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中令王绾、内史肆高呼：“奉旨捉拿贼首樊於期，余者不问。”于是兵士纷纷投降。樊於期犹紧追李斯不放，李斯都快以为自己今天要呜呼了，大叫“王绾救我”。樊於期追出百步，这才被甲士截住，樊於期奋勇杀奔而出，这才有了前面城门逃出那一幕。
3.生死一发
且说浮丘伯和樊於期结伴而行，前往与成蟜会合。途中，樊於期讲述的造反版本与真实情况颇有不同。樊於期的版本简要叙述如下：
入宫，
遇伏，
战，
血战，
死战，
不敌，
退，
The end（结束）。
可以看出，在此故事中，有关宓辛的戏份被全部删除，李斯的戏份也是砍去十之八九。浮丘伯不动声色地听着，他知道樊於期并未说出全部事实。军人也有不爱武装爱红装的时候，不仅喜欢美化自己的胜利，更喜欢美化自己的失败。又或者，战场如闺房，有诸多不足为外人道之事。
再回过头来看李斯。李斯刚去鬼门关走了一遭，樊於期那突然砍出的一剑，硬生生地将其头皮削去一片，只要再往下砍几寸，或者他躲闪得再慢那么一点，他现在就已经是个死人。
这个时候的李斯，体现出了一个职业官吏的良好操守，他只是草草地包扎了一下伤口，便又立即投入了紧张而繁忙的工作。眼下的动荡时期，正给了他大展身手、仕途爬升的大好机会，他哪里还顾得上盘算自己这点伤是否应该算是工伤，是否应该休一个带薪的长期病假，请一个专业的心理医生治疗咨询，等等。他仕途的终极目标还远没有实现，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能停歇。是以，在这个时候，他不仅要向嬴政展览他的伤口，更要向嬴政展示他的才华。
另一方面，樊於期的这一剑，也再次促使李斯开始思考生与死的问题。李斯这时三十八岁，照今天的干部标准来考量，几乎能算得上是青年了，而在他的身上，也确实留存有青年人的洒脱和锐气。大难不死之后，他体会到的并不是生命之脆弱，而是作了如下思辨：樊於期那一剑若砍得准，我也就立时死了；而正因为他没有砍准，所以我还活着。反过来说，我还活着，证明那一剑没有砍准，而因为那一剑没有砍准，所以我并没有死去。因此，只要我还活着，就证明我没有死，也不会死，死亡不会降临于我，那么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而如果我死去了，则证明樊於期那一剑砍得正准，而因为那一剑砍得正准，所以我就无法再活着。既然不再活着，自然也就不会感受到活着的时候才有的恐惧和痛苦。因此，死亡一旦降临，我也就将不再存在，于是更加不用为了死亡而担忧害怕。由是言之，神不足惧，死不足忧，祸苦易忍，福乐易求。
再说樊於期虽然成功逃脱，却将华阳太后的手令留在了咸阳宫内。不消说，这个手令在第一时间里被秘密交到了嬴政的手上。嬴政看着手令上华阳太后的笔迹以及印玺，面色前所未有的凝重，而他抖动的双手，则泄露出他内心强烈的紧张和愤怒。这个手令，彻底暴露了华阳太后的立场，乃至整个宗室的立场：他们支持成蟜，反对嬴政。
这个手令，只是轻轻的几片竹简，在嬴政手中却显得沉重无比。这轻轻的几片竹简，意味着整个宗室的背叛。
4.家族记忆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既然是统治着秦国的王，就早应该有了随时迎接谋反的心理准备。然而，面对宗室的背叛，嬴政却无法做到平常心，他有着双倍的愤怒。即，作为秦王的愤怒，以及作为嬴政的愤怒。前者的愤怒不难想见，后者的愤怒，则在于他被整个嬴氏家族抛弃，他成了一个被驱逐的外人。
在两千多年之后的今日，家族的凝聚力已然瓦解，家族的观念也正在逐渐消失（请注意家族和家庭的区别）。作为现代人，已从家族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家族的压力和桎梏，却也放弃了家族的温暖和荣耀。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而当这个根源被抛于身后，人于是开始了流浪，漂泊在祖先曾经耕耘和生活的土地，却再也觅不到故乡。
古人云：人困则返本，穷则告亲。或许，中国人骨子里本不信仰任何宗教，有的只是对祖宗的崇拜。对中国影响最大最深的儒家学说，并不能算是宗教，其中的厚古薄今、慎终追远之说，便是一种精神上的返祖现象。求天告地，祈神祷仙，固然是必备功课，但天地神仙为大家公有，并不会专为一人赐福，是以还不如求祖宗保佑，毕竟天地远而祖宗亲。
但凡去过一些保存相对完好的古村落，总会发现，宗祠一定是村落中最高大、最宏伟的建筑。这就好比在基督教徒聚集的城镇，最辉煌、最美丽的建筑一定是教堂。不为别的，因为无论宗祠还是教堂，都是存放信仰的地方。反观今天的城市，最奢华的却一般都是银行。当然，对许多人来说，银行里面所存放的，也正是他们的信仰。
我们在老电影里时常可见这样的场景：战士经过了万千险阻，终于和大部队会合了，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兴奋地说：“终于找到组织了。”古人不用找，家族就是他们的组织。这种同祖同宗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是无可替代的。
倾国与倾城，佳人难再得。同样，倾国与倾城，家人难再得。家人，不可再生之资源。灾难深重、战火频仍的中国，断裂了多少家族的记忆。生而为人，或能上溯十代二十代，而更为遥远的祖先，却已不能知道。他们身上的故事，他们的喜怒哀乐，都已永归于尘土。
时常有人言说，对国人之人性了解最为透彻的，首推鲁迅先生。在我看来，为鲁迅先生所特加关注的，乃是国人人性中阴暗卑微的一面，先生身逢乱世，不得不持此以为敲打警醒。而为孔老夫子关注的，却是国人人性中明亮光辉的一面。一本《论语》，时隔千年，却仍能让人从中读出自豪、读出幸福，夫子可谓知国人也。正因有此自信，所以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倘以二十多年为一世的话，从孔子到今天差不多刚好百世。百世之内，夫子知也。百世之后，夫子知乎？夫子如果活到今天，又该会有怎样的感想？
5.真的要杀尽宗室吗？
且说嬴政召集嫪毐和吕不韦二人，商议对策。对这两个家伙，嬴政非但不信任，而且是又憎又恨。嫪毐不足道也，只是一个宦官罢了，根本不配当人来看。吕不韦的可恨之处则在于，他偏巧不是一个宦官，既然不是宦官，所以他能和嬴政的母后困觉，虽然现在他们不一道困觉了，但毕竟以前困过觉。这就是吕不韦的原罪，无论如何也无法赎还。倘无此原罪，嬴政又怎会受困于那漫天的谣言？
话说回来，嬴政虽厌恶此二人，但是，要对抗宗室，又非得依靠二人的力量不可。和自己从心底鄙夷痛绝的人物合作，而且还要装出其乐融融的样子，这对普通人来说，业已是很糟糕的体验，而对理应无所不能的君王来说，其痛苦和屈辱更是可想而知。
怎样应对宗室的背叛，嫪毐和吕不韦各有各的心思。嫪毐本来对秦国宗室还有所顾忌，一听嬴政的口风，有要除去宗室的意思，顿感自己的机会来了。正为宗室头疼时，宗室却玩起了谋反，这叫自作孽，不可活。于是嫪毐嚷道：谋反？那还得了，今天你反，明天他反，秦国以后还怎么在国际上混？必须惩前毖后，杀一儆百。不管何人，只要谋反，就必须诛杀，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嬴政听完，点了点头，又望着吕不韦，等待他发表意见。
吕不韦最近处境一直比较尴尬，他看到嬴政心里就发虚。谣言对他造成的伤害，并不比嬴政轻多少。被别人奉承为秦王的老爸，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个便宜老爸可不是好当的。他知道嬴政虽然表面上对自己和颜悦色，心里却一定对自己恨得要死。吕不韦甚至因此而有了隐退避祸之意。他已经对政治生涯起了倦意。他吕不韦连续拥立了两任秦王，功在不赏。对这样的功臣，君王唯一的策略就是：既然功在不赏，干脆也就不用赏了，直接杀掉拉倒。他上了年纪，是时候开始考虑能否善终的问题了。但是，一想到嫪毐这个贱人还在位子上，正威风得很，他便又不甘心就此退休。在朝政事务中，他抱定两个凡是的原则：凡是嫪毐支持的，他便反对；凡是嫪毐反对的，他便支持。但这回是事关谋反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他知道不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次，吕不韦选择了支持嫪毐。
难得两个权臣的意见如此统一，按理说，这也将让嬴政的决定变得更加容易。嬴政却仍在犹豫之中。嫪毐催促，嬴政道：“二君且暂退，容寡人三思。”
李斯在咸阳宫智退樊於期，其救驾之功，更在领兵作战的郎中令王绾和内史肆二人之上。对此，嬴政无疑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嬴政于是再召见李斯，告以嫪吕二人之意见，并问李斯对策。
李斯也不沉思，脱口问道：“宗室何罪？”
嬴政心想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但还是回答道：“背叛！谋反！”
李斯惊讶道：“竟有此事？臣如何不知？”
嬴政闻言大怒：华阳太后的手令可是你李斯亲自交到我手上来的，你小子现在来和我装蒜？
6.李斯说，我看不必
李斯见嬴政颜色大变，却也不惧，朗声问道：“臣敢问何为谋反？”
嬴政气得浑身发抖，恨声道：“太后亲下手令，直指寡人为窃国之贼，又复遣樊於期杀奔咸阳宫，欲置寡人于死地，而以长安君继秦王位。此不为谋反，何为谋反？”
李斯肃然道：“臣昧死上言。华阳太后之手令，辱蒙吾王赐观。臣有愚见，不敢不陈。手令所称，今据秦王位者，乃相国吕不韦之子，伪主也。臣愚昧，只知据王位者，吾王也。吾王乃先王嫡嗣，继秦王之位，乃上应天命，下顺纲常，此乃天下共知，何来相国吕不韦之子？手令所云，实荒唐可笑而不足一驳也。历代先君不废宗室之意，盖以宗室为内援。勿使秦王之位沦入外姓之手，此宗室守望之责也。若仅以一无稽无凭之手令，秦国宗室竟因而罹难，天下之疑，必不能止，而反愈炽，此为不得不思也。以臣揣测，华阳太后因富有春秋，误信谣言，加诸遭逢挑拨，故而关心则乱，不及深思，乃下此手令。”
嬴政面色渐渐和缓下来。他懂了李斯的意思。李斯说了半天，归根结底，是如何对此一事件定性的问题。这一层为他所忽略，也为嫪毐、吕不韦二人所忽略。他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这是一次谋反，于是人为地将自己置于不是你宗室死就是我嬴政亡的绝境。但李斯的话提醒了他，在谋反之外，原本还有第二条路可选。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将事件性质从谋反改为误信，让嬴政眼前瞬间豁然开朗。
就嬴政个人而言，他是不愿意和宗室决裂的，至少在目前是这样。现在他执政的根基未稳，还不到一意孤行、为所欲为之时，正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况且，秦国宗室不是一般家族，而是王族天家，除去一般家族对家族成员具有的普遍约束力之外，更有一个独特的作用：它能证实嬴政作为秦王的合法地位。
嬴政和宗室的关系，与中世纪欧洲国王和教皇的关系略有近似之处。那些国王虽然拥有世俗权力，但所谓君权神授，如果没有经过教皇的正式加冕，便算不得是合法的君主。而另一方面，国王虽然拥有更为实在的权力，比如人民和军队，但要和教皇对抗，下场通常并不见得美妙。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公元1073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打算废黜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格列高利七世也不示弱，立即下令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到公元1077年，由于自从被逐出教会，国内叛乱纷起，亨利四世扛不住了，只得向教皇求饶。接下来的情节就像武打小说一样：据说亨利四世身披悔罪麻布衣，光着双脚，站在教廷前面。当斯时也，大雪纷飞，寒风刺骨，亨利四世有如玉树临风，挺立不动，历时三日三夜，这才最终换来了教皇的宽恕。
当然，嬴政用不着在宗室面前如此卑微。但在那个谣言经久不散的非常时期，他却又不得不依赖宗室将他搭救。作为政治人物，他的血统并不能由他说了算，他母亲说了也不算，必须得到整个宗室的一致承认才行，只有这样，他才能保住王位，信服天下。
李斯又道：“相国与嫪君之所以劝吾王者，皆暗怀私心，为自谋之计耳。吾王不可不察。常言道，疏不间亲。今朝政大权，在相国与嫪君二人之手。吾王所能借重者，唯宗室之力也。咸阳之内，兵变已平，长安君又远在千里，宗室已不足以害王，是去是留，尽可权衡利弊，从长计议。一旦轻诛宗室，虽快在一时，却痛在长远。宗室既灭，而人死不得复生，则吾王何以制嫪吕？何以信天下？”
嬴政听得入神，李斯又道：“事出必有因。宗室所以误信谣言，何故也？以不得重用，故生怨心。此名为怨吾王，实恨相国与嫪君也。吾王因而导之诱之，则宗室必仇相国与嫪君，而为吾王所用也。”
宽恕有时候并非因为慈悲，而只是由于需要。嬴政于是长叹道：“若无先生，寡人几误大事。寡人愿与宗室言欢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