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的普遍使用并未如亲眼见证铁路取代驿车的那一代人所预言的，
带来一个幸福与繁荣的新世纪。人们提出了几项补救办法，可收效甚微。
自由经济下的社会状况
1831年，在第一个修正法案通过的前夕，一位英国杰出的立法家，同时也是当代最富实效性的政治改革家——杰里米·本瑟姆，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要想使自己过得舒适就必须先让别人过得舒适，要想让别人过得舒适首先要表现出对他们的热爱，要想表现出对别人的热爱就必须真正地爱他们。”杰里米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他说出了自己心中真实的东西。他的观点得到了众多国人的赞成。他们开始意识到有责任使身边不幸的邻居们也感觉到幸福，准备竭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是啊！到了采取必要行动的时候了！
“自由经济”（即蒂尔戈说的“自由竞争”）的愿望在那个工业力量仍束缚在中世纪的条条框框的时代，原本应该是必要的。然而把“行为自由”看成经济生活的最高原则，导致了一种恐怖的情形。工厂的工作时间只是以工人们的体力为限定标准，只要一位女工仍然能坚持在纺织机前工作，没有因为过度劳累而晕过去，工厂主就有权要求她继续工作。五、六岁的儿童也会被送到棉纺工厂劳动，是为了防止他们遭遇街头危险或是染上游手好闲的坏毛病。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即强迫穷人的孩子们到工厂做工，否则就会被铁链锁在机器上表示惩罚。作为他们辛苦劳动换来的酬劳，他们可以得到绝对恶劣的饮食和猪圈似的栖息地。
他们经常会因为过度疲劳在工作时打个磕睡，因此，为了能让他们时刻保持清醒，监工们会拿着鞭子四处巡视，一让他们发现有人在偷懒，他们就会抽打他们的手指。当然，这种恶劣的环境使成千上万的儿童在痛苦的折磨下死去了，这是最可悲的事情。然而雇主也是人，他们也一样有同情心，他们也真心地希望取消“童工”制度。然而，既然人是“自由”的，那么儿童也同样可以“自由”地工作。并且，如果琼斯先生不用五、六岁的童工为他干活，那么他的竞争对手斯通先生肯定会把多余的儿童全部招到自己的工厂，而琼斯先生也必然会面临破产。因此，在国会没有取消禁止雇主雇佣童工之前，琼斯先生是绝对不可能单独停止使用童工的。
然而，如今的国会已经不再是土地贵族们统治的天下了，相反却变成了工业中心的代表们掌控的。只要法律仍旧禁止工人自发组织工会，这种情形就不可能出现任何好转的迹象。当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智者和道德家们也并不是对眼前的恐怖的状态熟视无睹的，他们只是无能为力。机器以令人震憾的速度征服了整个世界，如果想让它彻底变成人类的仆人，还需要等上漫长的时间和许多高尚的人们的共同努力。
欧洲各地的废奴运动
奇怪的是，每一次对这个世界各地盛行的野蛮雇佣制度发起的冲击，却是为了非洲和美洲的黑奴们。是由西班牙人首先把奴隶制引入到美洲大陆上的，当时，他们曾经用印第安人做农田和矿山上的劳工。然而一旦当印第安人脱离了原有的野外自由生活，印第安人就全部病死了。为了使印第安人免遭灭绝的危险，一位善良的传教士提出了从非洲运送黑人来做劳工的建议。黑人的身体足够强壮，经受得起粗暴的待遇。而且，整日与白人接触还能给他们提供一个了解基督的机会，使他们可能拯救自己的灵魂。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一举对宽容的白人和愚昧的黑人兄弟来说，都是一个极好的安排。但是，随着机器的广泛使用，棉花的需求量日益增长，黑人们只能付出比以前更辛苦的劳动。与可怜的印第安人一样，他们也纷纷惨死在了监工的野蛮虐待之下。
这些残暴野蛮行为的消息传到了欧洲，在许多国家立刻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废奴运动。在英国，伟大的威廉·维尔伯福斯和卡扎里·麦考利（他的儿子是一位历史学家，如果读过他的英国史，你就会感觉到原来历史可以写得这样风趣）共同组织起了一个反奴隶制的团体。他们首先设法通过一项法律，使奴隶贸易变成一种非法的行为。紧接着，在 1840年以后，全部英属殖民地都禁止了奴隶制。在法国，1848年革命使奴隶制变成了历史。葡萄牙人在1858年通过了一项法律，法律承诺会在未来的20年内赋予所有奴隶自由的权力。荷兰也在1863年废除了奴隶制。同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被迫失去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自由，并且归还了他的所有农奴。
南北战争
在美国，奴隶的问题引发了当地严重的危机，并且最终引起了一场漫长而又艰苦的内战。虽然《独立宣言》明确地表达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可是这条原则是不适用于黑皮肤的人和在美国南部种植园内辛勤劳动的奴隶。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人对奴隶制越来越反感，而南方人则说，如果取消奴隶的劳动，他们就会很难继续维持棉花种植业。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一直激烈地争论着这个问题。
北方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南方也毫不退让。当形势发展到没有妥协的可能时，南方各州就威胁说要退出联邦。这在美国历史上绝对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而这些事情之所以没有发生，主要归功于一个优秀且充满了仁爱之心的伟人。
1860年11月6日，靠着自学成才的伊利诺斯州的一位律师亚伯拉罕·林肯被推选为美国总统。林肯是一个强烈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人，深知人类奴役的罪恶性质。他的常识告诉他，北美大陆是肯定不允许存在两个敌对的国家的。当南方的几个州退出了美利坚合众国，组织起一个“美国南部联盟”时，林肯决定接受挑战。北方各州开始大规模地招募志愿军，几十万热血青年纷纷响应政府的号召，应征入伍。这场残酷的战争一直持续了4年之久。南方在战前做了充足的准备，南方军队在李将军和杰克逊将军的杰出指挥下，接连击败了北方军队。
后来，新英格兰和西部的强大工业实力开始显示出决定性的影响力。一位不出名的北方军官一鸣惊人，摇身变成了这场伟大的废奴运动中的查理·马特尔，这个人就是格兰特将军。他向南方军队发起了凶猛的持续攻势，不给对手一丝喘息的机会。在他的重击下，南方严守的防线不断受到打击。1863年初，林肯发表了伟大的《解放奴隶宣言》，使所有的奴隶重新获得了自由。1865年4月，李将军率领南方的最后一支精锐部队在阿波马克托斯真诚地向格兰特投降了。几天以后，林肯总统在剧院里被一个疯子刺杀了，但是，他的伟大事业已经完成了。除了仍处于西班牙奴役下的古巴以外，奴隶制在文明世界完全消失了。
新思想
然而，当黑人们正尽情享受着新获得的自由时，欧洲的“自由” 工人却悲惨地在“自由经济”的紧紧束缚下喘息着。事实上，工人（即无产阶级）在如此悲惨的处境中居然没有整体灭绝，这在许多作家和观察家心里绝对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他们栖息的贫民窟是个既肮脏又阴暗的破旧房子，吃的是令人难以下咽的粗糙食物，他们只能学会一点点仅能应付工作的知识。一旦他们死亡或是发生意外事故，他们的家人就会完全失去依靠。可是酿酒业却在不停地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威士忌和杜松子酒，让他们借酒消愁。
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社会发生的巨大进步，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造就的。两代人把自己优秀的智慧凝聚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到把世界从机器的突然降临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里彻底解救出来的努力中。他们并没有想要摧毁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这样做肯定是愚蠢的行为，因为如果能把部分人积累起来的财富合理地运用，绝对会对全人类有益。但是，他们对那种认为在拥有工厂和财富、可以任凭自己的意愿把工厂关闭也不会挨饿的工厂主与不计较能得到多少工资报酬都必须接受工作、否则就会面临全家人挨饿的劳工之间可以存在真正平等的观点，他们也是极力反对的。
他们努力通过一系列法律，规范工人和工厂主之间的关系，各国的改革者不断赢得胜利。直到今天，大多数劳动者已经有了充分的保障：他们的工作时间被减到了平均每天八个小时的最佳状态；他们的子女也会接受到学校的教育，不再像以前一样悲惨地去矿山和棉花加工车间做童工了。
然而，还有一些人整天面对着浓烟滚滚的巨型烟囱，倾听着火车没完没了的轰鸣声，看着充满了各种剩余物资的仓库，他们不禁陷入了沉思。他们想知道，这种巨大的能量到底会把人类带到什么地方，它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深知，人类曾经在没有贸易与工业竞争的自然环境中生活了长达几十万年。难道就不能取消现存的社会秩序，取消那种以人类的幸福为代价而追逐高额利润的竞争体制吗？
这种观念只不过是一个对更美好世界的模糊憧憬，在许多国家都曾经产生过。在英国，拥有着多家纺织厂的一个叫做罗伯特·欧文的人，建立起了一个“社会主义社区”，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当欧文去世后，他创建的“新拉纳克”社区的繁荣也随之结束了。法国新闻记者路易斯·布兰克曾经尝试过要在全法国组织一个“社会主义车间”，可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逐渐开始认识到，仅仅依靠在工业社会以外组织起一个与世隔绝的小社团，是永远不会赢得胜利的。在提出一切有效的补救措施之前，绝对有必要先研究一下支撑着整个工业体系和资本主义社会运营的基本规律。
在罗伯特·欧文、路易斯·布兰克以及弗朗西斯·傅立叶这些实用的社会主义者后面的，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理论的社会主义研究家。这两个人中名气最大的是马克思。他是一位优秀的学者，曾经和家人一起长期居住在德国。当马克思听说了欧文与布兰克的社会实验以后，开始对劳动、工资和失业等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但是很不幸，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被德国警察当局视为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不得不逃到布鲁塞尔，后来到了伦敦，在那里，他在《纽约论坛报》作记者，生活相当贫穷。
当时，只有很少的人会重视他的经济学著作。1864年，马克思组织起了一个国际劳工联合组织。三年以后，他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有产者”与“无产者”的漫长斗争史。机器的大规模引进和广泛的使用创造出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他们利用自己的现有的财富购买工具，再雇佣一些工人进行劳动，以便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再用这些赚到的财富建立更多的工厂，就这样循环，永无止境。同时，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将会越来越富有，而第四等级（即无产阶级）则会将越来越穷。因此他大胆预言，这种资本的恶性循环最终会发展成世界的所有财富聚拢在一个人手里，而其他人都会变成他的雇工，在他的摆布下生活。
为了防止产生这种结果，马克思召集所有国家的工人共同联合起来，为赢得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奋力斗争。1848年，即最后一场欧洲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经详细地列举了这些措施。
当然，官方对这些观点是极其反对的。许多国家（主要是普鲁士）都制定了一套极其严厉的法律用来对付社会主义者。它们派警察驱散社会主义者组织起来的集会，并且逮捕演说分子。然而这些迫害和镇压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对这项势单力孤的事业来说，革命的死道者反而成了最好的宣传品。在欧洲各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信仰社会主义了。而且没过多久人们就明白了，社会主义者根本没有打算挑起一场暴力革命，他们只不过是利用他们在议会里日益增长的势力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者甚至担任起了内阁大臣，想要与进步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合作，共同铲除工业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危害，更加合理地分配机器的引进和财富的增长给他们带来的巨额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