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边的国家，是精致的国家。这精致，就体现在套子上。商店里卖出的东西，往往是经过精心包装的，礼品更是要一层一层大包装纸包着小包装纸。生活用品都有他们的套子，西装放进橱子里，有防尘套，小宝贝录音机也有套，手表有表套，书有书套，名片、梳子、伞、镜子、月票、电话卡、银行卡都有套子，甚至给你发票，也用个塑料薄膜套着。
渡边就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他要入种种的套，课长的套，工作的套，商卖的套，下级的套，男人的套，丈夫的套，父亲的套。他一身西服套装，领带皮鞋。头发一丝不乱，好像戴着头套。举手投足，彬彬有礼，走路板着身体，办事小心翼翼，说起话来要合礼仪。开车也要中规中矩，否则警察就会用法规来套他。他一年到头提着手提包，提包里面也是各种各样的套子：放笔的，放纸张的，放书的。午饭也是装在套盒里的，吃完了还是这个套盒，没有吐出一点残渣，把盒子盖上，拿走，跟拿来时一模一样。他所见到的也是套着面具一样的脸，上下级的、客户的、服务人员的，那些脸本质里是冷的，活像能剧的能面具。就连老婆也用假声跟他说话。她自从意识到自己是成年人之后，就用假声说话。她叫他“あなた（您）”，对她来说，他只是她这个“あたし（我，女人对自己的称呼）”之外的一个客观对象。因此他下班了也不想回去。
他晚上都是在酒吧泡掉的。在那里，他可以换了一个人，可以把领带狠揪，放得宽宽的。他会对发票塑料薄膜发脾气。他会把塑料袋吹大后，拧紧口子，再一巴掌把它打破，让它发出爆破的声音。他把脚从擦得锃亮的皮鞋里抽出来，用脚指尖挑着鞋子一翘一翘地晃荡。有时他干脆把它脱下来，提议酒吧女们也把鞋子脱了，搅在一块，然后他们的脚在桌子底下捉迷藏。他故意用脚趾去钳女人的脚，弄得女人尖声叫起来，他却装作莫名其妙，瞧着别人。喝醉了酒，他可以在大街上拉开裤裆，对着汽车撒尿，觉得特别快意。他喝醉了，喝醉了就有特权。有时候他也带女人去旅馆。他最不能忍受的是还要用避孕套。简直是穿雨衣洗澡！他对美国人的这个比喻特别感同身受。女人会帮你把套套套上去，有的还会好言好语地哄你。他觉得自己乖乖让对方套的样子，更像一个犯人老老实实被警察套上枷锁。他每每伺机把它悄悄抽掉。“用这套套，不如不做！”他说，“我讨厌艾滋病，但是我更讨厌避孕套！”
“日本人个头越来越大，东西却越用越小！”他常说，“整个日本列岛都可以装在口袋里！”他从衣袋里掏出电子通账，里面有日本各都、道、府、县的资料。何止，还有全世界的资料。他突然把手一松，电子通账滑落在地。“地球爆炸啦！”他叫。
中国人办酒席，喜欢大场面：去大酒家，办几十桌，呼朋唤友，济济一堂，觥筹交错，豪饮豪喝，吵吵嚷嚷，甚至灌酒，不把对方灌醉了，不足以表明我情意深。相比之下，日本人则小家子气得多：找个小酒馆，最好还要是“会员制”的，没几个人，点了酒，自己喝。在我们看来，寡淡无趣得很，但是他们并不觉得，照样喝得酣畅，甚至也喝醉了。而且他们基本不扰人，即使醉了，当然他们也不喜欢别人侵扰。我曾听一家夜总会的营业部长批评手下的侍者，因为侍者随便伸手把客人桌上的空碗盘撤掉，他说：一张桌子就是一个私宅，你不能擅自侵入，你要先征得主人同意。听起来有点难以理解，然而想想，也在理。
中日两个民族，趣味大相径庭。中国人喜欢“大”，日本人喜欢“小”。安部公房有一部小说《箱男》，写一个男子竭力钻进一个厚厚纸箱里，虽然是为了逃避一张永远不存在的证明，但这姿势却是个有意味的象征。中国地大，江大，气也大，李白写诗，动不动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其气魄，令日本“汉诗诗人”倾倒。但“汉诗”在日本不是主流，影响并不大，只是一些喜欢中国诗歌的文人的仿作。日本文学的主流是精巧，细致：俳句，随笔，私小说，新感觉。川端康成则精巧到了病态的程度。在日本人的美意识里，有“以小为美”的倾向。在《枕草子》中的“う卜是干爽的；和式的餐桌上干是干、汤是汤，截然分开，于是能产生出“便当”来，丰富多样的膳食被收缩在一定的狭小的空间里，成就了独特的“便当文化”。“文库本”袖珍图书也正是“缩”的表现，石庭、茶室是自然的缩小。中国的“美人病来遮面”的团扇传到了日本，つくしいきもの”（美的事物）一段里，清少纳言总结了什么是美丽：被改成了折扇，可以缩小，平安时代的贵族女性拿在手里，可以把玩。
画在甜瓜上的小脸；小雀儿一听见人家啾啾地叫，就一蹦一蹦地过来；两三岁的小孩儿急忙忙地爬了来，他们很敏锐地发现了路上极小的尘埃，用系着丝带的小手指撮起土给大人看，甚是可爱……雏祭（桃花节）的各种器具。从池中捞起小荷叶细瞧，还有极小的葵叶，也都很可爱。在最后清少纳言还总结道：“何も何も小さきものはみなうつくしい。”（无论什么，凡是小的就是美的。）
被紫式部称为“物语文学的鼻祖”的《竹取物语》，女主人公赫映姬是个只有三寸大小的女孩。当竹取翁在竹子中发现她时，感叹到只有三寸大小的小女孩真是美丽得惹人怜爱，由衷发出美的赞叹。有意思的是，这里是把人装在狭窄的竹筒里，而电影《箱中女》则是把爱的女人装在箱子里，异曲同工。从竹筒到箱子，体现了日本人的审美取向。这种审美取向，大凡是出于日本的国土狭小。在日本人的口头禅中，经常有关于“狭小”的句子，其语气暧昧，难说是客观陈述，还是无奈自嘲，但似乎又有着一种自得。日本人一方面哀叹生存空间的狭小，另一方面又近乎狂狷地踞“小”而自得。
韩国人算是跟日本人打了很久交道了。学者李御宁发现，这种自得有着一种“缩”的特性。能量奇大的巨人，被浓缩成小小的一寸法师、桃太郎，以针为刀、以碗为船；广阔的宇宙与变化的四季，被压缩在短短的俳句里表现；盆景、插花乃至现代的半导体和电脑，无一不是“缩”的例证。韩国的咸菜是连汤带水的，而日本的咸萝这种折扇打开来，其形状颇像富士山的倒影，让我们想起江户时代汉诗诗人石川丈三的一首叫做《富士山》的诗：“仙客来游云外巅，神龙栖老洞中渊，雪如纨素烟如柄，白扇倒悬东海天。”同样的扇子，这不是巨大的孙悟空扛着扇火焰山的芭蕉扇，而只是缩小成精巧供玩的小器具。
对这种“小”，中国人是看不起的。但这“小”，其实并不只是“小”，小小的茶室与巨大的城郭是同时代的产物，半导体、集成电路的日本同时是巨型油轮的日本，拥有世界上无出其右的巨大钢铁厂、巨大贸易公司。神社缩小为神舆，进而缩小为家庭的神龛，再缩小为护符，但文武天皇命令全国家庭设置神龛之后，圣武天皇则开始修建东大寺，成为8世纪的世界上的最大建筑。正如另一个韩国学者朴俊熙所说的，日本人的“缩”只是表面现象，追究其本质，便现出“志在扩大”的原形。它勿宁是一种曲折反向的获取，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扩大行为更是有目共睹。在“战后”，日本龟缩一时，转而以电子为中心，从经济方面向整个世界扩大，直到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大国。
大江健三郎有篇小说，叫《人羊》，写的是“战后”作为占领军的美国士兵，对日本人实行打屁股的事。公交车上，一个日本人无意中得罪了一个美军士兵的情妇，被这个美军士兵强行扒下裤子，强迫弯腰撅臀，打屁股，一边还欢唱着“打羊，打羊”。最后车上另几位无辜的乘客也被拉进“羊”的行列，连司机也不能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