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文化”无疑是一个被高频率使用的词汇。但究竟何为文化，却少有人能说得清楚。再进一步讲，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什么，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更是无法说清。也许正因如此，文化才具有一种无形的魅力。毫不夸张地讲，围绕文化研究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出发，试图将文化的里里外外都讲得明明白白。
张岱年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哲学家和国学大师，他先后在清华、北大担任教授，毕生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有着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他与弟子程宜山博士共同撰写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彰显了中国文化研究与普及的较高水准。本书共十二章，分别对文化观、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中国文化的争论、中国文化的创造等方面，进行深入浅出的论述。
在世界文化研究史上，曾发生过一场“文化”（Culture）与“文明”（Civilization）的词义之争。英美学者在指称文化时，常常用“文明”这个词，但是德国学者则常常使用“文化”这个词。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咬文嚼字的争论，实则体现了西方文化研究中两种对立的传统，即英美的实证社会学传统和德国的历史哲学传统。在实证社会学传统的研究者看来，文化就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而历史哲学传统的研究者认为，文化是一种以生命或生活为本位的活的东西，或者说是生活的样态，他们认为文化的形态化、制度化、模式化正意味着文化的死亡，因此也就有“文化是活着的文明，文明是死了的文化”的观点。
关于何为文化的这两种观点，谈不上哪个高明哪个低劣。其实在中国语境中，文化也好，文明也罢，在口语中经常可以混用（专业性的学术表述除外）。本书中，对文化进行了身份定义：“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生活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书中探讨中国文化精神时，基本上也是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之上拓展开来。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赞同这个定义，可是对此定义中提到的物质、精神等关键要素，想必不会提出强烈的质疑。
如果说今人对于文化的定义难以达成共识，那么中国古人对文化的描述，恐怕都是能够被认可的。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是“文治与教化”之意，西汉的刘向曰：“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西晋文学家束皙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不难看出，文化不仅是一种在人本身和身外自然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是人不断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的过程。通俗地讲，文化是“文”与“化”的合称，如果“文”不能影响、教化、感化人类的心灵，给人精神上的启迪，那就不能成为“文化”。比如，自然界中的一座山，本身是没有文化的，可文人对山进行赞美、写成优美的诗句，给人带来美的感受与启迪，那么自然中的这座山，就赋予了文化的意蕴。
任何一种文化能持续发展，必然有着特定的精神作为支撑。文化失去了精神，就如同失去了灵魂。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历史地域环境中逐渐创造出来的，几千年来文脉之所以生生不息，就在于有文化精神作为原动力。当然，在谈到中国文化精神时，这又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中国文化精神是什么？即便再过若干年，恐怕也不会有统一的“标准答案”。
如果对中国文化精神进行概括，很多学者都会罗列出不同的关键词。笔者认为，文化精神有其内核和外延。内核也可以叫作基本精神。只要找准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那么中国文化中的所有现象、症结等都能迎刃而解。本书中，张岱年和他的弟子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归纳为四点。一是刚健有为，这涵盖了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两个方面。二是和与中，其思想主要是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民族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三是崇德利用，主要是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四是天人协调，其精神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书中，为此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努力做到以理服人。如果对这四种基本精神进行重要性的排序，那么天人协调的精神，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当探讨中国文化精神时，如果仅仅在中华传统典籍里进行纵深比较，显然是单薄的，也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今天，唯有进行横向比较，才能更清晰地认识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书中认为，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方面。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正因如此，长期以来西方知识分子讨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去征服、战胜自然。
培根有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他认为人们追求科学之目的，就是为了在行动中支配自然。为了征服自然，则必须探索自然界的规律。西方就是在这种文化精神的引导下，发展了现代科学技术。毫无疑问，西方夸大了科学技术的作用，以为只要通过科学技术征服、战胜了自然，人类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西方工业化道路表明，这显然是错误的。西方文化精神中忽视了征服、战胜、占有自然可能会引起自然界的报复。西方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中国几千年前，就有了“天人协调”的文化精神。
中国“天人协调”的文化精神，从汉代之后，就融入“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并且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天人合一”思想不仅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还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人的最高觉悟的学说，它发源于周代，经过孟子的性天相通观点与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到宋代的张载、程颢、程颐达到了顶峰。简要地讲，“天人合一”的思想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人乃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其次是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服从这种普遍规律。再次是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则是一致的。最后是人生的理想是人与天地的调谐。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一，曾经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文化艺术等领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自十五世纪以后逐渐衰微，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实乃毒瘤，严重阻碍了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历程。这种论调虽然偏激，可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是客观存在的。至于最主要的缺陷，张岱年在书中认为：那就是缺乏实证科学的文化传统。
西方人对于自然科学中的各种现象，喜欢“刨根问底”，可惜中国人更倾向“少管闲事”。中国缺少实证科学的文化传统，具体表现在人们重整体轻分析、重直觉轻知解、重关系轻实体、重实用轻理论。这对于以分析、知解、实体和公理化体系为特点的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显然是不利的。另外，中国古代强调“天地一体”“变化日新”，其许多结论与支配近代自然科学的“理学自然观”格格不入。
这里要指出，中国人缺少实证科学的传统，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科学技术。比如，当前很多人都套用西方科学的那套标准，认为中医药学不是科学，原因是中医药学不能把病理说清楚，中医药学中的“穴位”“脉象”“养气”“食补”等学说，在西医科学中根本就不存在，也没有“科学”根据。然而，中医药学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发挥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缺少实证科学的文化传统，就彻底否认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盲从或者贬损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极端，必须引起警惕。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该何去何从？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充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去除糟粕，另一方面要将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正可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真正做到美美与共。中国传统文化之探索，是一条没有止境的道路，无论世界变化的节奏有多快，作为中国人，永远都可以汲取奋斗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