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天京于金陵和在战略上侧重于南中国，这两者对太平天国来说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对于他们，天京不仅是首都，而且也是天堂。太平天国领导人在起义之初就多次向群众宣讲过到"小天堂"享福的情景。这反映了备受剥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渴望推翻封建统治，夺取封建统治者的财富。但很明显，这种巨大的革命性是同保守性互为表里的。他们宣布金陵就是"小天堂"，有利于一些人保守思想的滋长，在军事上也造成了必须致力于争夺南中国的需要。太平军自武昌东下之时，实行"略城堡，舍要害"之策，所破之地都弃而不守，因而建都南京之日却并非南方底定之时。为了保障天京，为了保障"小天堂"之为"小天堂"，必须重新回师西征，大力经营长江流域，这是势所必然的。在经济上，建天京于金陵论者注意于"小天堂"的粮食供应，指出"江西安庆等省，顺流而下，运粮亦甚便易。至浙江、江苏，其地更近，尤为迅速"（ 《建天京于金陵论》沈世祁文，见《太平天国》，第1册，261页。）。太平军"以安徽、湖北、江西为大供给所，其注意上游，若婴儿之仰乳哺"（ 《贼情汇纂》卷十，《掳劫》，见《太平天国》，第3册，272页。），他们为了保障"小天堂"的经济需要，兵力主要盘旋于这一带，也是势所必然的。这种情况，使他们不可能用主要的力量去打击清朝反动统治的心脏。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模糊了甚至忘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
杨秀清在太平军初出广西时，反对了群众中怀土重迁的错误倾向，把起义者的眼光引向一个较宽广的天地，引向到南京建都立业，这是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贡献。但这一成就同时也包含了它的局限。到达"小天堂"以后，踌躇满志的思想相当泛滥，杨秀清、洪秀全都不例外。这个可以不论。从军事战略方面来说，杨秀清当然不像有些建天京于金陵论者那样丧失了夺取全国政权的意识，但他既然不同意洪秀全的主张而把天京确定在金陵，此后的军事行动就不能不受致力于争夺南中国的制约。从他据以考虑建天京于金陵的理由来看，其保守性是明显的。所谓河南水小而无粮，金陵有长江之险，太平军的水营将士提出这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领导人据此而拒绝把自己的战略基地推向北方，却未免偏于消极和迁就现状。北方的作战条件和南方有些不同。在北方平原地区，清朝反动派的马队也可能发挥它的"威力"。但是，太平军初起时也并没有什么"土营"、"水营"，都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创建起来，进入中原又何尝不能建立自己的马队？所谓南人不惯食麦，其实两广战士与三江两湖人的生活习惯也不尽相同，何况把革命推向北方，革命队伍岂无北人参加？凡此种种，究其实质，都是没有把夺取全国政权作为第一位的目标来考虑。洪秀全说过，"我争中国，欲想全图"（ 《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如果真正从这一个夺取全国政权的宏图来着想，把自己的战略基地推向河南，冒一点"水小而无粮"、同敌人的马队作战的风险，眼光不是要较胜一筹吗？
太平天国建都金陵后派出的以林凤祥等为首的北伐军，曾取得辉煌的战绩，一直挺进到天津城下，使清朝统治者惊惶万状。他们的确建立了自己的马队，的确吸引了众多的河南、山东等地人民参加队伍。这支部队的经历，证明了太平军是能够在北方地带作战的，证明了分军镇守江南派大军挺进中原这一战略主张是可行的、正确的。如果实行了这种主张，北伐就不至于处于偏师深入的境地，清朝统治者巢穴的陷落是十分可能的事。（攻占清朝统治者的巢穴，当然不等于太平天国夺取全国政权的实现。这取决于许多条件。其中，从军事上来说，太平军的流动作战方式和只攻一点而沿途地区都弃而不守的战略，是他们自己方面的致命弱点。本文只是从建天京于金陵这种主张的保守性来论述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他均未涉及。）但太平天国的北伐终于失败了。其所以失败，是与建天京于金陵的战略主张和思想状态相关联的。******同志说过，战略问题是关于战争全局性的问题，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参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选集》，2版，第1卷，1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没有正确树立夺取全国政权的全局思想，而投下一着偏师北伐的棋子，这不是真正成熟的进取精神的表现，而是一着幼稚的险棋、笨棋。因为，既然建天京于金陵，就必然需要着重经营南方，这一任务全未解决而同时派军北伐，就使北伐军没有广阔的后方为依托，不能不成为冒险深入的孤军。（朱元璋建都金陵而统一中国，是首先平定了南方，有了稳固的基地，然后先取山东，移兵两河，再取元都。他在既定南方以后还反对直捣元都，悬军深入。对比之下，太平天国偏师北伐的决策，其幼稚是显而易见的。）同时，投这着棋本身虽然似乎并不保守，但这着棋子的命运却不能不受制约于建天京于金陵的战略思想。当北伐军从天津退守待援之时，太平天国既由于建天京于金陵而必然要致力于争夺长江上游的战斗而不可能派出素质较高的增援部队，又由于建天京于金陵所反映的保守倾向的滋长而影响了增援的决心和勇气。像秦日纲这样的高级将领甚至以"北路官军甚多，兵单难往"为借口而拒绝接受增援北伐军的职任，天京的领导也听之任之，不了了之，致使仍然在河北、山东坚守待援的北伐军完全陷于绝境。
当太平天国建都金陵、遣军北伐以后，洪秀全曾发布诏旨，宣布贬直隶省为罪隶省，"俟灭妖后方复其名为北燕"。太平天国的一些官员因而撰写、编次了一部《贬妖穴为罪隶论》的文集。它是《建天京于金陵论》的姐妹篇。在这部文集中，有的作者表现出对北伐意义的较深理解，指出"直隶省地本中国"，谴责清朝统治者在那里"任赌任吹"，"好利好货"，"剥削民财，竭尽民力"，"种田地之人即为胡虏之家奴"，认为北伐就是要"伐暴救民，犁其廷而锄其穴"。但另有一些人却对北伐之举掉以轻心和漠然视之。金陵刚刚建都，他们就说，"方今真主灭妖，十去八九"，"妖不思退出中原，犹守直隶"，"尚不知将沙漠之地速献王师"，轻率幼稚之情跃然纸上。他们缺乏"犁廷扫穴"、夺取全国政权的观念，简直把直隶省排除在视野之外，说什么这是"沙瘴之区"，"罪奴之地"，甚至说"至于妖穴，取之不足以安人民，弃之不足以伸武勇"（ 《贬妖穴为罪隶论》吴焕文，见《太平天国》，第1册，297页。）。当北伐正在进行之时，这种言论居然见之于太平天国颁行的文献，岂非咄咄怪事！这种言论，同前面已经引述的某些建天京于金陵论者当"国家有事"之时所想到的也只是南中国而根本忽视了北中国存在的思想状态是一致的。由于天京内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类思想，可以说，当英勇的北伐军出发之时，它的失败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错误的战略指导使太平天国从充满胜利希望的顶巅盘旋而下。此后，在他们经营南中国的艰苦斗争岁月里，孤军北伐、"覆没忠勇兵将不少"（ 《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第2册，851页。）的惨重教训虽仍铭记在一些人的心里，但他们光复中原的雄心，却只能从秦日纲、胡以晃的"燕王"、"豫王"的旧封号中还可以依稀看到了。
五、后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