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病之前，母亲并不喜欢看医生。当她的家庭医生退休后，她就向新医生放话，说等她快死了她才会再来。没想到一语成谶，新医生曾帮她做过体检，但她第一次去找他看病是从阿富汗刚回国的时候，那时她确实患了不治之症，虽然她自己当时并不知情。
母亲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自从几年前的胆囊手术之后她很少生过大病，只有出差时偶尔会出现咳嗽、皮疹或肠胃炎的情况。尽管她没有参加过为癌症患者举办的活动，也没有听过她自称乳腺癌的幸存者，但她却把这件事视为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母亲庆幸自己能够克服乳腺癌，说这是自己的福气，她并不觉得那次经历是一场厄运。
现在母亲必须常常看医生了：奥赖利医生、家庭医生、帮她做血管支架的医生、突发高烧时帮她看诊的急诊医生，以及各种各样的专家。
2008年4月初，她要做这个月唯一的一次治疗，所以我们下一次的读书会也在那时。此时距离她确诊患有癌症已经过去六个多月了，这些日子她一直在化疗，从未停顿过。她觉得“不太好”的时候越来越多，所以奥赖利医生决定暂缓一段时间，让她的身体休息一下。
在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里，母亲和我经常不自觉地把话题引向医生和书籍。在这次的读书会中，我们谈论的是书里的医生。只要谈到萨姆塞特·毛姆，这个话题是避免不了的。我看完上次在维罗海滩图书中心买的那本毛姆短篇故事精选集后，就把它给了母亲。
毛姆的短篇故事让我们回想起他的经典小说。毛姆接受过专业的医学训练并行医六年，因此，他对于医生的刻画极为出色。我们不打算再看一次他的第一本成名作《人性的枷锁》，而是决定重读一次《面纱》。《面纱》讲述了一个医生和他不忠于婚姻的妻子凯蒂由于种种理由，来到中国乡间治疗霍乱的故事。毛姆在1925年写下了这本书，时年五十一岁。小说的部分灵感来自他在香港旅行期间听说的一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女人身陷背叛丈夫的丑闻。此外，据毛姆所说，他也受到了但丁《炼狱》的启发，在书的第五部分，一个怀疑妻子与他人通奸的男人将妻子带到城堡，打算借着城堡周围飘出来的“败德气体”把妻子毒死。
《面纱》是一部故事情节极其精彩的巨著。书中讲述了不忠、宽恕、美德，以及勇气。这本书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是，读者能够跟着凯蒂一起发现她潜在的勇气，看着她逐渐意识到，勇气并不是与生俱来或无法改变的，勇气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给你看我最喜欢的那段话。”说着，母亲把《面纱》递给我。她坐在治疗室里那把舒适的椅子上，手臂下放着枕头，旁边还有一杯果汁。母亲指出一段凯蒂目睹了修女们工作后的感慨：
“在修道院目睹的一切，让我感动得无以复加。这些修女们太伟大了，让我自惭形秽。她们放弃了一切，远离自己的家庭、国家、爱情、孩子、自由，以及所有我觉得难以割舍的琐碎事务，比如鲜花、翠绿的田园、秋日的散步、书本、音乐、舒适的生活……她们对这些毫不留恋。她们没有丝毫欲望，甘愿献身人群，过着牺牲、贫穷、服从、劳作，以及祈祷的生活。”
我曾背诵过这段话，至今仍没有忘记接下来的情节。因此，我对母亲说：“但凯蒂也怀疑修女们是否被洗脑了，如果没有永生怎么办？修女们做的这些牺牲意义何在？”
母亲皱起眉头，然后像书里另一个角色开导凯蒂一样开导我。在小说里，有人劝凯蒂先去体会一下修女们的生活美学，不管日后发生什么，这个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完美的艺术品；然后，那个人又告诉凯蒂从交响乐的观点来看，假想交响乐团中每一个乐手都努力演奏一场辉煌的交响乐，不管有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劲头丝毫不会衰减；最后，那个人让凯蒂想想“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道理。
“凯蒂钦佩修女的勇气，其实她自己一点也不逊色，甚至更强。修女们的这些行为是出于无惧，而凯蒂是在明明害怕的情况下却仍要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她的朋友提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原因。还有，不管是这一世还是下一世，修女们的奉献都会得到奖赏，她们一点也没有被洗脑或被骗。”
感谢毛姆，也感谢凯蒂，我和母亲又能够继续谈论一般人的勇气了，特别是母亲的。而这，也是我一直想谈的话题。当其他人称赞母亲勇敢时，她都会立即否认。人们经常问她哪里来的勇气去波斯尼亚等武装突击区或麻风病院。
“最后那个问题最让我生气。”母亲说，“每个人都应该知道麻风病不容易传染，而且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与得了流感的人接触才需要更大的勇气！”
“所以你才会送给别人麻风病人做的工艺品吗？这样你就有机会告诉他们这些？”我问。我和哥哥都曾跟母亲开过这个送礼的玩笑。
“不，完全不是这样。”母亲的语气有点愤愤不平，“我把麻风病人的手工艺品送给人们，是因为它们做得非常美。”
现在人们经常不断地赞美母亲面对疾病的勇气，对她说：“你真勇敢。”有时也会对我们说同样的话，简直让我们抓狂。
“嗯，当大家称赞你与癌症斗争勇气可嘉时，你有什么感觉？”
母亲不假思索地说：“像上次想买药却买不起，又不愿让她母亲知道的年轻女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她说的应该是她上次在医院帮忙付药费的女人，她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我得到了世界上最好、最昂贵的治疗，我不认为这是勇敢。如果我真的勇敢，就应该放弃治疗，把这些钱用在医学研究上。”
那天不管我如何尝试，就是没办法让母亲承认她自己表现得勇敢。她认为勇敢的人，都是她主动帮助和服务的人。母亲经常提到一个在阿富汗医院里遇到的男孩，他因为地雷失去了一条腿。母亲告诉他，她为他带来纽约学校孩子们的问候，“告诉他们别为我担心。”小男孩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对母亲说，“我还有一条腿呢！”
母亲也会谈起约翰，她在一个难民营认识了他，并为他拍下了照片，他是一名利比亚的难民。一年后，当约翰得知母亲将要再次回利比亚探访时，他担心母亲找不到他，因为他已经被转移到了另一处营地。于是，他偷偷溜出了营地，跑到蒙罗维亚机场希望能见她一面。他努力说服封锁线上的驻军，谎称他要去接自己的母亲，希望士兵们允许他进入戒备森严的航站。士兵们警告他，一旦发现他说话，立即枪毙。当母亲一下飞机，一个声音对着她大喊：“妈妈！”她立刻就察觉发生了什么事，她也对着约翰大喊：“儿子！”并上前拥抱他。在母亲的帮助下，约翰来到美国攻读刑事司法。
母亲还不忘告诉我另一个波斯尼亚家庭的英勇事迹，这家人是她去这个国家担任选举监督员期间遇到的。他们不畏险阻，穿越地雷遍布的危险地带，只为了投下一张选票。母亲与一个年轻的荷兰志愿者搭档，他们想走前面，让这家人随后。可是，这家人坚持不依，“不行。”他们说，“我们要走在前面，你们是来帮助我们的，不是接受我们帮助的，如果有地雷，一定要先炸死我们。”
接着，母亲又说起她的朋友朱迪·马约特，朱迪在大学期间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她靠着自己的毅力再次站了起来，在经历了十年的修女生涯后，她成了世界知名的难民专家。她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流浪妇女儿童委员会的主席。
1993年，朱迪在苏丹南部帮助一个急需食物的社区。当时已经规划好用空投的方式进行援助，没想到飞机没按照指定的路线驾驶，从另一个方向来了。一袋重达九十公斤的食物从空中落下，狠狠地砸在了朱迪的腿上，整条腿当场碎成十截。幸运的是，一位做救援工作的医生刚好在场，马上进行急救，朱迪当时流血过多，一度停止脉搏。后来，朱迪的小腿在非洲做了截肢，等到了美国的梅奥诊所时，她的大腿部分也无法保留了。但朱迪活了下来，又继续为难民工作。
“真好，被砸中的是我那条患过小儿麻痹症的坏腿，我总是这么幸运。”朱迪这么告诉《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
所有上述这些人，都是母亲心中的勇者。
“我理解，妈妈，我也同意这些都是勇气可嘉的感人故事。但是，难道你在阿富汗全境封闭时穿过伯尔山口，不需要勇气吗？你搭着装满圆木的直升机离开佛罗里达时，看着没有被绑紧的圆木在机舱里滚来滚去，难道不需要勇气吗？”
“不，那其实不算。”母亲坚决不承认，“我只是想要去那些地方而已，那怎么能算勇敢呢？我说的那些人，她们做了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么做是正确的。那个小男孩或者波斯尼亚那家人，还有约翰和朱迪，这些人才叫真正的勇敢。”
“好吧，那你在阿富汗的一家小招待所与二十三个圣战士合住一个房间怎么说呢？”
“那二十三个圣战士比较勇敢。”母亲笑着说，“我觉得他们很害怕我。”
天色渐渐暗了，空气也变得寒冷，这次化疗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们两个人同时抬头检查生理盐水是否足够。生理盐水和化疗药像是两条小溪，汇合交融之后一起流入母亲的身体。护士告诉我们，如果生理盐水在化疗药物之前滴完，化疗药物单独流入时可能会产生灼烧感。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却让陪护者很感谢可以有事可做。我盯着塑料输液管，不时检查生理盐水，感觉自己也为母亲做了点什么似的。这就像幼儿园聪明的老师会交给每个孩子一个小任务一样，让这个人去擦黑板，请那个去喂兔子。于是，我猜护士故意把这些小事分给家属来做，我们觉得自己有点用处。看好输液管，不时检查。盐水就快滴完了，化疗药物也差不多快没了。
“我觉得另一些真正勇敢的人，是那些敢于站在不同立场，提出不同主张的人。身体的勇敢是一个方面，但有时，过分好胜逞强反而是愚蠢的行为，尤其为了救一个鲁莽的人，反而让其他人陷入危险之中。无论哪次，只要我去难民营行动，我总是会与当地的同事确认好避开没必要的冒险，也绝不让他们做任何为难的事情。这一点非常重要。”母亲接着说。
很快，化疗药品和盐水都滴完了，护士走过来拔掉母亲手上的针头。通常母亲会立刻站起来，拿好自己的东西就离开，可今天她却没有这么做，她继续坐在椅子上。
“你还好吗，妈妈？”我问。她看起来有些憔悴。
“我感觉有点难过。我相信有永生这回事，可是我这辈子还有好多事情想做。”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说：“我知道。”
“不过，我有种强烈的预感，我很快会有很好的消息。”
母亲最近与她的哈佛老友联系日渐频繁，就是那位送给她《每日的力量》的朋友，这是他送给母亲的第一份礼物。接下来几个月，母亲跟他说起阿富汗的故事以及她对教育的热情，他大为感动。他也像母亲一样深爱书籍，也许比母亲更甚。有一天，他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他为建造阿富汗图书馆捐点钱的话，母亲能否多休息一下，不再让自己那么辛苦？
当然，她这么向他保证。
在读书会讨论过《面纱》之后，隔了几天，母亲给我打电话。一般都是我给她打电话，但这次她等不及要跟我分享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你肯定不敢相信。”她在那个早晨的电话里告诉我，“你肯定不敢相信这个，你一定会吓得说不出话，那个不想让我为图书馆的事太操劳的朋友……”
“对，我记得，怎么了？”我说。
“他刚刚告诉我，他打算捐一百万美元建阿富汗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