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各界对这个假日改革方案反响不一。“对于中秋节这样的重大传统节日，仅有一天的假期，不但圆不了许多游子的回家团聚梦，对恢复中秋节的传统，意义也很是有限。”刘海明：“中秋假日可否与国际接轨？”不过，也应看到，给传统文化节日安排法定假日，尽管在具体的时间上有“平均主义”之嫌，没有突出不同的传统文化节日的重要性有所区别，但是，政府的这种做法，对于提高传统文化节日在国家政治社会中的地位，对于唤醒国人对传统文化节日的重视，意义积极，影响深远。
在传统文化节日的保护方面，韩国政府的做法与中国政府不同。在对传统文化节日的倡导方面，该国政府持鼓励态度，给重大的传统文化节日留出法定的假期。不仅春节放假三天，中秋节同样给了三天的假日。在传统文化节日问题上，政府部门能做的，除了舆论的引导外，最重要的莫过于政策的倾斜。给予全体国民以休息的时间，无异是对传统文化节日的最大支持。这种支持，对韩国这样一个工业发达的现代化国家来说，在保护民俗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韩国（地方）政府对端午节的重视，更是有目共睹。早在1927年，韩国就已经正式将“山神祭”定名为“端午祭”，每年都由官府出面主祭，民间也一直保存这些传统习俗。1967年，端午祭被列为韩国国家重点无形文化财产第13号，加以重点保护。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江陵端午祭成为韩国一项颇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5年，韩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无形遗产”，并得到批准。
（二）中韩地方政府对待传统文化节日的出发点不同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建议案》（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2003年10月17日，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两个文件，适用于世界各国。
客观地说，中韩两国政府都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两个文件中，看到了振兴传统文化的契机。当然，也包括了传统文化节日被世界认同的契机。“申遗”，在中韩之间几乎同步展开。
中国各级政府为申遗，付出的努力有目共睹。我国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继“申遗”成功。然而，一些地方政府的“申遗”，虽然也是打着保护文化遗产的口号，但是，其出发点可能与追名逐利有关——追名，可以打造地方的形象；逐利，则是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标杆之一。难怪乎有学者批评说，近几年，广州、东莞由政府出面举办的龙舟节，也多从形象工程、招商引资着眼，遍邀世界龙舟好手前来，还有著名歌星助兴，海陆空表演助威，以显露自己的实力，展示自己的形象。虽然打的都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但着眼点还是签订多少亿元的合同。
“文化搭桥，经济唱戏”这个说法，一度成为不少地方政府的经济文化方针。在这样一种思路的指导下，文化成为配角。可见，在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的眼里，文化处于从属地位，文化服务于经济。商业逻辑下的文化取向，弊端甚多。
韩国端午祭主题与中国古代对于五月五日的认识，以及相应要举行的祭祀仪式并无多大的不同。其带有官方性的“儒教式祭仪”，当从属于《礼记·月令》所载之官方祭仪；其民间性的“巫术祭仪”，当从属于《荆楚岁时记》等所记之民间祭仪，不过更加详细具体。
韩国政府为端午祭“申遗”并最终获得成功，不能排除其绝对没有功利目的。不过，在这方面韩国政府做得更含蓄一些。2004年，韩国江陵市举办的端午民俗祭，打出的主题是“神与人类的相遇——千年的呼唤，与世界人的同乐”，但从其邀请的嘉宾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无形遗产所在国的代表或文艺团体的行动来看，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2005年向联合国申请“世界无形遗产”，目的也在于提高城市的国际知名度，为今后旅游、招商拓展更广阔的空间。
相似的文化背景，大致相同的两国传统文化节日，由于政府间的政策差异，目前中韩的传统文化节日氛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显然，值得中国各级政府予以反思。
三、中韩传统文化节日的民众参与积极性之比较
传统文化节日，是由人民群众亲手缔造的。传统文化节日的保护，政府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是，民众的自觉参与，是传统文化节日生存的先决条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可以说，参与过节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节日的最大保护。
继承传统文化节日的主体，应该是全体国民。然而，从参与传统文化节日的积极性看，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地域性差异呈加速趋势，二是年龄结构的差异。前者表现为城乡差异。虽然大家都在过春节、度中秋，但是氛围和质量并不平衡。城市的春节，由于血缘社区的解体，留守人员只能在各自的社交圈子里推杯换盏，而在乡村，因为血缘社区还占据统治地位，传统文化节日的氛围和场面，更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后者，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儿童和老年人，对过节的积极性较高，也乐于主动参与，青年人和中年人，被动式参与的比例呈上升趋势。有的孩子甚至也觉得过年没意思。显然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一旦这种感觉不能消除，孩子们也有退出主动参与传统文化节日行列的可能。随着老年人的年迈体衰，传统文化节日这块阵地的主体，面临着断层的危险。
中国民众对传统文化节日失去兴趣，最主要的原因，当与传统文化节日的创新不足有关。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革，人们的文化熏陶发生了变化，传统文化节日不能与时俱进，导致人们对它产生了某种“审美疲劳”。失去了新意，或者说，传统文化节日与现实生活对接得不到位，是传统文化节日处于低谷的症结所在。
民众的惰性，同样制约了其参与节日的积极性。现在，在城市里，逢年过节，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到饭馆就餐，图个省事。餐饮经济在节日期间变得火爆，是个不正常的现象。
信息时代，文化出现真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西方的传统文化节日，在中国的城市里受到的宠爱有些过度。不管是情人节还是圣诞节，年轻人参与的积极性，比端午节和中秋节隆重多了。“文化交流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产生它的基本动力有两个：一是人类的交际天性及远方崇拜，二是文化本身具有的传播性质。”我国的传统文化节日可以传到亚洲一些国家，也就不能阻止西方的传统文化节日到中国“留学”。“没有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就不能充分吸收外来的文化。……日本能充分吸收西方文化，还是因为他们能较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相反，印度由于不能较好地继承和发扬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因而也就很难真正实现现代化。”客观、全面认识西方节日在中国的流行，对提高中国民众的保护本国传统文化节日意识，还是非常必要的。
韩国既是一个非常遵从传统的国度，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化生活快节奏的国家。韩国的春节期间，韩国人驾私家车回老家过年，城市变得十分冷清，不少商店关门。韩国人过节，哪怕是城里人到农村老家，女人也得参与到准备菜肴的工作中去。过年的传统仪式，在当地保存得比较完好。许多传统的游戏项目，至今还有较强的生命力。这种特色，再次证明了“节在乡村”。传统节日的归来，需要政府在时间上予以保障。
韩国的端午，在江陵保存得最好。江陵端午祭的仪式，较为繁琐。其他韩国的农村，端午祭的活动也和中国相似，仪式并不隆重。至少，韩国人觉得，中国国内的媒体，将韩国江陵的端午祭当作全国的端午祭来报道，客观上渲染得有些失真了。
综上所述，中韩两国在传统文化节日的保护方面各有所长。就中国政府和民众来说，有必要学习韩国的经验，在传统文化节日的保护方面有新的举措。这是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内在要求决定的，不以个人的意志和好恶为转移。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