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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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开始沿津浦路北上，沿途实行恐怖的“三光政策”。由于上海、南京的失守，国民政府的西迁，人们对日寇产生了恐惧心理，日寇所到之处，百姓尽皆逃散。津浦线上的重镇嘉山县城明光镇已岌岌可危。安徽省嘉山县县长丢下县大印，只身逃走了。商贾、大户携贵重物品纷纷逃往乡下。明光通往自来桥、女山湖、潘村的道路上尽皆是逃难的独轮车、骡马、人流。嘉山南部山区和东北部潘村湖的芦苇荡里匪盗四起。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无政府的状态。
嘉山中学也停课了。昔日琅琅读书声被一种不安的躁动所代替。很多失学的年轻人，有的在操场上，有的在教室里，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纷纷议论各自的打算。一股恐慌的气氛在同学们中间蔓延。年纪稍大些的郁效泉失神地喃喃自语：“县长跑了，县长跑了……”
现在是群龙无首，大家感到无所适从，失落的心情，像是沉浸在灰蒙蒙的雾霭中，一片迷茫。嘉山中学这所具有深厚底蕴的中学如今就要停课了，曾经留下一届届同学青春岁月欢乐时光的学校即将成为记忆，同学们又怎能不难过呢？年纪稍小的何跃省和一帮女同学难过地哭了起来。开始还是相互安慰，最后大家哭成一团。
天空阴暗低垂，阴得让人感到眼前发黑，低得让人感到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看来是在孕育着一场大雪了。江桂瑶和戴锡斌等几个乡下来的同学此刻的心情也像这灰暗的天气，他们在默默地收拾行李，打算先回家，到乡下避避风头再说。
年轻人为失学而难过，为丧国而痛心。
嘉山中学随即沦为嘉山社训队的训练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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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武龙从省城安庆战干团毕业了，等到他回到嘉山报到的时候，才知道县长已经跑了。好在还有个上面派来的社训队长李蒸。李蒸黄埔四期毕业，少校军衔。宗武龙只得向这个少校社训队长报到。
宗武龙在汪道涵、郁效泉等昔日的一帮练武师兄弟的簇拥下向嘉山中学操场走去。此时，李蒸在进行队列训练，等到稍息的时候，宗武龙走过去啪地敬了军礼，然后双手递上介绍信。李蒸看完介绍信高兴地拉着宗武龙的手走向场地的一边，他兴奋地对宗武龙说：“日本人很快就要打到嘉山了，我们要办好社训队，坚决阻击日寇。你来得真是时候，我太需要你这样的了！”汪道涵看着这稀稀拉拉的队伍和旁边靠着的一些看家护院用的长矛、大刀、劈枪和破火铳，皱皱眉，插嘴说道：“要赶走日寇，仅凭百八十个青壮年不行。”李蒸对有人敢打断他的话很反感，他拉长了声音反问道：“那你说应该怎么做？”汪气宇轩昂地回道：“要广泛发动民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才能彻底把日寇赶出中国。”李蒸听这话感觉有点耳熟，他截住汪道涵的话，问道：“你是谁？”宗武龙一看这阵势，赶紧打圆场道：“他是我们嘉山胡、李、汪、秦四大家族有名的汪家公子，上海交大的学生，现在失学在家。”最后还不忘加上一句保护的话，“我在家的时候练武的同门兄弟，同门兄弟。”李蒸白了汪道涵一眼，这才回到正题上说话：“本来省政府办的这期战干团训练班，就是为了急训一批抗日的人才，好回到地方训练社会抗日力量。我现在做的就是你回来以后要做的工作。你就来做我的副官吧。”临走的时候，他用手掌拱在嘴边对宗武龙耳语道：“这个汪公子有共产党嫌疑，我们要把他控制起来。你我都是受过党国教育的人，不能徇私情，带半点含糊，对这种人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遗留一个！这也算是对你的一次考验吧。”
宗武龙知道李蒸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思忖道，汪道涵的父亲汪雨相老爷子虽然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但那是老话了，如今他早已退出了国民党。所以，宗武龙不敢怠慢，当晚就跑到汪家报告了这个消息，建议汪道涵赶紧出去避避风头。“倘若李蒸再追问这事，我就说这兵荒马乱的，人不知道跑哪去了。俗话说得好，跑了，跑了。这三十六计里就有——走为上计。你真跑了，他李蒸拿我也没办法。”汪家非常感激，连夜让汪道涵前往明光东的张郢，到汪道涵的老表张厚命保长家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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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日本人沿津浦线北上，占领了距明光南部二十多公里的重镇三界。三界镇被日寇付之一炬，除南小街外，其余六条街整个陷入一片火海，烧毁房屋三千余间。整个三界上空尘烟蔽日，恍若末世。百姓四散逃窜，没能逃出之老弱病残者尽皆葬身火海。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军进占三界，使三界元气大伤，而此次，日寇却使三界从此衰败下去。
三界位于滁、盱、定三县交界之处，因而得名。它是津浦线上的重镇，一度设县，被古人誉为万山丛中的世外桃源。因晚清出了个封疆大吏吴棠，这里更加名声显赫。想当初，因吴棠和慈禧太后的特殊关系，为不破坏吴家祠堂和祖茔，津浦铁路也要绕道而过。如今，日寇虽未将此重镇从地图上抹掉，但三界却再没能恢复往日的殊荣。
县城明光即将沦陷。汪雨相老先生放下手头正在编写的县志，在紧张地思考着下一步对策。此时的汪老爷子独自一人坐在灯前，手指轻轻地敲打正在编撰的县志手稿，思忖着是向西追随国民党到立煌或武汉，还是向北。汪老爷子心里开始纠结起来。
汪老爷子21岁时参加清朝最后一届乡试，考中秀才，后由县里保送去日本留学，进入明治大学经纬学堂安徽速成师范班学习。他在留学日本期间，经四川籍同学李誉龙介绍加入同盟会，曾短时间做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自从留学日本归来，面对积贫积弱的祖国，他立志教育报国，决心改革旧式的私塾教育，引进西方先进的教学模式。但他一腔教育报国的热情屡屡碰壁，始终没有得到地方官员的任何支持。国民党已经伤透了他的心，他从国民党身上看不到中华民族的希望，因此他早早地退出了国民党。虽然蒋介石于1927年5月29日从滁州北上蚌埠，途经嘉山时，接见过他这个当年一同留学日本的老兄，但这也改变不了汪老爷子对国民党的厌恶。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他开始关注起共产党来。
就在汪老爷子举棋不定的时候，汪道涵从老表张厚命那秘密回到嘉山城里。汪老爷子见儿子回来感到很惊诧，忙欲站起。汪道涵赶紧走上前去扶着父亲，问他怎么这么晚还没睡。汪老爷子说：“眼下这时局，我能睡得着吗？加之你又在外面。这日本人眼看就要打过来了，我在思忖往哪走。你回来得正好。我正想问你是什么主意。”汪道涵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就参加过党的地下组织，此刻他深情地看着父亲，用手向西北方向指了指。父子俩不谋而合！目标——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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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时间里，汪老爷子开始迅速变卖所有家产，汪道涵则动员身边志趣相投的进步青年，为投奔延安做准备。经过急促的准备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汪道涵一家老小十二口人和其他一些热血青年一行共二十八人，在马灯摇曳的马路上悄悄地离别了家乡。四辆独轮车载着老人、孩子和行李，其他人则徒步行走。虽然是悄悄地离别，但队伍中还是有女人的嘤嘤啜泣声。大家心里都明白，此次一别，不知何年何月再回故乡。毕竟此去山高路远，战火纷飞。男人们一步一回头，直到明光通亮的街灯变成若隐若现的星火。
他们一行徒步几十里经板桥至小溪河才坐上火车。火车途经徐州附近又遭日军飞机空袭，慌乱中所带行李盘缠尽皆丢失。被炸现场一片撕心裂肺的叫喊声。相比那些被炸得血肉横飞的人，大家真是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战争的来临。那连续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比血肉横飞的尸体好像还要恐怖，一些成年人竟也被爆炸声吓得哭了起来。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二十八人一个不少，汪老爷子看得比命根子还重要的县志手稿也还在。
此后，大家不顾生命安危，历经千辛万苦，继续前进，历时十几天，终于到达西安，找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为了能顺利进入延安，大家商量如何妥善安置四个年幼的孩子。当时能想到的最理想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寄养在育婴堂。汪道涵的弟媳和另一位年轻的妈妈，她们当初舍弃家产已不堪回首，现在又要泣血剜肉——要把四个年幼的孩子丢在育婴堂，这是个无法接受的现实！两位年轻的母亲又免不了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哭！在这战乱的年代，今后还能不能再见到自己的亲生骨肉已是大大的问号了。面对这骨肉分离的场景，男人们虽然也是痛心疾首，但此时也只能说些安慰的话，并强行拉起躺在地上脚蹬手舞、悲痛欲绝的母亲。
此后，他们一行人一部分人被分配到陕西云阳的青训班，有的进入孩子剧团，有的进入卫生学校。汪道涵他们则乘坐马车继续前往延安。车把式鞭子一响，马车上了黄土高原。一路尘土飞扬，几经颠簸后，在一个黄昏到达延安城南的七里铺。车把式用鞭往北方一指道：“看，那就是宝塔山。”宝塔山耸立在落日的余晖中。“看到了，看到了！”一行人忘记了一路的坎坷和所有的不幸，有的兴奋地叫喊起来，有的则激动地落泪。这就是心目中的圣地，自己追寻的目标！就在大家悲喜交集的时候，空中飘来“一道道山来一道道川，翻山越岭走三边……”的信天游歌声。歌声与落霞齐飞，心灵与圣地相拥。延安，我们来了！
叶剑英和林伯渠热情接待了汪老爷子，并根据汪老爷子的履历因材施用，安排汪老爷子进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任秘书长。汪老爷子在进入民政厅后，在民政厅厅长刘景范的支持下办了多期训练班，为民政厅和其他各机关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汪道涵兄妹几人则和其他各路来的年轻人进入陕北公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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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桂瑶后来听说原在皖东盱眙管镇的省五临中搬迁到了大别山里的立煌县，便和一些乡下的同学和亲戚，告别亲人，不畏艰险，从嘉山乘火车到蚌埠再坐船到怀远，经河流镇、蒙城直达正阳关，又步行三天才到阜阳。三天的徒步行走，他们不仅小腿肚酸疼，就连膝盖都肿了起来，腿沉得实在是抬不起来了，于是又雇毛驴骑到六安，再咬牙坚持走了九十里的山路，直到两脚都磨得起泡。立煌近在咫尺，这时却有人瘫坐在地上起不来了。江桂瑶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调侃道：“我们这是在学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啊，不经历种种磨难哪能取得了真经？现在只有奋勇向前，无法回头了！”大家在江桂瑶的鼓励下，相互搀扶着，爬起来继续咬牙坚持。他们历经种种磨难后才到达大别山里的立煌县。
立煌，国民党战时的安徽省会，这里聚集了逃亡的安徽地方官员和被战争毁室破家的难民，小小一个山城，现在已是人满为患。前几任的嘉山县党部书记、县长等都在这里。安徽省教育厅在这里的包公祠设立了流亡青年收容中心，由于当时经费困难，规定大县收容学生不得超过六十人，小县不得超过三十人。经嘉山原县长介绍，江桂瑶他们被安排到从盱眙迁来的省五临中上学，江桂瑶还被推荐为县学生代表。
大别山方圆八百里，层峦叠嶂，日上三竿，阳光才能直射地面。新的五临中校址选在霍山县鸟鹳嘴附近。学校本部设在一座大庙里，教室和宿舍临时建在庙旁的山脚下。学校周围梯田垒叠，茶园葱绿，远处层峦耸翠，云雾缭绕，风景如画。从丘陵和平原地方来的学生倍感这里景色迷人。大家被大自然的美景所陶醉，一路的辛苦也就淡化在这迷人的景色之中。
学校设普通科、师范科和商科。这里收容了皖东北十八个县一千多名流亡的学生。江桂瑶经测试被安排到师范科上学。国民政府发给每人棉被一条，鞋袜半年一双。伙食糙米素菜，常是一盘黄豆、一盘青菜。虽然生活很清苦，但毕竟有饭吃，有书念，还有统一的号称立煌马裤呢的灰土布校服。这一切对于战乱时的年轻人来说，已经非常满足了！江桂瑶他们觉得自己的一路艰辛也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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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江桂瑶他们走后不久，日本人从三界沿铁路打到了明光。李蒸指挥社训队从河下开始阻击日军。虽然这时社训队已发展到近二百人，但是这支以火铳、大刀、长矛和少数汉阳造为主的队伍，哪里是三八大盖、歪把子机枪，外加迫击炮武装起来的日军的对手？他们一触即溃，一直退到了龙庙山，日军才停止了追击。社训队死伤了十几个弟兄，人心涣散。看着士气低落的社训队员，李蒸自己也认识到日本人不是轻易就能击垮的，尤其是装备差距太大，自己二百人的火力还不如日本人一个小队的火力。
现在日本人占领明光了，县长也跑了，这社训队的给养、人员补充等怎么办？社训队又到哪里去呢？难道就这样就地散伙吗？情急之中他想到县长跑了，大印交给了财政委员蒋鸿飞，蒋鸿飞应该负责社训队的给养。李蒸最后把社训队撤到明光北的桥头镇，摆开阵势，理直气壮地去找蒋鸿飞要给养。蒋鸿飞见李蒸态度蛮横，没好气地说：“钱都被县长卷跑了，你去找县长吧。我不能私人掏腰包给你吧？”
“钱卷跑了，那粮食也卷跑了吗？”
蒋鸿飞听了这话翻脸说道：“难道抢了不成？”
双方话不投机，剑拔弩张。宗武龙看到这种情形劝李蒸道：“先把大印拿到手吧。蒋姓在此地也是大姓，且蒋家也是有围子有枪，周围又多乡练，争执起来两败俱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李蒸只好借坡下驴：“那你就看着办吧！”于是，宗武龙站出来冲着蒋鸿飞道：“都是自家人，何必闹笑话呢？没有钱粮，那你就把大印给他吧。你也是免讨闲气。”蒋鸿飞呢，虽然集合了几百人的乡练，但也害怕冲突，其实这事是“麻秸打狼——两头怕”。但他也是怀揣大印有想法的人，权衡再三，最后还是极不情愿地交出了大印。
李蒸获得大印后，自任为县长。过了一段时间，心里总是觉得不踏实，于是决定把队伍交给宗武龙，说自己到皖西立煌去去就回。这下，宗武龙只得代理社训队长了。
没过多久，李蒸拿着省政府的委任状回到嘉山，原来他是去要了个县长职务。现在他有大印、委任状，是合法的县长了。他不再和日本人对抗，按照省政府的指示，拉起队伍到嘉山东南的自来桥的山里从长计议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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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省政府为什么安排李蒸把队伍拉到自来桥的山里，这还是和自来桥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
自来桥因镇旁有一桥叫自来桥，故曰自来桥镇，镇因桥得名。自来桥是一座建于元代的单孔石拱桥，长十二米，宽四米，矢高六米，券跨五米，采用顺丁式券门砌法。桥面用石块铺成。据县志记载：“自来桥为滁州、来安大路，桥石系大水流至，故名。”早在元代以前，自来桥就是著名的两淮赴六合的古道，古道经过一条河涧湾，河上无桥，枯水季节来往行人只能从几块“石头步”上行走，车马只能蹚水过河。如遇山洪暴发，行人只能望“河”兴叹了。元至正元年（1341年），古镇人民慷慨解囊，踊跃捐助修桥钱物，觅工匠，购石料，年初开工，几个月后，桥基建成。唯独桥面的石料难以寻找，这可急坏了修桥工匠和古镇百姓。相传这件事感动了上苍，当年6月23日原本万里晴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当夜山洪暴发，急流中有一块平整方正的巨大白色大理石顺流而下，冲至桥墩之上，戛然而止。天造地设，正好吻合，成为自然桥面。“天人合一”，修桥便民的奇迹就这样在山区小镇诞生了。人们为了永远纪念这段优美神奇的故事，在清雍正五年（1727年）重修该桥时，撰写《自来桥重建碑记》，永志此事。
自来桥镇是一座山镇。周围群山环抱，有乌山、杏山、老嘉山、龙王山、鲁山等山，中部平坦开阔，形成一个盆地，地势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传说秦末楚怀王熊心义帝曾在这里避过难；隋末攻打扬州的瓦岗寨英雄曾在这里屯过部队；北宋杨六郎曾率领杨家军在这里剿过匪；孟良、焦赞曾在这里练过兵；太平天国的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天官副丞相林凤祥率领的北伐军都曾在这里驻扎过。
自来桥镇是殷实富裕之地，它位于群山环抱之中，风景秀美。明以前叫太平庵，隶属濠州（治今临淮关），镇内曾出土一碑，其碑文曰：“太平庵四面环山，一水东流，林木苍翠，渔水归舟……”因在两淮赴六合古道上，且地处两省几县的交界处，东与江苏省眙盱县、安徽省来安县接壤，南部与滁州相毗邻，西部与张八岭镇，北部与涧溪镇搭界，所以这块平坦的小盆地，土地肥沃，殷实富裕。自来桥镇经数百年建设，到民国时已十分繁华。南北一条街宽八米，长千余米，两头建有城门、牌坊。街面全用条石铺成，由于长年行驶独轮车，石上沟痕清晰可见。街道两面青砖小瓦，建筑别致优雅，店铺林立。粮行、盐行、烟行、造纸、织布、商贸、饮食、油坊、酒坊、澡堂、客栈等盛业门店应有尽有，经济十分繁荣兴旺，古有“小南京”之称。
所以，战乱时各方势力都选择这里作为大本营。此时，李蒸也选择自来桥作为安营扎寨的地盘。为了扩充势力，李蒸收编了土匪孟金魁部及民间武装吴厚安、何老六等。他任命孟为第一大队队长，吴为第二大队队长，石坝安清帮头子何老六为第三大队队长。下辖三个大队，十个中队，共约六百人，李蒸自任嘉山县社训抗日游击总队司令。此时，嘉山县军政人员的薪饷全靠在自来桥一带搜刮，农民负担奇重，百姓忍无可忍，于是自来桥附近白沙王一带的百姓奋起抗捐抗税。李蒸派兵镇压，双方曾发生激烈战斗。李蒸命令烧掉白沙王民房数十间，打死领头抗捐的群众五六人。孟金魁此时趁乱抢劫，兵匪不分，尤其是专门抢劫城里逃难来的商贾大户。李蒸闻此非常生气：“我堂堂国民政府怎能干土匪的勾当？”他找到孟金魁，拍着桌子骂孟金魁土匪本性不改。李蒸还就骂对了，孟金魁还真就匪性不改。他反讥道：“你不也杀百姓烧房子吗？和我有什么区别？”“我是镇压暴民抗税，和你能一样吗？”李蒸反驳道。孟金魁说：“你别他娘的假慈悲，你能说你杀的不是老百姓？”李蒸气得拔枪要教训孟金魁，孟金魁却迅速抢先一步拔出枪，只一枪就将李蒸毙命。一个原本装个样子只想教训一下，一个是真的拔枪还击。结果，这个黄埔四期的校官居然死在一个土匪手里。孟金魁乘势一阵掩杀，李蒸的人死的死，降的降。孟金魁夺得大印，自封为县长。
国民党政府得悉后，急派附近颇具实力的来安县屯仓大地主周晓藩前来平定孟金魁的土匪武装。周晓藩觉得这是个获得国民政府信任的好机会。但是他想，以现在孟金魁的实力，自己不是他的对手，必须智取。于是，周晓藩利用安清帮的关系，佯称前来投靠孟大队长，承诺拥立孟金魁为总司令。孟金魁心想，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小小一个周晓藩还能比黄埔四期的李蒸厉害？周晓藩是个大地主，是块肥肉，先吃进来，解决给养，扩大队伍再说，以后若不听话，还让他和李蒸一样下场。他哪知道没有“以后”了，周晓藩不是李蒸，孟金魁在前来谈判的当晚，就被周晓藩伏击，当场毙命。其属下见主子已毙命，且又知道周晓藩是来安屯仓有名的大地主，实力雄厚，在周晓藩的威逼下，一群乌合之众一部分归顺了周晓藩，一部分占山为王，做了土匪。像何老六手下的牛大癞子等都进山做了土匪。周晓藩骗取县印后，又干起了代理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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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蒸一死，宗武龙只身逃回。此时，县城明光已被日本人占领，真正是有家不能归了。他只得避开明光直接回明光北的古沛老家。宗武龙原来并不是明光本地人，1910年清政府铺设津浦铁路，他的爷爷带领全家从古沛逃荒到明光。那时铺设铁路的民工较多，机会也就多。宗家开始靠卖面条、打烧饼、炸油条为生，后来发展到开豆腐坊、油坊、骡马坊，慢慢富裕起来，并在通往明光南大寺的菜市街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产。但是，明光是胡、李、汪、秦四大家族的天下，宗家在经营上处处受到挤兑，难免常常破财。于是，宗武龙的爷爷发誓要将两个孙子培养起来，一个向武的方面发展，一个向文的方面培养。于是，宗老爷子相继从蚌埠请来了形意拳、查拳和关东拳的传人，后又送其孙到少林寺练习少林拳。所以，宗武龙在20岁之前就是威震明光的一代武术大师，他以少林拳为主，兼修形意拳、查拳、关东拳。淞沪战役之初，省政府为急训抗日人才，招收青年人到省会安庆战地干部训练团急训。宗武龙成为推荐人才的首选，这正合其祖父的意思，老爷子喜不自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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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盘踞明光后，在明光河下顺河街设警备司令部，管辖定远、滁县、嘉山、盱眙、五河，司令是一个叫藤井的中佐（团级）。在行政上，管理机关叫“宣抚班”，班长名叫近藤秋，这个“宣抚班”，掌管嘉山一切政务，上归蚌埠的机关长园田领导。园田实际是后来的汪伪省长倪道烺的太上皇。
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日军实施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嘉山周边二十里内的房屋被烧光；周边地区因百姓被肆意枪杀已沦为无人区；鸡、鹅、鸭、牛、猪、粮食等财物被一抢而光。
1938年春天，日寇开始在明光外围“扫荡”，嘉山北部古沛地区的紫阳、姚郢、余郢、高咀、魏摆渡、坝底、涧西、蒲子岗、小溪等村镇数千间房屋被烧，牲畜被抢。同年五月，又一次性屠杀了天门陈、高郢等百姓一百七十余人。其手段极其残酷，日寇将老百姓集中在一块，用机枪扫射，或将百姓关进屋里集体烧死。甚至让手无寸铁的百姓成纵列排成一队，然后从队前开枪，试验一枪能打死多少人。真是禽兽不如。
宗武龙开始认为躲到乡下老家要安全些。但此时，他是新家、老家都没有了，只得北渡淮河，逃到丰山窑的亲戚家里。
日军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他们采取两手政策，在血腥的“三光政策”后，再采取“怀柔政策”。他们利用少数卖国求荣的汉奸，成立“维持会”，采取殖民统治的手段，实行奴化教育。他们还派人到日本“观光”，选派地方名绅公费去日本。这些人回来后，到处为日本人宣传，说日本如何先进、如何繁荣。日本人还办了一个“维新学校”，由日本人选派嘉山的知识青年去日本接受“教育”。1939年，在近藤秋的组织下，还成立了一个“大明会”，进一步给伪职人员洗脑，强化殖民统治。地址就在勒公祠，门前竖面会旗，是黑底上饰一个白月牙和一个白五角星。成员大部分是维持会的文职人员，如区、坊、保的骨干及少数教师。宣传内容不外乎亲日，如“大东亚共荣圈，都是黄帝子孙，同文同种，兄弟之邦相互提携”等等。每逢日寇向根据地“扫荡”，其骨干成员等随日军去散传单、写标语。这个组织直属“宣抚班”领导。日本人后来还通过“三菱洋行”掠夺粮食、金属、皮革，另外，还把贩毒和逼良为娼活动纳入合法经营。白面（海洛因）由宣抚班成员委托一个朝鲜人专卖，而普通的烟土则由后来成立的伪县政府烟土专卖局经营，局长由伪省长倪道烺侄儿倪锦铎担任。专卖局附设若干售吸所，所内有强逼来的周边女子，共有一百多名年轻女子可以调遣，这些可怜的妇女被迫沦为“慰安妇”，成为日本人和汉奸的玩物。日本人还发了个“花捐照”，美其名曰“歌女证”。日寇不但军事上占领，实行“三光政策”，而且恶毒地进行经济掠夺、文化侵略、思想毒害，实施一套极为野蛮而又残酷的血腥统治。
在汪伪嘉山县政府成立之前有个维持会，在前任会长被游击队处决后，又冒出个胡美祥继任维持会会长，至此，汪伪政权正式成立，胡美祥做起了汪伪政府的第一任伪县长。开始胡美祥曾积极派两个人去女山湖区搞伪化工作，结果这两人被愤怒的女山湖群众用木棍活活打死。
胡美祥暂时只得放下女山湖区，将嘉山县其他敌占区部分，分为明光、三界、张八岭、三河几个区。区长下面是坊长（乡长）、保长、甲长，实行连环保制度。在对老百姓的管理上，伪政府还用一小块白布，写上姓名、年龄、住址等，再加盖个印章，把这个所谓的“良民证”发给农民。农民进城，首先向站岗的日军鞠躬，喊声“太君”，经搜身后放行。日军稍不如意，则打、骂、放狗咬，甚至杀头。伪政府还成立一个名叫“防共自卫团”的地方武装。自此，日伪开始安抚跑反的市民回城正常经营。
就在胡美祥得意地做他的县长的时候，有一个人“瞄”上了他。他就是周晓藩。周晓藩此时没有忘记自己这个县长前面还有个“代”字。要让国民政府给去掉这个“代”字，那应该有个立功的表现。眼下，最好的立功机会就是暗杀胡美祥这个伪县长。于是，周晓藩开始酝酿暗杀胡美祥的计划。周晓藩通过他的保卫大队长胡明宇得知胡美祥的干儿子陈嘉志是张八岭人，于是命胡明宇将陈嘉志一家“请”到自来桥。周晓藩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给陈嘉志一些银两，让他打入胡美祥身边，同时以安置照顾为名，将陈嘉志家人留在了自来桥。陈嘉志心里明白，明为照顾，实则扣为人质。陈嘉志这时也只得就范。而胡美祥呢，则因干儿子来投靠自己很是高兴，并让他做自己的卫队副。这样胡美祥就没有了任何的防范意识。而陈嘉志则暗中受周晓藩派来的便衣队指使。在一个夜晚，陈嘉志谎称警察所受外面的人蛊惑，人心浮动，请干爹去训话。胡美祥也没多想，带着卫队长和几个随行人员到警察所训话，回来路过三星街时，陈嘉志和埋伏的人对上暗号，胡美祥和几个随行人员遭伏击全部被毙命。
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原本让周晓藩平定叛乱，招安众匪徒，以期稳住形势，然后再正式委派县长，不承想周晓藩自己干起了县长。省政府虽然不乐意，事已至此也只好顺水推舟，暂时任命周晓藩为代理县长，待择机重新任命县长。此时因周晓藩除奸有功，又只得将“代”字去掉，正式委任他为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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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变之后，日军的战线拉得更长，驻军也减少了，嘉山警备司令部负责人由中佐降为少佐，藤井被调走，由松田少佐任警备司令。松田在胡美祥被刺杀后，及时和近藤秋协商，重新任命新的县长，并开始更加严厉的殖民统治。日军在实行收罗汉奸、“以华制华”政策的同时，日本经济难以承载如此大规模战争的消耗，必须从中国掠夺物资，以便提供军需及国内民用，实行“以战养战”。因此，近藤秋通过“三菱洋行”收集粮食，运出作军粮或日本国内民用。当时嘉山有二百多家粮行，通常由粮业公会会长出面，把二百多家粮行收购的粮食全部交给日军。那时明光车站天天运出的都是粮食。除了粮食外，“三菱洋行”还非常重视牛皮、金属，特别是铜、铁的收购，凡是庙里的锅、钟都被劫走。对铜的掠夺更是采用和盐挂钩的方式。盐又实行配给制，按人头由保长、甲长领去分配，规定以铜才能换到盐。因此，老百姓用储备票高价买铜板去换盐。这样日军一箭双雕，既搜刮到铜，保证自己军用，又起到了封锁根据地的作用。主要工业品、日用品也为“三菱洋行”所垄断。商人进货要持购货证、搬运证。布、煤油、火柴、盐、糖、药品等不经日军控制下的这个“组合”批准，是不能随便买卖的。甚至连买火车票也要用储备票换日钞再加通行证才能买到。
日本人扶持的汪伪政权在嘉山成立后，汪伪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开始动员年轻人到南京参加一年制的军、警学校。郁效泉等一些被家庭拖累、走投无路的年轻人，在观望了一段时间后，不少报考了汪伪的军、警学校，从此沦为汪伪政府的一员。
何跃省开始听从盱眙赶集回来的人说，仇集山里有一支抗日游击队，他们和土匪有着本质区别。为首的是一个叫植永鑫的人，他家里有二百多亩地，算是殷实富裕。于是，他变卖了家产招兵买马，自发成立了一支抗日队伍。传说此人智勇双全，出没在仇集一带的山里，威震敌胆，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几个走投无路的年轻人不愿意当亡国奴，密谋到打石山去投奔抗日队伍。不料他母亲知道后死活不让走，老人家膝下只有这一根独苗，加之老伴去世早，所以最害怕自己这根独苗有意外，但嘴上却说：“这年头到哪都很悬，与其客死他乡，还不如娘俩死在一起。你说这县太爷都跑了，谁还领头去打日本鬼子啊？那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啊！就是我同意你去了，日本人若知道了也会来抄家。等我们这以后有了牵头的主，妈不拦你。”最后老人家找来儿子在嘉山中学的同学郁效泉劝说自己不听话的儿子。这老太太的主意正中郁效泉的下怀，郁效泉劝道：“现在是日本人统治的天下，连汪精卫这样的大人物都投靠了日本人，你我这样的草民还有什么办法？最主要的是我们年纪轻轻的，观望到何时是个头啊！”在郁效泉的动员下，何跃省最终也报考了伪警校。后来，他们几人都成了日本人统治下的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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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武龙也在此时，悄悄地回到县城明光。他开始只是低调地帮助家里恢复豆腐坊和骡马坊及烟卷的生意，时间久了，觉得并无大碍，后来也就渐渐地放松了警惕，认为过去的事情也就过去了，慢慢地也敢到街上偶尔转转。所以街坊邻居们还是注意到宗武龙回来了，因为毕竟过去他是嘉山一代武术大师，且又上过国民政府的省战干团训练班。
就在他认为安然无事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个邻居家的小伙子因沾染上了毒瘾，三天两头向宗武龙的祖父要钱。开始宗老爷子认为孩子要几个零钱花，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也能理解，且孙子在家“趴风”也不想得罪人。但是时间久了，宗老爷子还是觉得不对劲，他发现这个小伙子有个龇牙咧嘴的习惯表情，像是吸食大烟上瘾了，并且感觉到他有讹诈的意思。宗老爷子觉得这就是个事了，于是他想，得正面和他谈谈，不然长此下去如何得了。他正琢磨这个事时，这个小伙子又龇牙咧嘴地过来了。于是他很热情地给这小伙子泡杯茶，没等对方开口就先把钱给了他，对方见钱说了声谢谢，抓起钱就想走。宗老爷子说：“慢着，我有话和你说。”他语重心长地说，“孩子，这大烟是你抽的吗？别说你家只开个草行，就是胡、李、汪、秦几家，也会抽垮的。你看你整天不是龇牙咧嘴就是哈欠连天、眼泪鼻涕一大把的样子，像个年轻人吗？长此下去会要命的！下决心戒了吧。我这也是为你好。”哪知这个小伙子就是沾染了毒瘾来讹诈的，既然今天挑明了，今后就讹诈无望了。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回头就到近藤秋那里告了一状。近藤秋立即派便衣队前去抄家。结果在他家米缸里翻出了两只棒子弹（手榴弹）和一把手枪。宗武龙于是被近藤秋关押了起来。
宗武龙被捕，对宗家不啻是晴天霹雳，尽管之前宗老爷子心存侥幸，但是事情真的发生了，还是有种祸从天降的感觉。在宗老爷子的眼里，孙子就是自己的全部所在，尤其是长孙。他深知日本人心狠手辣，如果孙子遭遇不测，那还要家产干吗？他一夜没合眼，紧张地思考着对策。他想，日本人虽不好沟通，那县长和郁效泉他们应该好对付的。但他们也得看日本人的脸色啊，他们敢吗？俗话说得好，财去人安乐，看来要破财了，并且还得下点“猛药”了。
第二天，宗老爷子顾不上休息，晚上在惠宾楼订了几桌酒席，将明光周边十几个保长和郁效泉全部请到。请客的头天晚上每人都发了一个红包，拿了红包大家心里当然都有数。当到了酒席上，关于宗武龙的话题一提起，大家就开始议论起来。有的说，孩子还年轻，这点事不算啥；有的说，虽然进过国民政府的战干团训练班，但那是日本人来之前的事；有的说，这事交给郁大队长保证能搞定。郁效泉看说到自己身上，马上出主意道：“大家静静，静静，听我说。要说最好的办法，不如你们十几个保长联名取保。我再做做‘媒子’游说一番。老爷子再动员孙子跟我们干，这就稳妥了。这样今后宗武龙也有个‘护身符’了。我们干这个不也是图弄个‘护身符’好在明光街头混吗？大家都知道，这年头要在明光街头混，不这样又怎弄呢，是吧？”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为了孙子的性命，宗老爷子也只得接受这个建议。没过几天，十几个保长联名向县长作保，再加上郁效泉在近藤秋面前一番说服和送上的大把银子，宗武龙不仅被放了出来，而且参加了保安大队。
其实郁效泉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他也是看上了宗武龙的实力和在社会上的影响，拉宗武龙进来不过是想借机壮大自己的力量。他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幻想着在日军鼻子底下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所以，后来宗武龙也在郁效泉的推荐下报考了南京一年制的警校。这样，宗武龙只能苟且偷生，又由国民党变为日本人控制下的汪伪成员。他和何跃省一样，毕业后都获得了少尉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