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阶段的转移。中国的现代革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依据党的工作重心，可以分为以农村工作为重点和以城市工作为重点两个阶段。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党基本上是以农村工作为中心的。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正如毛泽东在1939年12月提出的那样：“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会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6页）到了抗日战争临近最后胜利的1944年，党中央逐渐将工作重点转向城市，中央和各根据地成立了城市工作部。1945年2月，在毛泽东直接关怀和指示下新创作的平剧《三打祝家庄》在延安演出后，时任中央城工部负责人的彭真在发表观后感时，就谈到这出戏对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的意义，他说：《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三幕对于抗日斗争中收复敌占区城市的斗争，是有作用的。在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揭示了这个故事对于认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价值，他说：“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如果内部没有动摇，内部不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问题。”（《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3页）毛泽东于此处引证“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的文学典故，用孙立打入祝家庄开展秘密工作的战例，用戴宗奔波于城乡之间进行联络的实践，来说明在抗战接近全面胜利情况下，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工作上来的必要性。这是战略性转移，它标志着革命进程的质的变化。毛泽东借助梁山义军的城市工作实例来说服全党同志，实现思想和行为的转轨。
毛泽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革命的所有问题上，都到梁山英雄们那里去寻求灵丹妙药。但不可否认，他在许多问题上，却是很好地借鉴了梁山义军的成功经验，或者说他着眼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慧眼独具地从小说中发现了索解现实难题的钥匙。
（三）
“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的梁山运动，终于还是失败了。威武雄壮的武剧，以悲剧结尾落下了帷幕。毛泽东解读《水浒传》，在珍视梁山好汉精神遗产和吸纳梁山运动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多侧面地总结了梁山义军失败的教训。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就指出过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中说：“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封建时代农民革命总是归于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指出的“三个没有”。这样，农民起义最终只能有三种前途，或叫三种结局：一种像方腊起义那样被残酷镇压；一种像宋江起义那样投降招安；一种像李逵说的那样“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打倒一个旧皇帝，立起一个新皇帝，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刘邦、朱元璋起义就是如此。由于农民革命并没有改变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农民不是一个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他们的革命即便是“胜利”了，也只能是摧垮一个黑暗腐朽的封建政权，而不是铲除封建制度。所以，从社会性质的变化来说，农民革命没有胜利可言。毛泽东在这里讲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也适用于观察文学作品《水浒传》所描写的宋江起义的结局。因为从整体趋势上说，小说中的宋江起义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的结局是一致的。《水浒传》描写了梁山义军从兴起到失败的全过程，它证明了毛泽东结论的广泛概括性和客观真理性，或者说是毛泽东关于农民起义终归失败论断的一种文学证明。
毛泽东还多次具体阐述了导致梁山义军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不容于现实社会。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毛泽东认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起义运动所代表的都是农民利益，因此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举例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农民利益，不容于现实社会，遂致失败。”（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53页）毛泽东还说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的失败也是因为“代表农民利益”，而朱元璋起义所以能得天下，是因为初起时代表农民利益，“以后遂变为代表地主的利益了”。宋江等农民起义虽然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方面代表农民阶级，但并没有产生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历史条件还不可能达到淘汰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程度，也就是说，地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封建的皇权思想、封建的生产关系并没有从根基上遭到破坏，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农民革命“不容于现实社会”，尽管它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多少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它还是不可避免的会失败。
不讲政策，滥杀无辜。梁山义军的失败，还失败在不甚懂统一战线，有些义军将领执行了“左”的政策。1959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讲：“扈家庄是用武力解决的，作家写李逵为了使扈三娘没有顾虑，只放走了他的一个哥哥，其他都统统杀了。所以李逵这个人还是有缺点的。”（陈晋：《文人毛泽东》，第253页）同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三个人……缺点是好杀人，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总之，对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21页）李逵作战勇猛，但有时不分敌我友，只顾“排头砍去”，杀个痛快，结果杀了不少无辜群众；武松侠肝义胆，疾恶如仇，但在复仇杀死赃官恶霸时，连下人奴仆也一并杀害，则完全没有道理。部分梁山好汉的滥杀无辜反映了游民无产者破坏性的一面。毛泽东曾经多次指出，游民无产者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破坏性的一面。对其破坏性，毛泽东指出：“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6页）毛泽东这个概括，可以解释出身游民阶层的梁山义军将领“左”倾行为的根源，并明了这种破坏性如果得不到遏止和克服，终将导致起义军失败。
没有进行整风。农民起义队伍，虽然绝大部分成员是社会底层的贫民、游民、市民，但人员混杂，思想庞杂。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受本身阶级意识、政治经验和组织能力的局限，也没有意识到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提高造反起义者素质的必要性。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肯定了梁山义军内部政治工作有好的一面，但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9页）卢俊义出身于“富豪之家”，宋江和吴用使用计谋将他骗上梁山，此人表示“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虽然当上了梁山“二把手”，身在义军之中，但思想基础并没有变。一支革命队伍，只有统一理想信念，明确奋斗目标，坚实思想基础，才能长期艰苦战斗，战胜凶恶的敌人。梁山义军受历史条件、时代视野和思想境界的限制，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整风（像共产党人的延安整风那样），他们的队伍不纯和思想庞杂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这是促成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
招安投降搞“修正”。如果客观地看待《水浒传》全本，就会遇到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梁山义军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胜利形势下，主动打通关节去乞求招安的，也就是梁山大业是被宋江的主动投降断送的。毛泽东晚年在那个《关于〈水浒〉的评论》的著名谈话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57页）毛泽东还强调《水浒传》七十一回本、百回本、百二十回本都要出，都要看，让读者了解梁山好汉是怎样兴，又是怎样败，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从总结梁山义军失败教训的角度看待毛泽东的这番话，那么，梁山义军重要领袖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必然投降的政治倾向，则是梁山悲剧产生的主要原因，而其直接恶果是两支农民义军在互相火并残杀中的同归于尽。晚年毛泽东，外有国际修正主义的压力，内有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心，特别关注怎样保持、巩固和发展中国革命的政治成果的问题，特别忧虑中国革命的政治前途，“防修反修”是他此时政治思想的核心和主脉。在这种政治语境下，他用招安、投降、修正主义等主题词来总结梁山义军失败的原因，也是他内心世界政治律动合乎逻辑的产物。
毛泽东谈梁山英雄的“走麦城”，分析了梁山义军失败的主客观因素，把它们归纳起来，可以说基本上把梁山悲剧的成因都找到了、点到了。成功经验是财富，失败教训何尝不是财富呢！他把这些教训也借鉴到中国现代革命实际当中来了，对于革命的成功也是起到了相当大作用的。
从革命和建设（主要是前者）这个切入点，进入毛泽东解读《水浒传》的内心世界，并不是笔者的发现，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早已在谈论“《水浒》与革命”这个话题了。笔者所做的工作，只是把这个话题涉及的问题更全面更系统地表达出来罢了。在无以数计的《水浒传》读者中，毛泽东解读《水浒传》的特点恰好在这里。
阅读活动并非消极的接受，而是创造性的活动。日本学者今道友信在其所著《存在主义美学》中引证萨特的话指出：“阅读欣赏是读者的自由创造，是在作品引导下的创造。作者为了引导读者而设置路标，但连接着路标向前迈进的是读者。”（第37—38页）毛泽东虽然没有完全无视《水浒传》作者、评者所设下的“路标”，但他的创造自由度更大些。他创造了全新的《水浒传》价值体系。读了本书，读者或许会知晓毛泽东解读《水浒传》的崭新天地。
一千个读者读《水浒传》，就该有一千种“自由创造”；今天的读者读这部名著，创造主题该是建设和现代化吧！
我让你找本《水浒》
“我让你找本《水浒》，你给我找了把水壶，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尾嘛！”说完，主席自己又笑了……
黄友凤：《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回忆》，《党史文汇》1986年第3期。
曾做过毛泽东的秘书的李锐，在其著作《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中说：“毛泽东自少年时代起就爱读《水浒》，到老而兴趣依然。不管他对《水浒》的各种评论，是否尽都公允、正确，但他确实是一位爱读《水浒》者，善读《水浒》者。”
诚哉斯言。爱读善读《水浒传》，贯彻了毛泽东的一生。当人们回顾他那充满传奇色彩、轰轰烈烈的一生时，常常忆到他那极富个性的阅读《水浒传》的故事。
把“经书”放在“杂书”上面
像许多读书的少年那样，私塾时代的毛泽东不爱正课爱业余，不喜“经书”喜“杂书”。所谓经书，即“四书五经”；所谓杂书，即传奇小说。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回忆自己少年时代在私塾读书情况时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
是这样做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9页）
这里说的“关于造反的故事”，当然首推《水浒传》。
1906年秋天，13岁的毛泽东从韶山冲桥头湾私塾结业后，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了井湾里私塾毛宇居门下。毛泽东讨厌经书读杂书，这就与塾师毛宇居在思想上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在以后的教与学中，他们的关系有时很难协调。毛宇居并没有因他与毛泽东是五服之内的堂兄弟，两家过往甚密，关系融洽，就放弃自己的“原则”。毛泽东如违反教规，他同样处罚。一天，同学们在课堂里温习功课，毛泽东端端正正地坐在座位上，先把老师点的经书读熟了。接着，悄悄地从怀里摸出一本绣像足本《水浒全传》来。他又把《论语》摊开，压在上面，做出认真读经书的样子。正当他看得入神的时候，毛宇居已经悄悄地站在他背后。毛泽东一点也没有发觉，他正被“林冲雪夜上梁山”那段故事深深地吸引着。突然间，一只大手从后面伸过来，猛地一下把那本《水浒全传》抢走了。
毛泽东吃了一惊，回头一看，情知大事不好，只见毛宇居鼓起眼睛，怒斥道：“你……你大胆妄为，违反塾规，偷看杂书，欺骗先生，这还了得！”这一次，毛泽东手心上添了几道鲜红的竹条血印，虽然钻心般痛，他却强忍着，没有哭喊，也没有眼泪。
冒着被体罚的危险“偷读”《水浒全传》，这是一种痴迷，这是一种执著，这是一种热爱。当然，少年毛泽东用“经书”掩盖“杂书”，只是一种下意识的恶作剧，还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反叛；但他醉心于阅读“造反的故事”，长期地耳濡目染，在可塑性极强的青少年时期，则十分有利于反叛意识的滋生养成。
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
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投奔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准备去那里读书。他把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的两本宝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毛泽东到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在堂长办公室，毛泽东立在桌前，勇敢而又恭敬地重复一遍他的请求：“先生，请你准许我进你的学堂读书。”堂长望着这位不卑不亢很有勇气的学生，似有所动，用平和的声调问：“你叫什么名字？”“毛泽东。”“毛泽东！”堂长慢慢咀嚼，“你住在哪里？”“韶山。离这儿五十里。”“你多大了？”“17岁，先生。”“你在村里读过书吗？”“我跟王先生读过两年书。”“那么，你能阅读三年级的课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