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农民还没有开化，也不可能开化。文明需要建立在大型群落的基础上，而刀耕火种不足以支撑。古老文明中心的典型特征是：万人协作建造宏伟的神庙、陵墓和宫殿。而且，只有大型群落才能培育在相关领域有专长的人，从而开发知识技能，使开化人与未开化人鲜明有别。
起初，这种大型群落仅在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土地丰饶肥沃的环境下产生。在中东，大河形成了冲积平原，谷物种植勃兴，这种环境浑然天成。近河处，灌溉便利，作物繁茂。
最早的文明开化社会在中东三大河冲积平原诞生。这三大河分别是：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位于现今埃及境内的尼罗河，以及现属巴基斯坦管辖的印度河。
每一个古老的大河流域文明都有自己独有的行为方式、思想观点、艺术创造。虽然相隔甚远，但船可以载着人和货物穿梭于每一文明社会之间。这种联系部分说明，为何三大文明几乎同时勃兴。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文明出现。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间，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文明齐头并进。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中国黄河中下流的大中原地区形成了中华文明。
苏美尔文明
第一个已知文明诞生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坐标苏美尔，距波斯湾伊拉克现辖海岸线仅有几千米远，整个地区常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为古希腊人命名。在希腊语中，“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国”。该词不仅指的是南部的苏美尔，也包括绵延至北的阿卡德、巴比伦和亚述三地。这四地东接底格里斯河，西临幼发拉底河。
在人类尚未改变自然地貌前，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途经沼泽，汇入大海。沼泽两侧为干燥沙漠，仅沼泽中和沼泽四周生有植物。此地几乎全年无雨，沼泽有充足地下水供给植物生长。每年春天，高山雪水融化，河水泛滥，形成沼泽。夏天一来，北部干旱，河水逐渐干涸。秋冬降雨后，河道再次充盈。
发洪水时，河水漫出常道。离开主流后，水流缓慢，泥沙迅速沉积河底，在主流高地附近形成自然堤坝。堤坝又在河床两侧生成自然盆地。每遇洪水，水困盆地中，形成沼泽。
这种地况非冲积平原独有。河水在群山间流得很快，穿过平坦的陆地时流速变慢，山上流下的沙砾碎石沉积到主流水底，幼发拉底河的河床因此成型。河水流过自然堤坝时，稍高于周围平原。每隔一段时间，山洪暴发，河水冲破两岸堤坝，形成新河床，在入海处改道，仅留下几处凝滞不动的水塘。
这种环境为人类献上了一些有用资源。鱼类水禽丰盛。堤坝沿岸生有天然椰枣树，果实富含营养。沼泽中芦苇葱郁，提供了建造简易棚屋的材料。虽有洪水之患，但家家有船，就算某年水漫成灾，也会很快消退。而且多数年份里，总是地面高出水线。不言而喻，船是必备之物。因此，我们可以猜测，最早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冲积平原定居的人类群落学会了如何造船。
不幸的是，芦苇棚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供考古学家研究。捕鱼人和套鸟人的船只网索也极易腐烂。首批在这一流域定居的居民不太需要石头工具，留下来的石器也深埋在淤泥中。因此，现代学者仅靠阐释后世宗教符号，猜测冲积平原形成之初有人类群落生活在这里。
苏美尔文明发轫
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场景开始发生变化。村庄规模变大，泥砖房拔地而起。一千年中，在苏美尔大地上，超过一定规模的群落变成城市，有高墙坚门把守。与此同时，文字系统形成，可供现代学者阅读，一条理解古代生活方式的路径就此开辟。我们将这种生活方式称作“文明”。
灌溉农业的突破
灌溉是这一切发展的关键。灌溉不兴，作物不长。浇灌不到活命水，骄阳下新抽芽的谷物枯萎死亡。作物成熟时，也需要引水灌溉。只要适时灌溉，年年大丰收可保无虞。苏美尔的土壤由河泥淤积而成，水分充足，丰美肥沃。
我们可以想象，起初，灌溉范围很小。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下游的特殊地貌利于灌溉。农人穿堤坝而过，挖出水渠，把河水引流到相邻平原的低洼地段。田里注满足够水后，填上堤坝。需要水时，再挖开。
但随着务农人口增多，需要在离河更远的地方浇田。因此，采用更完善的灌溉方法势在必行。在上游几千米处取水，修建人工河道，离河流越来越远的田地也能灌溉得到。水渠上游选的位置越高，灌溉面积就越广。但是，新开凿的水渠和护堤长度增加后，维护灌溉系统的任务就愈加繁重。很快，每年都需要千千万万人一起疏通灌溉水渠，监修护堤。
灌溉系统覆盖的范围越广，风险越大。一年一度的春洪会突然毁掉整个系统。河水冲垮护堤，新沉淀的沙子堵住沟渠。偶然情况下，河流还会在上游某处改道。这时候，就要调动男男女女，让河流重入原渠。要不然，整个灌溉系统都得重新设计。废旧渠、挖新渠得用上好几年时间。
如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回报相当可观。适时适量灌溉的农田比靠雨水浇灌的普通农田收成要好。因此，灌溉农业可以年复一年在同一地域养活相对大量稠密人口。好处不止于此，河流淤泥十分适宜犁耕。一家人只要搭上几头牛，就能多产。收获的谷物供全家人食用后，还有剩余。农民必须能够生产余粮，才能开启文明进程。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足够多的人专辟时间，从事其他活动。由此，专长精艺成倍发展，新思想充分涌流，整个社会足够复杂、富裕、强大到可以被称之为文明。
青铜时代苏美尔人取得的成就
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间，这三个因素首次在苏美尔齐备。在这五百年间，古苏美尔人很快发展了新技艺，掌握了新知识。那些专奉神明、专造沟渠、专制陶罐的人有时间专注手头工作，精益求精，变成全职行家里手。新手艺很快涌现：车匠制作结实的圆形车轮；船匠、制帆工建造船舶、安装风帆；珠宝雕刻匠雕琢首饰挂件；书吏保管书面记录；金银匠人术有专攻；青铜铸造匠人将烧得滚烫的液态金属倒进泥土模具中，制作式样繁多的工具、武器。在这些专职人员中，可能要数青铜铸造匠人最为重要。
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石制工具、武器一样，青铜也不易腐坏。因此，首批研究人类起源的现代学者创造了“青铜时代”一词，用来描述这样一个人类用青铜而非石头制作重要工具、武器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涵盖之后铁器的使用。但近年来，专家认为青铜时代和石器时代之间的差别没有之前想象得那么大。因为，在武士国王使用青铜剑斧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石头工具一直都有人用。另外，金属也不像学者原来想的那样，是在文明诞生之时才开始投入使用的。
在第一批苏美尔城市形成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新石器时代的中东村民已经了解到了这样一种知识：把某些类型的岩石投进烈火中，会有闪亮的金属渗出来。只要找对石头，就能用这种方法制出铜锡铅银。还能在小溪河床上捡到纯金颗粒。这种闪闪发亮的东西很适合做首饰，但用作工具、武器硬度不够。
快到公元前3000年时，中东金属匠发现了一种更坚硬的金属——青铜。按铜九锡一的比例混合，可冶炼出青铜。把滚烫的青铜汁倒进模具后，可制出任何一种形状。而且，青铜器具非常坚硬，遭重击后，依然不坏。
这种金属非常适合制作武器。此后不久，苏美尔人开始制作青铜剑、斧子、矛枪以攻敌，制作头盔、盾牌、铠甲以防守。战事愈发重要，对锡铜永无休止的寻找从此开始。这种寻找促使开化和半开化状态下的商人深入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北、西、东三面山区。不长时间后，他们又走到更远的地方，比如塞浦路斯和撒丁岛，远涉多瑙河，游走于今日罗马尼亚境内喀尔巴阡山的莽莽山峦之间。
这些技术进步促进了新型知识的积累。知识以更系统的方式加以组织。关键突破是全职祭司群体的发展。通过传授和学徒两种正式形式，祭司将智慧传授于人。
祭司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好与神祇的关系。此外，还要积累各种知识。他们招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书吏，让其管理神庙收入开销账目。他们学会了更加精确地计量时间和空间。没有精确的空间测量，就难以建成宏伟的神庙。在每一座苏美尔城市，神庙建筑最为瞩目。而且，如果不能精确计量空间，也不可能修建精妙复杂的沟渠系统。因为，肉眼不能测量地平面，也看不出斜坡的坡度。在时间计量上，祭司的智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计算四季更迭；二是阐释天体运动对未来的象征意义。
通过获取并保存这样的技艺和知识，古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000年获得了文明的精髓。与孤立隔绝的小村落中每个人怀着差不多一样的能力，干着差不多一样的活不同，苏美尔的城市更加复杂。有人在专门领域有专长，有人一无所精。大多数人继续种田，挖土，干别的重体力活。对他们而言，新石器时代祖先不知道的东西，自己也不用了解。虽然术有专攻的人数极少，但他们为人类能力增加了全新维度。他们的技艺和知识为一个人类历史新时代打开了大门。这个时代就是文明。
文明面临的问题
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间，在苏美尔人成功解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冲积平原的农业灌溉问题后，一系列新问题接踵而至。处理做不同事情的人和生活在不同环境的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重中之重。城市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兴起构成严峻的挑战。怎样去调和不同的利益和见解，让争吵不合让位于团结协作？还有，怎么处理文明社会和文明之外人群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一点都不简单。比如说，如果苏美尔人在自己的冲积平原上找不到木材、石料、金属矿石，该怎么办？抢掠是一种解决方法。北方和西方山区森林繁茂，矿藏丰富。与当地居民做交易也是一种方法。但选择哪一种方法的主动权并不总在苏美尔城市人手中。远方的山里人可能会突袭冲积平原，也可能会和平贸易。但前提是城市必须做好防御准备。
不论新的技艺专长对整个人类历史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们都不要忘了，生活在这个冲积平原上的绝大部分居民还是农民。构成这一切的根本是灌溉农业。有了这种农业形式，只要河流不发生异常，只要没有外敌入侵，就能保证更多的人从更小面积的土地上获得更多食物。为了能够活下去，这些人更卖力地劳作，听从一些人的指令，把要做的事情做好。
苏美尔的社会结构和技术进步
如果苏美尔人不愿重组社会结构，迎接新的可能，则灌溉技术不会带来多大改变。对于刀耕火种的农民来讲，一家一户清理林地，在分散的地块上自己播种，自己收割，再为来年留足余粮，如若不然，就得饿肚子。但同一条灌溉水渠有很多家庭在用。因此，用灌溉法种田的农民就要找到新的协作和控制模式，并确定人均用水量。还要想出办法，让每一家都出份子维修水渠堤坝。另外，如果苏美尔人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途径，把谷物和其他食物从劳动者手中转移给不劳而食的人，那么让苏美尔走向文明之旅的新技术和专门职业根本不可能出现。
没有人确切知道，苏美尔人如何获得了新的生活模式。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这一千年间，这种新型社会缓慢形成，但还没有人学会书写。没有文字告诉我们苏美尔人的所思所为。我们对苏美尔人的习俗，以及定义社会关系的财产、职责、法律和道德一无所知。很多个世纪之后记载的宗教神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让我们了解到了苏美尔人对当时世界的看法。那时，他们正在学习如何修建更大型的沟渠，如何建造复杂的文明社会，以便团结一致，保护自己不受外部攻击。但是神话仅仅提供了事件线索，现代学者对如何阐释事件意见不一。
苏美尔人的起源
一种理论认为，苏美尔人沿波斯湾或更远地方从海上侵入。他们有很多海船，可控制水路战局，迫使原住民种田劳动。苏美尔神话中有几处说他们从南方海上抵达，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支持。还有一个事实可以作为论据。在苏美尔宗教符号中，高山和驯养的牲畜占一大部分。很难想象，生活在平坦冲积平原上的人会使用这些符号。
其他学者认为，苏美尔人在沼泽地生活了很久，才开始从事灌溉农业。根据这种观点，苏美尔人学会灌溉后，在祭司的带领下发展文明。祭司劝诫苏美尔人，如果不把部分或全部收成交给神庙、敬献于神，定会遭到神罚。
这里的问题是，古苏美尔农民把自己种植的谷物奉献于人，是受一些入侵的陌生人迫使，还是害怕获罪于神？
现在还没有足够证据证实哪种理论为真。重要的一点是，苏美尔人渐渐习惯了看着自己种植的大部分作物让别人占为己用。而且，面对这种情况，这些远古农民不仅没有少种粮、少收粮，反而年复一年更辛苦劳作。因为只有这样，才会生产更多的谷物，社会才有余力保有技艺专长，维持特别职业，也就是不同的社会阶层。而这是文明的显著标志。
农民的地位
苏美尔农民从劳动中没有得到多少直接回报。他们可能远远地看着宏伟的神庙举办仪式。他们知道，神庙作坊里生产的珍品敬献给神，以及神的大仆人——祭司，非庸常凡人所能享用。和新石器时代的农人一样，苏美尔农民也常自己制作工具和家用物件。但当地没有犁所用的木料和镰刀上装的锐利燧石齿，必须到远地去找。因此，苏美尔农民可能会用余粮交换这些必备品。有时候，他们可能有足够的余粮，去换一些城里来的小首饰。但这两种交换不是主要形式。一般而言，农民把谷物上交给他们的尊长是为了免遭神人唾弃。
祭司的角色
苏美尔人的宗教思想涵盖甚广，对祭司制度也有阐释。之前我们谈到过，苏美尔神话认为，世界是由几个神祇统治的。这些神与人的行为几乎无二，但比人更有权势，且永生不灭。每个神都是伟大自然力量的人格化。地球、天空、太阳、月亮、风暴、淡水、咸水皆为神。诸神皆有庙。庙中的塑像是神的居所，正如人体是人的灵魂居所一样。与凡人一样，神也要吃饭穿衣，娱乐消遣。实际上，神创造人就是为了让人服侍于神，做这些事情。苏美尔人的城市围绕神的宅邸或庙宇而建。如果市民把神服侍得很好，就可能会讨得神的欢心，得到神佑，免遭灾患。如若不然，大难临头。洪水饥荒，外敌入侵绝不可免。只有恳切祈祷才能让神回心转意，收回罪罚。
苏美尔人坚信，神力无边，且喜怒无常，同有权势的人一样。因此，每日记录神的感受非常重要。特别仆人，即神的佣人，不仅满足神的日常所需，还要悉心观察，揣摩神的每一个用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群落才有望避开灾难。当然，这些特别仆人就是祭司。
祭司采用多种方法探察神意。第一种方法是，在神的宅邸——神庙中安寝，等待神进入梦境，直接传授。第二种方法是，研究献祭给神的绵羊肝脏的形状。第三种方法是，观察行星运动轨迹。祭司会认真查看之前对不同征兆的记录，对同一征兆下的神意进行预测，并采取预防措施，抵挡灾祸。
鉴于苏美尔人对世界的基本假设，这一制度可谓万无一失。如预测成真，则证明征兆阐释正确无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改变神旨的行为明显没有效用，或是行动太晚，或是软弱无力，无法更改神意。另外，如果预测与现实情况不符，祭司会以行动迅速、驱走灾祸为由，为自己揽功。很显然，这些说辞让祭司权倾位重。
考古发现表明，受宗教思想激发，苏美尔人不断建造修缮神庙，工艺愈发精湛。起初，神庙一般建在低台上，用泥土和砖石搭建，非常简陋。后来，越建越高。再后来，传说苏美尔人建造了金字形神塔，高达上百米，耸入云端。神庙四周是一间间仓库，祭司在此收集神庙日常运行所用之物。能工巧匠制作宝石和半宝石物件，供神享用。他们可能也制作其他物品，与远道而来的人交易，换成宝石、金属、熏香、青金石、珍珠母、染料等其他奢侈物，以取悦神灵。
新手工技艺的兴起
因此，神庙仓库在促进新技艺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比如，那些只雕琢宝石，别的什么都不用做的手工艺人学会了如何精工细作。实际上，苏美尔人很快让这项技艺找到了用武之地。在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珠宝交易成为重要贸易活动。苏美尔人在圆筒上雕刻图案，装上手柄后可自由转动。在一块柔软湿润的黏土上轻轻滚动圆筒，就可以复制图案。由此，圆筒变成“印章”。黏土干后，可以永久记录所有者的名字。由于没有两个圆筒印章完全相同，一个人随身携带印章，滚压出相符的印记，就可以证明自己的权利。很显然，任何有财产的人都想证明自己有某项所有权。因此，千千万万个刻有图案的圆筒的发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些印章是将图案反面刻在硬石上，图形设计巧夺天工。今天看来，这些印记仍可称得上精美绝伦。
对古神庙中其他手工技艺的发展情况，我们了解得比较少。纺织印染占有重要地位。布料似乎是苏美尔人对外交易的主要物品。几件金器艺术品，几尊石雕像也保存了下来。但在我们看来，这两种苏美尔手工艺品并不算太美观。庙宇里的崇拜石像，也就是众神居住的塑像，很可能是用稀有材料制成，但没有一尊保存下来。也就是说，苏美尔人的艺术杰作已经遭到无可修复的损毁。这让苏美尔艺术与埃及艺术对比时不占优势。因为在埃及艺术中，石头发挥着更大作用。埃及的石制杰作保存至今，几乎完好无损。
文字的发展
随着苏美尔神庙规模和财富的增长，祭司必须记录仓库物品往来情况。为系统性做好这项工作，他们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我们可以想见，找到一块湿泥，再用一枝削尖的芦苇做上标记并不难。发明一套符号代表大麦、篮筐，以及其他出入物品也不难。但是怎样在泥板上写下标记，证明人们正在付款收款呢？人肯定有名字，但这个名字该怎么写呢？大祭司怎么知道谁付款谁没付款呢？
纳税人越来越多，单靠一个人的脑子记不清楚谁欠下了什么东西，谁又支付了什么东西。而如果不能精确记录，整个体系就会崩溃。因为，如果一个农民不用上交东西，别人又发现不了，其他人肯定都会效仿。这样一来，神庙收入减少，诸神动怒，灾难将至。
苏美尔人用图片符号代表声音解决了这一问题。一个人的名字可以分解为几个声音，每一个声音或音束由一个符号标明。就拿“Mitchell”这个英文名字来说，我们看看怎样用符号做标记。“mit”与“mitt”相近，而“mitt”在英语中意为“棒球手套”，因此“mit”可用棒球手套表示。“chell”与“shell”相近，而“shell”意为“贝壳”。所以，“Mitchell”这个名字可用棒球手套加一片贝壳表示。用这种方法，再加上一些双关语（这些双关语让今人难以理解），古苏美尔书吏可以写下每个人的名字，画出具体物品的图像。
下一步是找到方法，表达意思和整句话。在这方面，苏美尔人将一些图片符号总结为可发音的音节。回到我们上面举过的例子中去。“棒球手套”（mitt）这个图片符号可以在很多英语单词中使用，只要发音为“mit”就没有问题。如“承认”（admit）一词中的mit，“允许”（permit）一词中的mit，“间歇”（intermittent）一词中的mit，等等。而且，这些符号用多了之后，可能会完全丧失最初的含义。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书吏在对原有图形简化时，会改几笔，漏几笔。渐渐地，这些符号跟原有图形相去甚远。
在灵活变动几百个符号后，书吏将音节符号和无数个代表具体特定物体的图片符号结合起来，写出普通的句子。
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种文字得以完善发展。因所用符号总数之多，需要专门花工夫学习读写。苏美尔人建立了书吏学校，教男童抄写旧泥板。书写开始变成日日练习的技艺，可识别的图形消失。书写符号简化成寥寥数个标准简单的笔画。苏美尔人用芦苇秆在湿泥上留下印记。因芦苇秆留下的印记呈三角形或楔形，这种文字被称为楔形字体，英语为“cuneiform”，取自于拉丁语中的“cuneus”，意为“wedge”（楔形）。
用楔形文字可写出任何语言。但前提是，读者必须熟稔特定发音，以及文字中图形元素代表的名称，才能读懂苏美尔语。因为这个原因，阿卡德语后来取代苏美尔语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标准书写语言。但在唱咏圣歌时，说阿卡德语的祭司还要熟悉原有苏美尔发音。学习工具是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双语对照的字典和文本。通过这些字典和文本，现代学者也可以读懂苏美尔语。当然，要先学会读阿卡德语。学习方法包含两部分：一是与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作对比。因为阿卡德语和上述两种现代语言一样，都属于闪语族。二是阅读波斯语和阿卡德语双语对照碑文。
文字的发明标志着史前和历史的分野。通过阅读古代石板，现代学者充分了解了苏美尔人的思想、风俗和行为。但是我们应该记住，文字发源于神庙。因此，保存下来的文字很可能夸大了神庙在古代社会中的作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神庙和神祇祭献非常重要。但我们不能肯定的是，在苏美尔文明之初，那些没有被书面记录的其他团体和社会阶层是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这些还不能确定，但清楚无疑的是，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间，苏美尔古城建立了一种社会制度，让术有专攻成为现实。随后，技艺快速发展，其他一些基本新发明层出不穷。比如，四轮车发明后，人们可以陆路运输重物，把收获的谷物运到神庙仓库。船装上风帆后，可顺风快航。再加上龙骨和舵桨后，逆风也能航行，并随意停泊。有了四轮车和加装改进的船，人们可以从遥远的地方运来木材和金属。这意味着，苏美尔人能够建造更高大的建筑，制作更精良的工具、武器。
最早的文字
文字的发明为苏美尔祭司记录神庙仓库进出之物提供了便利。就算物件有成千上万件，也不会落下。这些图显示了文字的起源。起初是小小的图形，后来图形简化，最终简略为三种不同的标记：竖线、横线和斜线，用芦苇秆在软泥上写成。文字惯例固定后，就能写出任何一个词。即便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没有确定图形的词也不在话下。因为需要上千个符号做标记，学习起来颇费周章。这意味着，只有极少数祭司和书吏会读会写。知道得一多，就有了特权。
和平秩序的问题——王权的兴起
神话故事告诉我们，在鸿蒙之初，每到新年那一天，诸神聚首，为来年“决定命运”。也许这种故事可以追溯到祭司每年聚集在尼普尔的时代。尼普尔是风暴之神恩利尔的宅邸所在地。诸位祭司聚在一起，讨论各种事务，交换想法，做出必要决定。只要各个城市还是被成片沼泽和漫漫荒漠相隔绝，这种形式的非正式组织就很可能起到了实效。但当临河的绝大部分土地都得到开发，一个城市的灌溉工程干扰到另一城的供水，激烈争吵随即爆发。内部纷争之外，外敌入侵危险叠加。因为城市越大越富庶，对蛮族掠夺者的吸引力就越大。
军事首领的兴起
紧张局势下，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派上用场。与临城结怨的城市自然会寻找盟友。这些盟友可能是苏美尔其他城市，还有可能是蛮族。尼普尔进行的老一套祭司磋商办法已经不能应对这种局势，需要的是孔武有力、精明强干的男性带领民众迎战，夺取救命水。起初，这些领袖临危受命，紧急情况过后便回归原有身份。但很快，领袖一职不可或缺。实际上，一个有为首领可能会建造像神庙那样的私人宅邸。遇到从败敌处得来的战利品不足的情况下，这位强人可能会动用自己的奴隶、仆从和预备军，强迫本应该由他保护的公民交出手中所有为他调用。
在巩固城市控制权时，战争领袖或国王不需要创建新形式的政府。他们可以调拨神庙收上来的谷物或其他形式的收入维持自家日常开支。这样做有可能惹怒祭司，当然也可能让神祇动怒，但却让战争领袖省去了另起炉灶、创造税收制度的麻烦。另外，祭司也不总是和国王对着干。他们有时会对神祇给出的迹象做出解读，让民众追随国王战胜来犯的敌人。换句话说，在古苏美尔人中，军事首脑和祭司头领常协作共事。只有在决定城市资源用于战事还是祭献神庙时，祭司和国王才会发生争执。
虽然每个城市都建有王权，却并未能解决一个大问题，即如何在苏美尔各城之间建立和睦关系。早期的国王战胜敌对城市后，迫使败方上交谷物或其他贵重物品。但过了几个星期后，国王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回归故土，要么在该城建立永久中心。不论做出哪种选择，国王的军队仅能控制近在手边的群落。分散军力是自取败绩。而且，军队在攻克的城市待的时间太长，食物供给可能难以维持。更重要的是，战败城的神祇不愿见到陌生人围攻自己的子民，而战胜方的神祇远居他域，无力庇佑国王。
帝国发轫
阿卡德王萨尔贡一世
约公元前2350年，第一个帝国征服者出现。他的名字叫萨尔贡，来自阿卡德。该地区紧邻苏美尔上游。萨尔贡曾一度攻陷苏美尔冲积平原上的所有城市，长驱直入相邻土地。他的士兵可能到过地中海沿岸和黑海岸边。在美索不达米亚，萨尔贡所向披靡。
赫赫战功部分原因在于军队规模。萨尔贡士卒之多为任何一个敌手所不及。因常年经历战事，萨尔贡的亲信很快变成沙场老手。他们比敌军更训练有素，经验丰富。换句话说，萨尔贡的军队变成了职业常备军。但他的权力也有致命弱点。每到一处，军队给养不能持久。且帝国都城给养有限，不能维持军队常年征战需要。因此，这个伟大的征服者只能四处征战，哪里能找到食物和战利品，就把军队开到哪里。
虽然有此缺陷，萨尔贡在世之时，权倾苏美尔和阿卡德两地。死后，后嗣威权难继。美索不达米亚很快分裂为政治军事小单位。一些变成部落，一些变为城邦（由一个独立城市和周边境地组成），其他一些采取什么形式，我们还不清楚。长治帝国的秘密尚有待发现。
萨尔贡统治时，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为建立稳固帝国铺平了道路。当时发生的事情是，原为蛮族的阿卡德人以平等身份，参与了苏美尔文明生活，并带来了社会秩序新原则。阿卡德人说闪语，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定居前，以狩猎为生。他们很可能有首领，以部落形式聚集。
萨尔贡出生前和在世时，阿卡德已有灌溉农业。在这里，农民不把收获的粮食献给神庙。当地军事首领派奴隶仆从去田间劳作，以租子或纳贡形式上缴所得。对于辛苦劳作在田间地头的家庭来说，余粮奉献神庙也好，交给兵器在握的主子也罢，差别不是太大。
但对整个社会而言，阿卡德模式意味着，更多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非宗教祭祀。为了扩大武器盔甲生产规模，武士需要手工匠人，尤其是金属匠。这些匠人也为武士提供了奢侈品。此前，工匠只为祭司效劳，生产奢侈品供神祇享用。对于工匠来说，将手工制作的产品交给祭司也好，献给有地收租的世俗军事阶层也罢，也没有多大差别。
但对一个即将统治所有土地的人来说，一个职业军事阶层的发展让统一灌溉土地的任务变得简单。单个地主不够强势，在服兵役和交税方面无法违抗王意。如有不遵，就很容易被换掉。因为等着收租，给国王当兵服役的人大有人在。但对于那些远离皇家而居的地主，国王如何保证君意无违？
乌尔第三王朝
解决远地子民统治问题的第一套系统性步骤似乎由乌尔第三王朝君主付诸实施。该王朝在苏美尔古城乌尔建都，统治时间是公元前2050年至公元前1950年。乌尔第三王朝君王将苏美尔和阿卡德全境纳入麾下。为巩固王权，乌尔国王在所有重要城市委任官员，代表自己执政。这些代表之所以获职，是因为讨得了国王欢心。他们发出常规命令指示，将一整套统治规则付诸实行。君臣之间常有书信往来，便于在重大事项中执行国王意志。这样，即便君臣相隔甚远，国王没有亲见臣子，也依然能贯彻王意。
换言之，乌尔第三王朝通过基本的官僚制统治臣民。官僚制原则是所有现代政府施政之基。在官僚制下，官员获委任取得某种权力，并依据职权命令他人遵守。谁人任职无关紧要。也就是说，官员扮演一个角色，普通民众对这一角色做出适当回应。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庞大、非人格社会中的复杂关系得以常规化，安定秩序得到维护，互未谋面、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之间也能有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
今天，这种中央权威向首都外官员授权的问题似乎显而易见，无须赘言。但对于那些经历磕磕绊绊，摸索尝试官僚制原则的君王来说，授权与否远非显而易见。说服众人，让每个人都明白王权可以也应该授予给一些大家不了解的人，并非易事。叛乱当然时有发生。官员或许不忠、无能。而且，在那个依赖信使上传下达，且信函可能被叛乱分子截获，也可能因突发事件而延迟的时代，要对远地实施有效的中央控制可谓困难重重。但不管怎样，这样一套制度在大多数时间里起到了应有作用。
巴比伦王汉谟拉比
几百年后，另一位名君汉谟拉比发现，不仅可以把部队派驻到美索不达米亚农村，还能随时掌握每位将领去向和带兵人数。汉谟拉比把这些情况都记录在案。每位将领有权对特定地区居民征收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但条件是必须提供一定的作战人员，响应国王或国王派驻的地方官员代表发出的参战命令。参照这些记录，国王能将部分或全部军队召集到位。
通过这种方式，汉谟拉比解决了阿卡德王萨尔贡无力解决的问题。汉谟拉比自己不带兵，也不用四处出击寻找补给，而是把将士派到粮多的地方，让他们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如有一员大将不听召唤，则立等可查，严惩加身。鉴于此，每个人都会遵守王命，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
从农民和市民视角来看，虽然国王的将士要他们供养，但汉谟拉比制度仍要优于萨尔贡统治。萨尔贡军队过境，如同蝗灾肆虐，不可捉摸，毁坏一切。而在汉谟拉比制度下，兵士在多数时间里驻扎一地不动。而且汉谟拉比部队给养虽然超出萨尔贡偶尔犯境造成的破坏，但因负担均摊到全年而比较容易承受，就算驻上几年，对市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也比较小。
由汉谟拉比及其他君主制订或系统梳理的法律为处理臣民之间的关系，甚至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手段途径。人际关系由此变得可以预见、预料。一个由商人组织跨区物品交换的初级市场也在汉谟拉比时代形成。这是另外一种远距离协调人际关系的手段，对交易双方不无裨益。但是，我们很难判定这两种手段的实际效用。比如，有文字记载的法律讼决似乎不是按照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判定的。而且，自由市场交换可能也非常罕见。
尽管汉谟拉比时代在贸易、行政管理和军事组织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冲积平原居民和相邻蛮族之间的势力均衡仍然非常不稳定。蛮族学到了不少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圈的生活方式。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夺取制作精良的武器铠甲，突袭尽享灌溉之利的富庶农村。
其他一些因素也改变了苏美尔人和邻人的势力均衡。苏美尔人使用的灌溉方法是让河水在田地里自然蒸发。因此，每年都有少量盐留在地里。盐在多数土壤中都存在，极易溶于水。雨水把地表盐分带走，形成稀释溶液，通过溪流江河汇入大海。盐水汇入海洋的结果是海水变咸。但如果水没有流走，而是蒸发变成水蒸气，盐就会留在土壤里。因此，在苏美尔的灌溉田地上，盐分渐渐累积。数百年后，盐分沉积到了一定程度，原先肥沃的土壤因盐度太高，寸草不长。这个文明的摇篮渐至人烟罕见。财富和权力稳步移往北方，先是到了阿卡德，后来在汉谟拉比统治下，移至巴比伦。
但文明中心北移的地区降水充沛，无须灌溉。在这些国家，灌溉区和非灌溉区界线不再泾渭分明，灌溉之利和不用灌溉之间的差距缩小。慢慢地，只能在灌溉土地上才能发展起来的文明社会结构也在雨水浇灌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这种渐进转变从公元前250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500年。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对这种渐变的性质和结果进行考查。但在审视这种突破之前，我们首先必须看看另外两种大河流域文明。同苏美尔文明和阿卡德文明一样，这两种文明也建立在灌溉农业基础上，而且非常古老。
埃及文明
出美索不达米亚不远，就有冲积平原。几条小河流过，灌溉便利。但这些平原面积较小，不足以独立发展为新文明。比如，约旦河流域。人类虽然在此定居已久，但自约旦农民了解苏美尔人的成就和思想后，其生活方式就深受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
但尼罗河和印度河与苏美尔文明中心相距甚远。这两大流域地广水丰。因此，在美索不达米亚东南和西南两方，继苏美尔人开辟文明之路后不久，另外两大古老流域文明也开始出现。比如在埃及，修建高大建筑物的方法很明显是从苏美尔人那里传来的。我们之所以确定这一点，是因为埃及最早的纪念性建筑就是模仿美索不达米亚的泥砖结构而成。但不论埃及人借鉴到了什么东西，他们都很快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形式。古印度人和印度河流域也是如此。
尼罗河流域
尼罗河下游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的冲积平原迥然不同，河水流得更缓，常发洪水，但水势不猛，尼罗河冲积成的狭窄平原夹在高耸的石崖之间。石崖之外是荒漠，比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沙漠还要贫瘠。因此，尼罗河流域因封闭而受到保护。对早期居住在尼罗河流域的农民而言，时常侵扰美索不达米亚的突袭掠夺影响不大，无关紧要。
尼罗河还有一个独特之处，使得政治统一出奇容易。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不同，尼罗河自南向北流，与第一瀑布通航。古埃及素以该瀑布为界。埃及地处信风带，常年刮东北风，且风势和缓。因此，升起风帆，风吹向船尾，便可驶向上游。落下船帆，轻舟顺流而下。因尼罗河仅有几千米宽，控制尼罗河通航的人就控制了整个埃及大陆。对古埃及人来说，把土壤出产的果实运往一地储存不费气力，船只可载巨量大麦和其他商品穿梭于尼罗河上。
即便洪水来袭，也因尼罗河水流动缓慢，不足以冲毁堤坝沟渠。实际上，古埃及人从来没有像美索不达米亚人那样，发展出一套完备的沟渠系统。他们是靠漫灌种田，在田地四周修建低矮的堤坝。发洪时，开堤让尼罗河水流进来。土里渗透水后，堤坝上开出口子，让多余的水径流到附近地势稍低的田地。这种灌溉办法可防止盐分积聚，避开苏美尔人灌溉技术的致命缺陷。因此，时至今日，埃及依然坐拥沃田，而苏美尔的土地已变成盐滩，堆满干泥干沙，一片荒芜。
埃及人在洪水到来之前播种田地。种子发芽后，水平面下降，需要农人自己动手浇田。水分随后蒸发。即便农人卖力多浇水，与每年洪水量相比还要少很多。因此留下的那点盐分都被洪水冲走了。
古王国
差不多是因为这种环境上的不同，埃及早期历史与苏美尔和阿卡德历史泾渭分明。首先，埃及在没有完全开化之前就已经受武力征服而实现了统一。征服者的名字是美尼斯。他得胜而建的疆域被称为埃及第一王朝，持续时间为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890年。在这段时期内，埃及实现了政治统一，仅在朝代更迭、权力置换的过程中，出现过短时动乱。古王国定都孟斐斯，离现今开罗不远。
埃及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艺术风格远比苏美尔发展迅速。约公元前2650年，第四王朝国王建造了气势恢宏的金字塔，古埃及象征由此写就。当时，埃及文明臻至完美，成为后世楷模。
法老的角色
埃及国王，或法老，扮演着苏美尔诸神的角色。埃及人确信法老是神。所有土地均为法老所有，受其统治。法老永生不灭。死后，他的灵魂会居住在极乐世界。雄浑壮美的金字塔即为保存法老遗体而建。古埃及人认为，法老的灵魂想时时造访尘世家园，死去的法老仍需要奴仆服侍，就像在尘世一样。因此，良仆获许在金字塔附近建造自己的陵墓，为的是能与法老在来世相见，继续服侍法老，获得永生。很显然，这种信仰促使古埃及人严遵法老旨意，巩固了埃及的政治统一。
法老朝廷类似于苏美尔神庙。灌溉农业普及后，埃及农民要向法老仓库交付大量谷物。部分谷物拨付给能工巧匠及朝臣食用。这些朝臣满足法老所需，管理国家日常事务，身份同苏美尔祭司和神庙仆役差不多。
在埃及，堤坝沟渠工程占用时间不像苏美尔那样多。因此，在尼罗河处于低水位，没有农活可做时，埃及全境的劳动力都可以调动起来，修建金字塔。运到法老仓库的大麦转付给切割搬运巨石、修建金字塔的农民。农忙时节，金字塔停工，或者是慢工。收获之后，重新召集劳工，继续完成这项庞大工程。
财富和技艺全面集中于法老家族之后，古王朝有能力创造令人惊叹的艺术极致。从现存的许多雕像和壁画中，我们可以领略古埃及艺术家的精湛技艺。
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具备和埃及艺术同等高度的艺术水准。虽然象形符号与美索不达米亚所用的标记完全不同，但原理是一样的。音节符号和词语符号混在一起使用，晦涩难懂。但得益于罗塞塔石碑的解读，现代学者可以精确读出象形文字的含义。1799年，法国侵占埃及，罗塞塔石碑由此发现。
从古文字中，现代学者对埃及宗教有了充分认识。在法老之外，古埃及人尊崇多位神祇。有些神祇呈动物形体，其他以人形出现。只有少数神祇被供奉在像苏美尔一样的宏伟神庙里。只要神王一体的法老统治埃及大地，供奉地方神祇的祭司就不能获得大量收入，修建壮丽的神庙。但在古王国走向衰亡之后，地方神庙和祭司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和收入。
中王国
地方权力和祭司权力的增长给埃及带去了不少麻烦。祭司贵族之间互相恶斗，埃及四分五裂，艺术和手工技艺衰落。权力之争从公元前2200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050年。后来，在一位新法老带领下，埃及再次统一。这位法老建立了中王国，将国都从孟斐斯移到上埃及的底比斯。
中王国时期的法老模仿古王国先人，也宣称自己为神。虽然外在标志没变，中王国的法老不再手握极权，需要和祭司以及新崛起的地方诸侯分享收入和权力。埃及受单一中央权威控制的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因为法老不能使役埃及全部劳动力，这一时期没有新建金字塔。农民不得离土离乡，要受地方诸侯和主子使唤。这些人尽全力维护古王国时期法老确立的艺术和其他文化传统。
从公元前2050年至公元前1800年，这种政治秩序持续了大约250年之久。此后，地方新贵拒绝服从法老权威，埃及再度陷入诸侯割据时代。随后，埃及人遇到了一些新情况。大约在公元前1730年，外族希克索斯人穿过西奈沙漠，征服埃及大陆。希克索斯人可能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影响，其行为方式和思想看法与埃及人不同。埃及人痛恨征服者的外法异道，于公元前1570年左右，把侵略者赶回亚洲。埃及再次统一，建立“新王国”。
保存记录
埃及人创造了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的书写方式。苏美尔人是在软泥上标记符号，再把泥板烤干。埃及工匠将纸莎草秆编织在一起，生产出一种类纸材料，供书吏用笔墨书写。
印度河文明
相比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文明和尼罗河文明，我们对印度河文明知道得不多。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一样，印度河从高山而泻，穿过沙漠，汇入大海。两河哺育了苏美尔文明，印度河下游也是文明的摇篮。幼发拉底河下游形成天然堤坝，印度河也有这样的堤坝。其春洪虽来势凶猛，但不常发作。主流时常改道，冲破堤坝。因此，20世纪20年代发现的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坐落于荒漠之中，离现在的印度河河道有数千米之遥。与其相似的哈拉巴古城建在印度河上游约960千米的地方，毗邻主支流河岸。
有两个障碍阻挡着现代学者深入了解两个古城一度繁荣兴盛的文明。第一个障碍是，受地下水之扰，考古学家无法挖到底部一探究竟。想要深挖就得把水抽干，工程造价昂贵。因此，印度河文明发轫之初的物理遗迹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
第二个障碍是，没有人能读出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使用的古文字。类似学者解析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书写的双语铭文还没有找到。实际上，印度河文明留下的书面记录非常少。书吏很可能是在棕榈树叶及其他容易腐烂的材料上写字记录的。仅有一些像苏美尔圆筒印章一样的铭文，证明古印度人的确有自己的文字。但因手头材料所限，即便有再巧妙的解析方法也不可能破解古印度河文字之谜。
在印度河遗址，发现了一些美索不达米亚圆筒印章，而几枚印度河印章也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很显然，商人在商旅途中，随身带着印章，证明船舱中囤积的货物为自己所有。苏美尔印章样式在每个世纪都有变化，据此可大概确定某印章的制作年代。另外，还可以通过苏美尔发现的印度河印章所在的考古层次大致确定制作日期。这种交叉定年法表明，印度河流域这两大城市是在公元前2500年建立的，一千年后遭毁。毁灭可能是由喜马拉雅山之外的侵略导致，那时，讲印欧语系的蛮族第一次闯入印度河流域。
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两城规划完备，精准的几何布局和巧妙组织的卫生系统表明强有力中央权威的存在。统治者极有可能是祭司或祭司兼国王。但他们的宗教信条，以及指挥控制普通民众的方法手段还不得而知。
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令人感到奇怪的地方是，开展挖掘工作的考古学家在地层之间找不到太大差别。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地方，通过观察物品制作方法的变化，专家能精确判断出各种物品所在年代。就算是陶罐碎片也不例外。这种工作在印度河遗址没有取得进展。部分原因是，负责挖掘的人太匆忙，没有仔细记录物品出土位置。另一部分原因是，关于两城的所有东西似乎在几百年里维持原样。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洪水常冲毁建筑物。每发一次洪水，所有被毁建筑物都会在原地按原样修复。只是到了后期，才发生了一些变化，粗制滥造的建筑取代了原有建筑，原因可能是，统治者没有资源、手段再维持旧传统。
在印度河两大城市遗址的瓦砾中，考古学家找到了几尊小雕像，但没有发现其他类型的精美艺术品。古代手工技艺痕迹几乎荡然无存。所以，我们没有多少材料，判断古印度河的工艺风格和品质。奇怪的是，这几具雕像各不相同，但风雅有致。印章雕刻达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水平。印度河文明的技艺和知识很可能与同时期的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极为相似，但我们获得的信息太少，因此无法确定。
目前，人们已经对印度河文明时期的许多村庄遗址进行了发掘，也了解到阿拉伯海沿岸有几个小城镇。这些群落是否附属于两大主要城市？印度河流域居民与他们多个邻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重要程度如何？这些问题依然成谜。在这些谜团的背后，可能屹立着一个复杂精彩的文明，在古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外别有洞天。但是没有可供参读的记录，我们对塑造这个文明的思想和制度一无所知。
结论
古美索不达米亚人，古埃及人和古印度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在河流冲积平原这一特殊环境下，他们创建了足够富庶的社会，把少数人从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让这部分人有余力术有专攻，发展一大批新技艺：书写文字、制作青铜器、雕刻印章、兴建大规模建筑，等等。
起初，这些技艺多数敬献于神祇。美索不达米亚的神祇无影无形，永生不灭，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又与人非常相像。而埃及最重要的神祇是法老。至于印度河文明供奉什么样的神祇，我们还不知道，也不清楚祭司是否是社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考古发现未对此观点做出反驳。
公元前3000年后不久，文字记录形成。在美索不达米亚，战争成为上述专项技艺的第二大消费者。埃及有天然屏障，比美索不达米亚更有能力御敌，因此在军事技艺方面未能取得进展。在印度河文明遗址中，也没有证据表明备战御敌、建立军功格外重要。但埃及文明和印度河文明未能逃过军事侵略之灾。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两大文明均被武士部落征服，印度河文明因此被摧毁。这些部落通过观察两群人之间的边境战争发展了自己的战术战备。这两群人中，有一群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的冲积平原上，以务农为生，处于开化状态；另一群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周边的高山和草原上，以旱地种植和放牧为生。下一章，我们将对文明社会与相邻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做一审视。这种互动不仅征服了奴役，也促进文明社会的技艺和组织向雨水浇灌的土地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