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一
最后一次谈及鹤见俊辅，是在一家过分拥挤的意大利餐厅里。这是纽约4月的一个傍晚，我与坂本龙一斜对而坐。
比起工作室内的不无拘谨，此刻的坂本情绪亢奋，不无孩子气式的调皮。比起谈论我不在行、他或许也感到厌倦的音乐话题，日本的思想传统更激起彼此的兴趣。
他说，要是碰到吉田松阴，就会猛击他一拳——正是这位长州藩士最先提出入侵朝鲜与中国；他还说，与夏目漱石最有共鸣，因为他也身处东西文明之间。
在一张餐巾纸上，我写下了几个日本知识分子的名字，丸山真男、加藤周一以及鹤见俊辅。在我有限的理解中，他们是战后日本社会的关键人物，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塑造了一代人的成长。出生于1950年的坂本龙一虽以作曲家享誉世界，他的青年时代却恰好与战后的思想自由、社会介入、反叛意识紧密相连。在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中，英俊少年坂本龙一，坐在抗议的人群中，弹奏一首德彪西。看到餐巾纸上的这些名字，坂本更为激动，他回忆起父亲的文人朋友，以及自己的青春。
对丸山与加藤，我尚读过一些著作。对鹤见俊辅，我的印象则来自于刚刚读过的访谈录《战争留下了什么》。在其中，他谈论自己的童年、所经的太平洋战事、创办的杂志、对战后政治与思想世界的介入、学生运动，以及他著名的“转向”研究——一代日本知识人在战争中如何放弃自己的立场，投身于军国主义。
他直率、顽童般的个性，一下子征服了我。他说自己是个典型的不良少年，十二三岁就逃学、喝得烂醉，混迹于东京的风月场所，多次想自杀，有一次吞下了一百五十粒安眠药，幸亏警察制止及时。
这自我伤害的冲动源于家庭。他外祖父后藤新平，曾出任台湾的民政长官、满铁总裁与东京市长，是明治、大正年代著名的政治人物，参与了日本陡然的对外扩张。母亲是位控制狂，以一种令人窒息的方式爱着儿子，甚至因偷吃华夫饼而体罚他。她期望将儿子培养成一位“绝对正确”的男人。父亲鹤见祐辅正是这样的“正确”男人。他以一高第一名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接着成为一名自由派作家与政客，以成为总理大臣为己任。他把自己的雄心传递给儿子，为他起名俊辅，正是取自第一任总理大臣伊藤俊辅（即伊藤博文）。
鹤见俊辅是这个贵族之家的反叛者。十五岁拍摄的照片上，他理着寸头，满脸的桀骜不驯。这是1937年的东京，日本正全面卷入与中国的冲突。为了将他从自虐的境遇中解脱出来，父亲送他前往美国。凭借勤奋与天资，他进入哈佛攻读哲学，老师包括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等著名人物。尽管受实证主义训练，他却对怀特海（A.N.Whitehead）的一句话记忆尤深，“Exactness is a fake”（精确是虚假的）。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他因日本身份以及对无政府主义著作的偏爱，被送进拘留所，在马桶上完成学位论文。1942年，他被遣返回日本后，发现这已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国家。从前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批判力量几近消失，人人生活在被监控的恐惧中，似乎日本自身而非美国才是敌国。
他随后被派往爪哇，为海军翻译敌台新闻。在这热带岛屿的军营里，思想自由几乎是不可能的，周围人皆沉浸在日本必胜、干掉“鬼畜美英”的情绪中。他每日紧绷嘴唇，一个多余的字都不讲，只有在独自阅读宗教作品或收听印度的广播时，才稍感安慰。他发现印度的BBC广播节目内容尤其好，后来得知它的制作人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恐惧渗透入他的肢体动作中，被长官问话时，为了掩饰内心的真实想法，鹤见的手不由自主地在裤子蹭来蹭去，将白裤蹭成黑色。
他躲过了死亡。返回日本不久，在收音机里听到天皇宣布终战的消息时，他记得热海车站中，候车室的人“都不说话，谁都什么也不说……就只是坐着”。
美军的到来，并没有将鹤见从孤立中解救出来，他反而陷入双重的羞愧。他既内疚于没有在战争时期做出公开反抗和遭到逮捕，也内疚于自己曾跟着美军返国又会说英语。随着占领军的到来而萌生的屈辱，让他尽管英语流利，又有不少哈佛的同学在驻军工作，却始终没有加入这股新潮流。
1946年初夏，他找到了表达自我的方式。他参与创办了一份只有三十二页、纯粹出于兴趣的杂志——《思想的科学》。这本杂志所提出的“多元主义”正契合新的时代精神——正是一元的权力与价值系统，将日本拖向了毁灭。创办者中的丸山真男、都留重人皆是正在崛起的年轻思想家。也是借由这本杂志，二十四岁的鹤见俊辅展露出他的独特的思想方式。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鹤见俊辅成为了动荡、却也充满活力的政治与思想生活中，最令人难忘的角色之一。《思想的科学》引介美国哲学、思想启蒙，前往各地组织读书会，征集年轻作者。鹤见还公开抗议政府的举措，辞去教授职位，更组织“越平联”，抗议越南战争、营救美国逃兵。
这些行动也代表着他的思维方式，把各种事物、现象，都作为思想的日常形态加以考察。比起抽象、绝对的观念，他更信任个人经验，尽管这经验可能是片面的。他的家庭、他父亲的选择、他的战时体验，都成为他研究的出发点。
他最重要的“转向”研究也是如此。1959年至1961年间，他与合作者完成了三卷本《转向》，追溯并讨论为何在战时日本，知识分子们，不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自由派，还是宗教人士，皆在国家权力的强制下，半强迫、半自愿地转变了思想。
“转向”肇始于1933年5月，东大新人会的发起者，也是当时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佐野学与锅山贞亲，撤回了他们之前的主张，包括废除天皇制、赋予包含殖民地在内的各民族的自治权，也不再反对“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反而宣称要从苏联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尊重天皇代表的文化价值。与欧洲不同，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实证主义对日本的影响一直微弱，马克思主义是对现实最有力的批判武器。它的失败，意味着批判力量的放弃，而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更是毫无抵抗力，社会旋即滑向法西斯主义。
鹤见俊辅想要探究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他说，这项研究是他对父亲经验的回应。他的父亲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说一口漂亮的英语，但战事一起，他立即投身于军国主义，没有做出任何抗议，美军到来后，他又期望能担任首相，并在最终出任了厚生大臣。在鹤见眼中，父亲正是日本的缩影——充满明确的外部目标，内在却极为空洞。
二
我想象了“亲子丼”的香气。鸡蛋包裹着鸡肉的盖饭，在审讯室中一定散发着无法抵御的诱惑。这是战前的日本警察对付激进大学生的方法，在严刑拷问后，警察局局长会自掏腰包，叫来这道流行的料理，在你吃饭时，不谈政治思想，只说些“你的母亲很担心你”的话。这些年轻人很少不为此打动，承认思想的错误。
在《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上，我读到这个小小插曲，它是生动、难忘的历史细节。鹤见俊辅绝大部分作品尚未进入中文世界，包括著名的三卷本《转向》。因此这本两百多页的演讲集，或许是个理解鹤见俊辅的便捷入门，你可以一窥他的问题意识与思想方式。它其中充满了“亲子丼”式的细节。
“从现在开始，我要谈论的主题是，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精神史”，鹤见以这句话开始了演讲。这是1979年秋天的蒙特利尔，他为麦吉尔大学的年轻学者讲述战时日本。尽管只有十个学生，这持续了七个月的讲座，给五十七岁的鹤见一个重新审视自己多年研究的机会。使用英文而非日文授课，更为这种审视增添了新维度。
十五年战争，鹤见俊辅富有创建性地提出了这一概念。按照西方世界的眼光，日本人的战争直到1941年的珍珠港事变才开始，而按照中国的视角，它其实从1931年就已发生。而按照鹤见的个人经验，尚在读小学的他记得，政府用“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日支事变”这些声明，令人觉得它们都是孤立的事件，但事实上，它们是连续的战争状态。
这十五年，因为其极端性，也是理解日本的最佳切片。一个因为明治维新而成为东方楷模的国家，一个在大正时期展现出世界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国家，如何突然变成了一个反西方、高度专制的国家？那个以礼貌、美感闻名的民族，如何突然变成了杀戮机器？这一段时光，是日本历史中的偶发事件，还是具有某种必然性？
这些日本问题，就像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或是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一样，不仅与本国相关，更具有普遍的意义。专制，这种政治生活之癌，是如何一点点侵蚀一个健康肌体，而人们又是怎样丧失抵抗能力的。与德国、意大利不同，日本从未有过一个魅力四射的独裁者，一个总是掩藏于幕后的天皇与一群技术官僚，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他们似乎既全能又无能：他们可以动用各种强制力量，消除异己声音，但在明知必败的情况下，却无力结束战争，只能被动地跟随形势。
在这本小册子中，鹤见俊辅对这种矛盾性做了一次妙趣横生、富有洞见的导览，它与历史、现实、未来都紧密相关。
他提及了地理位置给予日本人的双重感受。住在四面环海、被神护佑的土地上，日本人有种特别的安全感；但他们又觉得自己被隔离在世界更普遍的文明之外，而有某种自卑感，经常陷入强烈的求知冲动。即使黑船来航后，这种锁国倾向也未真正改变。外来的思想、语言，似乎难以真正改造这个民族。
这种矛盾性也表现在对“国体”的理解。早在幕末时，吉田松荫就与山县大华展开一场争辩。前者相信，日本的国体以万世一系的天皇为中心展开，具有绝对的独特性；后者则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同样的推进力量，日本并不特殊。这场争辩贯穿了之后的岁月，日本第一部宪法也体现出这种矛盾，在这个框架中，天皇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20世纪30年代，美浓部达吉遭到批判，象征着普世说的失败。
教育也是如此，在小学与士兵的教育中，采用以天皇神话为中心的世界观，而高等教育则以欧洲为模板，相信天皇的权威要被限制在宪法之内。前者是“显教”，后者则是“密教”。在鹤见俊辅看来，明治时代的缔造者们设计了一套方案，希望“显教”与“密教”共存，彼此制衡，但最后显教部分吞没了密教部分。
面对复杂的国内矛盾，日本政府没有进行相应的社会改革，反而开始军事扩张。鹤见俊辅也描述了日本对于中国、朝鲜、缅甸、印度尼西亚的态度。日本具有“大亚细亚主义”的传统，期望缔造亚洲联盟，声称要将亚洲各国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救出来。但这些国家很快就发现，作为殖民者的日本，甚至更为残酷。其中的朝鲜受害尤深，在日本心里，全世界的民族中，朝鲜永远处于最低的位置。
令鹤见俊辅欣慰的是，战时日本不仅有“转向”与狂热，也有日常的反抗。家庭主妇不理会政府的配给管制，想尽办法从黑市获得食物，养活家人。男人的离去令她们更独立，对于政治宣传也有天然的免疫力。灯台社的少量信徒，坚持自己的信仰，在法庭上留下这样的证词：“现在，跟随我的只剩下四个人，加上我一共五人。这是一场一亿人对五人的战争。到底是一亿人获胜，还是五人所说的神谕赢得胜利？不久就能获得证明。我确信这一点。而且我们处之泰然，毫无所惧，何必多言。”即使神风特攻队中，也有青年在窒息的氛围中展现独立的思想，意识到日本必将失败，自己的死亡是无意义的，并把自己的想法写下，寄给哥哥。很可惜，他们都在孤立中死去。
这些例证使鹤见寄望于普通人，他们仍拥有日本村落中的自治与宽容精神。这是日本重要的自由传统，只要对方是村中的居民，就不会被排斥。在鹤见眼中，“通过生活方式互动所得的正直感，远比知识分子操弄的意识形态更具重要的精神意义”。他在战后积极参与的市民运动，也正是来源于明治以前的村治传统。
这本小册子有一个明确的标题，它要探究战争时期日本社会的精神状况。它的结构略微松散，你常抓不到核心。不过，它反而给予一种特别的开放性，将我引导至很多方向，开启了新的好奇心。其中很多例证，比如昭和研究会的尾崎秀实、关于朝鲜的小说，都打开了你理解战时日本的新视角。它从十五年战争出发，通向日本的过去与未来，更通往亚洲与世界。倘若你不把它当作严密的分析、论述，而是作为一个妙趣横生的导览，你会发现一张历史与意义之网。
鹤见俊辅在麦吉尔大学演讲时，战争已结束三十年，在世界眼中，日本不再是那个被原子弹摧毁的国家，而是咄咄逼人的经济强权，一些人宣称“作为世界第一的日本”。这个日本仍不可理解。人们曾难以理解冲向美国舰队的神风敢死队，如今则好奇于日本商社如何制定战略，穿着统一西装的职员们又为何可以不眠不休地工作。不管外表看起来多么西方化，日本仍是个谜。
当我在2019年读到这本书时，日本的形象再度发生变化。经历了泡沫经济的崩溃，刚刚结束的平成年代与才开启的令和年代，给予日本一种平静、美丽的新形象。但在很多地方，日本仍是个谜。
在此刻，回顾十五年战争的意义何在？鹤见俊辅记得，他的哈佛同学充满饥渴地想了解战时的日本经验，因为他认定这对美国也至关重要。事实的确如此，敏感的日本人一定可以在麦卡锡主义中辨认出似曾相识的因素。日本的故事，不仅仅属于日本。历史也从来不仅是历史，它仍强有力地影响着现在。
“领导者对日本与假想敌国在军力和经济力上的差距，一直提供给国民相反的资讯，导致自己也因此陷入自我欺骗的境地。对国家的领导者而言，要从对国民的持续欺骗中，保持自我的清醒，是非常困难的。”当你读到这种语句，你也会清晰地意识到，它不仅是战时日本的写照，也是所有权力高度垄断社会的症结。它出现过，也可能再度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