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清楚地知道，假如在街上有任何一位行人向我们的眼里投来一种（哪怕只是稍有意味的）眼神，我们的命运便会立即遭受终极裁决，童年时代的咒语便会兑现，即便这两个行色匆匆的家伙乍看上去跟其他人并无二致，但这些莫名其妙的动作、令人不安的侧目和这两个耷拉着的脑袋，都可能引发别人的怀疑，甚至连这些都不用，只需看看我们的苍白脸色就足够了，因为它意味着某种可以在每分每秒出卖我们内心的不同的光，仿佛我们的皮肤无力承受，无力抵抗，只能接纳和忍受这道浸润了罪恶感的、悲哀的蓝色曙光，这恰是我们所有人反复求索的地狱之光。这个年轻人，这个我可怕命运转折处的不幸角色走在我的身后，他的手没有自然下垂，而是僵硬地紧贴在身体两侧——就像一个绝望的步兵，即使已经听到“临时解散”的命令，依然保持着“待命”状态，因为他知道，交替下达这两道命令，是那个忧伤、残酷、孤独的指挥官唯一的乐趣；他的脚步悄然无声，步态沉重，脸上长满了胡茬。他无法从阴影里走出来。我们俩都沉默无语，这是我们两人的自然状态，带着被安装了炸弹的桥梁那痛苦的伪装色，其本身也是惩罚的一部分：想来我们至少能够告诉彼此，现在我们终于从正在进行的、充满危险和威胁的行军队伍里逃了出来。这种感受我们很难与他人分享，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离开城市——尽管我们应该离开——我们无法解除这种被迫的沉默，因为不仅是我们的言语，就连我们的举止和目光都会出卖我们，让人辨出谁是入室行窃却因窸窣的声响将主人惊醒的小偷。我不知道，我们一致的脚步声是否得当？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话可说？因为我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不能确定；直到现在，我还没遇到任何的阻碍，尽管我连现在自己在哪儿都不清楚，我应该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我无论怎样都没能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怎么会以一副成熟的头脑听任大地从自己脚下滑走？而这所有的一切几乎都发生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像一条神志错乱的腊肠犬，突然异想天开地想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说老实话，岂止是简单地从脚下“滑走”，而是在几小时前的一场令人生厌的午夜狂欢中，大地突然在脚下坍塌——我是偶然被一位同事拉到那里的，起初他只是说“晚上出去放松一下”——在袒胸露乳、烂醉如泥的年轻女郎令人压抑的冷漠的折磨下，无论是沉闷的面孔、空洞的目光，还是肮脏的大腿和低廉的内衣，这所有的一切都让人感到备受侮辱，陷入深深的悲伤，禁不住为这个慢慢变得晦暗的世界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彻头彻尾的担忧，而且——我在灿烂闪耀、明亮刺眼的光芒中清楚地认识到——我也自始至终都在对这个世界的毁灭、沉沦与分崩离析推波助澜，并且……最让我们恐惧的是，在这里，在这可怕的沉沦中，或许早已不可能有丝毫的位置留给任何美丽、高尚和不存在的事物。在此之前，由于我喝的酒超过了我的实际酒量，所以我变得稍微有点多愁善感，我突然意识到，似乎我周遭的一切都不堪一击地轰然坍塌，不仅让我丧失了——而且同时也赢得了——自己过去生活的意义，但也包括我本应该坚持的东西，因此我绝望地拼命试图抓住什么，好让我能够直面这不容置疑的冷酷事实而不至于那样的孤单，当我的目光落到博格达诺维奇那副弱不禁风的身影上，看上去是那么的无助、孤孑和笨拙，并且渴望躲到一个僻静的角落里认真地窥视他那些一文不名的同类，等到我意识并理解到在他体内——在他失去了光泽的眼眸里——所有的一切，所有那些对世界而言重要的和值得丧失的东西都浑然一体，就在那一刻，我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此时此刻，我自己也无可挽回地脱离了这个世界的掌控，因为我惊愕地发现，单纯的理解、热烈的认同，我骤然爆发的同情心，都足以让我自己也变得离经叛道。现在，在一条街的人行横道第三条斑马线处，我的腿已经不再出于本能，而是遵循严格的规则迈向对面的人行道，我用眼角的余光观察博格达诺维奇，安全地穿过马路，我震惊地发现，昨天的那个我，到了今天已经所剩无几，我只是一个不大真实的焦虑者，因为这看上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走在这里，走在黎明的黑暗中，跟着一个陷入绝望的年轻人走在这条迷失了方向的街道上，而且我相信，没有什么能够帮助他，尽管这个念头令我难以忍受，但是看来事实如此，什么都不可能，另外我还感觉到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帮助我。仿佛有一股蛮力推动着我们向前走，我走在前头，博格达诺维奇跟在我的身后，
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彻头彻尾的担忧
而且我们无话可说，因为徒劳的步行确实没有什么故事好讲，或许恰恰是对于这种“蛮力”的无情依赖支撑着我们安全无恙地活到现在，甚至在好奇心反常地缺失的情况下，因为从根本上讲我既对博格达诺维奇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怎么了，我仿佛是一场噩梦的囚徒，在噩梦里只是缺少能够稀释黑暗的光亮，只有恐惧，怕被别人认出，恐惧，怕博格达诺维奇彻底地无助，恐惧，怕我们不再有阴影遮挡，不再蹑手蹑脚，而是走在人行道或人行横道的正中央，这种看上去脆弱易伤的模样，仿佛我们自己也是构成黎明交通的自然元素，恐惧鼓励我们将自己交付给内心某种自卫的本能，并尝试相信博格达诺维奇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博格达诺维奇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我希望能够弄明白一些什么，我希望我们可以稍微停下来一下，头脑理智地四目相对，用清澈的目光自嘲地笑笑，笑我们自己，然后友好地分手，各自去忙各自的事情，我希望终于能够喘上一口气，或至少能找到自己开始不理智地盲目逃离的那个拐点，让这静止的故事也能向合理的一面转化，但是似乎我永远都不可能再赢回我天然的视觉能力，我感到一股无处不在的——无论在自身的粗糙性还是草率性上都经过了精心组织的混乱所拥有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以及基于对清晰度的疯狂崇拜和对光明未来的单调乏味的英雄主义迷恋、经过精密筹算的杂乱无序。又走过了几个路口，我们距离花贩只有几步之遥；我不知道为什么，博格达诺维奇这时超过了我，无意中破坏了我们无言的默契和我们本能的自卫技巧，想来只有我才熟悉并掌握这种技巧，因为只有我清楚地了解人行横道与街道交通系统，以及挪用来的概念的短暂适用性，因为他的内心平和已久，那是一种无助无措的平和，他根本不清楚有多大的危险，另外……有多么大的疯狂爱意在我体内发酵，我必须把他从这里带走，因为他对什么都已经不再在乎，而我却这样地在乎他。他跟我拉开了好几步的距离，由于他耷拉着脑袋，我现在只能看到他的肩膀，看到他的肩膀带着与我午夜寻欢后感受到的同样的颓丧，接下来是一个重要时刻，这个大汗淋漓、脚步蹒跚的年轻醉鬼又愚蠢地向前踉跄了几步，然后突然安静地站住了（“你在这儿干什么？！你这个混蛋怎么会在这儿？！”他大声嚷道），这时候我的心脏提到了嗓子眼，做好了随时逃窜的准备，因为我深深感觉到他内心平和的终结，感觉到在那副耷拉着的肩膀上有一股充满挑战和攻击性的脆弱。“翠菊多少钱？”他问，同时他走到花贩跟前。虽然我看不清楚他的脸，但我能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嗓音里既没有轻薄无理，也没有粗鲁蛮横，即便如此，由于声音沙哑，将oszirózsa（翠菊）一词里的o和ó两个长元音发得过于清楚，原本盯着钱匣的花贩警惕地抬眼看着他。“翠菊多少钱？”博格达诺维奇又问了一遍，紧张地使劲吸了一口烟。“你问这干什么？”花贩紧咬牙根地低声反问。听到这话，博格达诺维奇——从他后面，从我的角度看——慢慢地立正，我知道他现在走不开了。我紧紧站到他的身旁，试图吸引花贩的注意力，我开始假装认真地在翠菊花束和花环中扒拉，挑选，但无济于事，因为随着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示意（“抓住这两个无赖！”），两个屠夫相貌的汉子从花贩身后的货箱后闪了出来，这时候我揪他，拽他，推他，搡他，幸好我的反应还算及时，因为我听到博格达诺维奇的又一句辩解（“我只是问问这翠菊……”），两个大汉已经朝这边走过来。我们躲进一个大门洞里，博格达诺维奇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一支烟。透过浓重的烟雾，他盯着我看了一阵，似乎不明白我站在他旁边做什么，似乎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跟着他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后来他对我的存在已不再感兴趣，靠在墙上，耷拉下脑袋，在我面前流露出骨子里的疲劳。香烟的烟雾如蛇一般袅袅上升，我不必看到这可怕的崩溃，我透过烟缕望着从街对面的建筑上空涌来的十一月份，我已经猜到，这些日子永远都不会结束，只有我的力气、词语消耗殆尽，这个狂热的星期二跟另一个狂热的星期二没有任何不同，然而为了没有人性的星期三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同的。我重又走在前面，时刻做好准备，我越来越奇怪，周围的人流怎么越来越多？这么多人在这样早的黎明跑到街上来干什么？到处都是沉郁、多疑、困倦、塌瘪的面孔，到处都是廉价的棉大衣、胳膊肘磨破的毛衣和破旧的西装外套，到处都是夹在胳肢窝下的皮包和购物袋的海洋，里面装着压瘪了的、包在餐巾纸里的早点，到处都是沉默的嘴，只有矮腰的便鞋、皮靴和凉鞋在人行道上出溜，一条又一条的小巷和主街，一座又一座的公园和广场，还有一个又一个的十字路口，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包围着我们，我们像幽灵一般地退回到我们看上去出发的地方，置身于这么多莫测、匆促、复杂的运动之中，似乎不可能准确地辨别方向，不过我相信，只要我们迎着人流往前走，很快就会达到城区的边缘，从那里可以走上某一条通向城外的国家公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惊愕地发现，我们始终迷失在人流最稠密、交通最堵塞的地方，无论我们怎么拼命行走都是白费气力，因为不管我们看上去多么努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只有失败，面对这些原准备盖得很高，但只盖了一半就出现裂痕的人类建筑，我们体内蓬勃的生机都失去了其脆弱的完整性。天上仍是死气沉沉的灰色光线，阴沉，也许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天亮。在一扇大门前的人行道上，我差一点撞到一位老妇：她正手脚并用地跪在地上低吼，试图将她那只挂着眼屎的猫咪赶进大门内。一名穿着运动背心的运输工人正动作轻松地将许多块铁板装上一辆大卡车的车斗。人行道旁流着污水。我该怎么办？我踌躇不决。我们怎么才能逃离这里？我必须振作起精神。疲劳痛苦地折磨着我，我肚子疼，嘴中苦涩，呼吸恶臭，左脚磨出了水泡，每迈出一步都如履针毡，但我尽量不去注意它，博格达诺维奇显然也跟我一样。我很饿，非常饿。天上还罩着一层阴影，但肯定比刚才亮了一些，足以让我们看清自己的处境——陷入比原来更深的痛苦和困惑——更确切地讲，我感到自己非常不幸，因为现在突然……仿佛……我们疯狂的坠落突然中止，似乎眼看就要把我们碾得粉碎的危险势头也慢慢减弱。去哪儿？朝哪个方向？我们点一支香烟？要不我还是去找下水道的入口，既然地面上行不通，或许在地下……我是否还有勇气相信，还有意义继续进行这绝望的跋涉？博格达诺维奇一言不发，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脑袋，脚步沉重地跟在我身后，我知道，对他来说“去哪儿？”和“朝哪个方向？”根本无所谓，他只想做点别的事情，而不是在我面前展示自己因莫名的悲哀而绝望地只身携带的不幸，但他不可能猜测到，我不得不极力克制自己想要探究其不幸细节的好奇心，因为假如我真的这么做，我可能要冒让我们间的紧密联系突然丧失意义的风险，可能会失去在黎明共同跋涉的团结力量，因为我对他抱的忠诚建立在莫名的无助和从他身上辐射出的无法解除的绝望上，而这种绝望——想来已经无法改变——已不取决于任何事情，这也给了我一种可能，让我能够在突然降临的黑暗中抓住一个已经手足无措地抓不到任何东西的人。在很难变得明亮的天光里，这种抵抗突然……就像噩梦一样突然消失……突然惊醒，惊愕地意识到，
仿佛有一股蛮力推动着我们向前走
在那些使他的轮廓一次次地逐渐显现的事物中间，在我打造的唯一模具里，我的这个同伴变成了一个浓缩的灵物，他不确定的、原始的神圣使他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承受，与这种“莫名的无助”越来越无关；使我们周遭的一切都重新获得了昨日天然的活力：街道，房子，匆忙赶路的人们，在我们头顶上或开或关的窗户，还有探出来、缩回去的困乏的脑袋，背着书包的孩子们，在一家肉铺门口狂吠的狗，这——恰好——让我重新获得比之前更加清晰的判断力，我为自己身穿的破旧外套、脏臭的鞋子、由于晨曦和喝多了的酒精而红肿难睁的眼睛感到羞愧，而博格达诺维奇这个模糊、混沌的超凡脱俗者，在暗夜的陷阱里看上去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确凿无疑的凡夫俗子，一个内心极其苦涩、心灰意冷的年轻人——失恋了吗？家庭破裂？干了某种可被原谅的违法行为？——一个我该用自己真诚的善意去帮助的人。或者……我猜错了吗？莫非他只是由于劳累，我没必要把事情弄那么复杂，我们的情况其实就这么简单？疲劳？饥饿？我的左脚磨起了水泡？我们从一家奶制品商店前面走过，当我放慢脚步，转过身面对着博格达诺维奇时，我们已经走过了店门口。“咱们吃点什么吧。”我建议说。他没有应声，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在商店里他没吃多少东西，只吃了两口，就把食物推到一旁，然后耷拉下脑袋。也许他睡着了。不到一分钟，我就吃完了摊鸡蛋，既然他已经不吃了，我把博格达诺维奇那份也吃掉了。他纹丝不动，手揣在怀里坐在那儿，耷拉着脑袋，我正要招呼他，我们可以走了，就在这时我在乳白色的日光下，在他的头顶看到了一道一个手指长的、流了好些脓的伤口，由于距离很近我看得很清楚，他没有好好梳头，话说回来，被脓血粘连的头发也不可能把那道伤口盖住。我立即转过脸去，感到肠胃痉挛，但我的动作还是不够快，因为他刚好抬眼看我，从我的扭头的动作里看了出来，我发现了他头顶的伤口，于是他恶声恶气地冲我说（“你去看集市上的猴子吧，嗯？！”），我受惊地坐在椅子上，身体后仰，仿佛他动手打了我。我之所以受惊，并不是因为他那——与他温和的天性相矛盾——严厉粗暴、莫名其妙的敌意语调，而是他那张因为这句突然说出的话语而扭曲的脸：厚厚的嘴唇变得煞白，碧蓝的眼睛眯成了细缝，他的脸由于愤怒拉得很长。这一切都发生在顷刻之间，博格达诺维奇顺从地摸了一下我的胳膊，站起来，走向门外。当我随手带上店门时，我看到柜台后面，刚才除了售货员和我们之外，还有一位客人，一个脸上长满粉刺的少女正捧着一只盛着可可奶的瓷缸盯着我们。我对主路——终于上了主路！——很熟悉：通向连接北边铁路的大桥方向，从那里我们可以走到对岸，到朝东北方向行驶的地铁站。从那里只需十五到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城郊。但我有没有必要跟他黏在一起继续往前走？也许，我最好在街角一声不响地拐弯，甩掉这家伙，之后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是不要再缠着我？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他需要
只是缺少能够稀释黑暗的光亮
什么样的保护吗？我们走在大桥的左侧，冷风刺骨。车流堵在了下桥的路口，我往前走了几步后看到，因为一辆有轨电车出了故障，停在了桥头拐弯的铁轨上。乘客们焦急不安地在车窗后挥手喊叫，在有轨电车周围有越来越多的司机鸣笛催促。博格达诺维奇又递给我一支香烟，我们点上之后，我想让他走在我身旁，然而他，因为已经知道我对他已产生了很大的信任，所以故意超过了我，但超我时的动作幅度并不是很大。风吹散了烟圈，有轨电车也终于开动。我感到冷。我应该拐进一个街角，但我觉得自己缺乏足够的勇气这样做。现在我该在街角拐弯，一个人流浪，他愿意去哪儿就让他去哪儿……只是我不能下定决心，因为我突然犹豫不决，突然意识到我不能向博格达诺维奇做出解释，我为什么必须立即中断与他的同行，但我自己心里也找不出准确的词语能够用来阻止自己突然萌生的良心上的自责，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将残酷地将自己交付给命运，不管命运如何，我该怎样还会怎样。我们置身于这个现在已经变得有点滑稽了的多愁善感的黑夜故事里，我们彼此的相遇——在这种取决于幸运的困惑里——对于我们彼此来说，自始至终都有着分量不同的意味，我这样认为；然而从现在开始我敢肯定，我的逃跑早就有着两个不同的倾向：我操纵他，同时我试图摆脱他……我怎么操纵他？在旁人看来，在这座桥上——罩着绿色帆布的、运输军火的货轮正在我们脚下快速航行——是他领着我，他显然知道，他要推迟我们的分手。我要打消他的这个念头，因为我根本不想给他这个机会，上帝保佑，我可不想知道他那些晦涩故事的来龙去脉；我并不想接近他
他慢慢地立正
而是想远离他，因为现在我已经恢复了原来的自我，我重又感觉到自己站在大地坚实的一面，博格达诺维奇已成为一个超越于我的力量之上的生灵，与他一起，我会成为危险与永远的威胁，想来我并非出生在少数人之间，说老实话，我根本不想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否属于他们中的一员，还是只是某个严重错误的受害者？他们为什么要戏弄式地攻击他？他想要买翠菊做什么？他头上的伤口是怎么来的？他为什么要跟我走在一起并要超过我，从年龄上看我差不多能当他的父亲？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要积攒起自己所有的力量，摆脱这可怕黑夜的记忆，并努力操纵自己的命运，让自己不必为任何事情感到羞惭。想来我为自己感到羞惭，我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因为每一个眼神都会让我感觉穿透骨髓，是对我的羞辱，会让我在破旧的大衣下感到皮肤灼痛，感觉到自己赤身裸体。我不是流鼻涕的小孩子，我清楚地知道，是什么在几小时之前把我卷入这样深的旋涡：脆弱，疏忽，缺乏谨慎考虑，眼睛的误导，误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投射出的影像。我只在博格达诺维奇将他扭曲的面孔转向我时，我才吃惊地意识到这一点，我才终于能判断自己的处境；从而明白，如果我们带着憎恨和厌恶看这个世界，那么世界就会是可憎和可恶的；如果我们带着爱心和期待看这个世界，那么世界则是变幻莫测和充满敌意的；所以我们最好还是不带任何的情绪。不再观察审视，不再为自己是否看到某个温和微笑或阴险狞笑的脸，或某只为了触摸或殴打而举起的手而感到困惑不解，而是要正视我们本能的……好奇心，以及时刻准备窥伺的大胆倾向，这是我们至少能够做到的事。我们过了桥后，博格达诺维奇径直朝下桥的台阶走去，仿佛他只知道我先前的意图，似乎他觉得自己能够以此阻止我与他分手的决心。在自动扶梯上，有一位老妇正在冲她孙子叫喊——那孩子正在滚梯的扶手上滑硬币玩——我们俩感觉成为一体；我们像玩偶一样随着扶梯向车站下沉，仿佛有块磁铁吸引住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用淡漠的目光望着那些乘滚梯向上的人流。我们走下扶梯，博格达诺维奇本想给一位抱婴儿的妇人让路，但是空间很窄，上下的人流只能按照输送系统预先设计的流量和方向运动，因此他无法停下，无法让路，我们只能依从于规定的秩序，我们相互挤压着顺从于一种无法抵抗的力量，由于感到迎面吹来的暖风越来越大，我心里的感觉也越来越良好。我们并没感觉到在我们头顶上的密集人流，我们被动地走下滚梯，踏上一片空场地。无数张面孔在我们周围泛着磷光，仿佛光源是从体内散发出的。沿着铁轨，乘客们在狭长的过道上分成一组组等车的人群。从空气的流动可以感觉到，地铁列车正穿过隧洞朝站台驶近，博格达诺维奇靠在一根柱子上，
看上去无论我们多么拼命努力
他的脑袋歪向一侧。就在这一刻，我决定不再跟着他，目送博格达诺维奇上了地铁后，我一个人继续往前走，这时候——起初，他似乎并不怎么在乎我——他的身子向前猛地一弹，站到了“安全候车线”上。地铁缓缓停到了站台。就在这时候，我突然惊愕地意识到他已准备上车。我动作慌张地一把从后面揪住了他。他没有看我，只是尴尬地笑了一下。我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很长时间都不肯松手。等车的人群被吸进了车厢，站台逐渐变得空荡，地铁哐当哐当地开走了，这时候我把他拽到一条长椅上，让他在我身边坐下。我对博格达诺维奇已经忍无可忍。这样下去将到什么时候为止？我越想摆脱掉他，反而越觉得离不开他……狭长的站台在我眼前变得空旷，我注意到了两个男人——其中一个头戴一顶灰色的棉布帽，另一个光着脑袋——他们刚才显然目击了那个场景，因为现在正凑到一起交头接耳，并偷眼观察博格达诺维奇。我理应注意到他们。我拽了一下我的同伴——现在我又拽了一下，最后一次——但是为时已晚；两个男人已经站到了我们跟前。我不由自主地在长椅上向后靠了靠。“这是你吧？！”其中一个紧张地问，并将一张报纸伸到博格达诺维奇的鼻尖底下。报纸上有一张照片，但是从我这个角度看不清楚。我假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将屁股挪到了长椅的一端，与他拉开了几步的距离，博格达诺维奇并没有显出吃惊的样子，而是低头朝照片看了一眼。我觉得现在是我能够躲开的机会，从这里消失，蒸发，结束这种折磨，但最终我还是无法做到，我不能现在丢下他不管，尽管我并不清楚应该保护他什么。我朝他走过去，身子朝向地铁出口，试图拉他离开那里，但是不可能：他一动不动。站台上重又聚满了乘客。没过多久，人群把我们团团围住。绝望中我突然急中生智。“请让开！我是警察！”我一步跨到长椅跟前。两个男人顺从地闪到一旁。我在铅灰色的光线里，果断地把他朝滚梯方向拖去。围观的人群散开了。我的头嗡嗡作响，只听到背后有人在议论。我们走出了地铁站，外面细雨绵绵。博格达诺维奇走在我前面，脚步无声，步履沉重，他大衣的下摆不时被风吹拂，向后飘起。我已经尽了我的最大努力，问心无愧。在下一个街角……？或者在下一个门洞，趁他不注意时……？也许最好等一会儿在肉铺门口……？甩掉博格达诺维奇。我们穿过了农贸广场，走过了那个街角、那个门洞和肉铺，雨越下越大，街头的小贩们也四下避雨，有的盖上油毡，有的忙着收货。有一名警察站在广场对面，站在街口，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已经跟博格达诺维奇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站住，他转向了我。“你在这儿等着。”他用含混不清的嗓音说。“好的。”我低头应道。他朝街角的警察走去，我也拔腿离开，朝着相反的方向。我看到博格达诺维奇将他的身份证递过去，随后——当我又一次扭头张望时——正好看到他坐进了一辆等在附近的警车里。我的脑子杂乱无绪。我想回到家里，站到淋浴喷头下，用勺子喝热汤，最终能够钻进被窝，享受新浆洗的被单令人舒爽的清凉。不管我怎么着急，地铁和有轨电车全都慢得令人焦虑。雨停了，积水从房檐的排水管流下。
不再审视观察
我的邻居，一位喜欢吵架、声音嘶哑的老妇人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此刻，她正看着那条正从马路对面冲她兴奋狂吠的爱犬；后来她绝望地冲它喊了两句什么，但是为时已晚：那条狗高兴地摇摆着耳朵试图穿过疾驰的车辆跑到主人跟前。一辆公共汽车轧死了它。我对这令人战栗的骚乱视而未见，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等着我的是淋浴喷头，热汤，新浆洗的被单令人舒爽的清凉。
（余泽民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