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名涛曾在一次会上对学生讲过这样一段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学‘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学为人，首先是当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章名涛的这一段话教会了学生们应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同时，也强调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
可以说，章名涛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治学严谨，为人清正”，怎样当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故事感悟
但凡真正深入人们内心，给人们留下深刻而美好印象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人魅力。章名涛正是用他“治学严谨，为人清正”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众人。这样的一位学者，是现代社会需要的栋梁，更是众多有为青年前进的榜样。
◎史海撷英
章名涛的教学事业
从1944年起，章名涛便担任清华大学电机系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于发展祖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上，为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建设和发展奋斗了终身。
在西南联大期间，生活虽然十分清苦，但他还是省下自己仅有的生活费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订阅了大量的杂志。每天除了教书，他的工作就是读书，连节假日星期天也不例外。而且章名涛还有夜读的习惯，每晚总要读书到深夜，同时他还不放过图书馆的大量图书杂志。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的学校领导在向学生介绍清华的学风时曾说：“联大图书馆的书，别人没看过的，章名涛先生几乎都翻阅过。”
也正是因为读了大量的图书，章名涛才能为学生们开出十几门有分量的课，而且能把很难的课程讲得让学生易于接受。
除重视理论教学外，章名涛还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他认为，“只知道原理，不会实际操作，不能成为真正的工程师”，因此，他在讲授完电机设计课程后，总要让学生们实地去设计并参加制造出能用于生产的电机。
◎文苑拾萃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最早说的是汉初名将李广。
李广是著名的骑射能手。唐朝诗人卢纶的“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就是描写李广将军的神力把箭射入石头中的故事。
李广从汉文帝时入伍起，经过景帝，至武帝时代，几乎参加了每一次抵抗匈奴的战斗。那时，北方的匈奴经常南侵，在边境地区骚扰。匈奴兵都精于骑射，来去不定，出没无常，很难对付。
李广屡次领兵，深入敌阵，一生身经70多次战斗，匈奴兵都很怕他，单于也很敬畏李广的威名。可是汉朝始终没有重用他，并且多次打击他，在他60多岁最后一次和匈奴作战中，竟派他当诱饵，终因寡不敌众被匈奴所杀，当时全军将士个个痛哭失声，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也都不禁流泪。
唐代学者颜师古是这样解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桃李等树，不会说话，从不自我宣传，但是到桃李树下来的人却经常不断，树下的野地也会自然地踏出一条路来。这是因为桃李是实实在在地开出了美丽的花，结出了香甜的果，在为人们默默地服务，所以用不着吹嘘，人们自会欢迎它们。做事力求实际，不尚虚声，就叫“桃李不言”。
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马祖光
◎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魏征
马祖光（1928—2003年），中国光学界著名专家、国际激光领域知名学者、哈工大航天学院光电子信息科学技术系首席教授，中共党员。1928年4月11日，马祖光生于北京。195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1950年9月，进入哈工大工作，同时在研究生班学习。在学习期间，马祖光被抽调到物理教研室任副主任、讲师，并在核物理专业历任主任、副教授。1979年8月至1981年11月，马祖光赴德做访问教授。回国后，任光电子教研室主任、教授，同时担任哈工大光电子技术研究所所长。1994年，他创建了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可调谐激光技术重点实验室），任主任。1986年，马祖光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并获五一劳动奖章，同年荣立航天部一等功，被评为航天部预研先进工作者。2001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马祖光是我国光学界的著名专家，国际激光领域知名学者，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8年春，马祖光出生于北京。1946年，他考入山东大学。1950年，马祖光怀着一腔热血前往哈尔滨理工大学当物理教师，同时还在研究生班学习。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哈工大党组织在研究生里发展的第一个党员。
马祖光积极听从党组织的安排，边读研究生，边努力工作，并协助教研室主任洪晶共同组建了“物理教研室”。1958年，根据国家需要，马祖光创办了核物理专业。1960年国家困难时期，学校树了两个典型，一位是工人，另一位就是教师马祖光。作为红旗手的他，被树为“又红又专”的典型。
马祖光怀着一颗强烈的事业心和紧迫的使命感，创办了激光专业。这也是马祖光创办的第三个专业，他从此便为之奋斗了一生。
马祖光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做学问也好，做事情也罢，首先一定要做一个高尚的人。顾大局，让荣誉，要具有无私、无畏的精神。”为此，马祖光坚持“博士生要德才兼备和创新并重”的培养方法。他说：“献身、创新、求实、协作是‘863’精神，这种精神也同样适合指导研究生的科研工作。‘创新’要紧紧跟在‘献身’之后。”
在学术研究上，马祖光对虚假、腐败的现象深恶痛绝。学生们都知道，马老师是一位严谨认真的人，要想在他那里搞点歪门邪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马祖光经常亲自参加博士生的实验，有时从半夜一直做到早晨6点。2002年，马祖光老师已经是74岁高龄了，仍然坚持与一位博士生连续做了6个小时的实验。那位学生被导师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深深地感动了：“马老师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实验室，眼睛时刻盯着测试仪器，数据出来的时候已是晚上10点多了。天下着雨，我搀着马老师，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到他家门口时，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一阵发酸：导师啊，多像我的父亲……”
当时，电子工业部委托马祖光主编写一本激光统编教材。为此，马祖光多次召开编者会，要求取材一定是当今的最新成果，每个定义、概念都要做到准确恰当。他再三嘱咐说：“千万不能误人子弟。”
25万字的教材，几易其稿，马祖光对其中的每一章、每一节甚至包括标点符号都仔细地进行推敲。他说：“严谨是做学问最起码的态度，可不能在知识界里当奸商啊！”
马祖光不仅自己治学严谨，对学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这在学校是出了名的。他有时精益求精到了“过分”的地步。每位博士生开题，马老师必须参与。学生们常说：我们要做的课题所掌握的材料还不如马老师掌握得多。
在哈工大中，马祖光是呼吁博导、教授上讲台给本科生讲课的倡导人之一。就在他去世的前一个月，他还应邀到二校区为学生作题为《做人与做事》的讲座。那一天，他感到身体很不舒服，但是讲座结束后，学生们都围着这位平易近人的院士问这问那，因此他到家时都已是晚上11点多了。
2003年7月15日，马祖光教授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75岁。他一生只求奉献，不求索取，严于科学，谨于言行，可谓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故事感悟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说的就是像马祖光这样的人啊！熬夜看论文、编教材，尽职尽责，严谨认真，力求不出现一丝一毫的错误，对学生、读者负责。正是这样一个严谨的学者，才让周围的人为之感动。他也确实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史海撷英
马祖光的节俭与慷慨
马祖光十分简朴，平时总穿着一件蓝色带补丁的中山装。出差住旅馆时，他也总是挑最便宜的住，比如航天部的黄楼、东楼这样的普通招待所。有一次，黄楼、东楼都满员了，马老师便不顾劝阻，坚持住进了附近一家地下室旅馆。那里非常潮湿，回来后马老师的腰疼病就发作了。
1988年12月，马祖光与同事一起前往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大学物理研究所作学术访问。在这期间，他天天吃方便面。回国后，马祖光将省下来的306美元全部交回了航天部。
就是这样一位勤俭节约的老人，对待国家、同事却慷慨大方。
有一年，马祖光请上海的一位学者来讲学，招待费超过了马祖光规定的30元，系里要给他核销，马祖光立即拿出钱说：“人是我请来的，超出的钱应该由我自己来补。”
1986年，马祖光应邀出席国际会议作特邀报告。大会发给他500美元的奖金，他当即用这笔钱为实验室买了一套“中性衰减片”带回国。
1989年，马祖光作为“863”第一批领域专家，第一次得到了4000元的津贴，他也马上就把钱当奖金分给大家。直到马祖光去世，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马老师自己的钱。
◎文苑拾萃
《马祖光——祖国之光》
《马祖光——祖国之光》是一本由中宣部新闻局、中组部人才工作局、国防科工委办公厅联合编辑的书。为了纪念已逝的我国优秀科学家马祖光先生。由学习出版社出版，在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马祖光——祖国之光》一书汇集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等国内主要媒体刊登的反映马祖光先进事迹的通讯、评论和马祖光不同时期的照片等，共34万字。
学风严谨的历史学家张政烺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
张政烺（1912—2005年），字苑峰，山东省荣成市崖头村人，我国著名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936年，张政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进入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任图书管理员（曾编印方志目录一册）、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等职，抗日战争后期曾兼任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委员。1978年，当选为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1979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80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1982年起，兼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张政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张政烺6岁开始上学，小学毕业后随族伯张俊采读过三年私塾，兼学篆书，凡读过的书均能逐篇背诵。这样，在他幼小时不仅萌发了对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浓厚兴趣，而且养成了酷爱读书的习惯。这是他一生博览群书、广泛探求知识的基础。
14岁时，张政烺离开家乡，到青岛礼贤中学读书（旧日制四年）。18岁时，他考入北京弘达中学读高中。1932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
在北京大学的这几年当中，张政烺在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颇受师长们的青睐。《猎碣考释初稿》就是张政烺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石鼓文是传世的中国最古的碑碣，自唐代被发现后，千余年来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张政烺所作的考释，郭沫若曾摘抄于《石鼓文研究》的书眉。
《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也是一篇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关于先秦陶器文字，自清末发现后的半个世纪中有关学者只注意考释文字，而张政烺的这篇文章则开拓了用陶文结合铜器铭文来考证历史的途径。
由于对我国古代文献典籍（包括版本、目录）具有渊博的知识，张政烺进入了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那些年，他先后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的学术论文有《邵王之諻鼎及簋铭考证》、《六书古义》、《讲史与咏史诗》、《奭字说》、《说文燕召公史篇名丑解》、《王逸集牙签考证》、《问答录与说参请》、《说文叙引尉律解》等等。
除此之外，张政烺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封神演义的作者》、《玉皇姓张考》、《一枝花话》等文章，内容涉及甲骨、金文、陶文、碑刻、通俗小说等诸多领域。
张政烺教授析疑辨难，考证史料非常精确。中国古文字学起于汉代经学家，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使汉字的形、音、义基本明了，这在当时确实起了进步作用。但是，后世学者在研究古代文字时，以许书为宗，即使面对大量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文字等材料，仍不敢越雷池一步，使古文字学深受束缚。张政烺凭借着自己严谨治学的精神，经过认真考证，写出了《六书古义》一文。文章通过考察《说文解字》中关于汉字发生发展的历史，指出了许多书中托古改制的奥秘。这对于打破学者思想上的迷信，促进建立新的中国古文字学，起到了除旧布新的推动作用。
张政烺崇尚实学，无论是长篇还是短文，内容都很充实。他的论著贯穿着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以唯物史观为指针，广泛搜集和综合利用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简犊、帛书等考古成果和古文字资料，结合古文献记载，加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作出了符合我国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因此，他在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古文献学，乃至中国通俗小说等各个领域内，都作出了引人注目的突出贡献。
张政烺是个有名的书痴，各种书无所不看，因此他的知识十分渊博，对甲骨文字、金文、陶文、先秦两汉的简牍、帛书、石刻文字都了如指掌，无所不知。甚至对古代民俗、通俗小说、宋史、金史材料等，也都相当熟悉，分别有研究成果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