。1920年，泰康号改组为无限公司。四年后又改为泰康罐头食物股份有限总公司，并在青岛、上海、武汉等地开设分公司，以利拓展业务。1929年，越干越大的泰康总公司迁往上海，济南则改为分公司。1930年后，泰康各地的分公司达十家，产品多达一千七百多种，因此时有这样的说法：“只要是吃吃喝喝的，泰康都有。”解放后公私合营，泰康的产品仍保持较高的信誉。在全国叫响的四鲜烤罐头和凤尾鱼罐头，是当时馈赠亲友和家宴的上品。泰康的节日喜庆奶油大蛋糕，由著名技师孟尊一亲自指导，代代相传。不但保持了俄式蛋糕风味，还在裱花上突出了松鹤、双喜、寿字等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花式。
在我的记忆中，二十多年前的经二纬四路还是相当的繁华和热闹，当时商品短缺，好像就这里东西最全，全济南的人好像都到这里逛街。那时人们钱少，商店少，货源也少，买什么都得事先合计好了，不像现在这样见了商店抬腿就进，掏钱就买。我记得父亲到纬四路东侧的洪顺服装店做身中山套装，从量尺寸到试样再到取货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要说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幢早已逝去的第一百货商店的北楼了。该店前身是旧时“宏大”、“天罗新”两家私营百货店。楼高四层，外观具有上海滩常见的某些摩登情调。临街橱窗设计考究，楼上有突出的挑台，铁艺护栏、霓虹灯也很洋气。进得门来，是座四层的四合楼，像个方筒子，中间是天井，上面是个大罩棚。每层都是一圈柱廊，凭栏观望，上上下下看得清楚。楼的四个角上都有一跨楼梯，窄窄的，也略显陡峭，台阶上的水磨石被千万双脚打磨得光亮照人，商品自然也很齐全。红火的生意与后来老城内的百货大楼并驾齐驱。后来“一百”重新装修，富丽堂皇，规模大了不少，还安装了自动扶梯。但支撑到1998年只能改弦更张了。
与新市场的前世一样，开埠之初，万字巷所在的五里沟原先也是一片义地。晚清时，郊区的农民和城镇的小贩便开始在此摆摊交易，形成集市。
每天凌晨两三点钟，人们就提着灯，挑着各种蔬菜等农副产品来赶早市，天亮时就收市，人称“夜猫子市”。1905年，济南商埠总局在此辟外国人专用商场，并建起了一座德式四面亭及长廊，商场便以此为中心逐渐铺陈开来，主要还是经营果蔬、肉蛋、鱼虾等农副产品的门市、长摊及流动摊贩。
1912年，一个名叫张金邦的人还在此开设了美其名曰书寓的妓院。因商场四周东南角和西南角、东北角和西北角各有一个拐尺型出口，街巷鸟瞰形似“卍”字，所以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卍字巷。
20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商行进入济南，仅万字巷就设有笠野、刘德、森本、河原、西木、金昌、有名堂、大宾当等日资洋行，主营牛肉、鸡蛋、食盐、烟土和典当等生意。“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又将张宗昌统治时期在商场东南部建的一个军械仓库拆除，同时将四面亭改造成四排平房，建起了“心平菜市”，以此纪念日本所谓宣抚班班长阿部心平。抗战胜利后，这里又恢复称万字巷。1921年，万字巷内还建起涌泉池浴室。1949年1月12日，刚刚恢复营业不久的涌泉池，遭到向共产党新政权“反攻倒算”的国民党空军轰炸，炸死、炸伤顾客数十人，该浴池被迫停业。1975年，取万紫千红之意，该巷改名“万紫巷”。
万字巷商场地处商埠核心区域、纬四路商圈，商品囊括了山珍海味、鸡鸭鱼肉、瓜果蔬菜、调料作料、粮油副食、干果炒货、烟酒糖茶等各大类食品，尤其海参、贝类、鱼肚、皮肚、蹄筋等水发货，以及豆制品、面筋制品，在那物质贫乏的年代里，这里无疑是济南人最喜欢的“菜篮子”和“米袋子”。逢年过节来到这里，买鱼、买肉，就连买松花蛋都得排队，有时“长蛇阵”都排到巷子口上，人们依然耐心地站在那里，要是有人可以托关系，你就节省许多力气，还会买到好的商品。因此那时的售货员很神气，脾气自然也挺大，当时有这样一句顺口溜来概括人们所向往的职业：“听诊器、方向盘、白大褂子、售货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