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像我姐姐那么大的女孩在花园的高草丛中被人奸杀了。这是我父亲一生中办理的最后一件案子。并不复杂的命案，我父亲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查出来。警局开始有人站出来质疑我父亲的能力。凶手是位患有妄想症的疯子，他对所有小名为“毛毛”的女孩产生难以理喻的冲动。包括他女儿，这是他杀死的第二个女孩。案发之后他曾三次到警局自首，每次都被我父亲骂了出去。按照那些怀疑我父亲已经老了的警察的话说，这是一出精彩绝伦的滑稽剧，罪不可赦的凶手（！）竟被当职的队长几次推出了大门外。我姐姐后来讲给我听的时候，她说她不这么想。她说爸爸只不过把一些过于简单的案子看得太曲折了，他不相信这世上办一些事情会如此容易。
不单是办案，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扑朔迷离。那几个月他下棋输的钱越来越多。而高叔却很严肃地称他的棋艺已经达到了深不可测的地步，看似天衣无缝的步局，往往都毁在一个明显而又白痴的错误之上。
此前的父亲，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扑朔迷离。那几个月他下棋输的钱越来越多，而高叔却很严肃地称他的棋艺已经达到了深不可测的地步。只是看似天衣无缝的布局往往都毁在一个明显而又低级的错误上。
死前的父亲把周围的一切都看成了迷宫，他总是把容易的情形想得复杂，好在里面寻找思维的乐趣。有时候是这样，乐趣在思考的过程中出现了，事情却办得一团糟。
将近二十年我都在想我父亲那时候走在铁轨上思考什么。那段铁轨的上方是宽平大桥。我父亲在那里下棋输了很多钱，偶尔也赢过，但那一天输了。父亲队里姓张的警察，为此询问过在桥顶摆棋的江湖人。他说雷队长那天棋下得很差，极其糟糕，仿佛把下完这盘棋当成生前的最后一件工作那样无可奈何地对待。傍晚我父亲拎一瓶酒走在独木桥一样的铁轨上，他突然明白，简单的道理也可以做成很多事情，比如沿着这两条简单的平行线可以一直走到北京。
甚至，行驶在上面的庞大物体可以将一个人的头辗得粉碎。
我大学报考的是铁道学院，我母亲发疯一样绕着屋子走来走去地叫喊。她责令我表姐去学校找我的班主任把志愿改掉。我表姐不会听她的。她不允许我去学铁路的知识，她怕我所学的每一件事都会伤及她那不可抚触的记忆。我没有听从我母亲的叫喊，打我十五岁的生日过后，她就无法再控制我的生活了。我母亲跑到学校去，得知报考表早已连夜送往省招办。她骑车赶到市郊的红色大楼，在那里，她由于证件不足被禁止更改最后的大学志愿。凌晨两点钟她一踏进屋子就将我和表姐从梦中喊起来。她敌视着我及我的同盟者。
“如果，”她缓慢地说，“一旦你考进那个学校学那些烂东西，就永远也别想再进这个家。”
高考前表姐曾问我为什么这么想学铁道方面的知识。我说我想了解两轨之间有多宽，火车有多快。
“这个可以上网查的。”她说。
考试那天她说两轨的距离为一米，火车的时速为一百五十公里。
我看了她两秒钟没再说话。
一，二。火车前行了八十三米，有人从二十米的高楼上飞走了。
我父亲到家的时间大概是傍晚七点，他把背上的大包行李抖落在地板上，拍了拍双手。我母亲关掉电视，不解地看着他。
“还有吃的吗？”他说。
“没有了，你拿这么多东西干吗？”
“我辞职不干了。”他说。他弯腰从床下取出象棋，下楼了。
我母亲沉默着，摁着手中的摇控器从一个台播到另一个台。突然停电了，她又躺回床上。每十分钟她起来一次，到窗前看看楼下。对面两个阳台的人在高声叫骂。我母亲在月色中渐渐不再起身。
天亮之前有人轻轻打开门锁推门进来，靠在墙上点起一支烟。一刹那的火光在我母亲额前闪过。她突然坐起来。
“孩子都睡了，不用你跟我说，”他说，“我明天就去找事做。”
我父亲送姐姐去护士学校入读。九月的秋风吹过宿舍的玻璃发出低泣的声音。窗外的树叶脱离枝条吹到了屋子里。
“最多念一年，”我父亲吸着烟说，“明年我赚足钱就让你回去上高中。”
“算了吧，爸，我在这儿挺好的，毕业就能工作了。你看这学校，还有幢九层的高楼呢。”
“那楼太高了，不好。”
我姐姐扭过头，看着墙壁上的斑点。她想该贴哪位名星的海报合适一些。
我父亲站在红砖的中央，两边施工的声音太吵了，他听不清对方的声音。
“多少钱一个月？”他又问了一次。
“每天八点开工，晚上七点收工，除去吃饭干十个小时，一天拿二十块钱。”
“这不过是我输一盘棋的钱，”我父亲说，“而且，这工作也没有思维的乐趣。”
“我们做点买卖吧？”我父亲提议道。
“哪儿来的本钱啊？”
“向你哥哥借一点应该没问题吧？”
我母亲停下手中的活，转身看着我父亲，甩了甩双手，用毛巾擦干。这是前奏，暴风雨又要来了。
“你还是不是男人我问你雷奇你还算不算个男人？做男人做到这个地步你也真够可以了还过来犯贱向我哥哥借钱！我这个女人都觉得羞得慌你还好意思觍着脸跟我说！！你到大街上看看找找去有没有男人连儿子上幼儿园的事情都办不成女儿上学都供不起的！！！你去找找吧啊雷奇一个拿着枪都不敢开的臭警察你都不愿意干你还想干吗啊……”
“力力的事情我已经弄妥了，莲莲我保证她明年有学上。”我父亲弯下腰在床下寻找总共三十二颗两种颜色的棋子，“不到最后你还真不能说我不算男人。”
有个男人把自己反锁在房里，打开煤气，恭迎死神的到来。屋子里弥漫着甲烷的味道，他充满恐惧地看着自己的影子正渐渐消失。他用头撞碎玻璃，头向前倾，大口呼吸，为了远离死神，头尽量向前倾，远一点吧，死亡，再远一点。
他从四楼掉了下去。
人们围着一摊血迹低声议论着。我父亲从人缝中看到血已经凝了。
“为什么要自杀呢？”我父亲问。
“据说一个月前刚入的保险。”一个老人对他说，他以为这样的人很奇怪。“可能会赔钱，他家人以后也用不着再受苦了。”
“是啊，用不着再受苦了。”我父亲笑了，他知道该如何证明自己算个男人了。
元旦那天我表姐清晨五点钟就起床。七点之前她打扫了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之后我们决定去南湖看冰灯。可是我们刚出门就在寒冷的天气面前畏缩了。我表姐回到屋子里继续看电视。教堂合唱的歌声由于风雪的磨蚀而变得混浊混沌。
“牧师来咱家的那天，你不是说你要过新的生活吗？”
她换个频道，沉思起来。
“我是说，你想怎么个过法？”我继续问她。
“可是我都不知道新的生活从哪儿开始。”
“没想过去结婚，去组成一个家庭吗？”
“你不是也没结婚吗？怎么急着操心起我来了？”她笑了，“再说我都四十多了，这把年纪你让我去找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儿嫁出去呀？”
“你和我不一样，我是男人，我还有琪琪。”我说，“你不行，你不能一辈子做个老女人。”
她转过身，仰卧在沙发上长叹着气。电视里火拼的声音掩没了她的哭泣声。“就算我这辈子都做不了人家的老婆，”她目视着天花板说，“老太太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我不明白她干吗老说这个。
我母亲总爱说同样的一句话，但有一点我表姐和织布大王的孙女不一样。我母亲对不同的人会说不同的话。她对我姐姐常说“你去死呀去死呀”，对我表姐说“嫁吧嫁吧嫁了就能逃出这个家了”。
我母亲对父亲说，你还算不算个男人？
我父亲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终于走进了咨询室。
“我想问一下有关意外死亡保险的情况。”
“您好，请坐。”她微笑着说，“入保之前我们会检查您的身体状况，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您将有资格购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意外死亡保险。”
“呃，”我父亲竭力想出一些问题问她，“那自杀算吗？”
“不算，要是这样，世界上想去寻死的人都跑过来入保，会有多可怕啊。”
“哦，不过关于自杀还是意外死亡的鉴定是以什么为凭据呢？是保险公司还是法医？”
“一般情况下我们尊重后者的意见。”
“入保的时间都有多久的呢？”
“三个月，半年，一年，以及三年。”
“好，我买三个月的。”我父亲站起来打算告辞，“最多可以买多少？”
此后的一个多月里，我父亲没有再去找工作。也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曾经购买过保险，每天晚上他都在街口和高叔下棋。有时候直到天亮他才会悄无声息地爬上六楼返回床上。在白天，他慵懒地靠在床头看着花瓶的影子从他的肚子上一点点移到他胸口。我母亲被他这种逃避的态度弄疯了，她跳起来问他想没想过家里已经一点收入也没有了，她质问他除了做个破警察他还能干点什么。
“你还算不算个男人，雷奇？”她又在重复这句话了。
“算的。”从影子里他发现君子兰花开了，“只是你现在还没看出来。”
我姐姐，那个在2003年首次证明人类可以实现飞行梦想的尝试者，告诉我，父亲在临走之前已经有两次自杀未遂。
“一次是在家里上吊，被她发现了；一次是服药，后来爸打电话给医院，洗胃了。”我母亲那时在市场卖花刀，姐姐讲讲停停，走到窗前看外面飞舞的杨絮，然后她转过身，满眼都是泪水。“如果一个人选择自杀却没有死，这甚至有点滑稽的意味。有一天，”她手指顺着一团散开的杨絮向下滑落，说，“要是我死就死得彻底点，绝对让人笑不出来的那种。”
我姐姐的死很悲壮，张开双臂在空中飞行，然而还是有点滑稽的意味——校长说，她是脸先着陆的。
那封遗书在檀木箱子里，在织布大王孙女陪嫁的最上面可以找到。我和姐姐都不知道里面说了些什么，遗书被警队的一个姓张的警察拿走并烧掉了。似乎是在执行父亲的遗愿，他们鉴定他为意外死亡。我姐姐保留了第二天的晚报，报纸一直留了很久，到现在还有。我识字之后看到过这张。上面将我父亲说成一个可笑的小人物。记者说，一个人喝醉了在桥下面摇摇晃晃地走，竟撞到了去往北京的T60次列车上。报纸建议，在市区的铁路段两侧安装防护栏。”以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我姐姐抖动着晚报去责问我母亲：“你就那么缺钱吗？你看他们把爸爸写成了什么？像个小丑！”
“死的人不是你，是你爸。”我母亲指了指报纸，又指了指我姐姐，“有种你去死啊，你要是死了我跪在报社的面前求他们替你写赞歌啊，行不行？行不行？你去死呀去死呀！”
姓张的警察拉走了我姐姐，然后他回来继续安慰我母亲。他张了几次嘴，却说不出话来。
“你不用想法子劝我什么了，小张。”倒是我母亲先说的话，“丈夫死了，难过是在所难免的。”
我母亲确实很悲伤，虽然我见过的她惟一一次流泪并不是在那时候，但那次的确是她最伤心痛苦的一次。我姐姐刚死的那几天她也没这样过。她只是说“你姐死了”就出去卖花刀了。可是我父亲丧事过后很长一段时间她都躺在床上，就仿佛也死去了一样。窗台的那盆君子兰早已枯了，干蔫的影子映在我妈妈死水一样的面容上。
市长来看我父亲的灵堂，他对父亲的死表示遗憾，他说父亲本不必辞职的。全警局的人都来了，一些陌生的居民也来拜访他。我后来问我姐姐：“做警察做到什么地步才算是死而无憾？”
“就是那些被你抓走现在释放的人，还有杀人犯的家属也能过来看看你。”她说，“我觉得警察做成这样一辈子就不白活了。”
“爸爸有吗？”我问。
“有的，咱爸是好警察。”
不是那种双手持枪却不敢扣扳机的大笨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