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国强
一
入世后，外国强势传媒打入中国，我国传统媒介一家之主的绝对地位受到冲击，它面临着体制改革与经营理念的更新等多重任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传媒业必须有所发展和改进，发展传媒产业、解放传媒生产力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要认识、分析这个问题，离不开邓小平生产力理论。邓小平生产力理论是我们认识、分析这个问题的思想武器。
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生产力理论是其理论框架的核心。要真正认识、分析、弄清发展传媒产业、解放传媒生产力的问题，抓住邓小平生产力理论是关键之关键。
邓小平生产力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我们认为，邓小平生产力理论主要包括如下要点：（1）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2）解放生产力就要进行改革。（3）人民群众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生力军。（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5）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衡量改革开放的标准。（6）“两手抓，两手硬”，即既要发展物质生产力，也要发展文化生产力。小平同志指出，我国现阶段物质生产落后，文化生产也不发达，与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形成矛盾。要全面解决这个矛盾，就要坚持生产力发展目标的双重性，即物质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要共同协调发展，彼此促进。他深刻指出，不仅要抓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抓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能“一手硬，一手软”。将精神文明的建设提高到生产力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是小平同志的又一伟大和高明之处。
江泽民同志继承并发展了小平同志的生产力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我们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一次强调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并精辟地将发展先进文化与先进生产力相提并论，说明新一代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意义，与小平同志全面发展生产力的观点一脉相承。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两部分，既有物质利益也有精神利益，唯有坚持物质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的共同发展，才能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全面需求，才算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经典马克思主义曾对精神—文化生产力问题作过精辟论述，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发现就是它的大生产力观和精神生产力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解，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社会生产便日益明显地区分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两大部分。社会分工促成了物质生产者与精神生产者的分化，两种生产力因而在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内在特征的生产力形态。物质生产力主要面对人同自然的物质关系，具有实用的、基础的、物质形态的主导品格；而文化生产力则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力”。显然，马克思对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生产力的区分，表明了他对社会生产力这两个方面的各自特征的区别把握和分类描述。
但是两种生产力又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两种生产力的区分是生产力发展和进步的成果，反过来，当这种区分影响到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时，两种生产力就会走向交叉、融合、重组。马克思当年就看到了二者相互间的多重联系，看到两种生产力之间复杂的相互交融、共为一体的特征。
小平同志继承并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文化生产力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生产力理论。邓小平文化生产力理论是我们分析传媒生产力的根本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
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思想保证，建设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传媒），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生产力解放的重要部分。在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要在发展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5年，他再度深刻地指出：“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结合小平同志的生产力理论，不难看出，他是多么重视文化（理所当然包括传媒）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
文化产业发展无据可依、依靠模糊描述的状况已成为历史，历时一年制定完成的《文化及相关产业指标体系框架》已经在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各省区市的统计机构投入使用。这一文件将与2004年出台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一起，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状况进行客观、翔实的描述。2005年1月6日开始实施的《文化及相关产业指标体系框架》是由中宣部协调，国家统计局牵头，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文物局各部门联合参与的“文化产业统计研究课题组”的第二阶段研究成果。此前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是课题组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从统计学意义上对文化产业的概念和范围进行了权威界定。在《分类》中，“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被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的范围包括：提供与文化产品、文化传播服务和文化休闲娱乐活动有直接关联的用品、设备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以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具体可划分为“核心层”、“外围层”和“相关层”。
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及《文化及相关产业指标体系框架》分析，其中传媒产业，包括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网络传播、广告及与传媒相关领域等，在整个文化产业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同时，由于传媒产业对文化产业链其他部分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示范和引导作用，因此发展文化产业的关键在于发展传媒产业，解放文化生产力的关键也在于解放传媒生产力。这是我们认识传媒生产力的现实基础。
文化生产力观念表明，文化产业是一种生产，而且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生产。作为文化产业的一分子的传媒产业，也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它也天然地具有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具有流通、交换、消费等基本环节，具有市场条件下经济运作的全部过程。文化生产力是整体的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传媒生产力也是整体的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传媒作为一种精神方面的生产力量，必然有其自身独特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史，有形成本体的历史过程，有对精神生产者的精神创造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有对生产对象的内在要求。同时，它还受到生产条件包括物质技术水平的限制。传媒生产力具有明显的物质性。传媒生产同其他文化生产和物质生产一样，也具有一般实践活动的特征，即由实践主体通过劳动，将一定的材料加工改造为新的存在物，因此传媒生产的过程也表现为一个物化的过程，它也要改变物质的现实形态，获得物质的存在形式。一句话，传媒产品必须具备物质的依托方式。
具体说来，传媒生产力就是指传媒自身物质和精神生产的能力，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传媒产业的经济或物质层面的生产，二是传媒产业的社会或精神层面的生产，这两个层面构成了传媒生产力的有机整体。衡量传媒生产力发展的标准也要将物质和精神层面结合起来，任何人为的割裂都是不科学的。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习惯于将传媒生产力的发展片面地理解为精神文化层面，甚至是局限于意识形态、舆论导向层面的把握，而几乎无视或是有意回避传媒产业的经济物质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全面发展。这种思想导致我国传媒产业发展滞缓，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传媒生产力的解放。
精神文化可以作为社会控制的软力量对社会经济生产产生重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是促进也可以是制约。但我们也要明白，传媒产业除了作为软力量而存在外，它也可以直接为社会贡献丰硕的物质成果。
传媒生产力的解放意味着要不断改革、砸碎一切阻碍传媒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意味着传媒产业不仅要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而且要为社会直接创造物质财富。这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高度统一于小平同志精辟的生产力解放理论之中。在小平同志的思想里，解放传媒生产力与改革传媒体制间有着内在的天然的逻辑，决非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近期，中央推行的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和决策，是解放文化—传媒生产力的英明之举。在这场改革中，传媒生产的经济功能和规律将被重新认识。李长春同志于2003年5月30日至6月4日在吉林考察时提出：“文化发展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与规定都要改变，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李长春同志“三个一切”的宣言可以说充分表达了党和国家要彻底解放文化生产力的决心和胆识，也可以说充分表达了党和国家要彻底改革传媒体制、解放传媒生产力的决心和胆识。
二
解放我国的传媒生产力，是发展我国传媒文化事业，打造具有持久竞争优势的文化力的中心任务和必要前提。
具体说来，要解放我国的传媒生产力，要从如下方面入手：
1.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上认识传媒生产力的解放，确定传媒产业的新观念
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要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仅靠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够的，也需要传媒生产力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都市报在中国异军突起，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的良好效果，不仅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为社会创造了极大的精神财富。都市报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及时地满足了广大城市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如果无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造成的后果将是异常严重的。
长期以来，我们重视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引导，乃至教育，而忽视了对他们合理的精神需求的满足。这种极端做法的后果是教育引导的失灵，广大群众甚至会寻找其他途径来满足其精神需求。这种错误的观念禁锢了传媒生产力的解放，制约了作为持续竞争优势的文化力的形成，要彻底摒弃。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理所当然地包括传媒生产力的发展，否则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便无法完成。
传媒产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我们也应尊重这种历史的必然性，转变观念，树立传媒产业的发展理念。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承认传媒产业的双重特性，即社会性和经济性。社会性要求传媒产业的发展要讲社会效益，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经济性要求传媒产业的发展要讲经济效益，注重投入产出成本核算，争取以最优的生产要素配置组合创造最大的物质财富。传媒生产力的解放意味着要做大传媒产业，创造最佳的社会效益和最大的经济效益。物质财富的积累可以为传媒产业创造最佳的社会效益和最大的经济效益打下基础。物质财富的积累可以为传媒企业自身的发展提供更多物质保障，最佳的社会效益可以为更大的经济效益的创造提供精神动力。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辩证统一于经典的精神—物质的矛盾运动中。
2.解放传媒生产力同样需要改革，甚至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传媒生产力的解放比物质生产力的解放难度更大，意义更为重大，任务更为艰巨
难度更大，是因为解放传媒生产力，必然涉及传媒体制的改革，乃至整个上层建筑。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改革道路注定是渐进的。传媒体制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与政治体制关系密切，传媒体制改革势必影响到政治体制，同时，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传媒体制改革要想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注定是事倍功半的。
意义更大，是因为解放传媒生产力，进行传媒体制改革将会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巩固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成功的传媒体制改革，势必呼唤出一个政治昌明、经济发达、传媒繁盛的大好局面。成功的传媒体制改革对传媒生产力的解放举足轻重，将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赖以与世界竞争的可持续的文化力的铸造，大大地增强民族团结的向心力，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任务更艰巨，是因为解放传媒生产力的改革注定是一场攻坚战。传媒体制的改革是解放传媒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我国的传媒体制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过去的陈旧观念根深蒂固，过去的体制弊端积重难返。这场改革正面临内有积弊缠身、外有强手虎视的严峻形势。值得庆幸的是，十六大提出的“三个一切”为文化—传媒体制改革扫清了思想障碍。解放传媒生产力的关键在于传媒体制的改革，然而旧体制长时期以来形成的利益主体和惯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传媒体制的改革复杂而艰巨，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方面，要在政治安全与市场要求之间审慎地维系平衡；另一方面，改革不可避免会遭遇到一些习惯势力和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解放传媒生产力的改革之所以艰巨，还缘于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存在密切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