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
让-保罗·萨特于1980年4月15日在巴黎逝世。不论是什么国度，不论是什么党派，不论是政治界、哲学思想界、文学艺术界，人们都不能不关注这一悲讯，都不能不感到若有所失。当这个人不再进行思想的时候，当他不再发出他那经常是不同凡响的声音的时候，人们也许更深切地感到了他的丢失了的分量。他在思想界所留下来的一段空白，显然不是短时间里就有人能填补的。不同观点的人，对他肯定会有这种或那种评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将来，当人们回顾人类二十世纪思想发展道路的时候，将不得不承认，萨特毕竟是这道路上的一个高耸着的里程碑。
萨特的经历纯粹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经历，也可以说相当单纯，即始终是作为一个从事精神生产的智力劳动者。他生于一个海军军官的家庭，两岁丧父，母亲改嫁，从小跟随外祖父母生活，外祖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语言学教授，萨特在他这里，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中学期间，萨特成绩优异，爱好文学，进行了广泛的阅读，曾产生过拯救人类于痛苦的浪漫理想。1921年，他进入以培养了不少杰出人物著称的法国著名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年，他在大中学教师学衔会考中名列前茅，取得哲学教师的资格，并在这年认识了他后来的终身伴侣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短期服役后，从1931到1933年，他在外省担任中学教师。1933年，他作为官费生赴柏林的法兰西学院研究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学说，开始形成了他的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1934年以后，他继续从事教学并开始写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召入伍，1940年在前线被俘。1941年获释后继续任教。1945年，他创办《现代》杂志，此后，他成为职业作家，一直到他逝世。
萨特的一生是在精神文化领域里不断开拓、不断劳作的一生。对于一个身体并不好、从三岁起就瞎了一只眼睛的人来说，要完成深造的学业并留下五十卷左右浩瀚汪洋的论著，那是多么不简单的事！他是哲学家，他师承了海德格尔的学说，但成就与影响远远超过了那位德国的先行者，而成了存在主义哲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方法论若干问题》，已成为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思想材料。他是文学家，他把深刻的哲理带进了小说和戏剧，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和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得心应手的体裁是戏剧，在这方面，他的成就显然更高于他的小说，他一生九个剧本并不为多，但如《苍蝇》《禁止旁听》等，在法国戏剧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也是一个文艺批评家，著有《什么是文学》和三部著名的文学评传：《波德莱尔》《谢奈》和《福楼拜》。他又是一个政论家，他的文集《境况种种》有十卷之多，其中除了关于法国文学、欧美文学的评论和文艺理论著作外，还有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斗争的回顾，对殖民主义的抨击，对世界和平的呼吁，对越南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一系列世界政治事件所发表的意见。几乎可以说，萨特在精神文化、社会科学领域的多数部门中，都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仅仅只在其中一个部门里取得这样的成就已经是不容易了，何况是在这样多方面的领域里呢，无疑，这是一个文化巨人的标志。因此，萨特的影响不仅遍及法国和整个西方世界，而且还到达了亚洲、非洲的一些地区。现在，当我们来估量萨特的历史地位时，已经就很难想象一部没有萨特的当代思想史、一部没有萨特的当代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
要对萨特作出评价，首先就要遇到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这个艰深而玄妙的难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意见是相当纷纭的。事实上，萨特也受到过不少责备和挑剔。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不外是“存在先于本质”论、“自由选择”论以及关于“世界是荒诞的”的思想，即认为：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人存在着，进行自由选择，进行自由创造，而后获得自己的本质，人在选择、创造自我本质的过程中，享有充分的自由，然而，这种本质的获得和确定，却是在整个过程的终结才最后完成，因此，存在就是失败，人生是荒诞的，现实是令人恶心的，等等。对此，人们当然可以提出种种批评：把存在与本质割裂开来，这岂不是形而上学？强调个体的自由选择，岂不是主观唯心论、唯意志论？甚至是为一切罪恶的行为提供理论根据？既然在萨特的哲学里，生活是荒诞的，人是自由的，不仅对法律道德是自由的，而且对宗教信仰、理想也是自由的，那不是为那些颓废、消极、放纵的垮掉的一代提供了哲学基础？如果要着意从立论上、概念上、逻辑上去指摘萨特哲学思想的错误和矛盾，也许还不止这些。到目前为止，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什么“完美无缺”的思想体系呢？狄德罗的唯物论被认为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归根到底仍是唯心主义的，黑格尔也被称为客观唯心主义者。然而，这两个远非“完美无缺”的哲学家，却得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多么崇高的评价啊！我们对待萨特，难道不应该这样吗？如果有人力图把萨特贬成一个哲学上的侏儒，去寻章摘句对萨特进行“彻底批判”“彻底扬弃”，那就让他们去吧，我们的任务却是：指出萨特哲学思想中可取的部分和合理的内核。这样做肯定要比把萨特批得体无完肤费力且不讨好，但却甚为值得，这倒不是为了死者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研究界所应尽的责任。
如果撩开萨特那些抽象、艰深的概念在他哲学体系上所织成的厚厚的、难以透视的帷幕，也许不妨可以说，萨特哲学的精神是对于“行动”的强调。萨特把上帝、神、命定从他的哲学中彻底驱逐了出去，他规定人的本质、人的意义、人的价值要由人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来决定，因而，重要的是人自己的行动，“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这种哲学思想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创造性、主观能动性，显然大大优越于命定论、宿命论，它把人的存在归结为这种自主的选择和创造，这就充实了人类的存在的积极内容，大大优越于那种消极被动、怠惰等待的处世哲学，它把自主的选择和创造作为决定人的本质的条件，也有助于人为获得有价值的本质而作出主观的努力，不失为人生道路上一种可取的动力，至于萨特所认为的世界是荒诞的，人是孤独的、痛苦的，人生是悲剧性的，这种观点的确表现了一种苦闷失望、悲观消极的思想情绪，但这不正反映了哲学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
对于一个哲学体系的评价，从理论上、方法上作出“定性分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看这种哲学的实践，看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哲学家萨特的估价，必须和作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的萨特联系在一起。
萨特第一部哲学著作《想象》出版于1936年，而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出版于1943年，这正是法西斯势力这一种“恶”在欧洲日益猖獗并正在造成巨大灾难的时期。萨特在发表哲学著作的同时，又以文学创作宣传他的哲学思想，公正地说，他这些论著和作品，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带着与这种“恶”相对抗的性质的。他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自己最重视的小说《恶心》，纯粹是哲理性的，它通过一个知识分子单身汉安东纳·洛根丁的日常生活，表现了萨特本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感受和思考，其中主人公那种对现实的恶心感，对客观世界的不可知感，对环境的无以名状的恐惧感、迷惘感，对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在人与人关系中的孤独感，显然是作为人对当时阴云密布、灾难即将临头的欧洲现实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被作者加以细致描写的，也可以说是在那种历史条件和形势下，萨特对人的状况和人与社会关系的状况的一种批判性的认识，其中当然包含着对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一种否定。如果说《恶心》带有某种抽象的性质，那么，小说《墙》则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作者在这篇小说里描写了西班牙战争期间反革命的白色恐怖，揭露了法西斯军队如何像“疯子”一样“逮捕所有和他们想法不同的人”，特别揭露了他们对政治犯那种惨无人道的精神折磨和肉体迫害，表现了他对那正在欧洲肆虐逞凶的反动势力的憎恶。他同一时期的另一篇小说《艾罗斯特拉特》则是他“自由选择”的哲学思想的一种文艺图解，写的是一种恶人的“自我选择”，主人公对人类极端蔑视，疯狂仇恨，宣称自己是“一个不爱人类的人”，并要上街用他手枪中仅有的六颗子弹去杀“半打人”。艾罗斯特拉特本是古希腊的一个无赖，为了要使自己的名字留传后世得以不朽，放火焚烧了狄安娜神殿，由此，他的名字就成了“以无赖的行为使自己出名”的同义语。萨特以这个名字称呼他小说中的主人公，正表现了他对那种以反人道来标榜自己的恶棍的否定，表现了他对恶的“自由选择”的否定，可见，在萨特的哲学里，自由选择是包含着善恶是非的标准的。而且，萨特也没有停留在抽象的善恶上，他总是力图联系现实的斗争来表示自己的态度。当整个欧洲几乎都笼罩在希特勒的阴影之下，法国处于屈辱的被占领状态的时候，萨特又写作了著名的剧本《苍蝇》，剧本根据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三部曲改编，写阿伽门农的儿子为父报仇的故事。在古代悲剧的题材中，注入了他存在主义的哲理，俄瑞斯忒斯就是一个做了英雄的自我选择而成了英雄的人物，他为了给父亲报仇，敢于承担责任、采取行动、杀死母亲，因而获得了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萨特在剧本中清楚地表现这样的寓意：只要是为自己的自由而采取行动，就能获得肯定的意义，这在当时无异于向法兰西同胞发出了进行反抗的暗示，因而剧本遭到了德国占领当局的禁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满目疮痍，希特勒的浩劫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没有消失，原子弹和冷战又在人们的心里投射了新的阴影，道德标准、价值标准完全动摇，理想破灭。萨特的论著和作品所宣传的“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思想，正投合了人们对现实生活怀疑悲观的认识和他们苦闷消极的情绪。但是，如果一种哲学只使人陷于痛苦的绝境不能自拔的话，那它是不会有生命力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力量在于，它一方面指出了现实的荒诞，另一方面又给苦于在荒诞之中挣扎的人们指出了一条出路：自我选择。因而，在他们看来，这种哲学似乎替自己找到了一个在不合理的现实中的比较合理的支撑点，给了他们一种用来摆脱苦闷和失望的精神力量。这就是萨特的思想战后在整个西欧风靡一时的社会心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社会心理并不是来自生活中那种营私牟利、飞扬跋扈、制造灾难的反动腐朽的阶级力量，而恰巧是，或者主要是来自现实生活中在一定程度上受损害、受宰割、被欺骗、被牺牲的人们，也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因而，萨特的存在主义就不是反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的哲学形式，它具有某种合理的因素和积极的意义，而萨特在战后所出版的一些作品里，也正力图给他抽象的哲学命题填进具体的积极的社会内容。
先是他的长篇三部曲《自由之路》。三部曲的第一、二部《成年》与《延缓》于1945年问世，第三部《心灵之死》出版在1949年。萨特在三部曲里，通过一个知识分子主人公的生活道路，再一次给他所主张的“自我选择”提供了一个具体范例，说明了他这一哲学概念中正面的、积极的含义。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争初期的年月为背景，主人公玛第厄像萨特本人一样，也是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哲学教师，他完全陷在现实的荒诞、个人的苦恼中，他自己也不满意并力图摆脱，他曾经想要到西班牙去参加斗争，但犹疑、矛盾，没有采取行动的决心，他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愿意参加共产党，但又怕妨碍自己的自由。战争的风暴、民族的危难逐渐把他拔出个人的狭隘的天地，使他感到自己所追求的个人自由是那么空虚，他投入了斗争，在一次抵抗德国侵略者的阻击战中，做出了自己的“自由选择”，以英勇的行动而成了英雄。在他死后，他的朋友、共产党人布吕内继续进行斗争。同时还有他著名的哲理剧《禁止旁听》。这个剧本同样也阐释了“自由选择”的主题，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它通过表现三个生前有恶德、有污点或有缺陷的男女，在地狱里互相纠缠、互相矛盾冲突、互相折磨的卑劣而痛苦的景象，实际上提出了一种道德上的告诫。在萨特看来，这一男二女正因为是做出了卑劣的自我选择，他们的本质是低劣的，所以他们现在才是那样难堪，以至在他们之间，别人像地狱一样使自己难以忍受。正像他把那个仇恨人类、具有恶的本质的无赖蔑称为“艾罗斯特拉特”一样，萨特又把那种卑劣的人与人的关系概括为“别人，就是地狱”这一在当代文学史上也许是最为著名的哲理警句。这一警句，既是萨特对资本主义现实中丑恶的人与人的关系深刻的揭示，同时也包含着对那种推脱自己的责任、把命运归咎于别人、怨天尤人、消极等待、不进行积极的自我选择的人的嘲笑和讽刺。这个剧本上演后，以其深刻的哲理和巧妙的戏剧性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成了萨特剧作中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并被批评家誉为法国当代戏剧的经典作品。除了这两部作品以外，萨特从战后四十年代直到他晚年所写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都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进步的社会意义：剧本《死无葬身之地》（1946）表现被德国占领当局逮捕的游击队员威武不屈的英雄主义，《可尊敬的妓女》（1947）尖锐地揭露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和上层统治阶级的卑劣，《涅克拉索夫》（1956）对法国反动势力进行了讽刺，《阿尔多拉的被禁闭者》（1960）抨击了法西斯的残余势力，根据欧里庇底斯的悲剧改编的《特洛亚妇女》（1966）影射了殖民战争的不正义。仅仅只有《肮脏的手》（1948）流露了萨特本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某种偏见。
萨特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作为一个思想家投入了当代政治社会的斗争。在这方面，他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者，是反动资产阶级的非正义和罪行的抗议者，是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的朋友，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四十年代，他参加过反法西斯斗争，从俘虏营出来后，他组织过“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抗敌组织，参加过全国阵线领导下的作家委员会，为法共领导下的地下刊物撰稿。五十年代，他谴责美帝的侵朝战争，“为了抗议法国政府对这种帝国主义行为的屈从”，于1952年加入了法共；虽然他对五十年代中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事件不理解，但也曾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进行过辩护。六十年代，他冒着被捕的危险，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并不止一次揭露法国殖民者在那里的暴行，1964年，瑞典皇家学院决定授予他诺贝尔奖，他坚决拒绝，表示“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七十年代，他积极支持工人罢工和学生运动，当法国左派的《人民事业报》受到政府的压制时，他挺身而出，保护这家宣传“毛主义”的刊物，并亲自走上街头叫卖。萨特用自己的行动写下的这份“政治履历表”，充分显示出了一种不畏强暴、不谋私利、忘我地主持正义的精神和任自己的感情真挚地流露而不加矫饰和伪装的襟怀坦白的政治风格。他以这种精神来指导他的文学活动，主张“倾向性的文学”，要求作家用文学来为战斗行动服务。这就使萨特成了法国历史上那种作家兼斗士的光荣传统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如果说，属于这个传统的，十八世纪有为最大的冤案卡拉事件的昭雪而向封建统治、反动教会作了勇敢斗争的伏尔泰，十九世纪有与拿破仑第三的独裁政权进行了长期不妥协斗争的雨果和为德雷福斯冤案而与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对抗的左拉，二十世纪有把自己的斗争汇入了社会主义时代潮流的罗曼·罗兰与法朗士，那么，在二十世纪中叶，则有让-保罗·萨特补充了他们的行列。
萨特曾被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的良心”，但对此，资产阶级批评家曾进行了奚落：他的错误太多了，成不了良心。类似的批评也曾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他在政治上太“反复无常”了，不可取。萨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确有根本的局限，他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有过不止一次错误，但是，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当代极为复杂、变化多端的政治环境中，试问能保持一贯正确、绝对正确的究竟有多少？只不过萨特比较表里如一、不隐蔽自己的观点、不掩盖自己的矛盾、不事文过饰非而已。“万能的上帝啊，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暴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这个人好！’”
萨特在生前不为资产阶级所喜欢，他们认为他是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一个“骂娘的人”。但他作为思想家，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批评者认为，他“为资本帝国主义制度作辩护”，他发出了“反动资产阶级临死前的悲鸣”，他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调和起来，更是包含着“极大的祸心”，这，对于主观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抱着善意、对马克思主义也严肃认真的萨特来说，也许是最大的不幸。这一个精神上叛逆了资产阶级因而被资产阶级视为异己者的哲人，能在什么地方找到自己的支撑点？萨特应该得到现代无产阶级的接待，我们不能拒绝萨特所留下来的这份精神遗产，这一份遗产应该为无产阶级所继承，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承，由无产阶级来科学地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萨特的逝世，给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理论界提出了一个艰巨的研究课题。笔者个人对萨特的理解甚为肤浅，只不过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读书界的一个读者向萨特表示个人的哀思，并同时表示这样一个信念：萨特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正如托尔斯泰属于俄国革命一样。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四日
原载《读书》198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