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向我讲述他婚姻的分崩离析。故事的一部分是他妻子在办公室有了外遇。从他讲述的方式，我不太相信有这回事，所以我故意说得很直白，看他会不会坚持自己的说法。
“所以她出轨了，”我说，“那一定……”
“至少我觉得她在出轨……”
“你觉得她出轨？”
“她觉得我在出轨。所以我觉得她在出轨。”
我意识到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的妻子并没有出轨。但他还是这么觉得，这是一种报复。
这个时期，不满是德里城中挥之不去的刺激物，就像寄居在城市肚子里的坏香料。
通常，这种不满是一种非常实在而且明显的不满。占少数的富人群体觉得广告里描述的那种宁静、有产的生活方式是为他们准备的，但大多数人开始意识到在新印度的生活并不会自动变成那样。无忧无虑的大人、宽敞的厨房、有钱的年轻人——没有一样看上去会如他们被引导相信的那样来得容易。实际上，这些东西似乎变得越来越遥远，因为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速度甚至比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速度还快。
这种特定群体感到不满的问题是尖锐的。那些年里，中产阶级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财富是他们应得的——因为那是之前承诺要给他们的。而现在的承诺是：这是印度的时刻，而且这样的时刻可能不会再来。这就解释了那段时间报纸上记录的中产阶级“非常规”的赚钱方式：学生通过偷窃或者卖淫来赚外快，更普遍的是创业公司的员工用巧妙的方法将公款中饱私囊。
但也还有很多其他形式的不满，这些不满更神秘莫测，对于人们的生活或许有着更深刻而苦痛的影响。比方说，很明显，家庭就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家庭是印度社会象征性的支柱，许多人以家庭之名，把家作为累积狂怒的首要之地。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仿佛是这个新系统的扭矩在不对称地运行着：家庭中的不同单位被朝不同方向扭动，牢固的联系变形并被打破。这种情况明显地体现在中产阶级的婚姻中，那些年婚姻破裂犹如结婚时候放的许许多多喜炮爆炸一样。
“我觉得如果我们夫妻和他母亲分开住会更好，”萨克温德（Sukhvinder）说，“至少不会经常吵架。而且分开住的话，我丈夫对新想法的态度会更开放一点。在这个家里他好像被困住了，总是用同样的方法做同样的事情，不存在‘改变’这种事。”
我们坐在德里一家高端商场的楼顶，头上顶着地中海风格的阳伞。别桌的人有的在用手机打电话，有的在啜饮颜色鲜艳的饮料。
楼下的商场外围是一个舒服的天井，开着各种咖啡店和餐厅。有块广告牌，一面是一张大过真车尺寸的奔驰S系的照片，另一面是放着时尚广告的屏幕墙。整栋建筑模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体现出的完美几何学的城市——有古典的圆柱和柱廊，还有方形的广场，人们很惬意。广场中间有喷泉，隔段时间会有表演，伴奏着约翰·施特劳斯的华尔兹，音量很大。这时候人们会中断谈话，看喷泉的水柱起伏流转，像合唱队女孩子那样互相追逐——他们也没别的可看。华尔兹最后在一堆激昂的和弦中结束，所有的喷泉同时喷射，感觉这个时候好像每个人都应该结婚，或者接吻，诸如此类。但大家继续刚才的谈话，广场也回到了之前的样子。
德里很晚才有商场，而且最初的商场规模都很小。21世纪初，商场吸取了这座城市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注意力。大片公共土地被放给私人开发商，后者疯狂建房，飞快地掩埋（比方说）所到之处的古代遗迹。到本世纪初第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这片平原上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宫殿目录里，已经增加了好几个有空调的大型消费者据点。
我们现在所在的新商场就建在机场旁边，所以头顶不断有低飞的飞机轰鸣而过。从很多方面来说，这座商场吸收了所在之地的精气神。地下停车场的指挥人员好像是从隔壁的飞机跑道上借来的，他们挥舞手臂给你的信号让你感觉自己像是坐在飞机的驾驶舱里。商场就像机场一样，与周围的空间完全隔绝。如果我们往阳台另一边看，越过沿墙的那排树，就能看到丰饶的外围景观，和商场又是草坪又是喷泉的景象相比，外面就像CNN里常出现的那种残垣断壁的镜头。现在，有一辆卡车正过来给下面的大型贫民窟送水，妇女和儿童从家里跑出来，手里拿了尽可能多的塑料容器。
商场里有许多戴着飞行员墨镜的男男女女，延续着这种机场的感觉，仿佛购买法国时尚产品或者美国科技产品需要的勇气仅次于驾驶战斗机。每样东西都有种航空的意味，就好像能在这里购物的少数群体，他们的会员身份自带一种愿望，希望从当代印度城市的混乱中起飞，飞到空中某种与外界隔绝良好的免税店里。这座商场折射出欧洲大都市成就的记忆——意大利的广场、维也纳的舞厅，商场似乎把自己作为理想城市悠长历史中的一部分来呈现。但这座完美的城市当然根本不是城市，它甚至没有真的“在城里”，因为这里只通高速公路，所以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来这里。入口处要安检，所有的交易似乎只为了一个同样的目的。正如对许多德里的富人来说，理想的家就得像五星级酒店，而理想的城市似乎就是一座机场。
“硕士一毕业父母就开始为我物色丈夫，”身材高挑、机灵搞笑的萨克温德说，“我是锡克教徒，所以我们结婚一般不会拖到很晚。”
不要把家里安排的婚姻想象成守旧的父母把“传统”强加给不情愿的“摩登”子女，因为事情往往比这复杂得多。很多情况下，现在为子女安排婚姻的那些父母自己却是自由恋爱结婚的，而且他们也没有强迫子女。因此，很多包办婚姻的出现不是来自传统，而是来自于当代环境的匆促。在这些充满不确定和变化的日子里，选择单打独斗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太孤立、太危险的前景。远离父母的孩子们觉得应该有某种事物把自己牵绊住。包办婚姻在一个非常缺乏保障的时代提供了很多保障——在这样的联姻里，夫妻对于财产和幸福的责任不只属于自己，还属于两家的结合体。
但对于萨克温德来说，还有额外压力。她有腭裂，所以她的父母觉得给她找个丈夫会更难。德里有数以千计的家庭团体，随时都坐在德里的餐厅或酒店里和另一个家庭面对面，尝试搭讪攀谈，萨克温德也加入了他们。
“每个周末我都要去相亲，每次坐在那里我都完全提不起兴趣。因为你知道，你心里对想要嫁给什么样的人有概念，但我见过的所有对象都傻不拉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表面上都装得很现代，但是内在都是些白痴。他们会出去派对，打扮入时，戴很贵的墨镜，诸如此类。但他们一开口讲话，你心里的独白就会是‘我的天。’”
家长们会用很多办法给子女找未来的配偶。职业媒人服务于一个特定的种姓群体或社会阶层：他们来回传递相簿，里面满是单身男女的简历和照片；特别是女孩子的照片，本身简直就是小小的杰作——照片上的妆容由专业化妆师完成，精心造型的发型由美发沙龙的风筒吹出。但这些媒人只能为少数特定人群服务。长期以来，报纸上的“婚姻”版是大范围昭告整个城市的主要方式，而且对于守旧的人来说，这仍然是唯一可以信赖的方式。但过去几年中，网络婚姻中介横扫了市场，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也提供额外的服务，比如侦探调查和占星。侦探会调查一个人的婚姻和性方面的历史，并且核实对方提供的信息，比如说他们是不是真的HIV阴性、是不是真的吃素或者视力良好。占星家则确保未来要成家的两人的生辰星象不会太犯冲。
“我想和一个能聊得来的人结婚。很多男生说完‘嗨’以后就没话可说了。‘不要把真正的自己展示出来，’我父母一直这么和我说，‘不要把嘴张得太大。’所以我努力闭着嘴，坐在那里听这些男的说话，然后他们就会说，‘那么你会做饭吗？’我就说，‘做饭？不会。我一直上班的。’‘哦。’”
萨克温德模仿那些男生和她对话，那种迟钝的语调很难用文字表现，但她的表演让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然后他们会说，‘你愿意辞职吗？’‘不。’‘哦。因为我们家的女人都不工作的。’我说，‘我觉得这事现在和我没关系。’‘哦。你很有主见。’我就说，‘是啊。’然后对话基本上就结束了。”
萨克温德和她的姐姐在她们父亲的公司担任总监，公司为印刷行业制造设备，她负责运营，这意味着下班时间经常很晚。她反应很快，而且很有决断力，很容易就看出为什么她做什么都做得很好。
“所以最后我认识了德鲁夫（Dhruv），我现在的丈夫。第一次和他见面，我说不出他有什么真的不好的地方，而且他家也不太愿意我们多见面。因为我很爱说话，所以没意识到他不怎么说话。他就是问什么答什么，但他自己真的没什么可说的。我父母希望我尽快结婚，因为我姐姐当时婚姻不顺利，如果有什么事的话，我就更难嫁出去了。所以事情进展得很快。我父母看了他们家的房子，觉得挺好。父亲还去看了他们家的工厂，看上去也不错，尽管后来发现根本就经营得不好。
“事情一开始就往坏的方向发展了。我们是非常不同的人，结婚前我就告诉他，‘我抽烟喝酒，而且没打算戒。我了解你的家庭背景，如果你觉得这是个问题，现在可以告诉我，那我们就不结婚了。我们还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爱上你，而且我敢说你也不爱我，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说。’‘没问题，这方面我绝对没意见’，他说。我说，‘那好。’”
“我们去度蜜月的时候，我带了五盒烟。我们在新加坡中转，我很想去抽烟，但他更想购物，所以我就没抽。然后我们到了巴厘岛，入住酒店之后的第一件事，我就点了一支烟，走到阳台上，一边看风景一边想着这个美丽的假期。他看着我，吓了一跳。之前他从来没见过我抽烟。他说，‘你就不能把烟放下吗？你不想休息会儿吗？你不想躺下看看电视吗？’”
“我说，‘我知道蜜月是会做很多爱的，但不只有做爱。我们要计划下在这里干些什么，因为我们以后大概不会再来了。’我从机场拿了很多小册子，希望他和我一起看看，然后决定想要干什么。
“他这个人非常没意思。我不得不拖他去潜水。这家伙不会游泳而且很紧张，所以当我发现他需要准备很久，我就自己跳进水里，开心地玩了二十分钟。上来的时候他还坐在船上，他说，‘我正要下去。’于是我又下水了，回来的时候他不在了，我知道他肯定下水了。我累了，就上了船，船上有个男的在抽卷烟，我问他还有没有。
“所以我丈夫浮上来的时候，我正坐在那里抽烟。他看着我说，‘这烟哪里来的？你没带自己的烟来啊。’我说，‘没有啊，烟是他的。’他真的惊到了。他说，‘但是你不认识他！’我说，‘好吧，对不起。’然后就把烟灭了。
“其实烟已经抽完了。我不浪费烟的，不会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浪费烟。
“我说，‘我们别纠结这事了。’”
“然后我们就去购物。你知道的，通常新婚夫妇第一次去旅行，会给对方家里带礼物，所以我就把他家和我家所有的亲戚都列了一张表。他自己想买一个木刻雕像，就在那儿看雕像看了四十五分钟。我都疯了。他说，‘别不耐烦。’不耐烦？我想拽他头发！我说，‘你选你的雕像吧，我去买礼物。’我去买了二十五件礼物，回来的时候，他还在看他的雕像。
“他说，‘我只是不像你那么乱花钱，我对钱很谨慎。’我说，‘对钱谨慎是一回事，我也对钱谨慎，但是浪费神赐给你的时间是另一回事。’”
“那天我意识到，我以后再也不会和他一起去买东西了。我们回到德里以后，我量了他所有的尺寸，以后他需要任何东西，我就自己去给他买回来。因为我不能忍受浪费时间在购物上。
“但是后来我发现他的财务状况并不好，所以花钱的时候才那么别扭。他的生意经营情况不佳，我发现之后，在两个人出门的时候，我会故意把他的钱包留在家里。这样，如果他看上了什么东西，我们就能直接买了，他也不用犹豫太久。再后来，我开始不在他面前买东西，这让我有一点负罪感，因为多半我得偷偷地把东西拿回家，还要对买东西的时间撒谎。但他在钱方面渐渐产生了一种真正的自卑感，这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问题。
“有一次，我正好撞见他叔叔对他说，‘你可以去接手她们家的生意，然后一切都是你的了。她们家有那么多财产，最后都会是你的，你真的能从你老婆身上赚一大笔钱。’我一点也不喜欢那段对话，因为在我们家，比起钱，我们更重视彼此的关系。哪怕当爸爸的生意刚起步的时候，我们过得很难，钱也从来都不是问题。我们有过父母为了省钱每天只吃一顿的经历，但这对我们的生活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钱对我们来说，真的从来不是件事。有就有，没就没。但在他家，钱就真的是一件大事，大过人和人之间的情谊。我真的觉得这样很奇怪。为什么有人会优先考虑某些明天可能就没有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可能在你老了会帮你或为你做其他事的人？但他就是那样的，所以他的自卑就冒出来了。因为这个，我们开始常常吵架，而且说的话都很难听。”
太阳正在下沉，夜晚的感觉落在阳台上。白天的暑气蒸发了，于是高速公路上的轰鸣在某种程度上更响了。头顶上很多乌鸦叫着，服务生过来在桌子上放上了蜡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成群结队，下班了过来小酌一杯——就像这座商场里其他人一样（除了那些清洁工和保安），他们都是高种姓、浅肤色的。
有个女人在用手机给她的同事拍照，每次闪光灯都亮得不可思议。她背对着我们，我能看到她米色西服里黑色皮带的精致轮廓。
“搬进丈夫家不久以后，”萨克温德继续说，“我发现他和他母亲对彼此的依赖感很强，这让我非常不舒服。特别是因为他父亲很多年前就过世了，对他妈妈而言，他又像丈夫又像儿子。我绝对不反对母子之间关系好，但他母亲会干涉我们关系的方方面面。有些事应该是保留在夫妻之间的。每次我和德鲁夫说了什么，他妈总会在第二天来奚落我。我经常很惊讶，‘你也知道那件事！你还知道什么？’于是我就和我丈夫谈，但他完全不愿意听我说关于他母亲的任何事。
“我以前常和她一起坐下来——我是一个开放的人，相信谈话能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经常坐在旁边和她讲话，觉得自己能成为她的朋友，因为她没有人陪。但这完全是打自己耳光。每次我和她聊完，她就会到我丈夫面前说，‘她说你坏话。’”
“她觉得我要把她儿子从她身边带走。她认为我家更有钱，所以某天我会收买她儿子，搬到另一个房子，让他彻底把她忘掉。这真的很怪。我经常都说我们永远都不应该搬出去，因为那样他母亲会很孤单。她另外一个儿子从来不和她说话，对她很差。所以我对我先生说，‘我们对她有责任，我们会照顾她的。’”
“但她会对德鲁夫说，‘你不知道她在搞什么鬼，我听到她打电话了，她坏透了。’这太荒唐了。那之后我从来不在家打电话，因为我知道在家打电话的后果。
“我常和德鲁夫说：‘她并不相信她自己，也不相信她给你的价值观，也不相信被她塑造的那个你。否则她为什么这么没有安全感？你照顾她，她知道你关心她，她到底害怕什么？一个进了你家门的女孩子？我不是来破坏你家庭的。’”
“他们觉得我应该每天早上起床后做饭，准备每个人的午餐盒，开车一个小时去上班，管理工厂，然后准时下班，为晚饭买菜，然后在7点前到家做晚饭。开始的时候，我不会做饭，她教我，我仍然感谢她这件事。但是如果我7点01分才到家，她就会在厨房里不让我进去，然后就会闹成一件大事。我只能在7点前到厨房，这样德鲁夫回来的时候就不用面对某种可怕的场面——没人希望下班回到家里发现吵成一团。我意识到，我唯一能帮到德鲁夫的就是准时回家。有段时间我下午4点半就从办公室走了，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是自己的生意，我能有一定的自由。但是这成了个大问题：你不能太过分了。
“后来，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妈妈不喜欢我去上班。我对他说，‘我以前就告诉过你，我不会放弃工作的。’但这就把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毁了，整整一个月我都没去上班。
“他们不允许我有社交生活。我唯一的社交是有时候回我父母家住两天，或者是下班回家的路上，给朋友打打电话。在家里，他们讨厌任何打给我的电话。有时候设备发货后中间耽搁了，我是负责人，我不能说‘我在家不能打电话’。所以我就会接电话，处理事情。然后我婆婆就会说，‘她就是在炫耀自己比我儿子的工作多。就因为她管着那么多人，并不代表我儿子不好。’这样的事情会让德鲁夫心里有疙瘩。要不是她这么说，他不会真的那样想。
“我还不能拥抱男孩子，就算是自己的兄弟也不行。我就是不能拥抱任何人。在我家里，我们非常喜欢肢体表达。你知道吗，如果我父亲要出门，我们会拥抱还会亲吻。有一次德鲁夫出门上班，我拥抱了他。结果他说，‘不要这样，妈妈在那儿站着呢！’我说，‘该死的，我们是夫妻好吗？’然后他说，‘不，等会儿她会和我说，你不应该在外面做这些事。’”
“她完全是另一路的想法。就像有一次我下班回来，把车停在外面，然后街上有孩子在打羽毛球，我就拿了一个球拍和他们一起打。她打开门直接就朝我喊，“快滚回来！”进门之后我们大吵了一架，她说，‘这个家的媳妇儿不会做这种事！真不知道你父母是怎么教你的。’”
“另一件事是性。其实他这方面挺开放的，比我开放。我结婚的时候不是处女，尽管我必须装作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要进的是什么样的家庭。但一开始，他母亲不让我们关卧室的门。从第一天起，她就希望我们有孩子，旁遮普家庭想要的就是这个。于是我对她说，‘你都不让我们关门，我怎么给你们生孩子？’如果我们把门关上，她会捶门，用‘敲门’这个词来形容她就太礼貌了。
“她会说，‘干什么你们要关门？如果你们不是在做坏事，就不应该关门。’我们就是在里面睡觉，或者很难得的情况下我们在那儿聊会儿天，她也会过来大喊：‘请把灯开一下，我不喜欢你们关着灯在里面。’”
“德鲁夫倒完全不觉得有什么。‘这有什么问题吗？’他会说。‘我们会开门的。’有几次，我对他说，‘你什么事都告诉你妈，为什么不告诉她你和我试了什么体位？’我常拿这个开他玩笑。”
她说话的时候有个男人走到我们这桌，一句话也没说就在她旁边坐下来。她没怎么在意这个男的，所以我推测她知道他会来，但我还是稍微有点惊讶，对任何人来说，这都算是缺少反应。我们决定来这家咖啡店之后，萨克温德就没碰过手机，所以她不可能告诉他，而他还是能找到这里，一句话都没有就在旁边坐下来。我很喜欢他们两个对对方在哪儿表示出的无动于衷。我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肯定是她非常熟的人，因为她继续在他面前讲很私密的事。
“德鲁夫家不信锡克教。他们是西旁遮普来的印度教徒，属于婆罗门种姓，喜欢去见祭司和占星人。我们结婚四个月后，我婆婆开始对德鲁夫说她的祭司觉得我是股邪恶力量，有我在家里会不顺利，他的生意是因为我才失败的，诸如此类。
“她开始对他说我在用黑巫术，我就大笑，因为我甚至都不相信这些。但是他们开始用各种仪式来保护他们家。我到家的时候，门口经常会有奇怪的用来阻止恶灵进门的东西。但因为我们家是锡克教，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我会把它们捡起来扔掉，这更使得他们相信我是邪恶的了。我婆婆非常害怕会有外面的坏东西进来，除了到街上一个小贩那里去买蔬菜，她从来不出家门。出门的时候，她要准备三双鞋，会从一双换到另一双，保证家里面的东西和外面的没有接触。
“有天她翻我的东西，找到一个穆斯林朋友给我的护身符，上面有伊斯兰符号。我觉得挺有意思，挺喜欢的。她把护身符拿去给她的祭司看，祭司说，‘这就是你所有问题的根源。’然后他们就作法要净化这个护身符。她把这件事告诉家里的每个人，于是所有人都开始避开我，整个家都看不起我。他们是一个‘分治’的家庭，这就像分治一样，我就是分治里的巴基斯坦。让我伤心的并不是其他人都相信这种疯事，而是德鲁夫相信了。他不会质疑他母亲说的一切。
“我真的不希望自己的婚姻失败，所以任何能做的事我都尝试了。我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一切，让每个人开心。我婆婆从十五年前她丈夫过世起，就一直很伤心。你不会相信的，我搬进他们家的时候发现整栋房子里一张他父亲的照片也没有。这让我觉得，他们还没有接受他已经不在世的现实，而且我认为这就是他们这么不正常的原因。所以有天我们出去买东西，我买了一个很漂亮的相框，冲洗了一张照片，然后把照片放在客厅。她看见的时候整个人都歇斯底里了。她尖叫着，‘把它拿走！’我说，‘看，这个相框很漂亮，他的这张照片也很美。我觉得这会让你高兴的。’结果她朝着德鲁夫大喊，‘这女孩子就希望我一直哭不停。’”
“她睡觉的时候会把房产证压在屁股下面，因为觉得我想偷。我不喜欢这么说话，但私下里，我对她说：‘你见过我家的房产吗？我自己已经有好几栋房子了。你的房子会平分给五个孙辈，你觉得我会在意偷这个破房子的五分之一？’不过我觉得，既然她这么在乎钱，也许可以用钱让她开心。于是我开了个户头，根据自己当月的收入情况，每个月存5000到1万卢比进去。我把提款卡给她，对她说，‘你要用钱的时候不需要找德鲁夫，这些钱给你，我也是这个家的一分子。’但是我猜我从来都不属于这个家。她天天都不高兴，而且对我很恶劣，只有到我要打钱的那天，她会突然对我非常非常好。你知道，这很明显，那种好是让人感到恶心的那种。但我无所谓。我觉得，‘如果这样能在这个家买到太平，你可以拿走我所有的薪水。’”
“家里关系恶化的时候，我常对婆婆和我丈夫说：‘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你们希望我怎么待人处世？给我列张表，我照着做好吗？因为无论我做什么你们都不高兴，而我要是不做了，你们还是不高兴。’一年以后我对她说，‘每个星期我都坐下来和你一起，问你希望我做什么，每个星期你都会告诉我某件特定的事。我其实把每件事都记下来了，但每次你让我做的事和前一个星期都是矛盾的，好像你就是故意不想让我做好。’”
“德鲁夫有个弟弟嗓门很大，他对他母亲非常粗鲁，吵架的时候还会打她。这真的让我很震惊，因为第一次看到他打她的时候，我就想，如果他连自己的母亲都这么不尊重，有一天他也会杀了我。那天我完全吓到了，他一直在踢她打她，我上去护住她不让她受伤，因为她有急性关节炎。但在她心里，她儿子是完美的，第二天早上她给一个亲戚打电话说，‘萨克温德昨天要打我。’我心里当场骂娘了。你个婊子！她永远看不到儿子做错了什么，如果他们做了坏事，她马上就忘了。
“我无法理解这些，而且我总是错在太诚实了。如果我丈夫和婆婆在吵，德鲁夫就会把我叫过去问，‘你觉得我们谁对谁错？’那我觉得你既然问我了，肯定对我的回答是有准备的。所以我会说，‘我觉得她这里错了，你那里错了……’然后他们两个就都怒了。他们会同时忘记在吵架这件事，简直要把我生吞活剥。他会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妈？’然后他妈会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儿子？’”
“总之，有一次我下班回家真的很晚了。每年我们都会参加一个贸易展会展示我们的产品，我得一直在那儿工作，所以我从展会回来时已经非常晚了。我真的很想上卫生间，于是我进门的时候，完全忘了要换鞋这件事，直接跑进了卫生间。我婆婆非常生气，和我说了各种奇怪的话。我说，‘对不起，我真的忘记了。我只是想去上厕所。’‘不是的，’她说，‘你是想使坏。’我说，‘不要这样想，你说的完全没道理。’于是我就去洗澡了。
“洗澡的时候，我听到婆婆和我丈夫在外面很大声地说话。出来的时候德鲁夫说，‘你不应该和妈妈吵架。’我和他解释了整件事。他说，‘不，你打了她耳光。’我说，‘我打你妈耳光？’他说，‘是的。’他又说，‘好吧，你没打她。但是你要打她。’我说，‘我们结婚一年半了，如果你觉得我能打你妈，那神保佑你。’然后我就去厨房做饭了。
“他跟着我进了厨房，抓住我的手，把我拖到餐厅。他说，‘我们现在就得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知道自己比你年轻，但我懂得一件事，就是生气的时候不应该讲话，因为这样只会吵翻。你会说出并不是真心想说的话，事后又觉得抱歉。我也会回敬你，事情就会变成比赛看谁伤害谁更多。’‘不，我们现在就得解决。’‘好吧’，我说。然后我们就开始谈，我们只是谈话，然后他直接朝我脸上挥了一拳。
“他真的很高，约一米八八，很壮。他打了我，我昏倒在地上。
“事后我完全懵了。我打电话给两个女性朋友并去和她们见面。我不停地号啕大哭，我问她们：‘这正常吗，这样正常吗？这是大家庭里普遍会有的情况吗？’因为我朋友都是在大家庭里长大的，而我们家是核心家庭。然后她们说，‘没关系，他就是真的很生气。’她们只是想让我镇静下来，因为我真的失去理智了。但她们很愤怒，你知道，我能从她们脸上的表情看出来。我没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任何人，甚至没告诉父母，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件大事。我完全迷失了。
“我想我就试着忘记整件事吧，把这一页翻过去重新开始。但每次我们再吵架，我都真的很害怕，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会再动手。有时候确实又发生了，有时候没有。但时间一长，他打我的频率越来越高，让我非常恐慌。后来我得了抑郁症。然后有一天，大概是我们结婚四年后，我离开了，再也没回去。
“那时候我还没告诉父母他打我的事，还有所有这些，所以我花了大概三个月说服他们。除了德鲁夫和我自己，还有他的一个阿姨，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以前常和那个阿姨说心里话。我觉得和父母说他们家发生的事不合适，所以我说，‘有的事情你们不知道，我能保证这不是我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但最后，我试着说服他们几个月未果，我告诉他们经常被打的事。他们非常愤怒地去和德鲁夫家讨说法，而我再也没回去过。
“有段时间我很愤怒，我真的很想让他和他母亲坐牢。但最后我冷静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希望能狠狠地扇他们两个耳光，哪怕就一次。但现在我甚至都不想这么做了。那是他的生活。我相信神和公正。我知道在我的婚姻里，自己没有做任何坏事导致他们那样对我。所以没关系，我觉得没关系。
“我已经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了，甚至超出了我对自己的认识。但我对他的尊重没有了。我不信任他，之后事情就结束了。在培养出爱情之前，就已经结出了苦果。所以我们之间绝对什么都没有。
“你知道是从哪次开始我真的不再尊重他，而且知道我们之间彻底结束了？不是他打我的时候，奇怪吧？是另一件事。
“我总是喜欢打开所有窗户，但他家喜欢把所有窗都关死。我常常觉得很闷。我有哮喘，有时候真的很严重。有一天晚上，我醒过来，发现不能呼吸了。我很慌张，于是把德鲁夫摇醒，让他把吸入器递给我，因为吸入器在他那边的床头。但他不肯去拿，我就昏过去了。那之后，事情再也无法回头了。”
她讲了很久，天已经黑了，人们进来又离开。我们隔壁桌是一个非常胖的扎着马尾辫的男人，他和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坐在一起，女人比他高一个头，腿上趴着一只吉娃娃。
我们结了账，走回商场里。我和萨克温德道别，并和陪她的男子握了手，尽管我还是不知道他的身份。
我思考着她的故事，走进电梯去停车场。有个男人和我一起进了电梯，手里拿着一个古驰的袋子，袋子非常大，使他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炫耀劲。这是个奇怪的现象：德里这些商界家庭的男人们，总是喜欢用手袋来展示自己的男子气概。
电梯门开了，我走进灯光黯淡的地下车库，这里又热又臭。空调把商场里变得凉爽适意，而北印度平原的热度仿佛被存在这地下了。很快我就开始冒汗。
我上车开到出口的收费亭，一边把停车卡交给亭子里的男人，一边想他每天得在这个地下烤炉待多少时间。“50卢比。”他对我说。我开始在钱包里摸零钱。
正摸着，他从窗口伸出手，在我的挡风玻璃上捡起个东西：一朵巨大的红色花朵，是从我屋外的一棵木棉树上掉下来的，它卡在雨刷里，和我一路从郁郁葱葱的城市来到这城外的不毛之地。
男人翻来覆去地仔细看它，好像这花是刚刚从外太空来的一样。
“能给我吗？”他问。
“当然。”
他把花放在亭子里面的架子上，着了魔般地凝视着它，仿佛树早已灭绝，只存在于儿童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