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大家一定有点担心了，我们用一学年的时间谈中华文化史，怎么到现在才谈到唐代，难道明年还要继续吗？说心里话，我很想与诸位长谈几年，但明年确实没有时间了。你们中的好几位，也要毕业。不要担心，到年底一定结束，只不过我在这门课程刚开始时就已经一再声明，我心中的史，轻重长短不按照实际展开的时间。我只愿在历史的魂魄处盘桓流连，而不愿在平均主义的时间流水账中使历史丧魂落魄。唐代，就是最值得停留的千古魂魄所在。
今天我要强行向大家介绍一位文化人，那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书法家颜真卿。为什么要强行？因为他的文化人格，光耀千秋。具有这种人格水平的文化人，在几千年中国文化史上绝无仅有。
安史之乱突然爆发时，唐玄宗毫无思想准备，朝廷上下毫无思想准备，整个军事行政系统毫无思想准备。盛世危机，就在于此。大家全都如痴如醉地进入了另一种习惯性准备：准备当夜的诗会，准备明天的乐舞，准备河边的郊宴，准备山间的论道。在这种情况下，当危机轰然降临，猝不及防的大地只能等待着首先挺立起来的人格支柱。这第一个人格支柱，就是颜真卿。
唐朝的三分之一军队都掌握在叛乱者安禄山手里，唐玄宗着急而又凄楚地问道：“河北二十四郡，难道没有一个忠臣吗？”首先回答这个询问的，居然是一个书法家。
颜真卿当时真的不容易，因为他和哥哥颜杲卿都是安禄山管辖下的太守。颜真卿的所在地在平原，即现在的山东德州。颜杲卿的所在地，是现在的河北正定。颜真卿首先起兵，发表了讨伐安禄山的檄文，并且在一天之内就募集了一万多士兵。由于他的号召力，黄河以北的反安禄山力量都纷纷靠近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集中了二十万军队，颜真卿被推举为主帅。
颜真卿领导的军队很快就和安禄山的部队交锋了。身在山东德州的颜真卿要与身在河北正定的哥哥颜杲卿互通信息，距离比较远，需要有专人联络。谁是联络人呢？就是颜杲卿的儿子，一个年轻人颜季明。他来来往往骑马坐车，什么时候起义，什么时候发表檄文，什么时候组织队伍，现在安禄山的部队在哪里，人数多少……这些信息都是颜季明在传递。通过颜季明的联络，颜杲卿也举旗平叛。
安禄山攻下了颜杲卿所在的城市常山，逮捕了颜杲卿，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把他的手剁下来，用最残酷的刑罚对付这位英雄。随后，颜家三十几口全部被杀害，颜季明被砍头。
在几乎全家喋血的情况下，颜真卿仍然坚持领导队伍攻打叛军。这个仗很难打，因为都是临时召集起来的人，缺少战斗力。而且当时唐王朝的战略有误，所以只能边打边走，慢慢向当时正在陕西扶风的唐肃宗靠拢。最后，终于会合了。
对于颜家的巨大牺牲，皇帝当然有高度评价，但朝廷总是打败战，也顾不上去纪念这个家族了。
两年后，颜真卿自己用文章来祭祀牺牲的家人，其中最震撼的，是那份祭祀侄子颜季明的《祭侄稿》。由于后来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法帖，又称为《祭侄帖》。世界上很少有这么一个艺术作品，即使不了解它产生的背景，一上眼就被它淋漓的墨迹、痛苦的线条、倔强的笔触所感动。满篇的汉字，都在长叹和哭泣，而在长叹和哭泣中，傲然筋骨又毕现无遗，足以顶天立地。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唯一用生命符号勾勒最伟大人格的一幅作品。这种最伟大的人格，刻画了一个英雄的时代、英雄的家庭、英雄的文人。幸好有它，让盛唐即使破碎也铿锵有声。
我上面这些话，是想诱导你们像我一样，在人生过程中一遍遍地观赏《祭侄帖》，并从中汲取力量，领悟中国古代的大丈夫气质和君子风范。
颜真卿举起旗帜，跃上马背，带着二十万人向安禄山的部队进攻的那一年，他四十六岁。又过了二十八年，谁也没想到，七十四岁的颜真卿又接受了一个使命。
安史之乱以后，各地的军事集团即“藩镇”各自称王，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本来应该被严格控制，但是在安史之乱的折腾中，很多藩镇全然失控，又因与叛军交过手而获得了扩张的理由和力量。这对唐王朝来说，又构成了大患。其中，河南许昌的李希烈，非常明确地与另一支部队联合起来，准备跟唐王朝唱对台戏。当时在位的唐德宗认为李希烈带了个坏头，如果其他的藩镇也跟着效仿，那么唐王朝就会处处分裂，不像样子了。
安史之乱带来的真正灾难，是它改变了社会结构：一个统一的王朝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王国。皇帝想来想去，觉得没有实力去打李希烈，能够做的只是劝诫和安抚。这个重任交给谁呢？皇帝想到了七十四岁的颜真卿。理由非常充分：第一，你李希烈过去打安禄山立过功，但第一号功臣应该是颜真卿，他完全有资格居高临下地教育你；第二，颜真卿的年龄那么大，又是文化名人，你能把他怎么样？
皇帝这一着棋，遭到有良知的官员们的一致反对。因为第一，李希烈造反的态度很明确，用不着再去劝诫；第二，从长安到许昌路途遥远，老人家颜真卿的身体折腾不起；第三，早就失去了高贵的朝廷，好不容易拥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化大师，相当于国师了，让他亲自出马去执行这么一个凶多吉少的使命，危及国魂。然而，颜真卿自己认为，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毅然决定前往。在去许昌的路上，不论经过哪个城市，那里的将士都会出来劝阻他，但颜真卿没有回头。
李希烈在城门外摆出一个阵势来，企图把颜真卿镇住。颜真卿根本不在乎这一套，反而把李希烈给镇住了。李希烈开始还希望颜真卿能做他的军师，为他起草自立为王的文件，用尽了流氓手段。颜真卿非常愤怒，说，我来，就是要解决你这个问题的。李希烈说，你在这里胡言乱语，我要把你推出去烧死。李希烈下令把颜真卿推到烈火前，颜真卿面不改色。好几次又把他推到土坑前要活埋，颜真卿毫不屈服。于是，李希烈把他关在一个庙里。颜真卿对身边的人说：“这就是我的坟墓，我准备死在这里了。”
在虎狼窝里，颜真卿生活了近两年。他不断劝诫李希烈，阻止其谋反。后来，朝廷在其他地方采取行动，杀了李希烈的弟弟，李为了报复，缢死了颜真卿。朝廷为颜真卿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葬礼期间德宗皇帝五天不办公。
遇难的那一年，颜真卿已经是七十六岁高龄。他用生命捍卫了大唐文化的最后一丝尊严，也为中国文人在政治灾难中的文化人格作出了最高表率。对于颜真卿的壮烈事迹，欧阳修在《新唐书》里赞道：“呜呼，虽千五百岁，其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颜真卿的事迹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好的时代，也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当危机爆发的时候，大家都会企盼国家的力量，但是，那时候国家力量已经自顾不暇；因此，最终赖仗的，是深明中华文明兴衰之道的文化人格。
文化人格看上去只是一支破残的毛笔，一具老迈的身躯，却是中国人的延续命脉。
为此，我甚至不让你们讨论，把一个颜真卿推到你们眼前。我相信中国社会今后还会遇到我们今天想象不到的磨难，因此必须把文化提升到人格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