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点钟才上床，也没睡好。天一亮很自然地睁开了眼睛，洗澡时看见两个大眼圈，打了点暗色粉底，把头发吹干抹些发蜡。我先去趟医院做个体检，到警局时都快九点了。昨天忘问那警察姓什么，什么职务了，给收发室的警员看了一下昨晚的来显。他告诉我四楼左拐，怕我找不着，索性带我上去了。
“啊，你很准时嘛。”
我说我只是讲早上来，也没说几点。我们相互笑了笑。他建议我们找个房间聊，让书记员去泡茶，顺便把材料带过来。我跟他进了一封闭房间。
“你们都不大嘛，”他说，“年轻有为。”
我望望周围，桌子，椅子，没别的了，我问：“这是审讯室吧？”
“环境所限，我们有时也当会客厅用。”
书记员端着茶水进来，递给他一个材料袋。他抽出来翻翻，头也没抬地问：“你知道姚远出事了？”
我点点头，笑道：“跟访谈特别像，您像主持人，我是嘉宾。那一沓材料是提前的功课，您根据那个问话，我一一作答。旁边还一笔录的。
“哈哈，我们也成文艺圈里的了。”他笑得挺敞亮，“可是我们不娱乐，责任重大，是命案。”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长沙那边发来现场图片，有点血腥，你敢看吗。”
“拿来吧。”
头张图片是两人死在床上，刘妍是胸口和头部各中一枪，姚远死在她身旁，照片没反的话，是右太阳穴中枪，右手垂在床边握着枪。后两张是二人特写，死之后的神情，双眼都未合上。我看不下去了，还给了他。
“这把枪你有没有见过？”他递给一张照片，三个子弹壳和枪。
“没见过，任何枪都没见过。”
“你是否认识照片的女性死者。”
“认识，”我辨认着，“已经两年多没见过了，变样子了。”
“2005年你和她同居过，是吗？”
“四个月？五个月？差不多。”
“她嫁给了姚远？”
“对，其实我也不确定，姚远暗示我是她。他可能认为告诉我也不合适，瞒我也不合适，他就暗示我。不过我们都没点破。”
“那你是什么感受？”
“我觉得没什么，应该是我们分手很久他们才在一起。我觉得很好，回避下就OK了。”
“在你和刘妍恋爱期间，姚远见过她吗？”
“见过一次，有次他从上海去长沙找过我，待半小时就去天津了。”
“会不会在那之后，他们就有了感情？”
“能抽烟吗？”他推过一个烟缸，我点燃猛抽几口，说：“那是对我们三个人的污辱，不可能。”
他暂停问话，捡起笔录重新看下。我敲着烟灰，一口也抽不进。
“你对这个案子怎么想？”他问。
“我昨天查了新闻，报道说姚远杀妻后自杀。我开始也不信，在海南我还见过他，就是三五天前，我觉得他状态不错。刚您给我的照片我没法怀疑了，枪在他手里，虽然我从来不知道他有枪。”
“媒体知道得很少，你看这个。”
“死了？”我指着照片上的婴儿。
“他的儿子，塑料袋系头上闷死的，袋子上确实有姚远指纹。”
“我再抽一支。”
“我们只是透露给媒体一些，姚子的事情就没曝出去。”
“谁？”
“他和刘妍的儿子。”
“他还是起了这个名字。他为什么这么干？为什么？”
“我们起初也鉴定是自杀，但是有一个线索解释不了，看这个被子，对刘妍的两枪都是顶着被子打过去的。”
“为了消音？”
“对，如果他打算杀妻后自杀的话，没必要这么做。还有，我们从他父亲那儿了解到姚远是左撇子，而现场表明他是右手开枪，右太阳穴中枪。看这张照片，”他指给我，“他右手少了半根无名指，他父亲说是三岁时割草机割掉的，从此他就改用左手。”
“又是一件他深藏不露的缺陷，我一直都不知道。”
他问书记员记全了吗，拿来看看，皱着眉，突然盯着我：“前天夜里你在哪？”
“回长春看我外婆。”
“你手机的所在地一直在北京。”
“我忘带了，所以很快就回来了。”
“这个是你电话吗？”他给我看一组号码。
“是。”
“这个电话的上一通打给110。”他站起来说，“表明他已经出事了，我们调查到长沙雨花分局当晚的确接到姚远手机的报案，但是没人说话，他也许正在危险之中。后来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不知道。”
“他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
“我们设过快捷键，按1键五秒左右就能打给我，我的也一样，1键是他的号，您试试。”我掏出手机。
“请起立，”他说，打量我一翻，“脱只鞋子好吗？”
我脱给他，感到不解。
“你是四十二号脚？”
“对。”我掐灭烟，“能把鞋还我吗，我想回去了。”
“你认为我们怀疑你？”
“我什么都没认为，”我看着他说，“我累了，我能回去吗？”
“不能。”他目无表情地盯着我，“这是审讯室，公安局没有会客厅。”
我冷笑，双臂向后架在椅背上。
“见过这个人吗？”
他又拿出一张照片，又一位死者，女性，脖子上有勒痕，面部已经胀得变形了。
“看着眼熟，要是活着我肯定认识。”
“你再想想，”他说，“她是被水果网袋勒死的。现场还有倒出来的杨桃。”
“我还是想不起来，但我应该认识。”
“王淇！”他拍桌子喊，“你还不认识吗？”
“就死在南山至三亚的国道边，我们在你房间的垃圾桶找到这个，”他给我看一张用过安全套的照片，“上面取到她的DNA，你立即配合我们查验，我敢保证精子是你的。”
“和女人发生关系犯法吗？”
“但杀人是死刑！”
我抬头看吊灯，回想他们掌握的证据。酒店电梯录像会显示九点半她从十层至三层，夜半一点钟我与她从三层至十层，半小时后我们从十层下到1层。办理退房手续，此后酒店没有她的记录。她的尸体也许是在昨天被发现，不会更早。确认她身份很容易，找专家打开她的密码箱，户照和机票和房费收据。箱子上了密码，疑犯打不开取不走。偌大行李箱带走又太惹眼，索性留在现场。
这是姚远夫妇枪击案已经立案八小时，湖南警方查到姚远死前两天曾于三亚回长沙，同三亚警方取得联系，同时发现王淇也是参加十强作家颁奖礼的工作人员。两案暂并一案。三亚查出王淇曾与我同时离开酒店，湖南查出我是姚远妻子的前男友，姚远手机拨出的最后一次电话是打给我的。就这样，北京警方也介入了。然而没有充分证据。也许昨天他们开会决定只是电话通知我，没有亲自来抓，就是希望我逃跑。抓住我很容易，指控我很难。我如约而至，他们什么证据都没有。
“十二月七日凌晨至十二月七日中午你在哪里？”
“凤凰机场候机。”
“但你已经将机票改签了。在机场呆十个小时？”
“我经常在机场待十多个小时，习惯了。”
“王淇与你同时出酒店，她去了哪里？”
“她说去南山拜佛。我累了，没去，约好机场等她，没见她来，我不得不上机了。”
“没觉得不对？没电话问她？”
“没有，她对我一直挺冷，我想她不愿意在机场告别，搞得跟爱人似的。”
“十二月九日夜里你在哪里？”
“长春，我去看姥姥。”
“有人可以证明吗？”
“不好说，我没见别的亲戚，直接去的医院。我姥姥昏迷中，我捏捏她的手，怕她醒来。”我把我妈妈的理论讲给他们。
“还是没有证据。”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我从钱包找到车票，“本来留给朋友报账的。”
他接过来掂量着：“还打过孔？谁给你检的票？”
“列车员。”
他把票揉成团，往地上摔，吼道：“说说吧，你怎么杀的姚远？一家三口！四条人命！”
“我没杀他们。”
“你为什么杀王淇？”
“我没杀她，我们还说好明年春天我去东京找她看樱花。”
“胡扯！全他妈的胡扯！”他气急败坏，将文字记录从桌子全划到地上，将我面前烟灰缸举起来砸碎。
我坐着不动，问他我可以走了吗。
“不可以！”
“您息怒，”我对他微笑，“我是个作家，为写一部小说我熟读法律，所以我不是孙志刚，我已经跟我的出版人打过招呼，说我要来马甸派出所，我今天上午去做了体检，这是我体检报告的复印件，一切正常。现在我已经在三小时一刻钟，我知道你们有权限制我二十四小时的人身自由，还有二十一小时多一点，紧急情况可以申请两次，每天各延长二十四小时，我想说的是，即使您审我三天，我能说得也就是这么多，因为我什么都没干。我有权请律师来陪我接下来的六十八个小时，我也有权在这六十八小时里一句话不说，但是我现在请求您，我可以回去休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