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和王越羊在大街上游荡。大概是因为荷尔蒙过剩，多余的热量把王越羊的头顶烧成了一个火山，走在大街上颇引人注目。王越羊说，他好不容易把脸上的青春痘扑灭了，没想到头顶又有了火山。
每当王越羊这样自嘲，马光都有些自卑或类似于自责的心理。在这方面，他其实有些嫉妒王越羊。他情愿荷尔蒙把他的面孔烧得一塌糊涂。他的下巴一直没长出胡须来，更别说青春痘了。他对王越羊说，相对于你那满脸的络腮胡，我岂不是一穷二白？王越羊听罢，哈哈大笑，说，好个一穷二白！有段时间，马光看人，首先是看下巴。他简直不理解许多人为什么跟青春痘那样势不两立。在他看来，一个男人，要有点青春痘，才配得上他的叛逆。可他始终没能长出青春痘来。他怀疑还是跟自己的营养不良有关。
在一个僻静处，王越羊掏出家伙对着什么地方滋了一通。他说，这个城市，就该对它撒上一泡尿。
王越羊是县石油公司宣传科的干事。那基本上是个闲职，谁来厂里视察了，写个报道就行。马光和王越羊经常取笑“干事”这个词。所谓干事，就是什么事也不用干，或者说，什么事情都要干。有时候领导坐在那里东抓西挠，像是要瘙痒，秘书反应过来，厂长的烟抽完了，赶紧到隔壁办公室叫王越羊去买。要是别人，有这么个既轻松又待遇好的工作，早就兴奋得翻跟斗了，可王越羊却从这优越里感觉到深刻的无聊。
王越羊在城里长大，父母都是银行的职工。他手指修长，皮肤白皙，看上去有点养尊处优，尤其是县城方言那种好听的卷舌音，让马光有些自惭形秽。按道理，王越羊完全可以进入银行系统工作。县城的银行系统像其他许多特权阶层一样完全是“世袭”，但王越羊怎么也不肯接受父母的安排，虽然他们也不过是银行的基层员工。他考上了外市的一所专科学校，毕业后便有了现在的工作。但他觉得这样的工作跟当初接受父母的安排，并无不同。
马光跟王越羊第一次见面是在读书会上。早在半年前，王越羊就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参加者都是县城和乡镇的一些文学爱好者，其中有的是机关干部或企业职工，有的是中小学老师，文化部门的人反而一个都没有。县文联主席公车是一个诗人兼书法家，偶尔在省报发表一首六句或八句的短诗，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歌颂美好理想和幸福生活。作为书法家，他抄写了许多名人名句，尤其是领袖们的诗词，参加各类书法比赛，居然每次都获了奖。他几乎逢人就讲歌德让路的故事，说有一天，大诗人歌德出门，碰到一个人，那人傲慢地说，我从不给蠢货让路，这时，大诗人歌德微微一笑，说，我恰恰相反。说着，便谦虚地侧身让对方通过。说到这里，公车的小眼睛灵活地眨动着，等待对方心领神会，仿佛他就是大诗人歌德。有一次他跟王越羊也讲了这个故事，王越羊说，这类所谓名人的趣闻轶事，向来是自以为聪明的人编出来哄小孩子的，跟公车老师的诗歌一样，看上去是美丽的童话。公车的脸腾地红了，此后就对王越羊不冷不热的，用眼角的余光看他。他还放出狠话，只要他公车在当这个文联主席，王越羊就休想成为文联会员。王越羊跟马光讲起这些，笑得要打滚。除了文联，县里还有一个诗社，主要成员是一帮退休干部，社长是一个已经退居二线的副县长。该县长生性诙谐，以打油诗闻名，且喜欢即兴改编革命歌曲。其广为传颂的作品是：革命军人个个要老鸡，你要老鸡我也要老鸡。这帮老干部每月开一两次诗会，经常为一个典故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一两个月不说话，但到了节日，他们又坐在一起吟诗作赋，写写端午，写写重阳，写写七一十一，写写风俗风物，然后编辑成册排版印刷。马光问，不是还有一个文化馆么，那里可有写得好的人？王越羊说，文化馆以前倒是出过一个作家，在省里的刊物上发表过小说，但后来改了行，调到市委宣传部去了，剩下的几个人，写写儿歌，编编故事，篡改或捏造几则民间传说，便以为是在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正因为看到了这种种无聊，他才组织了这个读书会，要求大家每星期必读一本新书，然后互相交流。这样既扩大了大家的知识面，也可以让大家在精神上互相产生好的影响。不过他很快就失望了。他发现，他们在本质上跟公车这样的诗人几乎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比公车年轻些，形容词也用得更漂亮华丽一些。他对马光说，这时认识你，真是太好了，不然真要憋死我了！
马光便讲了老安，讲了老安的文字。王越羊说，老安这样的人物，绝对是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人里的精英。那代人经过上山下乡的磨难，绝大多数早已被生活埋没，留下来的都是钻石。马光注意到王越羊喜欢用钻石这个词，这时他那颗脑袋也像钻石一样熠熠发光起来。对于马光来说，认识王越羊同样意义不凡。
王越羊是马光在小县城里唯一精神上的知己。在读书会里，以前是每个人轮流讲，后来几乎是王越羊一个人在讲，现在他可以跟王越羊一起讲了。王越羊讲得更多些，他有卓越的口才，是天生的演说家，有突出的领袖气质。马光本来是对集体或某种组织抱有顽固的戒心的。当时师专里那个巴掌大的文学社，居然有社长、副社长，主编、副主编，还有什么宣传部长、外联部长，常务和非常务理事，跟一个衙门差不多。他后来跟他们颇闹了些不愉快。有了师专里的教训，他不想再参加任何团体。但人是既需要孤独又害怕孤独的动物，总希望有个人跟自己呼应，总想着什么地方有他的一个兄弟，有一天他们久别重逢。马光跟王越羊相识就是这种久别重逢的感觉。
好几次，他不知不觉走到了那条巷子里，才猛然意识到前面就是王越羊住的地方。他看到了那扇他熟悉的窗户，不禁心潮澎湃。但他疾速走过，并不打招呼。他跟王越羊说，他喜欢这种感觉。有一天，他忽然收到了一封信，看字体，不是老安。老安的字体飘逸，有飞扬之感。而这字体有点像老头蹲在墙根晒太阳。没有寄信地址，连“内详”也免了。他有点奇怪，到县城后，除了老安来过几封信，他还没收到过谁的信。拆开一看，竟然是王越羊。他笑了。从县中到王越羊住的地方或石油公司，步行都只要二十几分钟，不知王越羊为什么要煞有介事地写封信来，还要贴张邮票。事实上，他们昨天已经见过面，也就是说，他们见面的时候，王越羊已经把信发出来了，可他并未提起此事。好像这是两件不想干的事情。他拿着信去找王越羊，王越羊说，他喜欢写信。写信的感觉跟交谈不一样。写信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说到底，写信本质上是一种自言自语。马光说，那我要把你的信好好保留下来。王越羊说，可以不保留，我有底稿。马光有些惊讶。
他们就这样开始了近距离的通信。到了深夜，他们开亮台灯，给对方写信。一会儿感情激昂，一会儿眼睛湿润。两人台灯的直线距离也许不到一千米。他们往往把信投进邮筒，又下意识地朝对方的住处走去，似乎全然忘了刚刚给对方写过信。见了面，也绝口不提刚才信上提到的话题。也许信件寄出去之后，各自又在底稿上画画改改，成了完全不同的版本。就是从那时候起，马光也养成了保存信件底稿的习惯。这使得他的日常生活有了一种严肃和庄重。如果周围的人知道了，一定会以为他们有毛病。要知道，八分钱的邮资差不多可以买到两只鸡蛋，学校食堂里的肉菜一般是五分钱一份。若是他每天多吃两个鸡蛋，那他的营养会得到很大的改善，他的头痛也许不会来得那么频繁。有一次，他把信放在口袋里，忘了塞进邮筒，跟王越羊见面时才记起来。他们坐在简陋的教师宿舍里，像往常一样聊天。他不时感觉到那封信在口袋里跳动，这使得他有些心不在焉。但他不会把信掏出来给王越羊。等王越羊走后，他才把信件投进校门口的邮筒。王越羊肯定不知道有一封信在后面追赶他。他后来跟王越羊说起此事，彼此哈哈大笑。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县城虽然闭塞，邮政系统倒还发达，几乎每个大点的街口，都老老实实站着一个绿色邮筒。为了节约邮资，有时候他故意不贴邮票，或者贴一张已经使用过的邮票，王越羊居然也收到了。
让他奇怪的是，自己的字体在逐渐发生变化。他原来的字体近柳公权（他临摹过《玄秘塔碑》），现在不知不觉受了王越羊的影响，也圆头圆脑起来，有点慵懒，有点漫不经心。他喜欢这种字体。他问王越羊，王越羊说，他根本不懂书法，也没有练过字。他在大学读的是理科，但他喜欢的是文科。当时他想追外文系的一个女生，对方选修了外国文学，他也装出一副挺上进的样子跟在后面去旁听。没想到，恋爱没有开花，他却被那个教外国文学的老师迷住了。老师姓顾，出国留过学，不知怎么跑到这所不入流的大学里来了。他听顾老师讲的第一堂课是希腊神话。开始他没往心里去。他对那些不感兴趣，也无非是神话是劳动人民的想象和创造之类。中学课本上都已经讲了。他只用力盯着那女生的耳垂。他从未见过那么漂亮的耳垂，毛茸茸的，永远像有阳光照着那么粉红、透亮。这时，顾老师讲到了一个什么情节，忽然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几笔，一个生动的人形便跳了上去。他惊呆了。普通的粉笔仿佛被顾老师赋予了某种魔法，黑的背景上，那刚劲有力的白色线条有一种梦想般的光辉。他又看顾老师的字，也看出味道来了。一副遗世而独立的样子，跟他的人一样，清瘦，傲岸。他一下子对他产生了好感，并对希腊神话产生了兴趣。下了课，他居然没看那个女生一眼就直接去了图书馆。他借来希腊神话，读得如痴如醉。他发现这是跟他以前看过的完全不同的神话。在这里，神根本不是神而是人，有着人一样的七情六欲，有着人一样的复杂和单纯，有着人一样的各种各样的缺点。然后又读了《新旧约全书》，读了但丁和莎士比亚。读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时，他吃了一惊，没想到一个贫寒的牧师的女儿居然写出了一部如此充满激情的小说，并且他固执地以为这小说的激情就是来自于《圣经》和莎士比亚。他很瞧不起中文系的师生老是把《红楼梦》当“《圣经》”，更不喜欢他们讨论《红楼梦》里的哲学。他讨厌死了《红楼梦》的开头和结尾。在他看来，《红楼梦》唯一能和世界范围内的伟大小说（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并肩的，不是那些思想，而是对人物的态度。每一个有光彩的女性形象都是作者那颗心脏的几分之一。之前还没有哪一部中国小说，能做到这一点——它们对男性人物也是如此。虽然很多文人喜欢以女性自命，但那不是对女性的理解和爱，而是出于自恋和自怜。《红楼梦》最大的缺陷是，对男性的性格展示不足，关于这点，曹雪芹已经在小说里不打自招了：女人是水做的骨肉，而男人是泥做的。他不喜欢男性，他厌弃自己的性别，这一点阻碍了它成为更伟大的小说。课间休息时，他找到顾老师，把他的感悟乃至胡思乱想一股脑儿倒了出来，顾老师居然掏出一支烟来递给他，他也就故作深沉地陪顾老师抽了起来。他们聊得很投机。顾老师听说他读的是理科，大叫可惜，说他以后可搞研究。顾老师还是有学究气。他才不愿搞什么研究。他当时的理想，是把图书馆里能借到的好书看完再说。谁知后来发现好书是越读越多的。就像捅了马蜂窝——但让这样的马蜂蛰满全身真是赏心乐事。他一边听顾老师讲课一边欣赏他的粉笔画和字。它们时而冷傲，时而澎湃，一会儿像顽劣的鹅卵石，一会儿又像老头蹲在墙根晒太阳。这其实正是顾老师性格的写照。听说顾老师在学校挺受排挤的，虽然书教得好，但一贯不擅人情，也不屑于做形式上的事情，我们这个族类，有一种强大的剪除异己的能力，顾老师在学校里是孤立的。他的一部书稿还被系主任找理由借去结果被抄袭，因提供不了证据还打不了官司。人家的出版物可是白纸黑字，顾老师反倒有口难辩。不过石头也有被激怒的时候，后来，他在办公室当着很多人的面抽了对方一个耳光。不过打人是不对的，对方到院领导那里反告了他一状，不用说，挨批的还是顾老师，班主任的职务也被免了。那段时间，王越羊脑子里经常晃动着顾老师的形象。他很想给顾老师写一封信，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实际上，他跟顾老师根本谈不上什么私交。虽然他很尊敬顾老师，但要他跟顾老师走得很近，他也是不愿意的。快毕业时，他听顾老师班上的一个学生说，别看顾老师那么清高，其实他当班主任时，有人送了土特产，就当上了班干，送了烟酒，就评上了优秀。刚听到这些议论，他很难受。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明白，顾老师这样的人缺乏的是什么。他们缺乏拒绝的能力。他们虽然不作恶，甚至很多时候还是挺有骨气和正义感的人，但也很容易被另一部分人利用。他们能接受和呈现好，但不能拒绝不好。
就是这时，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字体发生了变化。他正在写一篇关于顾老师的文章。他用的是书信体。写完他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书信，而像是对顾老师的人格分析。尤其让他惊讶的是，他的字也好像为之一变，成了顾老师那样的鹅卵石体。当他在心理上拉开了距离，对顾老师有所批判的时候，他在精神上反而更靠近了他。他的最初的文字，便是写给顾老师或者说就是以顾老师为潜在读者的。既像记叙又像是评说，一种奇怪的文体。而且他很快喜欢上了这种文体。
马光到县中来教书，正是王越羊对读书会那帮朋友失望的时候。王越羊天生喜欢跟现实格格不入的人，而读书会的大多数人恰恰相反。他们爱上文学，是因为文学时髦和实用，不是为了跟现实拉开距离，而是为了更快、更好地进入现实。有人因为在市报上发表了几首诗歌而改行进了机关，有人因为发表了几篇散文而进了城，为此他们一见面谈论的是如何投稿和发表，他们相互打探又互相提防。一次，市报副刊的一个编辑来县里采风，知道消息的人竟然都瞒着不知道消息的人，或者自以为对方不知道偷偷前往，结果见了面好一阵尴尬：你也来了啊！回来后便在各自的圈子里攻击对方，骂对方忘恩负义，是小人。还有一个人，在省里的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小说，便高傲得像个大师，坐在那里端着个茶杯，高高跷着腿。跟他说话总是爱理不理的，嘴角一丝睥睨笑意。敬他酒他象征性地端端杯子，好像已给予你莫大的恩赐。你要是没看到他，他永远也不会看到你。在他眼里，王越羊这样的人只会说不会写，因为王越羊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表过作品。在他看来，只会说不会写的人，读再多的书也白读，还不如不读。实际上他就是这样。他认为写作是天底下最天才也最简单的事。言下之意他是天才，对于他这样的天才来说，写作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他有生活（不知道谁没生活）。他干过许多种职业，他自认为只要把他的那些经历写出来，就是了不起的小说。这样的人还不乏追随者，经常被众星捧月前呼后拥着，偶尔也到读书会上来坐一坐，然后说他最近在写什么作品，或者说他的小说被省里哪家刊物的编辑送审了，留用了。他的跟随者们则说公车如何没水平，什么时候出了什么洋相，只有他们捧的这个人才有资格当文联主席。然后几路人马争执起来，原来大家都有各自的文联主席人选。因此旧的隔阂还没消除，新的隔阂又产生了，几路人马看上去竟势如水火。小县城的文学环境就是这样。说到这里，王越羊大笑起来，说，他们的最高理想竟然是当上县文联主席，你看吧，这些人互相要么捧杀，要么棒杀，不会有什么出息。
马光的到来使读书会有了一段时间的回光返照。他在这些爱好文学的人里面，是第一个科班出身的，而且在大学读书时就在外面两家有影响的杂志发表了诗歌和评论。大概是这个原因，他们不敢小瞧他。到了秋天，他穿上了毛线外套。这是白修洁送给他的。之前他从未穿过毛衣。很多次他都想把它扔掉。一次，他用报纸把它整齐地包好塞进楼下的垃圾桶，像是给它举行葬礼，但很快，他又把它抱了出来。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件衣服，或者说，以前他从未喜欢过自己的衣服。它们比他瘦弱的身体更难看，像是某种穷寒的标志物紧贴着他，让他不能摆脱。而这件毛衣让他第一次领略到了服饰之美。它把他与整个县城区别开来——它本来就不属于县城。倒是裤子上的一两处破绽使他不安。
他那天谈的是一种现代史诗模式。除了王越羊，其他人都听得云里雾里。他们的诗歌水平仅仅停留在形而下，缺乏必要的形而上的东西。后来他讲到了现代诗歌或者其他文学样式最重要的精神，那就是，对现实的叛逆。诗歌具有魔鬼般的反现实力量。很多人一听到反现实，便马上提高警惕，这实在是很可笑的。其实不仅仅在文学艺术领域，在科学、宗教等等很多方面都是如此。可以说，反现实是人类最可贵的天性。如果每一个人都满足于现实，那世界上永远也不会有发明创造，人跟其他动物将没有任何区别。当初人摆脱匍匐状态直立行走，就是对现实的一种象征性反叛。没有叛逆，就不会有进步。马光想起老安，便一泻千里地讲了起来。他还谈到了文学的功利性。他说，任何东西都是有功利性的，文学也不例外。解放全人类是一种功利，把沉睡的人从铁屋子里叫醒也是一种功利。其实就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是一种功利，一种审美的、精神的功利。并不是说仅仅为了个人的物质利益就是功利。我们为什么要写作？首先是因为我们对现实不满。作家就是一群对现实不满的人，一群有着高级牢骚而不是低级牢骚的人。这现实可以是个体的现实，也可以是群体的现实。可以是物质的现实，也可以是精神的现实。
那大概是读书会有史以来气氛最热烈的一次。大家的激情被点燃了。其实关于文学的功利性这个问题，他以前并没有想到，刚才不知怎么的，忽然脱口而出了。举行读书会的地方是县啤酒厂的会议室，厂长老魏是个热心人。他也是未来县文联主席的候选人之一。他说县里写诗歌小说散文的人太多了，他要写大家都没写过的，那就是电影剧本。他之所以当上啤酒厂厂长，是因为这个厂快要垮台，谁也不敢接，他就接了。他说，厂里以前的方针政策完全错了，县里的人都没爱上你的酒，怎么能指望全省全国的人喜欢呢？他的目标是，让全县的老百姓都喜欢上他们厂里生产的啤酒。诗酒不分家，而这个读书会，可以拿来给酒厂做最漂亮的广告。以前举行读书会没有固定的地点，有时候在谁家里，有时候在某单位。老魏当厂长后，大手一挥，说，以后大家搞什么活动，尽管到酒厂里来，我不但要招呼大家抽烟喝茶，还要招待大家吃饭喝酒。王越羊说，老魏这个人还是挺可爱的。老魏豪爽，爱酒，每次不用别人动手，他就主动把自己放倒在地上。马光初次跟他喝酒时吓了一跳，在他快要喝醉的时候千万不要去阻止他，而要反劝：老魏，你再喝几杯吧！他就把酒杯往桌上一放：你小子，想把我灌醉啊？不喝，我就是不喝。
晚上十点多，读书会结束了。老魏招呼大家到食堂吃夜宵。马光被一帮人围着，因为度数低，他也喝了不少啤酒。周末大多数同事都回家或下乡了，冷清清的学校伙食更难吃。仿佛它们的目的不是增进食欲，而是让人反胃，就像语文课本总是在破坏真善美一样。这时马光不免有些狼吞虎咽起来。他又听到自己咀嚼食物的巨响，仿佛要淹没整个世界。他以前不喜欢啤酒那股味道，但听老魏说啤酒是液体面包，他也就忍着猛灌了几杯，没想到肚子难受起来。每当这时他又开始憎厌自己的身体。它真的成了他的累赘，让他不能随心所欲。看他们在不停地碰杯，他也加入进去，故意跟自己的身体挑战。不一会儿他额角冒汗，身体开始了剧烈的抵抗。他奔向卫生间哗哗吐了一阵。想到这一吐，他刚才的努力前功尽弃了，到桌前又尽力吃了些东西。那些闹嗡嗡的声音他充耳不闻。他们跟他套近乎，大约是想请他什么时候看看他们的稿子，或者帮他们推荐到什么地方去发表。还有一个声音凑到他耳边说，他觉得县文联主席以后非马光莫属。一个瘦高个自以为聪明和击中了要害地问他，鲁迅要是再活二十年，不知道会怎么样？
从啤酒厂出来，马光才发现王越羊早已走了。也许王越羊根本没留下来吃夜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