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的版本甚多。明嘉靖元年（1522）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版本。这个版本距小说的成书时间虽逾百年，内容文字也难免经后人改易增损，但与清康熙年间出现的毛纶、毛宗岗评改本（即后来的通行本）比较，毕竟更接近原作面貌。考察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形象，研究罗贯中的思想和创作，似应从这个版本入手。
与旧戏舞台上的粉面奸臣判然有别
本世纪50年代，两位受人尊敬的史学家曾经对罗贯中表示极大愤慨[6]。他们认为，罗贯中“肆意歪曲历史，肆意丑化曹操”，《三国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到了70年代，一些论及曹操或曹操形象的文章，又往往搬出鲁迅当年的一段话：“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如此说来，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形象，果真全然不似历史上那位英雄吗？鲁迅的评论，包括“嘉靖本”在内吗？
从嘉靖本看，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形象，其主导方面，依然是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是有志于除残去秽、定乱扶衰、统一北部中国的英雄[7]。这个形象，与旧戏舞台上的粉面奸臣，是判然有别的。
如，生机勃发、勇于进取的政治家风貌。
曹操和刘备一样，都是在镇压黄巾的不义之战中登场的。曹操镇压黄巾这一不光彩经历，在小说中被一笔带过；他最先引起读者注意的，是“讨卓事件”。这段故事，是以《三国志》裴注为基础，参考了《平话》，经作者巧妙加工，糅合而成的。
小说详尽描绘了讨卓事件的背景。董卓入洛阳后，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文武百官，一筹莫展，处境狼狈。就在满朝公卿相聚一堂，谈虎变色，“尽皆掩面而哭”之际，坐中一人抚掌大笑曰：“满朝大臣，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焉能哭死董卓耶？”此人，便是骁骑校尉曹操。他毛遂自荐，决意冒杀身灭族之险，谋刺董卓（见《曹孟德谋刺董卓》一节）。谋刺董卓的行为，果敢但又鲁莽，结果是失败了。之后，曹操潜归故里，发矫诏，招义兵，会盟十七路诸侯，讨伐董卓。
会盟讨卓几节，写得有声有色，其阵容，其声势，都相当壮观。这些文字，实际上是为曹操立传。令人不得不赞赏的是，这次联合行动虽由曹操发起，但他却真心诚意推举当时实力最强的袁绍做盟主，自己则呼前跑后，甘愿充当联络员之类的角色。他一面尽心尽职辅佐袁绍成其大功，一面与袁家兄弟只重名分、不重人才的偏见进行有理有节地抗争，促进了讨卓行动的进展。当董卓连战失利、溃退长安之际，又是曹操当机决断，乘胜追歼残敌，企望一战而天下定。可惜袁绍之辈，各怀异心，按兵不动，“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8]终于坐失良机，讨卓行动便从此夭折。
讨卓的失败，打消了曹操对大军阀们的幻想。在与袁绍们同谋共事的过程中，他发现，号称“四世三公”“强盛莫敌”的大人物，原不过是“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的疥癣之徒，把安邦定国的大计寄托在这伙人身上，无疑是钻冰求酥。“竖子不足与谋！”这是曹操从讨卓中取得的教训。在这个意义上，讨卓的失败，恰恰是曹操芟刈群雄、削平海内、统一北方这一壮举的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曹操被描写得才能出众，充满生机。《三国志》说他“运筹演谋”“明略最优”，小说对这种评语，作了形象生动的“注释”。以官渡之战为例。罗贯中对这场战事的描述，虽不似赤壁之战那样酣畅淋漓，但读来却使人感到质朴自然，真切可信。《三国志·武帝纪》记述这一战役的文字，不满六百字，《平话》中是个空白。罗贯中凭借有限的素材，充分发挥他的艺术想象力，把史书上的六百来字，扩展为六千余字，借助对比、烘托手法，十分经济地、从容不迫地揭示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性格。正是在朴素无华的笔墨中，把曹操“以至弱当至强”（他以粮草不足的七万人摧毁了袁绍粮草充裕的七十万人）的才能和气度，描绘得惟妙惟肖。“战争是力量的竞赛”[9]。在官渡的一场竞赛中，袁绍的实力虽十倍于曹操，可是，他刚愎自用，拒不吸纳谋士的智慧，结果化优势为劣势，变主动为被动，落得兵败将亡，众叛亲离。曹操则与此相反。在平定袁绍的全过程中，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择善而从，灵活机变，结果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一举挫败强敌，奇迹般地壮大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曹操的主观能动性被表现得恰到好处，令人叹服。此外，在平定吕布、张绣、马超的最后决战中，也都十分生动别致地再现了曹操坚韧的进取精神和卓越的指挥才能。
在罗贯中笔下，曹操不仅是“运筹演谋”的指挥官，而且是“披坚执锐”的斗士。从《曹操起兵讨董卓》始，到《魏太子曹丕秉政》止，作者以大笔浓墨，描述了曹操三十余年戎马关山、南征北讨的军旅生涯。征袁术时，攻城不利，他“自至城下，看诸军搬土运石，填壕塞堑”；当城上矢石如雨下，有两员末将临危退缩时，他“掣剑亲斩于城下”“自下马，接土填坑”。于是，“大小将士，无不向前，军威大振”“城上看见，并皆失色”（见《曹操会兵击袁术》一节）。这类情节，均不见于史书与《平话》，而是罗贯中的艺术创造。即使在吃败仗和暂时受挫的局势下，曹操也总是被写得乐观、豪爽，对扭转战局满怀信心。在罗贯中笔下，曹操和诸葛亮虽个性色彩迥然不同，但都是一旦认定目标，便锲而不合，百折不回的人。
再如，唯才是举、随能任使的博大胸襟。
千百年来，一直盛传着刘备“泣送徐庶”“三顾茅庐”的故事，其实，在嘉靖本中，类似的佳话，曹操比刘备实有过之。只是由于毛本的广泛流传，扩大了拥刘反曹的偏见，致使曹操知人善任的远见卓识，或被忽略，或被曲解了。
历史上的曹操，原以知人善任著称。司马光说他“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对此，罗贯中非但没有抹煞，且以赞赏的笔调，细腻入微地展现了出来。
“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曹操这句名言，说明他深刻地理解人才、路线和事业的关系（见《曹操引兵取壶关》一节）。他在用人方面的识见，早在会盟讨卓中，在对待刘、关、张的器重上，已初见端倪。此后，由于他不论贵贱，唯才是举，攀龙附凤的谋臣策士，纷至沓来，呈现了“文有谋臣，武有勇将，翼卫左右，共图进取”的兴盛局面。史书中说他“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10]从小说中看，此论并无夸张。曹操一方的人才，不仅济济可观，而且源源不绝，比之吴蜀，有明显优势。李卓吾（或托名者）批评《三国志演义》中，每读至曹操爱将惜才的情节，便禁不住由衷赞叹：“老瞒每见人才，便思收拾，如徐晃等无一放过，只此便是伯王之本。”“文若（荀彧字。——引者注）的有计策，老瞒亦能用之，所以成大业也。”[11]“只一庞德，孟德多方得之，如何不干得成事业！”[12]李卓吾（或托其名者）之所以连连感叹，是被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画面激发出来的。在这一系列画面中，曹操对典韦、许褚披肝沥胆，典韦、许褚舍生忘死扶救曹操，以及曹操两祭典韦、三哭郭嘉、痛悼庞德等场景，都令人过目难忘。一部百二十回的巨著，仅有刘备三请诸葛、孙权抚慰周泰等故事，似可差与比肩。
曹操威镇中原、位极人臣以后，在用人问题上的胸怀，更加广阔。他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并不拘泥于一人一将之得失，而在于赢得天下舆论的同情，以吸引一大批真正理解并忠于自己事业的将士。厚遇刘备、不追关羽的故事，就十分生动地展示了这种政治胸襟。
刘备投奔曹操、曹操厚遇刘备的故事，不见于《平话》。这个故事，是据史书有关记载，经过艺术想象，生发而成的。从小说中看，刘备先后两次投奔曹操，都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的权宜之计，曹操则自始至终以诚相待，恩礼并加，并允其来去自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此胸襟，真是谈何容易。刘备第一次投曹时，曹的谋士就力主翦除刘备，以绝后患，但当即被曹操断然拒绝。他懂得，“方今正用英雄之际，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人之心”，不可做“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的蠢事。他待刘备“以上宾之礼”，表荐他为豫州牧（见《曹操兴兵击张绣》一节）。不久，刘备再次被吕布所困，失城池，散二弟，陷老小，弄得不胜狼狈，复来投奔曹操。曹操一如既往，热诚款待。平定吕布后，又引他觐见献帝，拜左将军之职，封宜寿亭侯。此时，一班谋臣无不为曹操担忧，并提醒他说：如今皇帝认刘备为叔，这等局面，恐“于主公无益”。曹操则恢廓大度地回答：“玄德与吾结为昆仲，安能外向耶？”依旧与刘备“出则同舆，坐则同席，美食相分，恩若兄弟”（见《曹孟德许田射鹿》一节；毛本已删改[13]）。曹操煮酒论英雄，刘备学圃搞韬晦之计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之后，刘备借截击袁术之机，取得兵权，叛离曹操而去。至此，曹操也不深加追究，他只是笑了笑说：“彼既去矣，若再追，恐成怨矣。”干脆了事大吉（见《关云长袭斩车胄》；毛本已删）。在那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动乱年代，曹操宽宏豁达的气度，怎能不赢得部属的拥戴和舆论的同情？正如程昱所说：“主公有王霸之才，某等皆不及也。”
曹操礼遇关羽，更是小说中脍炙人口的精美文字，其高潮是为关羽送行。《平话》中关羽离曹营一段，十分粗陋，那里面的曹操是个凶狠怯懦的笨伯。罗贯中对《平话》提供的线索，予以根本改造，他精心构思，细心创作，不仅丰富了情节，重要的是，他把本来贬斥曹操的故事改造为褒扬曹操的故事了。罗贯中是这样写的：曹操得知关羽不辞而去的消息。先是“大惊”，但很快镇定了下来，明智、通达、干净利落地处理了这一举世瞩目的事件。一是赞赏关羽之行。对关羽的离去，曹的部下皆忿忿然，有的主张追而杀之。曹操力排众议，再三称道关羽：“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千金不可易其志……此等之人，吾甚敬之”。这些话，既表彰了关羽，又激励了部属，十分机敏得体。二是笼络关羽之心。曹操非但不追诛关羽，而且“轻身”“飞奔前来”，亲自为关羽送行。此举当即得到反响，关羽表示：“久感丞相大恩，微劳不足补报。异日萍水相逢，别当酬之。”（毛本有删改）三是成全关羽之志。赠别之后，曹操又三番委派专使，通令沿途关卡不得刁难关羽一行。他何以如此周到？仍在“取信于天下”。嘉靖本于此处引诗评曰：“为爱英雄越古今，三番遣使意何深。应非孟德施奸狡，正是捞笼天下心。”（见《云长擂鼓斩蔡阳》一节；毛本已删）
“云长胆大，孟德量大，真都是英雄。”这是“李卓吾批评三国志”一书的评语。在这个故事中间，罗贯中还特意插入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赞扬曹操的一段话：“曹公知公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毛本已删）[14]
以上是爱将惜才，并准其来去自由的佳话。
曹操“不念旧恶”的故事，在小说中，也屡见不鲜。破袁绍后，发现了“许都及曹军中诸人”与袁绍“暗通之书”，谋士建议“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于是，“尽将书焚之，遂不再问”[15]。袁谭死后，王修无视曹操禁令，前往哭尸，曹操不仅不怒不恼，反而视王修为“义士”“礼修为上宾”。攻占汉中后，“念张鲁封仓库之心，重重相待，封鲁为镇南将军。”凡此种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颇得人心，也符合曹操集团的长远利益。
曹操与部属相处，还有个十分可贵的作风，即从谏如流。在罗贯中笔下，曹操虽机谋出众，却并不刚愎自用。通常情况下，他能博采众议，以部属的智慧弥补自己之不足。在小说中，描述曹操听从劝谏，改变原有决策，进而夺得胜利的文字，达二十余处。官渡之战相持阶段，曹操“军马疲乏，粮草缺少”，意欲退军，又“迟疑未决”“乃作书”，遣人去许昌，向荀彧讨教。荀彧回书力主“画地而守”，待机反攻，“曹操得书大喜，令将士各效勇力守之。”（见《曹操官渡战袁绍》一节）郭嘉才智超人，一直受到曹操器重；他病亡于征途后，曹操在极度悲痛中，仍一丝不苟，虔诚地照他的遗计行动，从而，勿需一兵一卒，至为妥善地解决了辽东问题（见《郭嘉遗计定辽东》一节）。这些故事，具体生动地揭示了主公与部属之间谐洽无间、肝胆相照的正常关系。
纵观嘉靖本，曹操断然拒谏、一意孤行的情状，并不多见；而听到劝谏后，便“曰然”“曰善”“大喜”“回嗔作喜”“从之”“赦之”“乃免”“遂罢”等等，却俯拾皆是。即使对提过错误意见的人，他也能予以鼓励，以保护他们勇于劝谏的热诚。西击乌丸凯旋回师后，第一件事，就是“重赏先曾谏（阻）者”，即大力抚慰反对西击乌丸的人。他说：“孤前乘危远征，侥幸成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这等胸襟气度，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难怪后人赞叹说：“以善推人，以恶自与，并谋兼智，其谁不欢然尽心悉力以为之用？”[16]
有人以祢衡为例，证明曹操不识贤愚，气量狭小，不能容人。曹操是否有气量狭小的毛病？无疑是有的，《三国志》就说过“太祖性忌”。但祢衡的例子，并不足以说明问题。试想，“曹操是个办事人”[17]，他喜欢的自然是能够对他的事业有益无害的才人壮士。祢衡的表现如何呢？他除了小题大作地“脱了光膀子骂人出风头”[18]外，还有什么业绩？孔融向曹操推荐此人的时候，也不得不事先声明说，此人“不能容物，出语伤人”“几番欲荐于丞相，诚恐冒渎”（毛本已删），可见，祢衡是惯于无理取闹的。尽管如此，尽管他当众侮辱了曹操（而且还颇有点泼皮牛二的味道）’，更侮辱了一班文臣武将[19]，曹操也并没有杀他。“魏武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李白这两句诗比较切合曹操当时的心绪。曹操对祢衡轻蔑得很，轻蔑到不屑于杀他的地步。
再如，赏功罚罪、严正不苟的法治观念。
历史上的曹操，是以奖惩分明著称的。司马光说他“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这一点，《平话》不曾触及，小说中却有逼真的描绘。姑举数例。
淯水兵败后，夏侯惇部下乘乱掳掠，受到于禁严厉制裁。被制裁者不满，反诬于禁“造反”。于禁受诬，并不剖白，“分辩事小，退敌事大”，大敌当前，他仍全力整兵坚垒，迎击张绣，义无反顾。这等襟怀举止，使曹操大为动容。战后，当即表彰他说：“淯水之难，吾甚狼狈。将军在乱中，能整兵讨暴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之名将，何以加之。”赐他“金器一对”“封益寿亭侯”；同时，“责夏侯惇治军不严之过”（见《曹操兴兵击张绣》一节）。
博望兵败后，得知于禁曾提出过较为切实的作战方针，只是由于夏侯惇一意孤行而致败。于是，又一次厚赏于禁（见《献荆州粲说刘琮》一节）。李卓吾读至此处，又不胜感慨：“战败赏人，此等举动，他人莫及。”[20]
徐晃挫败关羽后，曹操重赏三军，遍观徐晃所战之地，“大喜而赞曰”：“孤军兵三十余年，不能及也。”（毛本已删）“徐晃之功，逾于孙武穰苴矣！”“徐公明真有周亚夫之英风矣！”（见《关云长大战徐晃》一节）
曹操嘉奖功臣，热诚慷慨，而惩处违纪者，则毫不容情，亲眷子侄亦不例外。爱子曹彰即将率部出征，曹操郑重告诫他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有王法，尔可戒之。”堂兄弟曹洪，“年幼躁暴”，不听劝谏，失掉了战略要地潼关。“操大怒，喝斩”之。虽经“两班文武，皆跪”请免，也判了个死缓，“待日后有功准罪，无功诛之”（见《马超兴兵取潼关》一节）。
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也是他法制观念的重要体现，以往，常常把它当作玩弄权术的表演而加以否定。在这段描述中，曹操确有故作姿态的举动，如“掣所佩剑欲刎”之类，但是，故事的主导方面，却颇有深义。自春秋以来，历代统治者无不强调“法不加于尊”“刑不上大夫”一类超脱法制的特权，而作为丞相和行军主帅的曹操，在战马受惊，无意中践踏麦田之后，却能清醒地意识到：“吾自制法，吾自犯法，何以伏众乎？”并坚持以割发自惩的方式，来维护法令的尊严，致使“万军悚然，兆民受福”[21]。这种执法守法、律己儆百的作风，时至今日，不仍然是难能可贵的吗？
《三国志演义》中名将如云，治军有方的佼佼者，也大有人在。但是，在治军方面，赏功罚罪如此严正不苟的人物，也只有曹操、孔明、吕蒙而已。
再如，体恤百姓、惜农以时的民本思想。
曹操采取过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可引性措施。小说虽然没有正面描写曹操这个方面的作为，但不少章节，直接或间接地展现了他保护和重视农业的清明愿望。征张绣时，他号令三军，不准作践麦田，不准掳掠百姓，违者“并皆斩首”。此令一出，“凡官军过麦田，并皆下马，以手扶麦相递传送而过”，沿途百姓无不“望尘遮道而拜，称颂圣德”（《曹操会兵击袁术》）。征袁绍时，他重申军纪：“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罪”，于是“军民震服”。仓亭大捷后，众将领一致要求乘胜进兵冀州，熟稔兵法的曹操，否决了将领们这一合乎用兵章法的请求。其理由是“见今禾稼在田”，连续进兵，“枉废民业”“姑待秋成，取之未晚”。众将领困惑不解，议论不休。曹操开导他们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废民业，纵得空城，有何用哉？”（《曹操仓亭破袁绍》；毛本已删）正是在民本思想支撑下，围困冀州时，曹操“教于后军讨粮食”，济助“在城中受苦”的数万百姓（毛本已删）；攻克冀州后，便急令宣告：“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尽免今年租赋。”（《曹操引兵取壶关》）
有人说，曹操这一套做法，纯系刁买民心，万不可被他迷惑了眼睛。这种见解，似是而非。曹操本是封建王朝的政治家，他的政治行为，自然谈不到“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是无需时时事事加以说明的。他的严明军纪，惜农以时，体恤民情等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巩固所得城地，发展自己的实力，维护封建国家的利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曹操对民和邦的关系，说得何等清楚。他和一切有头脑的古代政治家一样，恤民、养民与用民、使民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互动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一角度着眼，说曹操是在刁买民心，无疑是可以的，但实际又是多余的。何况，在罗贯中笔下，“刁买民心”（姑且用这个词）的头号专家并非曹操，而是刘备。所不同的是，刘备的“刁买民心”，大都是姿态性的，主要起着造舆论的作用；曹操的“刁买民心”，则大都落实在具体的政策法令上，对安定秩序，呵护生产，当即收效。正如章太炎《魏武帝颂》所说：“务稼穑故民孳殖，烦师旅而人不病”[22]。一个古代政治家，能时时事事察觉人心向背的极端重要，能时时事事记得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道理，在拟定政策法令，采取重大决策时，能密切关注平民百姓的情绪，毕竟是明达过人之处。
再如，不畏人言、不惮风险的求实精神。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诸侯纷纷崛起。罗贯中的小说，成功地再现了“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氛围；再现了曹操“奉天子以从众望”[23]、吞吐八荒、炙手可热的气势；也再现了以帝后为中心的公卿士大夫集团对曹操猜忌谤议、积毁销骨这一严重局面。有史以来，任何识见超迈的宰相，都难以取得平庸皇帝的充分信赖。一生谨慎的诸葛亮，仍不免遭到刘禅的疑忌，细行不修的曹操，又怎能见容于献帝？从《白门曹操斩吕布》之后，献帝和曹操之间的对峙，就日趋尖锐并表面化了。曹操的功绩愈大，权势愈重，王霸之志愈显，献帝的疑忌就愈深。对这一局势，曹操了如指掌，但他不畏人言，不惮风险，无意激流勇退。他在《大宴铜雀台》一节中，发表了一篇自明心迹的讲话，其中虽难免有冠冕堂皇之辞，但主旋律是称得上磊落坦荡的。他说：“或有一等人，见孤强盛，任重权高，妄相忖度，言孤有篡逆之心，此言大乱之道也。……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孤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害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他是在权衡了于己于国的全部利弊之后，才确定了这种决心。不篡位，也不弃权。不能因为害怕戴上篡逆的恶名而给自己和国家带来灾难。古今有识之士，大都欣赏曹操不畏人言的精神。这一性格特征，同样没有被罗贯中埋没。
综上所述，嘉靖本中的曹操形象，被作者赋予了多方面的、色彩分明的英雄性格内涵。面对这一系列描述，无论如何，也难以得出“肆意歪曲历史、肆意丑化曹操”的结论。这样的《三国志演义》，怎能看作曹操的谤书？这样的曹操形象，怎能与旧戏舞台上的粉面奸臣相提并论？
需要强调的是，在上述五个方面的描写中，作者的主观思想和作品的客观思想，基本上是统一的。在这些地方，作者不仅通过生动感人的情节场面，有时还借助“特别地说出来”的方式，抒发对曹操的赞赏之情，如郭嘉、荀彧论曹操的“十胜”“四胜”（毛本删去“四胜”），王粲誉曹操为“人杰”（毛本已删），以及若干直抒胸臆、热情褒扬曹操的诗词论赞（毛本多已删）等（参见拙文《三国演义嘉靖本与毛本校读札记》）。
由此可见，把曹操形象与董卓形象相提并论，是不符合作者旨意的。把曹操形象与袁绍、吕布等形象相提并论（尽管也承认曹操比他们“机智而有才能”），也是不符合作者旨意的。从嘉靖本看，罗贯中笔下的曹操，与诸葛亮、周瑜、刘备、孙权一样，都是大动乱中涌出的、卓尔不群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的艺术形象。他具有这一阶层人物的英雄气质，同时，由于具体的政治环境、生活经历和心理素质的不同，又产生了他独特的性情、风格和行动。当我们习惯地注意到曹操形象中那些常常被人诅咒的成分（对此，下面还要一一论析）的时候，万万不可以偏概全，无视这个形象中所包含的令人喜爱的英雄气质。
种种恶德不属于“琐碎的个人欲望”
曹操终归是封建社会中的英雄人物，他不可避免地带着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阶层的印记。这种印记，也被罗贯中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出来。如专权僭越，用法峻急，玩弄权术，虐杀无辜，骄盈自矜等。对这些印记，有必要摈弃各种传统观念的束缚，放到具体历史条件下，客观地、求实地予以评说，不宜笼统地贴上至坏至恶的标签了事。
罗贯中生动地再现了曹操的专权僭越，再现了他对皇帝的不恭，对皇权的亵渎。许田射鹿、封魏公魏王、大宴铜雀台等引人注目的文字，均夸张地、传神地描绘了曹操这一侧面。对此，究竟如何评价？自南宋以来，平庸昏聩而又欲传世久远的当权人物，大都据此忌恨曹操；道学家们则借此侮谩曹操；善良的读者和平民百姓中听书看戏的人们，也大都由此而厌恶曹操。仿佛曹操的专权僭越，威胁着一切人似的。其实，这是“君臣父子，定位不易”等纲常伦理思想所制造的混乱。从小说中看，自《迁銮舆曹操秉政》以后，曹操的权势欲望的确日渐强烈。他凭着勤王有功，在“奉诏讨贼”的凯歌声中，不断发展着自己。但是，小说同时告诉人们，曹操的权势尽管不断扩大，可它一不危及百姓耕稼，二不曾篡位改元，它损伤的主要是奄奄待毙的刘汉末代王朝的体面。无论汉献帝们有多少理由不欢喜曹操，平民百姓却没有任何必要为他的专权僭越而谴责他。李卓吾是个十分通达的人，他懂得把曹操这种不合纲常伦理的行为，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得出了与世俗观念截然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曹操的专权，并非决定于个人品质的优劣，而是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他的《强臣论》中说：英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强臣也，故言强臣必先之以庸君也。“所谓强臣者，正英主之所谓能臣，唯恐其礼待不优者也。”“使老瞒不遭汉献，岂少一匡之勋欤？设遇龙颜，则三杰矣。”[24]这就是说，有庸君才有强臣，有汉献帝的无能才有曹操的专权；假如生活在“龙颜”即刘邦崛起的年代，辅佐刘邦那样的创业之主，曹操便当然是汉初三杰那样的开国元勋了。这种见解虽则针对历史上的曹操而言，但用到罗贯中的曹操身上，也比较切合实际。罗贯中虽然不似李卓吾那样明达，他对曹操的专权也是很不以为然的，但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也真实地暴露了献帝的平庸怯懦，满朝文武的昏聩无能，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再现了“造成”曹操专权僭越的客观环境。这些，对我们了解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君臣关系，透视封建世袭制度、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弊病，是很有帮助的。
历史上的曹操，在镇压政敌时，手段十分严酷。他用法峻急，有犯必戮，甚至因此误杀错杀了不少无辜官吏。对他的这一侧面，小说作者在收杀董承、伏完、耿纪（韦晃）集团的情节中，表现得极为分明。对此，又当作何评价？可以肯定，无辜官吏的被株连，的确值得同情，曹操几番镇压政敌，都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是，从有关事件的发生发展中，可以看出，挑起那一场场争斗的，不是曹操，而是尸位素餐的帝后势力。曹操对他们的严酷无情，是在他们依仗着什么“衣带诏”之类不断搞突然袭击的紧迫形势下所采取的一种极端措施。曹操在收伏后时，曾痛斥她说：“吾以诚心治天下，汝等反欲害我。我不杀汝，汝必杀我。”这话，并非强词夺理。“夫天下强国之臣，能强人之国而终身不谋自强，而甘岌岌以死者，固少也。”[25]曹操为了保全和发展自己，不得不狠狠打击舐痔固宠的腐败政治势力，这也可以说是时势使之然吧。究其性质，似不应与“徐州屠城”之类嗜杀无辜事件同日而语。
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确善于玩弄权术。这一侧面，通过诈中风，割发代首、哭袁绍、杀王垕、礼葬关羽首级以及与许攸论粮等故事，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在上述故事中，曹操的奸邪诡诈、灵活机变以及由此赢得的功利和成效，都写得精彩动人。显而易见，曹操的奸邪诡诈和刘备的虚假伪善一样，已成为人物性格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这一个”艺术形象的重要元素之一。小说对曹操这一侧面的描述，也大体上符合同名历史人物的本来风貌。在历史上，玩弄权术的曹操仍不妨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那么，评价罗贯中的小说时，怎能因为它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人物玩弄权术的性格元素，就给它安上“诽谤曹操”的罪名？或由此而视之为“阴谋家的艺术载体”？试问，哪个古代大政治家不玩弄权术？哪个杰出的政治家因为玩弄权术而被打入另册？玩弄权术，是一切统治阶层头面人物（包括伟大的杰出的在内）不可短缺的政治手段。在这一点上，他们之间的差异，只不过是高明与拙劣，显露与隐晦而已。在罗贯中笔下，仅就玩弄权术说来，诸葛亮就不比曹操逊色。不靠权术，他怎能“三气周瑜”而赢得荆州？不靠权术，他又怎能诱使刘璋上钩而夺取益州？有趣的是，诚笃敦厚的刘表和刘璋，不过是历史的垃圾，而权谋机诈的诸葛亮却受到历代读者的敬重。这充分说明，罗贯中在把握历史角色中，自知不自知地交替使用两架天平，道德天平和历史天平。设计历史人物，不能不考虑到他对历史贡献之大小，而不仅仅是关注抽象的道德情操之优劣。在评价历史小说中同样杰出的历史人物形象时，应当使用历史天平道德天平并重的同一把尺子才是。
简言之，曹操的专权僭越、用法峻急、玩弄权术等“恶德”，都不宜视之为与生俱来的纯粹的“琐碎的个人欲望”，而主要是从他们所处的时代潮流中得来的。这些描述，对我们了解统治阶层内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认识这种较量的特点和规律，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然而，这是就其客观价值而言。在作者主观思想上，却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由于时代的限制和主流文化的影响，作者对自己所描写的这些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不会（也不应苛求他）作出完全正确的解释。在上述三个方面，作者的主观思想和作品的客观思想之间，存在着较多冲撞与纠结。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容易接受作者主观情绪的感染（这是感性的，强烈的），而忽略了艺术画面所提供的客观认识价值（这是理性的，冷静的）。马克思说：“把某个作家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己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别开来，是十分必要的。”[26]我们尊重作者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产生的不无偏见的思想感情，但是，却力争不要被它所左右，模糊了我们今日评价曹操形象的客观准则。
关于虐杀无辜。罗贯中不仅客观地描写了他所不理解的东西，即曹操性格中那些复杂的侧面，而且深刻地揭示了曹操这一类政治人物固有的、真正的历史局限和性情局限。虐杀无辜之罪，正是这类局限中最阴暗的一面。
罗贯中借助曹操这一艺术形象，严正地暴露并鞭挞了地主阶级英雄们的残忍性格。历史上的曹操，的确杀人较多。他在打天下、坐天下（最后封魏王）的三十余年中，不应杀而误杀或明知错误而故杀的无辜之人，为数不少。对此，即使尊崇曹操的史书，也从不讳饰。在小说中，最易激起读者义愤的几个情节，即徐州屠城，华佗被害，近侍被杀，荀彧被逼自戕以及借王垕之头稳定军心等，都有一定史料为依据，作者的艺术加工，也大体合乎情理，基本上不违背这一类政治人物谋功逐利、不计手段的社会属性。罗贯中稍事夸张地描写了曹操性格中的这一阴暗面，不应看作什么“肆意丑化”或“歪曲”。
关于骄盈自矜。罗贯中确曾借助曹操形象，无情地揭示出古代政治家志得意满、骄盈致败的历史教训。曹操虽是杰出的军事家，但并不是什么百战百胜的灵将。据史书记载，他也打过不少败仗，有些败仗，是骄盈轻敌的必然恶果。小说中有关曹操吃败仗的描写，虽有较多的艺术夸张，但基本史实全然不错。比如赤壁之战，曹操的惨败确属历史事实，小说的艺术虚构和夸张，正是在基本史实基础上进行的，并非子虚乌有。在罗贯中笔下，曹操的八十三万大军竟然被周瑜的三万人马所击溃，这样写，总体看去，并不给人以荒谬的感觉。小说告诉人们，曹军的惨败固然与水土不服、不惯水战有关，但最根本的，是曹操在主观指挥上产生了不可原谅的错误。他在连续挫败北方群雄以后，是何等踌躇满志，头脑发热，自我膨胀，以致对形势的分析，对敌我力量的估计，都产生了错觉。赤壁之战中的曹操，倒真有点近乎当年官渡之战中的袁绍，骄盈自矜，恃强轻敌，盲目乐观；而他的对手周瑜，却生气勃勃，雄姿英发，才华横溢，恰似官渡之战中的曹操。这种思想风貌的蜕变，正是曹操赤壁惨败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最宝贵的历史教训。
类似的错误，还表现在慢待张松这一重要事件上。嘉靖本中的曹操形象，本以知人善察见长，可是，当他虎踞中原、威慑天下以后，前期那种跣足迎寒士、执手话军机的作风，不见了。刘璋的谋士张松，原有弃璋投曹、奉献西川之意。当他怀揣西川要图，千里迢迢求见曹操的时候，曹操一反常态，竟然以貌取人，待他异常骄横侮慢。结果，摈友为敌，把送上门的西川白白丢给了刘奋。这件事，史书中也有记载。对曹操这一弱点，东晋的习凿齿曾有精当评论：“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27]三国鼎立的形成，受诸多因素制约，当然不是曹操“暂自骄伐”所可以导致的。尽管如此，习氏的批评，至今，仍有发人深省、耐人寻味之处。
以上两个方面，又从不同角度，补充了曹操这一艺术形象，使之更加充实、丰满，更加真切可信。今日的新编历史剧、历史小说，在讴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时候，不是也不应当全然回避他们固有的、不可摆脱的历史局限、阶层局限和性格局限吗？
以上五个侧面，极大地丰富了曹操形象。它使嘉靖本中的曹操，成为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的、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印痕的、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的艺术典型。
兼收并蓄，抑扬参半的状态
毋庸讳言，嘉靖本中的曹操形象，与诸葛亮形象相比较，还比较粗糙，还保留着一些毛坯子的痕迹。透过这些痕迹，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罗贯中创作思想的矛盾。
首先，有的情节，破坏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违背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最突出的例子是杀吕伯奢。这一情节，是作者捕风捉影，凭想象虚构出来的[28]。虚构故事，本是历史小说习以为常、近情合理的艺术手段；孤立地看，这个故事也的确十分精彩。然而，从全局看，杀吕伯奢的事件（指的是虚构吕伯奢其人，并让曹操恩将仇报，将他杀死一事），并不是在那一特定境遇中必定要发生的，也不是曹操性格发展逻辑的必然，可以说，是强加于他的外在行动。试想，在曹操奋勇刺卓和会盟讨卓之间，硬是安插这个恩将仇报的故事，是何等地不协调。它像赘瘤一样，附着在曹操形象上面，丝毫也溶化不进他此时此刻的性格中去。由于在小说开始不久，就出现了这个情节，此后，曹操形象中不断增加的那些璀璨夺目的成分，似乎都因此而显得黯然无光了。这个情节，对读者的感情影响极大，夸张点说，它简直起了一丑遮百俊的作用。它不仅损伤了历史人物，也损伤了艺术形象本身（参见拙文《关于〈三国志演义〉的研究方法》第一部分“‘从熊猫是熊谈起’中评析‘杀吕伯奢’”故事的文字）。
其次，作者还依据裴注、《后汉书》和其他轶闻逸事中的线索，塞进了左慈戏曹操、老梨树骂曹操以及马腾伏后的阴魂现形索命等荒诞不经的文字。这类文字用简单、拙劣、粗俗的笔法，进行封建纲常伦理的说教，无论就思想倾向或就艺术手法而言，都是《三国志演义》的败笔。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嘉靖本曹操形象的几个主要侧面，没有天衣无缝地、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它们之间，存在着平分秋色，相互游离的现象。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曹操形象的艺术魅力。换句话说，嘉靖本中的曹操，尽管已跳出“类型化”窠臼，告别了单一型模式，并开创性地构成一个矛盾型性格框架，却不那么圆熟，不那么精致，不那么天然浑成。它留下某些毛坯子痕迹。一方面是人物性格内涵的空前深邃，一方面是艺术或技术处理的较为粗疏，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尽平衡、不尽协调状态。这是很可惜的。
凡此种种，或许是任何一位14世纪小说家都难以超越的局限，但同时也告诉我们，罗贯中完成曹操形象的过程中，其创作思想的确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一方面，他极其自然地接受了南宋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尊刘抑曹”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郑重地参阅了《三国志》及魏晋以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对曹操的描述与评论，从而，使他的曹操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兼收并蓄、抑扬参半的独特面貌。当曹操与董卓、二袁、吕布、张绣、李傕、郭汜等大小军阀发生冲突的时候，作者的同情显然在曹操一方；而当曹操与献帝、刘备（他们其实并非同类）发生冲突的时候，作者的同情便转向献帝、刘备一方了。这种摇摆不定的倾向性，从嘉靖本中看得十分清楚。鲁迅在研究了嘉靖本之后，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凡首尾九十七年（184-280）事实，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29]这段话，对罗贯中所用材料及创作思想的芜杂性，作了精辟的概括。
众所周知，《三国志》、裴注、《平话》对三国人物的态度很不相同，陈、裴、习、孙诸人的历史观点也大相径庭。陈寿《三国志》是把曹魏视作正统的，即后人所说的“帝魏寇蜀”派，虽然他对吴蜀也较客观公允。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务求周悉，他是一位搜集保全史料的专家。至于习凿齿和孙盛，则是旗帜鲜明的“尊刘抑曹”派人物。显而易见，他们提供的史料，肯定是众说纷纭，他们的论断，也必然多有观点相悖之处。对此，罗贯中竟然一一兼收并蓄了。换言之，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面前，他审慎，矛盾，举棋不定，他在尊曹和抑曹两派之间徘徊。这种矛盾态度，贯穿于曹操形象的始终。下面，补举两例，以资说明。
先看曹操第一次出场。曹操第一次出场，安排得十分“隆重”。作者用不同笔法，从不同角度，反复介绍这一重要角色。而这一层层介绍，却自相矛盾，没有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开头的评语，赞叹他是“一位好英雄”“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用兵仿佛孙吴，胸中熟谙韬略”，但同时，又把他与齐桓、晋文、赵高、王莽（他们也并非一类人）类比，说什么“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毛本已删）。
介绍曹操家世时，强调指出他“乃汉相曹参二十四代孙”，其曾祖曹节“仁慈宽厚”（并插入了曹参善待邻人的佳话），其父曹嵩“忠孝纯雅”等（毛本已删）。如此介绍家世，显然是龙生龙、凤生凤的意思，绝非明扬暗抑笔法。
接下去，插叙一则曹操少年时代诈中风的故事，以证明他“自幼便奸”；接着，又转引桥玄、何颙、许劭对曹操的评议，其中，桥、何的评议旨在赞赏，许劭的评议则重在贬斥。
最后，又追叙曹操青年时期仗义执法、忤犯豪贵的事迹，又是对曹操的褒扬（见《刘玄德斩寇立功》）。
这种罗列材料，无所适从的态度，在曹操死后的诗词论赞中，表露得尤为分明。曹操死后，作者首先引用三段热情洋溢的诗文，评说他的非凡才智和毕生功绩：
诗曰：“雄哉魏太祖，天下扫狼烟。动静皆存智，高低善用贤。长驱百万众，亲注十三篇。豪杰同时起，谁人敢赠鞭？”（毛本已删）这显然是曹操的赞歌，咀嚼不出任何抑曹的味道。
其论赞曰：“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30]如此全面周严、简明精当的论赞，在整部小说中十分少见（毛本已删）。此外，全文转录了《三国志·武帝纪》的“总评”，其结语是：“（太祖）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毛本已删）古代史学家对曹操的赞许，莫过于陈寿和司马光，罗贯中在小说中一字不易地采纳了他们的论断。
然而，对曹操的论定，并未到此结束。在陈寿的“总评”之后，则罗列了“前贤”“宋人”的贬曹诗。其一曰：“杀人虚堕泪，对客强迫欢。遇酒时时饮，兵书夜夜观。秉圭升玉辇，带剑上金銮。历数奸雄者，谁如曹阿瞒？”其二曰：“堪叹当年曹孟德，欺君罔上忌多才。昆吾直上金銮殿，蔓草空余铜雀台。邺土应难遮丑恶，漳河常是助悲哀。临风感慨还嗟叹，向日英雄安在哉？”（见《魏太子曹丕秉政》；毛本改为《邺中歌》）这等诗作，虽不足以与司马光、陈寿的赞语相抗衡，却足以说明，罗贯中在创作的全过程中，对曹操形象，始终持亦褒亦贬、既抑且扬的态度。
罗贯中何以如此莫衷一是？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历史上的曹操，本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其自身就充满着矛盾。由于历史条件和其他种种主客观限制，任何一个古代作家，都难以透过那些相互矛盾的现象，精当地把握再现与表现这一复杂人物的“度”。二、复杂的社会现象，复杂的历史人物，总要引起人们的争议，而曹操尤甚。他的历史功罪，被争议了千有余年。他受尊崇的年代，有人辱骂他；被辱骂的年代，也有人尊崇他，民族矛盾尖锐激化的金元时期也无例外（参见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分册，卷十七）。这种状况，自然不能不影响罗贯中对这一性格的思索。三、罗贯中和大多数古代作家一样，其世界观也充满了矛盾。他的政治观念、历史观念、伦理观念中，先进与保守、清新与陈腐的东西，往往交织在一起。这些矛盾必然制约着他对曹操这一客观事物的态度，并反映到塑造曹操形象的各个环节中来（素材的选择，情节的安排，环境气氛的渲染，人物性格的刻划等）。
从嘉靖本的曹操形象中，我们不是实实在在地看到了罗贯中创作思想的大杂烩状态了吗？不是既看到了他的卓越与深刻，也看到了他的平凡与浅浮吗？
1979年夏改定
（原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