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不仁义的人难道可以和他商议吗？他们对别人的危险心安理得，从别人的灾难中牟利，把导致家破国亡的事当作乐趣。不仁的人如果可以和他商议，那怎么会有国亡家破的事发生呢？从前有首儿歌唱道：‘沧浪的水清呀，可以洗我的帽缨；沧浪的水浊呀，可以洗我的双脚。’孔子听了说：‘弟子们听好了啊！水清就用来洗帽缨，水浊就用来洗双脚，这都是因为水自己造成的。’所以，一个人总是先有自取其辱的行为，别人才侮辱他；一个家庭总是先有自取毁坏的因素，别人才毁坏它；一个国家总是先有自取讨伐的原因，别人才讨伐它。《尚书·太甲》说：‘上天降下的灾害还可以逃避；自己造成的罪孽可就无处可逃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引用了一首儿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沦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就是说，水有清和浊两种不同的属性，就决定了它的用途也有贵和贱之分，清水可以被用来“濯缨”，而浊水只能被用来“濯足”。
和水一样，人也有贵有贱，是不是由自己造成的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人因为自尊自爱，别人才尊重他，就是所谓的“贵”；人因为不自尊自爱，别人才轻视他，就是所谓的“贱”。家庭和国家也是这样的道理。
这就又联系到了孟子在这一章里提到的另一个话题：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古人说的“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任何的存亡之机、祸福之兆并不全是别人的原因，很多时候往往是自己招来的。
【原文】
孟子曰：“求［1 ］也为李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2 ］者次之，辟草莱［3 ］任土地者次之。”
【注释】
［1］求：即冉求。冉求是孔子的学生。
［2］连诸侯：指联合诸侯，发动战争。
［3］辟草莱：指开垦荒地。
【译文】
孟子说：“冉求当了季氏的家臣，不能改变季氏的德行，征收田赋反而比过去增加一倍。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弟子们，你们可以擂起鼓来声讨他！’由此看来，国君不施行仁政，反而去帮他聚敛财富的人，都是孔子所鄙弃的，更何况为他卖命打仗的人呢？为争夺一块地方打仗而杀人遍野，为争夺一座城池打仗而杀人满城，这就叫作领着土地来吃人肉，罪恶之大，将他处死都嫌不够的。所以善于打仗的人该受最重的刑罚，唆使诸侯拉帮结伙打仗的人，该受次一等的刑罚，强令百姓垦荒耕种的人该受再次一等的刑罚。”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提出了“善战者服上刑”的观点，理由很简单：因为善战，所以杀的人也很多，所以要接受上刑的惩罚。
当然，说这话的时候，必须要分清战争性质，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孟子所说的“善战者服上刑”显然是针对发动非正义战争的人说的。孟子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例如商汤发动的讨伐夏桀的“十一征”他是赞扬的，周武王发动的讨伐殷纣的三年战争他是支持的。
问题是，二百多年的春秋时期就战乱不已，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战争是更加频繁，战争的灾难落在了百姓的身上。他基于“保民”、“爱民”的思想，才这么说的。
但孟子在这里提出的处理战争罪犯的原则，倒是很有价值的。他认为，服最高刑罚的应是前线领兵直接作战的人员，特别是那些“善战者”；服次一等刑罚的应是发动战争的文职官员；服再次一等刑罚的是为战争服务的后方支援人员。总之，这些直接间接负有战争罪行的人都应该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这一处理战争罪犯的原则，今天看来仍未过时，仍具有指导意义。试看二战后国际法庭审判德、意、日法西斯罪犯之基本原则，莫不与此相吻合。
从周平王东迁至战国中期，诸侯混战已持续了四百多年。孟子揭露战争的实质是诸侯为了争夺土地而杀人不断，他们是背离了孟子所倡导的仁政理想了。因此，孟子痛恨这种残酷的不仁不义的掠夺战争，认为它给人民带来了灾难，给社会带来了混乱，其原因是有一批“善战者”在为背离仁德的暴君服务，所以他提出了“善战者服上刑”的治乱方略。
孟子对“善战者”的憎恶虽可理解，但却是肤浅的，因为任何“善战者”都不是孤立的军事行为者，还有更深层次的经济与政治的原因在主宰着他们。囿于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我们大可不必去苛求孟子了。但孟子谋略的合理性是值得肯定的。其实，孟子也并非是一概否定战争的，他反对的只是背仁弃义的“非正义战争”；而对那些“以至仁伐不至仁”的“正义战争”，他不仅不反对，还满腔热情地加以颂扬，如古时商汤征桀、武王伐纣，当时齐人前期的伐燕等，他都表示了欢迎的态度。他认为正义战争能“拯民于水火”，百胜也必然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些看法显然是有价值的。
正是从此前提出发，孟子主张对那些背离仁德主旨，滥杀无辜的“善战者”——包括决策者和执行者，均处上刑；对那些为战争出谋划策者——纵横家，处次刑；还要对那些“辟草莱，任土地”为支持战争提供粮秣物资保障的人处再次一等的刑。这里已丝毫不见了温文尔雅的孟老夫子的儒者风度，“法”治天下似乎已在此转化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孟子此谋略的核心及立足点还是从行仁政而王，以法辅德治天下的角度去考虑的，这也是容易理解的。认识到这点，才能对孟子提出的“背仁善战，该服上刑”的谋略有正确的把握，也才能在实践中反对非正义战争，坚持正义战争。
【原文】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1 ］子，何也？”
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2 ］；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3 ］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4 ］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5 ］，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注释】
［1］不教：不亲身施教。
［2］正：正道。
［3］夷：伤。
［4］夫子：大人。这里指父亲。
［5］责善：要求对方完美。
【译文】
公孙丑说：“君子不亲自教育自己的儿子，为什么呢？”
孟子说：“因为情理上行不通。父亲教育儿子必然要用正确的道理；用正确的道理行不通，接着便会动怒。一动怒，就反而伤了感情了。儿子会说：‘你用正确的道理教育我，而你自己的做法就不正确。’这样，父子之间就伤了感情。父子之间伤了感情，就坏事了。古时候相互交换儿子进行教育，父子之间不求全责备。相互求全责备，会使父子关系疏远，父子疏远，那就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了。”
【阐释】
孟子反对父亲亲自教育儿子。他认为，如果儿子不听话或学业无长进的话，父亲容易发怒，而儿子也会责备父亲不能诲人不倦。这样一来，就伤害了父子之情，反过来会更加影响儿子的学业。
孟子所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的。因此，孟子提出了“教者必以正”的观点，认为应该采取“易子而教”的方式，完全是为了坚持用正道理育人，也就是进行正面灌输，这是很有价值的思想，也是符合教育的基本原则的。因为向被教育者讲明正道理，才能有效地传道、授业、解惑，使歪道理无立足之地。也因此才会收到育人成才的良好效果。不过，倘能在坚持正面灌输的同时，适当辅之以反面事例的警醒，从多方面使学生受启发，效果也许会更好。
【原文】
孟子曰：“有不虞［1 ］之誉，有求全之毁。”
【注释】
［1］虞：预料。
【译文】
孟子说：“有意料不到的赞誉，也有过分苛求的诋毁。”
【阐释】
不管是意料不到的赞誉，还是过分苛求的诋毁，都是来自别人的评判。俗话说，最了解我的人是自己。那么，别人的评判就不一定是客观、公正的了，既然如此，也许有时还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呢。那么，又何必因为别人未必客观、公正的评判而扰乱自己的心性呢？
然而，现实是，能够超脱于别人的评判之外，不以别人的评判为意的人毕竟是少数，一般人总是听到赞誉就高兴，听到诋毁就生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但不管怎么说，既然控制不了别人的评判，那么我们就应该抱有“不必太在意”的态度。
【原文】
孟子曰：“人之患［1 ］在好［2 ］为人师。”
【注释】
［1］患：缺点、毛病。
［2］好：喜好。
【译文】
孟子说：“人的毛病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
【阐释】
尽管孟子重视教育，并以教育学生为乐，但他对教育者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反对那种以教育者自居，实际上不懂装懂的人。他认为，只凭喜欢当别人的老师这条理由，就做教育者，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因此，他时常告诫他的学生们，应该自觉克服喜欢充当别人老师的这种毛病。孟子提出的“好为人师则患”的思想，对劝告后世的教育者端正教育态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原文】
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于子敖来，徒■啜［1 ］也。我不意［2 ］子学古之道，而以■啜也。”
【注释】
［1］■啜：吃和喝，指饮食。
［2］不意：没有想到。
【译文】
孟子对乐正子说道：“你跟着子敖到这里来，只不过是为了混口吃喝罢了。我真没有想到，你学习了古人的大道理，竟然就是为了混口吃喝！”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提到了子敖这个人。子敖是谁呢？其实就是在《公孙丑下》里，陪同孟子一起出使滕国的副使王■。王■虽然是齐宣王的宠臣，在齐国位高权重，但在孟子眼里只是一个小人。而孟子的学生乐正子却和王■“相交深厚”，因此孟子才发火怒骂乐正子。
再看孟子骂乐正子的话，虽然就两句，却是别有深意的。第一句，“子之从于子敖来，徒哺啜也”，你跟王■在一起，不过就是混口吃喝罢了。表面来看，孟子是在骂乐正子没有骨气，追求太低，实际上是表达了孟子对王■的看法：他这种人，除了吃喝，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他这种人就知道用吃喝笼络人心。第二句，“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啜也”，没想到你学习了这么多大道理，竟然是为了混口饭吃。和第一句话一样，表面上是在骂乐正子“这么多书白念了”，实际上是表达了对当时的社会风气的不满。什么不满呢？就是有些人满腹才华，却为了追名逐利，忘却了圣贤的教诲。也许，纵横家苏秦、张仪就是孟子所指的那种人吧。
【原文】
孟子曰：“仁之实［1 ］，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2 ］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注释】
［1］实：实质、根本。
［2］已：停止、结束。
【译文】
孟子说：“仁的实质是侍奉父母；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智的实质是明白这两方面的道理而不背离；礼的实质是在这两方面不失礼节，态度恭敬；乐的实质是乐于做这两方面的事，快乐就产生了。快乐一产生就抑制不住，就会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起来。”
【阐释】
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乐等理念，在真正落实到每个家庭以后，就应该自然而然地移植和引用到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中去。例如，事亲之孝为仁之“实”，将仁移植到侍奉国君身上，就是仁的“升华”；从兄之悌为义之“实”，将义移植到顺从长者身上，就是义的“升华”；知道义为智之实，那么把他移植到侍奉国君和顺从长者身上，就是智的升华；礼之实在仁义，那么威仪、仪节便是礼的升华了；乐之实在仁义，那么节奏、旋律便是乐的升华了。
由此可见，孟子阐述仁、义、礼、智、乐等概念，都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把它们与家庭的伦理要求联系起来，这就使这些概念的把握，不致流于空泛。这些看似抽象的概念，都可以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这是中国哲学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