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趣旨在政治学科
在雷震求学计划中，最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一直为自己的首选。
与他在名古屋“庆亲馆”同室三年、亲密无间的八高同学罗鸿诏，此时已着手报考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选修哲学，如若雷震也能考入该校法学部，两人不仅可以经常见面，还可相互切磋，彼此照应，雷震平时也喜欢阅读哲学方面的一些书籍。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就学习“政治”与东京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言，雷震以为：
东京时为日本的首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实际政治的活动中心，无论就议会政治或政党活动来说，抑就各种大大小小的选举和各种会议来说，东京总是发号施命的大本营，计划作战的首脑部，因而就可随时随地与政治的实际行动有接触和见习的机会。尤其是东京为人文荟萃之区，各色各样的人物都在那里聚居和活动，还有来此作短期的访问者，而外国人来日本访问和观光，亦均以东京为其主要的目的地，职是之故，除在报纸上和刊物上揭出的公开活动之外，尚有许多的内幕策划，和不露面的地下活动，暗地里在那里把持和操纵政治的人物存在者，在实际上更有影响于现实政治。我如果能在东京读书，则接触方面既可广泛，而实际上的见闻自然较多。
然而，雷震却失败了。这几乎打乱了他事先预设的整个求学计划。
1923年，东京帝大法学部预定招收五百五十名新生，法律学科五百名，政治学科五十名，实际报考人数有九百多名。东京帝大通常要对报考学生进行一次“选拔试验”，以此淘汰一批报考的学生。参加这次“选拔试验”的中国学生共七人，只有云南籍学生邓鸿藩 一人考取。这天晚上，雷震与友人擦着火柴去看榜，发现榜上无名，随即打电报至八高教务处，再报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当时日本有五所“帝国大学”，大凡准备学习法律、政治和经济的学生，第一志愿首选东京帝国大学，其次才是京都帝国大学。这一年，京都帝大法学部只招收三百名新生，这一次雷震没有失手，榜上有名。
京都帝国大学是今日京都大学的前身，创建于1897年，位于日本京都府左京区吉田本町，是当时日本的第二所国立大学。雷震进入京都帝大时，该校设有文学、理学、法学、经济学、工业、农业、医学等七个学部，而大学院（相当于我国的研究生院。作者注）就设在各学部内。雷震读的是法学部政治学科，这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一个专业。当时考入京都帝大的学生百分之九十都是选择法律学科，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选择政治学科。雷震之所以选择政治学科，是因为自己将来不愿意做律师，他在内心一直把律师看成是一个“讼棍”。雷震的这一选择，不期而然地为自己在不远的将来步入中国政坛埋下了一个“伏笔”，尽管这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将会如何，但由于对政治的浓厚兴趣，未来人生的方向实际上已确定下来。
雷震选择学习政治，并没有把政治看得有多么高尚。
相反，他认为政治在有时候是很“龌龊”的，而书本上的“政治”与现实中的政治也根本是两回事。“凡是学习政治的人，即令将来自己不去从事实际政治的工作，但是仅仅靠着书本上一些知识和教授们在课堂上口述的那些讲义，是不容易了解现实政治的情况的。盖政治人物的实际行动和其纵横捭阖的行为，乃是推动现实政治的主要原因之一，凡是学习政治的人，自不能不注意考察这些实际政治的运用，尽管政治有其极为‘龌龊’的一面，而学习政治的人，对于这种‘龌龊’的一面，自不能不求个相当的了解。” 京都帝大政治学科的课程，介乎于法律学科与经济学科之间。
除政治学、政治史、外交史等，其余大部分都是法律学科方面的，如宪法学，民法总则、物权法、债权法、刑法总论、行政法学总论等，还有一部分是经济学科方面的，如经济学、财政学、社会政策和殖民政策等。依雷震当时的看法，这时京都帝大的政治学科，应称为“法律政治经济学科”更为准确。由于这种课程设置，无形中让雷震学到了不少有关法律和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成为他在日后撰写法政文章的根底。这时京都帝大法学部开始采用“学分制”，时间为三年。即三年之内，必须学完必修学科的十八门课程以及选修的六门课程，并考试及格后，才能获得毕业证书，授予法学士学位。虽然是“学分制”，但其中一门“外国法”，属必修课程，又分为“英法”、“德法”、“法法”（日本称为佛法）三种，每个学年只能选修一种，即便在两年内修足了其它所有学分，也不可能马上毕业。雷震在京都帝大三年多所修课程前后共有二十四门，这使他不断地“……充实自己，多了一分拯救这个苦难国家的机会”（宋英语） 。
大正十五年三月，即1926年3月，雷震从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随后进入大学院跟随森口繁治教授攻读“宪法”。这一年一月，京都帝大修正了“法学部规程”，旨在弥合政治学科和法律学科之间的区别，也取消了必修课目和自修课目的分类，改行“自由选科”制度。这项新规定拟于四月一日正式实行，凡是想在三月底之前毕业的学生，按旧规定必须参加二十四门课程的考试，而欲延期至四月底毕业的学生，依新规定则可少考六门。雷震自承是一个“好胜心极强”的人，又要“替国家争面子”，于是决定参加三月份的考试。当时日本学生由于毕业就业的缘故，全都参加了三月份的考试，因为四月底毕业的人，要被算成是下一个学年的毕业生。中国学生无此方面的顾虑，早一个月毕业与晚一个月毕业是一回事。所以大部分中国学生都选择了四月份的考试，惟有雷震与吉林籍学生徐家恒两人考足了二十四门。法学部十分赞赏这种做法，视之为“优秀学生”。当雷震毕业后申请进入大学院时，立即获准，连口试都免去了。
接受立宪主义思想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京都帝国大学，学风相当自由与多样化。
建校初始，首任校长木下广次先生就强调京都帝大要办出自己的特色，要“比东大更尊重学生的独立自主精神”。雷震入校时，“京都帝大师生研究学术的空气甚为浓烈，极力倡导学术研究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其中尤以法经两部的教授为然” 。当时法学部的教授中，包括主张国民主权说的森口繁治，主张法人拟制说的市村光惠；讲授马克思资本论的河上肇，以及讲授殖民政策的山光美越乃等人。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当时京都帝大远离政治中心的东京，在批评时政时所遭受的反弹与压力，远远要低于东京帝国大学，因而在校园中比较容易培养出学术独立、超然于国家权力的开明风气，也就自然形成了有别于东京帝大宪法思想的独特观角和理论 。正是在这种学术自由的氛围之中，雷震从中获得了一个最重要的认知，那就是在立宪主义的理念中，“纵为天皇也要受其约束和监督” 。
《宪法学》和《政治学》两门课程，由著名教授市村光惠先生讲授。
市村先生著有《帝国宪法论》一书，以“法实证主义”和“国家法人说”来解释日本的宪法，在日本被时人称为倡导“法实证主义”的第一人，对当时法学界影响很大。市村先生“除以德国公法学者Jellnek Georg(1851—1911)的学说为其主要见解外，兼涉猎宪法学诸家的学说，撷取其适合于自己之学说而采用之，故他的比较宪法学的学识，相当丰富，也是站在‘立宪主义’的立场上来立论的”。 市村先生在课堂上“海阔天空，古往今来，漫无边际的自由讲话”以及批评时政不遗余力的态度，给雷震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京都议会的议员，大都是市村先生的学生。1927年，雷震回国后不久，听说市村先生被京都市议会推选为该市市长，以冀其大展鸿图，实现“学人从政”的理想。
可不到两个月就与市议会闹翻，最后竟挂冠而去……对此议论者不一，有人说市村先生根本不能胜任实际工作，不仅一点手腕都没有，说话时的态度也不谦逊，他对市议员们讲话时，就像在大学课堂上对待学生一样；也有人说，教授们的理想和远大抱负，与实际政治运作尚有一段距离，批评时政容易，从政却一筹莫展。市村先生之所以无法胜任市长，与其浪漫不羁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雷震在校时就听说市村先生从不阅卷，而是异想天开地“在自己书斋的榻榻米上，手捧试卷向上抛，落下则散布于榻榻米上，他预先划定一条界线，规定试卷落在某区之内为六十分到六十九分，落到某区者为七十分至七十九分，某区者则为八十分以上，然后拿起笔来，按此区别给以分数，横直都是及格的。” 雷震并不相信这个说法，不少同学却认为确有其事。因为他们的试卷明明答得十分正确，结果只有六十分，一些不甚用功的同学胡乱答来，反在八十分以上……雷震姑且听之，只当成是一个笑话而已。
在京都帝大法学部的教授中，对雷震影响最大的属森口繁治和佐佐木先生。
森口繁治教授讲授《国法学》，曾与市村光惠先生共同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撰有《近世民主政治论》、《立宪主义与议会政治》、《比例代表法之研究》等专著。萨孟武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后将森口先生的《近世民主政治论》翻译成中文，抗战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森口先生是一位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毕生推崇“全民政治”的民主政治、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反对军人弄权和武人干政，针对当时日本军事体制以及军队首脑绕开行政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的制度，讥之为“帷幄上奏”。
森口先生认为近世民主政治，是以民主主义或“国民主权说”为基础的，其中包含三个最重的思想要素：一，国家为个人而存在；二，国家的一切权力，出自人民自身，其最高权力则掌握在国民自身，因此政府官员，要对人民负责；三，人民之所以服从国家利益，也就是服从自身的利益，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利益。在森口先生看来，现代民主政治就是“多数决的政治”、“议会政治”，同时也是“舆论政治”，这三条原则具有浓厚的立宪主义色彩，对于雷震在日后坚持民主政治、议会政治等一贯主张有着直接影响。森口先生当时还很年轻，思维活跃，治学有道，有一种“诲人不倦”的风范。在雷震的记忆中，森口先生当时最感兴趣、也是研究最深入的就是“比例代表制度”。这种制度“可以把少数人的意见，反映于构成国家意思的议会之中，……以免陷于‘多数暴政’的局面，因为多数人的意见，有时并不完全正确，……惟有采用‘比例代表法’的选举制度，才可以表现出少数人之意见，才是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全民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