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故乡”，我沿用了“沦陷”这个修饰词。这样的说法太流行了，在网上搜索“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居然有那么多条链接！
一方面，它表达了人们对家乡毁灭性巨变的焦虑，理由也确实可以列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好多条，应该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另一方面，也流露了人们对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抵触情绪乃至恐慌心理。
在我看来，城市化和现代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就像纺车必然要被纺织机淘汰，而纺织机又被更先进的衣饰制作技术取代一样。农业生产人口必然要减少，作为农民聚集和生活场所的村庄将大变样，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仅仅从这个意义上，我也不太赞成“乡村文明复兴”，“守护”农业文明这样的目标（口号）。如果“复兴”的说法，只是针对“人民公社”和“阶级斗争”时代对乡村社会传统的破坏，犹可理解；如果“守护”乡村社会的传统，是指对抗现代化变革，那就是螳臂当车不自量。不要把传统的乡村生活田园诗化，想象得太美好。这样的地方，中国还有不少。我知道在云南的一些山寨，在湖北和湖南的偏远山区，在四川的大凉山，不少人还过着与列祖列宗差不多的日子。要不要再让你“上山下乡”与乡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去那些地方“扎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其实，已然完成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那是相当美好！这些年，我春天从英国的伦敦兜兜转转北至爱丁堡；夏天从意大利的庞贝古城一路北上到米兰；秋天从德国柏林转到奥地利的维也纳；冬天从葡西边境由西往东，又从南往北到塞戈维亚和巴塞罗那。沿途所见乡村的美丽和田园的恬静，真有“历史终结”了的感觉——所谓“人间天堂”就应该是也只能是这个样子吧？（至于青年人都跑到城里去了，出现就业等社会问题，那是另一回事。）从韩国南部釜山到1300多年前“统一新罗”的都城庆州，去参观世界文化遗产，看到公路两边碧绿的稻田上飞翔的白鹤，河滩上开车来踢足球的人们，感觉那种乡居生活太令人歆羡了！台北的朋友告诉我，他每年都要回乡下祖屋待两个月——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故乡有几亩农田，有个小庄院，这样的“地主”才是真富人……
所以说，“故乡”其实不存在“沦陷”（给谁占领或毁灭了）的问题，真问题是我国传统的农业、农村、农民正在经历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转型。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就像一个孩子正在出生，难免有阵痛和血污。而婴儿的成长尚需假以时日，他的不适与啼哭也在预料之中。
那么，我们怎么样尽快完成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乡土社会向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转型，并尽可能避免变革的不适与成长的烦恼呢？
既然是社会转型——产业现代化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首先当然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要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建构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起主导作用。比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就业和社保体制，实现作为现代化生活基本条件的道桥交通网络和垃圾处理系统的全覆盖。
但是，仅靠政府着力均衡全面地完成硬件和法治方面的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全社会的有志之士，都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这些年我关注了一些乡村建设活动和人物，尽管属于不同的流派，实践的社会学理念和实际操作的路数不可能完全一致，但都令我深深地感动。
前几天，我在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参加了第二届中国“爱故乡”论坛暨“2014爱故乡年度人物”颁奖典礼。这个活动是公益项目“爱故乡计划”的一部分。据悉，“爱故乡计划”由正荣公益基金会与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联合发起，于2012年初正式命名，它是一项由乡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共同开展的公益活动。这个项目的宗旨是：“倡导推行本土经验，保存、弘扬传统文化，保护、改善生态环境，探索、试验爱故乡的道路与方法，培养乡村和社区建设的多种人才，关爱留在和离开故土的父老乡亲，让我们理想中的原乡，在我们珍爱的土地上重现。”这个表述，有些提法我不是很赞同：过分强调了“本土经验”。事实上，日本和韩国同属所谓“东亚儒文化圈”，他们的乡村建设很成功，却采用了不少欧美经验。早在100多前年，日本政府就与城市一样，在乡村里实现义务教育，修公交网，建邮政所、派出所等；“重现”云云则明显偏守旧而缺乏与时俱进的追求。
尽管字面可以商榷，“爱故乡计划”项目的实操内容，诸如“发现故乡之美”、社区大学、“故乡头雁”“故乡农园”等，却不乏创意和成就，令人欣喜。“爱故乡计划”项目荣获第三届中国公益节“2013年度最佳公益项目奖”，也是实至名归。
作为全国性公益品牌的“爱故乡”活动，今年3月启动“2014爱故乡年度人物”征集活动，让爱故乡的人从五湖四海会聚到一起，携手建设故乡家园。11月5日在福建农大举行的“2014爱故乡年度人物”颁奖典礼，表彰了活动组委会评选出的15位获奖人。
有个失明的说唱艺人叫刘红权，他来自太行山区，穿一身红衣服，牵一只专业的黑色导盲犬，现场给我们表演了节目。他代表对民间艺术坚守76年的260名太行盲艺人。他们行走在山间乡村，向着昊昊苍天，唱自己的心中事，为乡亲们用乡音唱自己的生活。
你可以说这些盲艺人是为了谋生，只是传承了原生态的故乡文化。那么，与我同屋住的71岁的退休干部赵冬祥，来自常州市武进县观庄村，他热心投身乡建，关心下一代成长，对留守孩子和外来工子女给予平等的关怀，就纯属奉献。这是他引以为荣的精神生活。
而来自湖北恩施市鹤峰县高原小学的老师邓丽，她并非发挥余热，也不是别无选择，而是在武汉的大学毕业后，毅然放弃白领的薪酬和生活，回到故乡投入乡村教育事业。她志在为乡村的孩子们创造优质的教育资源，拓展人生发展道路。
与美丽的邓老师一样年轻的是藏族帅哥次仁罗布。他从小就爱学英语，留学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却慨然回到故乡，创办了西藏自治区“潘得巴”（藏语为民谋福利之意）组织，从事自然环境保护和社区建设。这些人都有金子般发光的心。
另有，会议的英语翻译者和演讲者钟芳女士，也特别令我敬重。她在国内时就读于北大哲学系，2012年3月毕业于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获设计学博士学位，博士期间的研究课题为“中国创新食品网络的服务设计”。学习期间，她参与所在研究组与意大利慢食协会合作的“哺育米兰”项目（米兰南部农业公园的服务设计）。可见她的志向就是用现代理念和智慧建设中国的“新三农”。现在她是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总经理、全国生态农业互助网络召集人。“小毛驴市民农园”和“小毛驴柳林社区农园”在京郊办得有声有色，再到北京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亲眼看一看。
有人说了，这样一些人、一些“典型”，当然很好，但是杯水车薪，于大局无补。有人刻薄地说，写几篇论文、开几场会，不过是自娱自乐罢了；甚至有习惯于诛心的动机论者攻讦说，乡村建设也不过是另一种名利场。
试问，面对“故乡”在“沦陷”，或者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性转型，难道无动于衷或袖手旁观，才是高贵的表现？难道光是呼喊“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或坐等政府来安排和赐予一切更可取？
记得“文革”后期有部电影，叫《大浪淘沙》，像小说《青春之歌》一样是表现学生运动的。于洋演的男主角，主张走暴力革命道路，推翻旧社会建立新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嘲笑施舍街头乞丐的同学“你能救多少人呢”（大意），这就是批判改良主义和个体行为。这样一种极左的“彻底革命”的思想，在那个连慈善和宗教都一起否定的年代是正宗。
现在有些人也动辄讲制度性变革和系统性改造（新添一说法则叫“顶层设计”）。这当然有道理，也确实很重要。但是，两眼望天巴望“顶层”，不是现代公民的理念；制度性改造也要有人先探索先实验，也得一步步由点到面走向整体性变化。
何况在当下中国农村，有些孩子和农民，就像《庄子》寓言里的“涸辙之鲋”（干涸的大路上的车轮沟沟中的鲫鱼，远水不救近渴），他们急需有人给予“救济”性帮助，而这与中长期的制度性的整体性改变并不矛盾。或者说，当下中国既需要官方的制度性的“曲突徙薪”变革，也需要临场不怕“焦头烂额”冲在前的救火勇士。
这些身上仍然不乏理想之光的乡村建设工作者和志愿者，这些“爱故乡”的实干家，他们是我们的表率，值得效法——即使我学不来，也要表达我的衷心敬意。
2014年12月11日
（原载于2014年12月12日新浪网“观察家”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