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管内阁如何摇摆，他的先天属性是不会变的，言官清流系统，从根子上就不服内阁管，因为官制决定了，言官没法对内阁俯首贴耳，那样的话他们的存在就没有了意义！没有了意义，那么言官如何生存？
可是行政那边又不干，言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大到他们都受不了了，整个帝国的办事效率却是越来越低，因为言官从理论上来说，什么都能管，偏偏他们管了又可以不负责任！言者无罪么，这可是太祖朱元璋给的护身符。
因此就造成了这么一种怪现象，大明帝国办事的是行政官员，但是事情办完了之后，这些行政官员通常都会遭到言官们的横挑鼻子竖挑眼，结果非但无功，往往还有过，这谁能受得了？勇于任事的官员，就这么一天天少下去了，大明也就越来越步履蹒跚，再也不复洪武、永乐时的勃勃生机。
一直到张居正时候，这位手腕高超又胸怀大志的宰相，终于扭转了这种局面，他的武器就是考成法。世人说起张居正，都会提到他的一条鞭法，清丈田亩什么的，可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张居正的首创，但是前人干不成的事，到他手上干成了，靠什么？真正奠定张居正改革基础的，就是考成法。
考成法，是仍旧以言官系统去监察行政系统，但言官系统的监察结果，却要通过内阁，简言之，就是整个文官集团的两大系统，最终统合到了内阁的手下，这才使得权力真正得以集中，张居正的意志，成为了真正的最高意志。以当时的情形而言，别说万历皇帝还没成年，他就算成年了，张居正想不交权就可以不交权，因为他真的最大。有了权力，才能做事，才有了一条鞭法，才有了万历中兴的改革成果。
可是张居正这么搞法，言官系统当然不干，他们原本是和行政系统平起平坐，甚至经常凌驾其上，直接向皇帝负责的，现在却被内阁管起来了，谁会忍受手中的权力被削弱？因此万历五年时的张居正夺情事件，就是言官系统的第一次反击，言官们的怨念如此之大，以至于张居正自己的学生都上疏要求他回家丁忧守制去，把手中的权力交出来！
所以从这根子上说起来，顾宪成他们都是属于想要革内阁的命的一群，至于借口，那还不好办么？先前张居正掌权，他们就说张居正不守制是不孝，又说张居正骄奢淫逸，最后吃****吃死，反正监督官员遵守祖制和礼制都是言官的本职工作；等到万历皇帝亲政了，他们先上书要求“广开言路”，意思就是我们言官要求更大的权力！
结果万历皇帝一点都不傻，打倒张居正过后顺理成章把张居正的那一套给接管过去，甚至一度还想恢复考成法。虽然在言官们的反弹下最终没有成功，可是他还是把内阁拉了过去，再加上手中的内廷太监们的帮助，言官的日子一样不好过。
言官们一看，死了张居正，又来一座大山，还是更大个的那种，不造反就扳不倒！这下斗争升级，矛头对准皇帝了，一旦涉及到手中的权力，父子都能成仇，皇帝这个理论上大家共有的父亲也就不在话下了，像雒于仁的“酒色财气疏”这样指着鼻子大骂的奏折，也就堂而皇之地出炉。万历争国本，就是言官集团向皇帝发起的一场持久而决死的斗争，目的就是要皇帝交出手中的权力，让我们言官重新过上以前的好日子！
大明朝后期惨烈的党争，根子其实就在这，所谓的明亡于万历，根本上来说，还是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出了问题。问题就在前三排，根子还在主席台，这句话是政治体制中的至理名言，所有的问题，根源还在于上层。
说了这么多，只解释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顾宪成他们这一伙，和王锡爵的政治立场实际上是对立的，他们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有可能是王锡爵的人在朝鲜战事中发挥这样重要的作用。
很简单，石星看得到的事，他们的脑瓜也能看得到，这份揭帖中蕴含的意味，他们都能分析出来，这就是给了王子晋最大的发挥空间，同时又对他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这样的手段，朝廷里能想到的人不多，能办到的人就更少，除了王锡爵还有谁？其实他们也没猜错，这件事如果不是王子晋一开始就有意无意打起了王锡爵的大旗，还真不可能走得这么理想，只是除了他之外，谁也没想到，王锡爵本来是要杀了王子晋的……
有了这样的判断，大家就再也坐不住了，先前还只是担心国体之类，那都比较遥远，可是牵涉到政敌了，那就不能忍，这是刀架到脖子上了！
顾允成就先跳起来了：“小弟去上弹章，参劾此辈沐猴而冠，有辱国体！”
顾宪成当即喝止：“糊涂！此揭帖乃是中旨，未曾露布，你弹劾什么？”顾允成立时哑了，是啊，你想要弹劾的对象，就是这份揭帖，万历皇帝可没有公开啊，严格说来，这甚至是不被文官们承认的一道旨意，你用得着弹劾吗？大不了你不奉旨而已，不过在这件事上，并不需要通过监察系统，所以谏官不奉旨也没啥了不起的。
弹劾是没办法，想要参与进去呢？临时往这个使团里掺沙子进去，显然不大现实，人家这都快出发了！
一片寂静之后，还是顾宪成叹息一声：“罢了，还是待我修书一封，问问道甫兄的高见吧。他在南边，又听说过王子晋斯人，该当比我等有所见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