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曹锟虽然也属于直系军阀，而且跟冯国璋有着同乡之谊，算得上是旧交故友，但是他却跟李纯和王士珍等直系将领有所不同：李纯和王士珍当然也看重名利和地位，然而作为直系的最重要人物，他们两人有着更为明确的政治态度，那就是坚决的主和。可是，这个曹锟却更为关注名利、地位，至于南北双方究竟是战是和，只要不损害到他个人的利益，实际上对曹锟来说都无所谓。
正是由于上面这个原因，当曹锟听见段祺瑞因为四督军联名通电而再次请辞时，吓破了胆。曹锟为什么会被吓着呢？原来，就在王汝贤和范国璋于11月中旬发表停战议和通电时，李纯就曾找到曹锟，试探他对停战议和的态度。谁想到，曹锟立即表示自己十分赞成。当然，他这只是一个按照寻常政治规则的回答。可是，李纯却当了真，随后就让曹锟领衔发表四督军通电。
看到自己循例说的话，竟然被李纯当成真格的了，曹锟也知道没有后悔药吃。他的这种后悔，到了段祺瑞因为四督军通电而再次请辞时，就变成了害怕。他甚至还打电话给段祺瑞，赶紧解释说自己其实并不同意这份通电，因此对此不负责任。
然而，不管曹锟怎么辩解，他毕竟还是领衔发表了通电，因此在主战派的北洋督军们看来，曹锟就是在跟他们作对。其实，在曹锟发表四督军通电之前，奉系军阀的老大张作霖直接致电曹锟，语气强硬地询问他对南方护法运动的政治意见。此时的曹锟，还很明确地回电说南方的问题根本就无法进行协调，只能够用武力征讨。
张作霖看到这个回电，自然觉得很安心。可是，没过多久，就出现了四督军通电的事情。这一下把张作霖惹火了，他又给曹锟发来一封电报，语气严厉地责问曹锟：“何以如此朝令夕改，反复无常，不独国家大事不应此儿戏，即令朋友私交也不可如此无信。”看到张作霖的电报，曹锟知道离弦的箭已经无法收回了，他只能硬着头皮暂时支持主和派。
不过，曹锟的这份心思，徐树铮和徐世昌等人却看得十分清楚。徐世昌曾在四督军通电之后，当着曹锟的面，以北洋元老的身份告诫他说：“从此北洋军人团体解散，皆诸君之过，他日为人鱼肉，悔且莫追！”听到前辈这么批评自己，曹锟肯定心中既惭愧又惶恐，一时之间就有了悔改之意。曹锟的这种心思流露出来之后，段祺瑞这边立即就做出了反应。
没过几天，主战派的大将山东督军张怀芝专门赶到北京，表面上是来协商所谓的对南方政策，实际上就是要和曹锟把事情落实下来，让曹锟转而投向主战派。果然，张怀芝到北京与曹锟一谈，曹就立即转变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开始明确地主张用武力讨伐南方护法军。
到了1917年12月2日，曹锟和张怀芝在天津一起主持了一个有奉天府、山西省、福建省、浙江省、安徽省、陕西省、上海市、察哈尔地区、绥远地区、热河地区督军或者都统代表参加的督军团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集体“讨论”了对南方是战是和的问题。实际上，哪还用得着讨论呢？与会代表基本上都是北洋集团中的主战派。因此，会议讨论的结果在一开始就注定了：与会者一致主战！随后，12月6日，曹锟和张怀芝带领全体与会代表向冯国璋发去了一个电报，请冯国璋立即下令出兵南征。
曹锟和张怀芝的这份全国通电让冯国璋着实吃了一惊！对于段祺瑞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掉大权，绝对会组织皖系军阀进行反抗，冯国璋自然是料到了的。只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皖系军阀竟然这么快就发起了反攻。更让冯国璋头痛的是，带头起来反对自己的还是直系大将曹锟。可是，事情已经出现了，再难受也没有用，只能赶快想办法予以挽回。
于是，就在曹锟等人在天津开完督军团会议之后，感到情况不对劲的冯国璋，立即派了田文烈和段芝贵分成两次到天津去试探曹锟的意图。很快，冯国璋就弄明白了，原来曹锟真的已经投向了主战派。
于是，冯国璋又派了女婿陈之骥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天津面见曹锟，想要劝他回心转意，不要想着对南方作战。可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冯国璋已经失去了先机。
段祺瑞及其皖系军阀早就已经说服了曹锟，他们曾对曹锟讲，曹原来是南方护法军，尤其是西南反段势力最想除掉的直系军阀之一，而原因就是曹锟曾经是袁世凯手下的一员干将。因此，曹锟即便是主和，等到南北双方真的议和了，他也不但捞不着好处，反而会遭到西南军阀的排斥甚至谋害。因此，还不如主战，跟段祺瑞及其皖系军阀合作，一起铲平南方反对力量。
段祺瑞还向曹锟承诺，假如曹锟在武力统一南方的过程中有功绩的话，那么全国统一之后，就可以由皖系军阀通过国会推举为副总统。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徐树铮的离间计！
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威逼利诱之下，本来就只是贪图权势地位的曹锟，自然就会放弃掉冯国璋的直系，转而投向段祺瑞的皖系集团了！
实际上，曹锟投向皖系，还有着其他方面的政治形势原因。早在11月25日冯国璋通电全国让南北双方暂停作战时，他就派了王芝祥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和李纯的高等顾问李廷玉一起到广西去面见陆荣廷，准备商议具体的停战措施。谁知，王芝祥和李廷玉还没有到达广西，湖北方面就出事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湖北守军中一名叫石星川的师长12月初在荆门，也就是今天的江陵县宣布了独立。紧接着，12月16日，襄阳镇守使黎天才又通电全国宣告独立。在通电中，黎天才表示，自己愿意与石星川一起共生死。荆襄二地自古就是军事重镇，现在相继宣告独立，一时之间全国震动！
实际上，此时最感到害怕和担忧的，还是湖北督军王占元。荆襄自主，这就意味着这次护法运动的主战场开始逐渐转移到了湖北来。而王占元又是冯国璋直系的人，一向主张与南方政治势力言和，因此他也是段祺瑞及其皖系军阀的对头。这样一来，王占元觉得自己根本就身处南方，尤其是西南护法军和北洋主战派的夹击之中，显得十分被动。
想来想去，王占元认为眼前之计还是自保为上。于是，他的政治态度也逐渐倾向了皖系主战派。这样的话，冯国璋的直系就又失去了一员大将，这无疑是冯国璋失去了一条有力的臂膀。到了此时，形势已经越来越有利于主战派一方。
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跟冯国璋同坐一条船的王士珍只好任命曹锟为进攻湖南同时增援湖北的北洋军“第一路总司令”，张怀芝则为“第二路总司令”。到了12月18日，形势已经到了冯国璋不出面就不行的地步了。
于是，就在这天，冯国璋亲自委任段祺瑞为参战督办。而在这之前，陆军总长一职也被段祺瑞的心腹大将段芝贵抢到了手。加上段祺瑞本人当上参战督办，拥有直接任命作战军官的实权，因此此时的段祺瑞表面看起来下了台，实际上却重新获得了大权。
．尽管如此，冯国璋还是没有放弃掉主和的念头。没过多久，冯国璋的私人代表王芝祥和李纯的高等顾问李廷玉到达广西，见到了陆荣廷。三人的见面会谈还算融洽，于是24日王芝祥和李廷玉就给冯国璋、李纯和王占元等人分别发去了电报。
在这份内容相同的电报之中，王芝祥和李廷玉说，陆荣廷最担心的是，现在由段祺瑞担任参战督办，他肯定要全力督促对荆襄地区用兵，因此“万一在此调解期间发生冲突，不啻前功尽弃，且恐时局益危”。说白了，陆荣廷担心的依旧是段祺瑞及其皖系的强硬主战立场。
冯国璋在收到电报之后，感到十分高兴，觉得有了新的希望。于是，他就急忙给曹锟等人发去了一份电报，意思是想征询曹锟对于自己下达一个停战布告的意见。
曹锟此时也已经知道了冯国璋派人去面见陆荣廷的事情，因此就回电给冯国璋，说自己虽然主战，但是目的也是为了促进和平。因此，曹锟在电文中说，自己“不反对停战布告一事”。这自然是曹锟的一个说辞而已，这时的他确实已经站在主战派一边了。
无论怎样，在征得曹锟等人的赞同，至少是不反对的意见之后，冯国璋于12月25日发布了停战布告。然而，这个停战布告的发布，实际上已经于事无补了，因为主战派此时已经占了政治上的上风。
当时的情形是，冯国璋在北方受到段祺瑞及其主战派的制约。对于荆襄的黎天才等人，冯国璋本来以为可以用作与南方进行谈判的中介，想借助桂系军阀之手对其进行压制，从而让他们放弃独立。但是，冯国璋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被主战派的步步紧逼给破坏了。
到了1918年1月5日，主战派的督军代表们再次齐聚天津，强烈要求冯国璋立刻下令对黎天才等人进行讨伐，收复荆襄。眼前的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了，无奈之下，冯国璋只好把徐世昌请到自己家里，向他请教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冯国璋此举无疑是病急乱投医，徐世昌又怎么会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呢？
果然，徐世昌当场表示，此时想要进行议和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还不如进行讨伐。看到徐世昌都这样说，冯国璋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了，只好于9日以参陆办公室的名义下令北洋军进攻荆襄。
而此时的南方，正弥漫着越来越浓的战争硝烟。在桂系的陆荣廷看来，自己虽然也有主和的念头，但是一个桂系并不能代表全部南方护法军阵营，甚至就连西南护法军阵营他都代表不了，就更不用说还有一向主张北上护法的国民党人了。除此之外，湘军将领程潜和赵恒惕等人，由于湖南战乱频仍，早就按耐不住想要赶走占领岳阳的北洋军。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战派的督军们又逼迫冯国璋政府下达了讨伐荆襄的军令，战争就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就在冯国璋下达了进攻荆襄独立军的命令之后，皖系主战派于1月中旬开始大举进攻荆襄。黎天才等人哪有那个军事实力与北洋军对抗，被打得连连告急。在这之前，在湖南驻守的桂系将领谭浩明就曾声称，北洋军必须停止进攻荆襄，不然他就会进攻岳阳。可是，主战派哪里肯听他的意见。
于是，湖南和广西的护法军在18日开始围攻岳阳，经过十来天的激战，最终于27日占领岳阳。
到了这个时候，南北双方就在广西、湖北和湖南一带形成了犬牙交错的互攻局面。冯国璋等人耗尽苦心才得以维持的南北不战不和的局面已经彻底被打破了。
危机重重的“南巡”
冯国璋下令讨伐荆襄，我们现在看来明显是出于无奈，但是当时的一些人，包括主和派、主战派都难免对他的信用度产生了怀疑。本来，冯国璋是坚持南北停战议和的，可是现在他又以参陆办公处的名义下令讨伐黎天才，这确实是冯国璋前后不一致的表现。不过，他确实是为形势所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