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下放知青”一样，“赤脚医生”也是“文革”时代一个特定的词语。那时候有一部叫《春苗》的电影就专门歌颂过他们。乡下老人爱将医生喊作“郎中”。对赤脚医生这个新鲜事物一时还接受不了，于是就像对“赤脚大仙”一样，尊敬中有点犯疑。但有一点是明白的，那就是做了赤脚医生就好比知青返城，似乎就有了个光明的前程。因而当赤脚医生是那时大多农村青年的愿望，许多人因此而孜孜钻研医学，特别是学中医后来成气候的人还真的不少。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计划生育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实行了。因为那时计划生育是赤脚医生们一项附带而又重要的工作。下面这个笑话就与赤脚医生搞计划生育工作有关——
说是一个村子里年年搞计划生育，年年没有起色。乡妇联主任到年底带着赤脚医生到这里检查，发觉该村妇女怀孕，腆着大肚子的仍然不少。赤脚医生就问一位男人：“发给你们的避孕套呢？”那男人将避孕套套在大拇指上炫耀道：“你叫我套在大拇指上，我都套了，就是不管事。”赤脚医生哑然——原来这是他在宣传时使用过的伎俩，便说坏了，坏了。这下，一个妇女忙羞答答地跑到他的面前，说：“我可是将它煮了几大碗汤喝了，怎么也不管用？”赤脚医生和妇联主任更是面面相觑了。
这笑话的真实性虽然值得怀疑，但说明赤脚医生当时面临的处境——在乡村，赤脚医生面对的不是这样一群狡猾或愚昧的刁民，就是一群贫穷和智慧的人。乡村有的人一年都不愿意洗一次澡，更何况还缺医少药了。对于他们来说，赤脚医生们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赤脚医生们长年累月起早摸黑，栉风沐雨走在乡间的田埂小路上，穿行于村庄与村庄之间——农村当时实行的是工分制，记得一些地方赤脚医生出勤，每天给记满工，即十分工。但他们有时还得为乡亲们垫付医药费，因此生活也十分拮据。我见过一位赤脚医生，长年为一位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看病送药，从未收过一分钱。可以说，赤脚医生像是乡村的一盏长明灯，耗尽了自己的心血，也温暖照亮了别人。在发黄的乡村历史上，“赤脚医生”这个词语想是散发着温馨的气息，深深地烙印在乡下人的心窝。
当然，赤脚医生中也有败类。我读书时参加过一个批斗赤脚医生的大会，这个医生自学成才，医术高明。但他老将医学与巫术联系在一起，一边看病，一边“跳大神”，还利用职业之便猥亵妇女。他被批斗时，尽管民兵们不停地将他的头往下按，但他还在台上若无其事地吹口哨。那样子就叫我十分地恶心，以至于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总是将赤脚医生与巫婆联系在一起，感情上总是疙疙瘩瘩。
我小时候也看过两次赤脚医生。一次是住在外婆家时，后脑生了什么怪疮。外公和外婆就背着我到离家几十里的一位赤脚医生那里看病。那位医生很老了，但我的病在他的治疗下却很快痊愈了，一点疤痕也没有留下。还有一次，是我的左手一个手指害了脓肿，母亲带我找一个姓程的赤脚医生看。他二话没说，捏住我的手，没等我反应过来，划拉就是一刀。他对我母亲说：要是迟来几天，这孩子手指就保不住了。说得我们非常感动。事情过去多少年了，外公外婆已经谢世，我想那位老医生怕也已作古了吧？凑巧的是，今年春节，我竟然见到了那位姓程的医生——只是由于中风，或者他根本就认不出我了。我下意识地抬起手，终于什么话也没说。我发觉有些东西是无法言喻的，赤脚医生就是无法叙述的那一部分。现在“赤脚医生”这个词语基本上流失了。而时下的乡村医生也把医术当作一桩生意在做，十分地红火。像姓程的那位医生错过了赚钱的黄金时代，现在由于年老多病，也只好望洋兴叹了——他只属于那个时代。
巴金老人曾提议建立一座“文革”纪念馆，这个呼声喊了几年却没有人响应。我想要是编一部《“文革”辞典》怕是要容易得多。这样，类似于“下放知青”，类似于“赤脚医生”都算是一个条目吧？
1999年4月7日，北京东城区和平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