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笑道：你又讲起历史观念来了，我无话可以驳你。我只有一句话忠告：在目前的世界上，凡没有信仰而消极麻木的民族，都是不能生存的！
说到这里，火车已经过了崇文门。A站起来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向我握手道：一个国民的知识与责任，义务与权利，都成一种正比例。我总觉得留学生是中国知识最完全的人，也是享社会上最大权利的人；所以我一面庆祝你的买卖成功，一方面希望你不要忘了政治！
原载1923年3月23日《努力周报》第四十二期。
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
现在中国有一件很可怜而又很可笑的事实：就是中年的人与青年的人互相轻视，互相埋怨。九一八以前学生的闹风潮，赶教员，甚至于打校长，不用说都是青年人对于中年人不信任的表示。近几年来学潮似乎平靖了许多，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年人已经恢复了他们的信用。凡是留心青年的行为和言论的人都知道青年的不平和烦闷并没有根本的减少。同时中年人似乎也取了“反攻”的态度：我们常常听见同辈的人说“教育破产”，青年“不道德”“堕落”，要“整顿学风”。
假如这种笼统的批评是不错的——假如多数的青年真正是堕落，教育真正是破产——那么，中国的前途是真正没有希望的了，因为要在短期时间里，补救破产的教育，改革堕落的青年，谈何容易？幸亏我们很容易证明这种批评是完全不确的！
凡是善恶都是比较的。我们要批评现在的青年，只好拿过上的青年来做比较的标准。我们常常听见中年的人说：“我们青年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青年的时候比现在的青年高明的多！”我们试把现在青年的体格，知识，能力和道德与二三十年前的青年来比一比看。
先讲青年的体格。三十年前受教育的青年都是在旧式私塾里读书的。
不特一切的新式运动完全没有梦见，而且受了“规行矩步”的影响，终年不肯劳力，因此“书生”变成全国最“文弱”的阶级。三十年来的学校教育把这种恶习惯完全打破了。我十六岁以前没有步行到三里以上，学地质的时候才努力学了走路。等到二十年前我回国来教书，学生走路的能力已经比我幼年高得许多，但是每次地质旅行，许多学生免不了畏缩；上山下坡都得教员走在前头。四年前我从新教书，学生常常要求增加旅行的次数和日期，走路往往走在教员前头去了。人种测量的结果使我们知道大学学生发育的程度，在一般人之上——体高大约比一班人要高一寸半以上。这岂是三十年前所能梦见的！体格的发育与智能道德都有关系的。堕落的学生体格岂能好么？体格好就是没有堕落的证据。
体格如此，知识能力何尝不是如此。三十年前的青年，做的是八股试帖。普通科学不用说了，就是历史地理国文，都还不如现在的青年。我第一次看见中国地图是在日本。教我书的先生是一位名贡生，但是他写封普通信札，还不如现在的高中毕业生写得流畅。以前国文真正通顺的人是极少数。拿这种少数人来做标准当然是不公道的。三十年来我们眼看见大学学生从翻译授课变为直接用外国语听讲，三十年前的留学生能够考入外国大学就可以补官费，现在要有著作，能人研究院，方始有出洋的希望。
青年知识能力的改进不仅限于书本子的。三十年前的青年只知道读死书，不知道观察实物。中了这种教育的毒，对于科学就根本学不会的。我第一次在日本学几何的时候，只觉得教员讲的一个点，一根线，是一种毫无意识的举动。凡是近年来在大学教过书的人都知道这种毒渐渐地消灭掉了。现在的青年能够观察实物，与社会接触，所以应世接物的能力也增加了许多。三年前我在南京看见一群十五六岁的童子军，一天里捐到了二千多套棉衣去救济灾民。回想到我自己从前见着生人就红脸的情形，使得我又高兴，又惭愧！
我这单就男青年而言。要谈到女子，则更不成问题的了。别的不讲，单讲缠足。纵然新式教育一无好处，单单打倒了缠足文化，免除了一万万多女子受残废的刑罚，也就是很值得的了。
最后我们要讲到道德问题了。目前旧道德观念已经失了他的权威，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新道德标准没有完全成立以前，许多青年免不了要进退失据，是当然的。但是不能因为道德的标准变更或是在演化中，就说现在的青年“不道德”。不肯“敬宗睦族”，“畏天祀祖”的人，未必不肯为社会而牺牲自己。正如孝子贤孙有时候是社会的蟊贼。就我个人的经验讲起来，现在的青年家族的道德观念比较过去的青年淡薄，但是对于社会和事业的责任心则只有增加，没有减少。我可以随便举几个例。民国十八年我到贵州去。约好同行的一个是赵亚曾。原定他从徐州，我从重庆出发。临时我听说由四川到云南的路上不太平，打电报叫他到重庆同走。他回我道：“西南太平的地方很少。我们一点工作没有做，就改变路程，将来一定要一步不能出门，所以我决定仍旧冒险前进。”不幸不上一个月他就在昭通被匪打死了！三十年冬天地质调查所派了一位王恒升在黑龙江北部调查。他无意中走到中俄界线没有画清的地方，被苏俄的边防军逮捕去了。他带得有军用地图、测量与照相器具。苏俄疑惑他是侦探，几次要把他枪毙了。他于极冷的时候在西比利亚监狱里，吃了十八天的酸黑面包，方才被放了出来。他到了满洲里，打电报给我说，“再有二星期工作可毕！”他毕竟把预定的计划完成了方始回来。我不是说这种精神是现在多数的青年所皆有的——这种精神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只能望之于少数人的。我是说现在青年里有这种人存在，足见得青年没有堕落；在真正堕落了的社会里，这种精神是不能存在的。
我要希望中年人注意：第一责备青年不道德，是否因为他们的道德标准和中年人不一样。共产党的道德也许不能实行于中国，但是真正相信共产主义而实行共产道德的青年不是不道德。第二不要把旧日的肺痨症认为现在的传染病：责备青年好讲恋爱，不要忘记支配旧式社会的花鼓淫词，才子佳人传奇，和金瓶梅，肉蒲团的一类小说；责备青年好闹风潮，不要忘记科举时代的闹考，书院高材生的侮辱学使。第三不要把自己下意识的嫉妒心认为救世挽俗的责任心：攻击青年不会做事，是否因为下意识怕青年来抢我的饭碗，预先以攻为守；责备青年色狂，是否因为下意识怕家里的姨太太被青年诱惑去。心理的分析是真假道德的试金石。最后中年人要时时刻刻的自省：青年轻视我们，是否我们的人格行为有可以被人轻视的理由？假如青年真正是堕落了，教育是真正破产了，这种责任是青年人的，还是中年人的？
许多人要坚我们民族的自信心，主张“宣扬国粹”，把高帽子给我们老祖宗戴上。我以为这是大可不必的。这三十年来青年的进步是我个人民族自信心的最大的根据。
青年对于中年也要有相当的了解。三十年以来，青年是进步了，中年又岂能没有进步！愤世的人有时要说，“满清时代握军政教育权的人比现在还好点！”这种话绝对不是事实。我只需举一个例。当前清光绪末年考留学生的时候，以人情得着官费的大概在一半以上。当时规定私费学生能够考进外国大学的可以递补官费。我考进了大学，而且几次考得第一。但是始终没有得着官费。同时有屡次入学试验不及格而补得两个官费的人！我看着现在清华和英庚考试留学的严密公道，不能不歌颂现代的清明！
当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中年不能领导青年，青年不肯受中年的领导，是国家一个很大的弱点。中年与青年都有消灭这个弱点的责任。
现在的青年比以前是进步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自满，不必努力。现在的军队会得用机关枪，迫击炮，比以前是进步了，但是依然不够保卫国家。
不过要增加我们自卫的能力，不是讲国术，练大刀队所能发生效力的。凡是说教育破产要提倡读经祀孔的人都是讲国术练大刀队一路的朋友！
原载1935年3月31日《独立评论》第一三四号。
假如我是张学良
自从日本人有侵略热河的消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天天计划抵抗的办法，但是抵抗没有实现，中央与地方先发生了冲突：本月七日，汪精卫辞职，同时通电责备张学良。据八日的大公报，张学良也有辞职的消息。大难当前，军政首领依然不能合作，真正使我们觉得中华民国的末日到了！
试问汪精卫和张学良都辞了职，热河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吗？负军政责任的当局一辞职就可以告无罪于国人了吗？不错，假如张学良觉得抵抗日本。
事实上是不可能，或是抵抗所必需的条件，中央的力量可以做的到而不肯容纳，那么他除去辞职，当然没有第二条路走。但是我以为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我先讲抵抗日本的具体办法。我们先要觉悟一旦热河有了军事行动，北平天津是万万守不了的。单就陆军方面看起来，我们的第一道防御线在山海关，第二道在滦河。但是秦王岛在山海关的后方，天津在滦河的后方。
日本人随时可以在这两处上陆，上陆要比在浏河容易十倍。在这种状况之下，无论军队如何精多，武器如何优良，因为地理的关系，没有法子可以长期的防守。何况从山海关到天津北平都是平原旷野，日本的飞机，坦克，重炮，都可以使用，还不比得闸北江湾处处有小河，小沟和水田，使得日本人无法利用他们的坦克。
但是我们要抵抗日本，我们决不希望军事当局在山海关天津之间，作大规模的战争，或是长期的守御。我们只希望他牺牲一部分的实力，为国家争点人格，使日本人取平津必须出相当的代价。我们要明白日本的目的不在平津，而在热河，所以我们的真正的防御，长期的战争，也不在平津，而在热河。因为日本人要取得了热河，热河就永久不能恢复；日本人纵然占领了平津，平津总有日子收回。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同时把重要的军实，北宁路的车辆，逐次的运到居庸关以北。只留一部分的军队在山海关秦王岛滦州天津等处。在这几处经过相当的抵抗以后，也预备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分别退到口外。现在驻在热河边界的军队应该从速的进到朝阳，并且积极筹备朝阳凌源，平泉承德各地间的运输。热河东南两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炮都不能使用，就是飞机也有许多危险。喜峰，古北，和南口，三处都是天险。每处有一两万人防守，日本人非有一倍以上的兵力，不能进攻。只要能守得住热河，放弃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当局有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热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为什么我说司令部应该在张家口呢？因为平津放弃以后，在热河察哈尔的军队与中央失去了联络；一切的接济都要仰给于山西。大同到张家口不过几点钟的火车，大同到太原有现成的汽车路，一天可以达到，太原有比较新式的兵工厂，可以源源接济前方，所以张家口做司令部最为适宜。
第二是军费问题。这一次中央与地方的裂痕，这问题是导火线。我不知张学良所辖的军队究竟有多少人，打起仗来究竟要用多少钱。据日本报纸所发表，不连热河，一共还有十五万支枪。据我所闻，目前北平所发的军费，每月是四百一十万。十九路军在上海作战的时候，一共三万人（八十八师，八十七师在外），中央每月发五十万。要拿这个数目做标准，则每月四百一十万，养十五万兵，已经很多。据军政部长何应钦最近的报告，中央剿共产党的军队，夫子不算，一共是六十万人。因为作战，每月要多用三百万。
要以这个数目做比例，则十五万人每月应增加七十五万。似乎用不着汪精卫电报里所说的那样的多。不过我们没有看见过官方的正式报告，以上数目是否与事实相符，我们无从知道。若是我是张学良，我一定请中央一面派人点验我的军队的枪支人数军实，一面把所有华北的税收机关由中央派人接收。作战时候的军费，子弹，以及其他的需用，一切由中央照全国军队最优的待遇供给——照十九路军在上海作战的时候一样。张学良要真正有抵抗的决心，这种办法事实上一点不会吃亏，因为抵抗的事实一发生，平津与河北地盘万无可以保存的道理。将来退到热河、察哈尔，军费一定要中央供给的。落得从现在起，先为其他军队做一个模范。他不要怕中央不能按期发饷，他只要有抗日牺牲的决心，全国人都会做他的后盾。任何人是中央政府，都不敢不接济他的。
若是肯如此，张学良可以不必辞职，汪精卫也决不可辞职，中华民国也许还有一线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