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40年，感受生与死，看淡名和利。
“我是郁钧剑。”坐在北京香格里拉酒店大堂，这位曾凭借《什么也不说》、《说句心里话》、《当兵干什么》、《家和万事兴》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歌曲红遍大江南北的军旅歌手，用最平常的5个字介绍着自己。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我是比较熟悉的；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对我就有点陌生了；现在的‘90后’，估计很多都不知道郁钧剑是谁了。”郁钧剑毫不避讳地说。不过，饭店一位“80后”服务员见到客人中有郁钧剑，出于仰慕，还是给了他一个“特殊待遇”——免费为其柠檬茶配搭了一小杯牛奶。郁钧剑得知后，意外地笑了。
歌唱改变命运
到2011年8月，55岁的郁钧剑从艺正好40年。1956年，郁钧剑生于广西桂林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机械工程师，母亲是妇女干部。郁钧剑在家中排行老二，还有一个哥哥。虽然从小就喜欢唱歌，但他根本没想到这会成为他一生的事业。
1971年，郁钧剑正在广西师范大学附中读书。当时，各地文艺院校的停办，让文艺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加上“革命样板戏”普及的需求，各文艺团体开始自行招收学员。此前一两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歌舞团、京剧团都曾到广西师大附中招过生，但郁钧剑因“有海外关系（祖父的四个兄弟都在海外从事飞机制造行业）”，每次都被拒之门外。以至于后来他开始认为，只有“上山下乡”才是自己该走的路。临近初中毕业时，桂林市文工团学员队来学校招生。老师将招生工作委托给已是校***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的郁钧剑负责。此后几天，郁钧剑认认真真地带着一群满怀憧憬的同龄人去考场，等大家考完了，又认认真真带着他们离开。一位监考老师看在眼里，觉得奇怪，终于在最后一天叫住他：“你怎么不考考？唱支歌吧！”“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短短一首歌，郁钧剑唱了不到5分钟，命运却从此改变——他被文工团学员队录取了。
进入学员队后没多久，郁钧剑就正式加入桂林歌舞团，学起了声乐。声乐老师对他的评价是：条件不一定是一流的，但乐感一流，很难得。而这种难得的乐感，也为郁钧剑带来了人生的另一次机会。
1978年，一家香港唱片公司老板来到歌舞团，为该团的歌舞剧《刘三姐》录制专辑。就在等待剧组主演从外地返回时，这位老板无意中看到了郁钧剑的独唱表演。他当即找到歌舞团团长：“我要录这个人（的专辑）！如果答应，我还可以给你们团加送一台电子琴！”脚踏的电子琴，这种当时全广西都没有的时髦乐器，最终让团长动了心。
一盘磁带，10首歌，录了10天。《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牧羊姑娘》……时隔30多年，郁钧剑仍对录制过程中的点点细节记忆犹新，谈到兴头处，甚至会眯起眼睛哼唱起来。郁钧剑回忆说，当时，那位香港老板一定要他在专辑中录上一首《洪湖水浪打浪》，他一听，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不录，这是女歌，男声没法唱的！”“郁先生呀，你不懂啊，你们没有市场（意识）。什么男歌女歌，香港人、台湾人都不管的，老百姓爱听什么，我们就给他们唱什么。”香港老板一着急，用一口“香港普通话”做起郁钧剑的工作。最终，这盘取名《洪湖水浪打浪》的专辑销量很好。“我后来听说，很多人从香港回来时，甚至会将它藏在行李中想混入关，海关的人刚查出时，还以为是黄色录音带，可仔细一听，里面录制的却是好听的中国民歌。”
就这样，郁钧剑成了中国第一位在海外出个人（磁带）专辑的歌手，也是第一位与海外唱片公司签约的歌手。但当年，还没等专辑出版，郁钧剑就已经离开桂林歌舞团前往北京了，他希望找到更大的舞台。
数秒钟的煎熬与考验
1979年3月的一天下午，在北京新街口豁口小七条九号院的二楼，郁钧剑面对总政歌舞团的各位招考官演唱了两首歌：一首是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另一首是当时很流行的歌唱伟人的《假如我是一只鸿雁》。第二天一早，他便接到时任总政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陆德培的电话：“小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昨天的考试通过了。”说来奇怪，郁钧剑考歌舞团每次都是一次过。1975年，他凭一首《乌苏里船歌》考上了总政军乐团，但也是因为家里有“海外关系”而未能成行。而1979年，中国已步入改革开放时代，“海外关系”等政治限制少了很多，这帮助郁钧剑最终走入总政的大门。
刚到总政歌舞团时，郁钧剑是在合唱队。那时，总政歌舞团的节目以“宏大”为主，一台2小时的晚会，百余人的大合唱就要占去三四十分钟。留给独唱的时间非常少。而在歌舞团，像李双江、寇家伦这样有独唱实力的人又太多。不过，郁钧剑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有在香港出版独唱专辑的“资本”，进入总政没几个月，就有了独唱的机会。“最初是到张家口802军事大演习、云南扣林山等部队慰问演出；到1983年，赶上团里‘培养新人’，我也有机会正式登上了大舞台。”
郁钧剑清楚地记得，在老政委乔佩娟、副团长胡德风以及合唱队老队长王莹波等人的坚持下，他终于独立登台。“当时团里排练场有块黑板，每天都会标注类似‘下午×点，某某合乐’的字样，而我的名字上，总会莫名其妙地被人画上叉。为了能上台唱个独唱，我确实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正式演出那天晚上，郁钧剑站在舞台上，当大幕徐徐拉开，看着台下满满的1000多名观众，他的心似乎一下子被填满了，
“什么都忘了，没什么比这更激动的事情了！”《送别》、《少林少林》两曲歌毕，沉沉的大幕徐徐拉上，郁钧剑退到场边，站在台口，等待，心跳得像快要从胸口蹦出来一样。“那时不像现在，一个人站在台上自说自话，就能一首接一首地唱下来。我们必须在大幕落下后退到场边，舞台监督会观察台下观众的反应，如果大幕完全合拢后掌声还能持续数秒，才能重新拉开大幕，歌手再次登台。这数秒钟，对歌手而言，无疑是一种煎熬和考验啊！”还好，郁钧剑等到了大幕重新拉开的那一刻。王队长说：“小郁啊，大幕拉开了，就意味着你胜利了，什么闲言碎语都不要听了。”
巅峰时刻激流勇退
走上独唱道路的郁钧剑，此后可谓顺风顺水。他不断地参加全国全军的各种大型演出，20次参与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还出访了4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演出，录制了40余种独唱专辑。他将美声、民族、通俗等唱法糅和在一起，演唱风格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但就像任何硬币都有两面，郁钧剑虽然“红”了，但也被推进了各种争执的漩涡。“谁排（名）在前谁排（名）在后，谁上了春晚谁没有，谁多唱几句谁少唱几句，这种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争执，在文艺团体中却不时发生。”郁钧剑无奈地说。其实，对于这些所谓的荣誉，郁钧剑并没有看得太重。“我一直牢记父亲在我赴京时的临别赠言，老子《德道经》中的一句话‘一慈二俭三不为天下先’。”1990年，他甚至将这种心情，写成一首题为《无所谓》的新诗：
一次成功是一次呕心沥血的跋涉
走不到头的太阳，永远只能张望
满眼的金光是密密麻麻在飞溅的创伤
获奖的喜悦如同一炉报废的钢
拍纪念照时有一把一只腿短的椅子
偷偷把胸前的红花垫在下面以免摇晃
自己懂拿自己寻欢作乐的时候
便在无所谓里诞生了洒脱
即使有如此平和的心态，但矛盾还是无法绕道而行。郁钧剑唱了大量军歌，其中在春晚上演唱过的《小白杨》和《说句心里话》，一直在歌坛上有着“到底谁是首唱”的争议。当记者就此事问他时，郁钧剑先是闭口不谈，再三问，才开始“答非所问”：“首唱这个概念，是在1993年毛宁和张咪因争唱《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打起版权官司后，才在中国文艺界兴起的。在此之前，任何一个作曲家都会将自己的作品推荐给不同的歌者，希望大家都唱，而这是当时文艺界的常态。那时候中国没有版权意识，谁唱红了归谁。而在我们总政，常常是一个总谱多人唱，也没有什么谁先谁后之分。大量功成名就的歌唱家，都经历过首唱者和传唱者成功之间的矛盾。”1999年，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针对此事开导他：“任何一件事，两个人同时做，总有一个吃亏，总有一个占便宜，看你是愿意吃亏还是愿意占便宜。在这个问题上你要想开些，毕竟50年后，谁还记得谁啊！”听了这些话，郁钧剑豁然觉悟，并开始了思考。
也是在那年，郁钧剑在杭州的一次演出结束后，被一群孩子围了起来：“郁叔叔，给我签个名吧！”郁钧剑一愣：“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叫我，此前，大家多是叫我‘郁大哥’，最多叫一声‘郁老师’。”紧接着，有个孩子说：“我爸我妈最喜欢听您的歌了！”敏感的他知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一个时代就要过去了。他由此萌生了退意。2000年，郁钧剑递交了转业报告。总政一直不批，直到2002年12月，他才从总政歌舞团转业到中国文联。郁钧剑在正当红时果断地离开，让许多人始料不及。老政委乔佩娟至今说起此事，还十分惋惜：“小郁就是这样‘任性’，说打报告就打报告，说走就走了，他的离开是我们军队文艺的一大损失。”
人生三大乐事
其实，郁钧剑也未必舍得那个舞台。2002年9月，他还写了一首词《渔家傲·炉灶破了》，其中用“谈何易”、“时犹豫”、“心无底”，来表达自己离开演出团体前后的复杂心态。
转业到中国文联后，郁钧剑担任文联演艺中心主任，在此后的9年间，他在那里寻找到了更新的舞台。“文联有一个优势，下面11个协会聚集了各界的文艺专家。在这里，我可以负责组织全国的各种大型活动。比如，每年的全国文学艺术界春节大联欢‘百花迎春’晚会；‘百花芬芳’建军80周年的8场系列演出周、建党90周年的9场‘党的旗帜高高飘扬’系列演出，等等。通过这个平台，我结识了不少朋友，也积累了更多的创作感受和生活体会，具有了更大的人生价值。”
忙碌工作之余，郁钧剑也非常享受现在的生活，他形容自己的生活有“三乐”：读好书、交好友、喝好酒。
读书对郁钧剑来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郁钧剑的祖父在新中国成立前做过福州中华职业学校校长，也在上海大学里教过书，对诗词书画非常精通。受家庭的影响，郁钧剑从小就酷爱读书。抗战时期上海沦陷，祖父到桂林担任全国厂商会迁桂联合会主任，“听母亲说，当时家中有3间书房，里面全是装满了书的书柜。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将书都运往上海，只剩下空空四壁。那时，我就常常望着空屋子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把他们装满？”这种情结，后来一直影响着郁钧剑。从十几岁参加工作起，他就开始“玩命地买书、读书、藏书”。如今，最令他满足的是，家中已有近40个书柜，藏书近万册，“满满当当的书，积攒着我半生的最爱，它们都已经沉淀在我的生命中”。
爱书、敬书的郁钧剑也同样喜欢创作。如今，他已经出版过5部诗集、2部散文集和2部书画集。在最近出版的诗文集自序里，他写道：“后来求全在歌坛的名利场上，于快乐与不快乐中拼搏，写诗也就成了一种慰藉。如今到了已经泰然于快乐与不快乐之间的年纪了，写诗便没有浪漫与激动，也就少了许多灵感。”少了“灵感”的郁钧剑又开始进行书画创作，并于1993年6月和今年6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两次个人书画展。
不过，颇具文人气质的郁钧剑在交友方面却多了几分“江湖气”。他看重朋友情意，喜欢和朋友喝酒交心，现在与他相处的朋友中，大都与他醉过酒。“我一直对‘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认可，君子之交就应该‘浓似酒’。”对于郁钧剑的“喝好酒”，好友黄宏很是感慨：“酒桌上我觉得郁钧剑的风气是最正的，也是最不正的。所谓最正，是说他能喝也能说；所谓最不正，是谁的酒他都能劝下去，即便这个人不会喝酒。”李双江也感叹：“郁钧剑喝酒很豪情，酒量很大，但他喝酒能喝出点文化来，喝出点文章来，还能喝出点诗情来。”郁钧剑说，自己交友从不在乎其身份和地位，和朋友之间也无拘无束。他曾经打电话到黄宏家，一听接电话的是黄宏的妻子小洁，便捏着鼻子说：“宏宏在家吗？”吓得黄宏“一身冷汗”，以后更以“郁哥哥”回敬他。
郁钧剑有一个幸福的家，妻子是海军总医院的医生，因为不是圈里人，平时非常低调。“我们是通过家里人介绍认识的，当时见面我有一见钟情之感，后来就结了婚，女儿也长大成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