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独立研究历史的，有一种似是而非的口号。戚本禹提出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漂亮口号。我们不去说口号的提出者隐藏着什么政治目的，单就这一口号本身来说，它就起了取消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抹杀历史现象的整体性的作用。按照这种口号行事的代表作就是戚本禹自己对李秀成的全盘否定。如果"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意味着要效法他的榜样，人人去"揪叛徒"，表彰"气节"，难道马克思主义曾告诉我们，历史书就是由"贰臣传"、"节烈传"构成的吗？历史有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内容，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之进行科学的研究，借以丰富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而戚本禹的口号和实践却要求在丰富的历史过程中割取"革命"所需要的一部分，这显然是以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
在关于史学方法的研究讨论中，对"古为今用"口号的理解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口号是一种过于概括的东西，其意义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关于它的作用，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口号指导下的实践。而实践告诉我们，它往往引向拿古代的东西来比附今天的需要。这是不可取的。政治家和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用古代的人和事来作一种比喻或暗示，是常有的事。但是，比喻或暗示是可以不顾不同的历史条件的，而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却绝不应该这样。不能随便用古代的东西来比附现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原则，就是确认不同的物质经济条件产生不同性质的事件和人物。这是与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的基本区别。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总是认为历史进程是周而复始的循环，是永远表演于世界舞台的同一出悲喜剧。在他们看来，现在就是过去的重演，因此，他们常常依照现在的模式去描写过去，例如在太平天国研究中，把杨韦事变看做******或其他什么叛变革命的先例，把石达开看做张国焘的先例，如此等等，对太平天国研究绝不可能有客观性和科学性。而在唯物主义看来，各个时代的政治斗争可能在形式上相似，但它们各有不同的物质经济条件，本质是不一致的。马克思曾辛辣地讽刺那种不分古今的肤浅历史比拟，指出："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有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81页。）这是历史研究者所应记取的座右铭。
后来变成修正主义者的考茨基在20世纪初曾研究基督教的历史，他曾说，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研究历史往往有根据现实需要而改铸历史的危险，而防止这种危险的可靠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确认不同的物质经济条件有不同的人和事。他说，他研究原始基督教的起源，"并没有赞扬基督教或蔑视它的立意，我所想的只是了解它。我知道，无论我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所奋斗以拥护的使命并不会因此蒙受损害。……无论古代的无产者有什么伟大成绩和胜利，有什么欠缺和失败，我们都断不能根据他们来推测近代的无产者的性质和前途。"（［德］考茨基著，汤治、叶启芳译：《基督教之基础·引论》，北京，三联1955。）当然，了解历史有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无产阶级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科学地客观地认识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为了兴趣，而是为了有助于较深刻地认清现在的社会，有助于我们在现实斗争中成为有觉悟的和目光远大的战士。
近年来，史学界思想很活跃，当然意见也很分歧。对太平天国研究中的某些看法，例如认为太平天国搞平均主义比封建剥削还坏、《天朝田亩制度》是维护封建剥削的纲领等看法，不少同志有不同意见。这些看法当然是难以赞同的，尽管我们应该鼓励不同见解的自由讨论。但为什么会对历史产生这些看法？有的认为这是历史研究不为政治服务的结果，是"为历史而历史"所造成的。其实不然。"为历史而历史"的提法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的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认识历史，按照当时的条件去说明历史。而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易于被理解为按照一时的现实需要去"认识"历史，并以这样的"认识"来说明现实。实际上，这的确是历史研究中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甚至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历史观。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后一种方法和观点对科学事业所造成的有害影响，而现在上述那些人们难以赞同的看法进一步表明了这种方法和观点的影响是多么深远。稍稍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上述看法并不是独立地客观地研究历史的结果；而恰恰是把某种观感附着于历史所造成的，尽管可能是无意识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现实，都会对生活有种种观感。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时候，需要的是严格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警觉某些观感在无意中影响我们对历史的观察和认识而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这是我们应该具备的一种"职业训练"。如果不去警觉它，甚至反而利用它，如根据对"史无前例"的"红卫兵运动"的观感而去描述义和团运动，根据对今天生活中封建残余的观感而去看待历史上的封建主义，那就不会有对历史的真正认识和恰当评价。由此看来，加强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强调独立地客观地研究历史，的确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只有努力克服那种根据"现实感"来铸造历史的影响，太平天国学作为一门学科，才能真正地深入地前进。
六
从几十年太平天国研究的经验来看，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恩格斯说过，"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这种对历史现象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应该是我们研究太平天国的基本方法。新中国的历史学家正是在它的指导下才得以认识这次运动的阶级斗争性质，澄清了它是一场民族革命、宗教革命等错误观点的。
但在太平天国研究中运用阶级斗争观点，也存在着简单化的错误的理解。
有一种表现是，把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同历史研究者的阶级立场问题混而为一，似乎用阶级观点研究太平天国，就是要站在太平天国的立场、洪秀全的立场，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们，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斗争的历史。但他们的著作也昭示我们，研究这些历史并不是要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站在奴隶、农民的立场，而是只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无产阶级比历史上的一切人高明，所以总是要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上的一切，而不能采取对它们顶礼膜拜的态度，以至失去了分析认识的能力。这种批判既不是简单的否定，更不是谩骂，而是一种科学的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是有规律地发展的，没有昨天也就没有今天，因而对有利于这个发展的人和事要肯定它的积极进步作用，指出不利于这个发展的人和事是历史的消极反动因素。这是只有站在历史之上之外才能做到的，作为当时被压迫者的代言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能力。所以，尽管我们承认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斗争，也不能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们的立场为立场。在太平天国研究中，我们都认识到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但实际上仍然不自觉地站在太平天国的或洪秀全的立场以观察问题，并非绝无仅有。如关于杨秀清的评价，有的认为杨秀清应该肯定，因为洪秀全后来也肯定了他。杨秀清确是应予积极评价的，但上述的论断似乎太简单了，尤其是洪秀全的是非不能成为我们的是非。洪秀全的是非不是评价太平天国人物乃至当时其他人物的标准；对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来说，毋宁说，他也是需要评价的对象。
同这种做法相类似的，是把歌颂和暴露的公式简单地搬用于历史研究，对历史上的"正面人物"要歌颂，"反面人物"要暴露，两者必须泾渭分明。然而，研究历史的方法同在现实题材的文艺创作中对人民、对敌人的政治态度，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对历史，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只应也只能作出分析，作出评价。也有对历史上的进步事件和人物要歌颂的提法，实际上，这里所指的是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帝王将相，按照他们自己的私利所做的某些事甚至某些暴行，在历史发展中可能具有进步意义，我们能够用或者歌颂或者暴露的公式去处理吗？《共产党宣言》指出了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无耻的、残酷的剥削，同时又说它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这既不是简单的"歌颂"，也不是简单的"暴露"，这是对复杂的历史所作的唯物辩证法的分析，依靠这样的分析，我们才能有对历史上的资产阶级的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农民是劳动者，不是剥削阶级。但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对农民战争的研究也只有依靠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才能认识它的兴败规律和历史作用。在太平天国研究中，有时太平天国被整个地看做歌颂对象，认为应该少说少写它的"缺点"或"阴暗面"；有时太平天国的某些人和事被视为歌颂对象而另一些人和事则是暴露对象。对歌颂对象如洪秀全不能讲"阴暗面"，对暴露对象如韦昌辉就要掩盖他在金田起义中的作用；一旦讲拨乱反正，就误以为只是把原来的歌颂和暴露加以颠倒。这种方法当然不能如马克思主义所要求我们的那样，科学地认识历史。事实上，太平天国以及它的人和事的"进步面"和"落后面"都不可分地包含在它们自身之中，都是它们自己。我们不能像马克思所批判的蒲鲁东那样，"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我们必须如实地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客观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