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围绕一个简单思想叙述阐发：人们之所以改变方式和方法，主要是因为某些陌生人带来了某种新东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种新东西可能让人害怕，也可能令人愉悦。但不管是什么，这种东西有力量说服社群中的关键人物，让其觉得有必要以不同的方式做事。
如果这种看法是真实的，那么不同文化中陌生人之间的联系便是驱动历史车轮的主要动力。因为，这样的联系启动或维持了重要变革。而变革是人类历史的中心主题——怎样以新法行新事；如何做好充分准备，应对新情况。
因此，世界史可以也应该这样写：去展现一个又一个时代里，不同人类群体是怎么获得非同寻常的创造力的，而他们又是如何隔着遥远路途，带动或迫使周围人改变自己惯常的生活方式，打量进入自己视野的新事物的。人类学家将这种从创造力中心改变的过程称为“文化传播”。这里的神秘之处主要在于：重要的创新从何而来？偶发事件、天才构思、打破旧习惯模式都有助于激发创造力。但更重要也更普遍的是，创新者从外人那里借来一些东西，重新调整日常生活需要。所以在这里，我想再次强调，陌生人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基本力量。这种力量为各种各样的创新创造增加了类型类别，打开了空间缺口。
从人类学中，我得到了这种关注人类事件的视角。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家以形式简单、相互隔绝的社会为研究主题。只有少数学者才会思考“原始”民族和复杂文明社会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后者占据了地球的绝大部分空间。这些学者中有一人汲汲而为，探寻简单社会和复杂社会之间的关系。他就是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我的根本思想见解就是在1936年夏天坐在芝加哥大学听他讲课时形成的。
但即便是最简单、最普遍的思想在应用于历史数据时，也应小心谨慎，才能最终确定有无大益。为此，我研究了25年。写完《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1963年出版）这本书后，我才知道如何把现代学者研究的人类历史融入这样一种人类学框架中。
自此之后，许多新研究增进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多数研究着眼于纠正微小细节。而足够多的细节叠加起来，就能让我们看清上一代人还了解甚少的东西。比如，修正后的非洲历史让我们有了更为宏大的视野。但世界史全局视野的最大变化源于学者对下述事实的认识。各路学者指出，中国在贸易网络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公元1000年后，将欧亚各大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这意味着，在西欧掌握世界领导权前，有大约500年时间是中国扮演着同样角色。当然，中国影响的地理范围较为局限。因为，在那时候，中国人对美洲还一无所知。
这种认识和其他许多修正后的理解见识都汇进本书里。本书为学子而写。但与《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不同的是，本书不仅在时间上更新，也对基本信息给出更为详尽的阐释。这些信息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书中出现的新名称、新术语可能会增加学习负担。如何达到总体结构和局部细节的平衡是世界史作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我尝试恰如其分地描绘细节，以便让框架充实有意义。如果读者想要关注世界每一部分如何在时代演进下与总体均衡相符相融，就会发现细节不再是阅读的负担。因为，在细节入脑入心的过程中，这本书可以满足读者天然的好奇心，了解我们怎样变成了今天的自己。这种好奇心人皆有之。我邀请你去找寻，去发现。
威廉·H.麦克尼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