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1878）是俄国解放运动第二阶段最著名的诗人，最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歌手。他充分发扬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并大胆地开创了一代诗风，从而使诗歌更接近人民。他的创作在俄国诗歌史上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
涅克拉索夫是别林斯基的忠实学生，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亲密战友。在沙皇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的黑暗时代，他们共同高举革命民主主义的旗帜，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俄国革命的文化运动和文学创作。在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三十年中，他曾先后主持过两个文学刊物——《现代人》（1847—1867）和《祖国纪事》（1868—1877），惨淡经营，使其成为进步阵营的喉舌，革命力量的组织者。
涅克拉索夫的富有革新精神的诗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着，因而它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充满爱国主义精神和公民责任感。他的描述社会底层生活和农民生活的诗，代表了千百万人民的呼声，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因此，列宁认为涅克拉索夫是农民革命的忠实表达者。
列宁曾把他同卓越的讽刺作家谢德林相提并论：“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曾经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识别他的强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261]
列宁酷爱涅克拉索夫的诗，并经常引用他的诗句，来揭露自由主义、孟什维主义、取消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从而更形象、更有力地鞭挞了自己的论敌。
一
涅克拉索夫1821年12月10日生于乌克兰的卡明涅茨—波多尔斯克省文尼察县涅米罗夫镇。父亲是个残暴的军官。他三岁时父亲退伍，举家迁往雅罗斯拉夫尔省祖遗庄园格列什涅沃村，而他的不愉快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在这里目睹了农民的悲惨遭遇，和他父亲这个典型的农奴主对农民以及对自己妻子儿女的残暴行径。他还曾徜徉在村边的伏尔加河畔，看见过忧郁而沮丧的纤夫们，倾听过他们凄凉的哀号和沉郁的呻吟。他带着惊异的神情送走一批批钉了镣铐被解往西伯利亚的政治流刑犯。所有这些，都给涅克拉索夫幼小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憎恨那些压迫、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周围的贵族环境。
1832至1837年，他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学读书。这时他对文学发生兴趣。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喜爱普希金的《自由颂》并开始写诗。
1838年，涅克拉索夫被送往彼得堡武备学堂就学，他却违背父亲的意愿，径自到彼得堡大学去旁听。父亲在一怒之下，对他断绝了全部接济。他带到彼得堡的只有一部诗稿，此外身无长物。从此，年不满十七岁的涅克拉索夫便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说：“整整三年，我经常每天都感到饥饿。”所以卢那察尔斯基后来写道：“涅克拉索夫是作为一个有知识的无产者、作为城市贫民的真正代表度过他的青年时代大部分岁月的。”[262]他住在贫民窟，为了不致饿死，什么苦活他都干，从而与广大的劳动人民同悲戚、共命运。残酷的生活和40年代的进步思潮逐渐培养起他写诗的才干，并初步形成他的政治立场。
涅克拉索夫在1840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幻想与声音》。这些诗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模仿的痕迹。其中的主人公大都是与实际生活相距甚远的公式化崇高人物。别林斯基严厉地批评了这位初学写诗的人，主要是指出他的诗缺乏独创性。但必须指出，即使在这本诗里，我们也还可以看到作者论诗人与人民的关系的诗句：
谁要是在遭受苦难的兄弟的病榻前
不流眼泪，谁要是心里没有丝毫的同情，
谁要是为了黄金而把自己出卖给别人，
这种人就不是诗人！
——《这种人就不是诗人》
1840到1841年这两年，他连续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论文和书评。从1841年起，他开始给剧院写剧本，其中也包括一些轻松喜剧。涅克拉索夫当时深受别林斯基所推崇的果戈理的影响，因而他的小说，也如同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一样，写的都是彼得堡的底层生活；人物也是当时彼得堡的厄于贫困的遭受挫折的“小人物”。这些作品在艺术上自然比不上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是在刻意对社会问题和题材进行现实主义的探索。
1842年他结识了别林斯基。这在他的一生中是件大事。别林斯基对于诗人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以及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的确立等方面，都曾给予不少的帮助和指导。涅克拉索夫在1843年写的长篇小说《季杭·特罗斯尼科夫的一生和奇遇》，在美学观点上就完全与别林斯基相契合。他们都主张全面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有时甚至要赤裸裸地揭示那些严酷的、阴暗的生活面。这部篇幅浩繁的长篇小说，也正是诗人当时所最关注的彼得堡社会的一个缩影。作者着重写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幸运儿拥有大量的豪华住宅，可以说是鳞次栉比”；另一方面，“不幸者却无立锥之地”。这是作者对40年代初彼得堡生活观察的结果。当时的书报审查机关对它的出版如不横加阻挠，涅克拉索夫肯定会很快在当时的文学界取得显著的地位。这部小说直到1931年才得印出全文，正式出版。他的著名的特写《彼得堡的角落》便是这部长篇的一个片段。他后来与巴纳耶娃合写的长篇小说《浪迹三方》，其塑造形象的指导思想，仍是与《季杭·特罗斯尼科夫的一生和奇遇》一脉相承的，所用艺术手法仍然是贫富对照，而且通篇也同样流露出十分明显的民主主义倾向。
涅克拉索夫对平生所写散文作品，只有对《彼得堡的角落》和《精明的人》持肯定态度。
涅克拉索夫在1845年写的《在旅途中》深深地感动了别林斯基。在这首诗里，涅克拉索夫破题儿第一次通过对农民的描写来反对罪恶的农奴制度。别林斯基对涅克拉索夫正在成长的民主主义诗歌的实质有充分的理解，并曾予以鼓励。他是第一个预言涅克拉索夫“将在文学上发生影响”的人。
涅克拉索夫于1947年接办《现代人》杂志，从此他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编辑工作，他将《现代人》以及后来由他主持的《祖国纪事》先后办成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社会论坛，始终保持着进步倾向。涅克拉索夫不仅是著名的诗人，同时还是卓越的出版家、编辑和文学评论家。
他在40年代主持出版的《彼得堡风貌素描》（1845）和《彼得堡文集》（1846）等书，是当时被称为“自然派”作家的文集，这实际上是“自然派”的一个宣言。这些文集巩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地位，使文学题材更加广阔，人民性更加强烈，批判揭露更加深刻。这时候，涅克拉索夫坚定地走着以果戈理为首的“自然派”——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
涅克拉索夫在40年代已经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在谢德林之前就写了大量的讽刺作品，揭露当时的剥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敌人、对剥削阶级的辛辣讽刺，像一条红线贯穿着他的全部创作。他继承了果戈理的传统，并以更高的思想性使这一传统进一步深化。他的诗歌是在40年代革命思潮以及科学、文艺和文学评论都有长足发展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
涅克拉索夫40年代创作的题材主要是城市生活，特别是城市中的贫民生活。
他在1845年写的《摇篮歌》中，揭发了大官僚们的贪赃枉法。这是一首极有胆识的讽刺诗，它直接攻击了当时执政的权贵，专制政体的爪牙。在腐败的专制农奴制的熏染下，他们总是以阿谀逢迎和盗窃行为作为猎取高官厚禄和社会地位的手段。《摇篮歌》的发表，使反动阵营极为恼火，甚至在十年以后他们还记着这笔账。1856年反动的新闻撰稿人布尔加林在写给“第三厅”[263]的报告中，便列举了涅克拉索夫的《摇篮歌》和其他一些诗，声称：“涅克拉索夫是一个最狂妄的共产主义者……他为革命拼命地呼号。”
涅克拉索夫一向爱憎分明。他憎恨达官贵人，热爱劳动人民。他在《街头即景》（1850）这一组诗里对穷人抱有无限同情，其中《小偷》一首最为人所称道。诗人理解产生犯罪的社会原因，他对为饥饿而行窃所受到的惩罚提出抗议，他认为这是一个“丑恶的场面”，他以轻蔑的口气说到那个“失窃了一块面包”的小贩，而对小偷的描写则充满了深厚的同情。另外三首则写了被迫送子从军的悲惨情景，穷人家孩子的夭折，马车夫万卡的可怜相。最后，诗人把自己在街头所得的一切印象，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仿佛到处都看见悲剧。”
涅克拉索夫40年代的创作虽然主要是描写城市生活，但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他也逐渐注意到乡村。《故园》（1846）体现了诗人早期创作的基本特征，对于全面理解涅克拉索夫具有重大意义。此诗取材于作者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他怀着憎恨和愤怒的心情描写了地主庄园生活。他认为这种生活是“既贫乏又空虚”，是“在豪华的酒筵和无知的傲慢中，在荒淫无耻和卑鄙的暴行中度过”的。可是在贵族庄园里遭受压迫的，则不只是农奴制压迫下的“奴隶”，而且还有住在庄园上的全体居民。须知那时，当一些贵族作家还在无限留恋地描绘自己庄园的时候，而涅克拉索夫却对自己故园的破落感到欣慰，他“愉快地看见黑压压的松林已被砍掉”，“空寂的阴暗的房子也倒向了一边”。作者对地主庄园所抱的这种否定态度，曾经受到别林斯基的赞赏。我们还须看到当时一些贵族自由派作家还在仅止于指责农奴制度的某些畸形现象，并要求以人道的态度对待农民的时候，而涅克拉索夫却已在抗议那建筑在农奴制基础上的整个社会制度了。应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
50至60年代是农民运动急遽高涨的时期。如果说别林斯基时代的解放运动还只是平民知识分子要求取贵族知识分子的地位而代之的开始，那么到了60年代，便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这种取代过程，阶级力量从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50年代中期，涅克拉索夫邀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参加《现代人》编务。他们三人由于立场、观点的一致，遂结为共同为革命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的亲密战友。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中提出，文学应成为“生活的教科书”。在这“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的时代，文学要成为“生活的教科书”，势必要面临一个崭新的任务：要写与农奴制及其残余作斗争的新内容，而唯一能把这一斗争进行到胜利的人民，则应该成为文学中新的主人公。文学必须激发人民的自觉性，使他们理解自己在历史上的作用。时代的主要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必须成为文学作品中冲突的基础，并决定其情节的发展。涅克拉索夫是在俄国诗歌中满足时代要求的第一个人。他这时的创作，不仅题材转向人民，而且还提出劳动和社会斗争的新主题，并塑造了新的正面人物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形象。他在这一时期——50年代所写的诗如《诗人与公民》《别林斯基》《大门前的沉思》《叶辽穆什卡之歌》《伏尔加河上》等诗，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很强的名篇，甚至可以说是构成俄罗斯诗歌发展的整整一个时代的代表作。
《诗人与公民》（1856）是一篇革命诗歌的宣言，它提出了50年代进步知识分子关于文学和艺术问题的主要纲领，它认为革命民主主义诗人的任务首先要做一个公民，当一个战士。
你可以不做诗人。
但是必须做一个公民。
涅克拉索夫把诗歌看做是流血的革命事业，他号召诗人积极地干预生活，参与当前的斗争，反对脱离现实的“纯艺术”派观点，宣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原则。他讥讽自由派只是一些“说得多、做得少”的人，指出只有革命者才是俄国“当之无愧的公民”。他满怀激情地召唤：
为了祖国的光荣，为了信念，
为了爱而去赴汤蹈火吧……
去吧，无可指责地去牺牲！
你不会白白地死去：事业将会永存，
假如为这一事业有鲜血在汩汩地流动。
这不仅使人想起雷列耶夫、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些专制政体的牺牲者的命运，而且使人感到诗人的事业之所以不朽，就在于诗人能“为时代的伟大目标服务”。涅克拉索夫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信念，他在临终前还写道：
谁要是为时代的伟大目标服务，
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那为了
实现人与人是兄弟关系的斗争，
那他就能在死后得到永生……
——《致济娜》
涅克拉索夫自己正是这样一位经得起时代考验的诗人。
辛辣地讽刺、大胆地揭发沙皇官僚剥削制度的《大门前的沉思》（1858）证明，涅克拉索夫的诗已日臻成熟，他一生创作中的三个重要方面——现实主义的描写，对敌人、对剥削阶级的尖锐讽刺，直接向人民发出革命的号召，在这首诗里都得到充分而鲜明的表现。诗的灵活的形式完全符合作品丰富的内容和充实的思想。
诗人怀着无限同情描写来权门求见的农民：“肩上披着破烂的衣衫，/那伛偻的背上各背着一个行囊，/颈上系着十字架，而那一双双/穿着草鞋的脚上布满了斑斑的血痕”，“带着希望和痛苦的神情”，仿佛是从遥远的乡村来到官邸的门前。他们显然是要请求什么，而且很可能是抗议地主的压迫。然而看门人对这些可怜无告的农民却无丝毫的同情，终于把他们赶走了。这时诗人遏止不住自己的感情，将诗的锋芒立刻转为愤怒的指责。随着对这位权贵的层层揭露，指责也愈益激烈，以至达到感情最激越的高潮。作者对这批压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做出了严厉的判决：“而你就要进入坟墓了……英雄，你被祖国悄悄地咒骂着……”
我们在诗的结尾，看到一幅被奴役的群众的概括画面，听到诗人对祖国和人民命运忧心如焚的“沉思”：
请给我指出这样一个处所，
这样的角落我还不曾见过，
在那里你的播种者和保护人——
俄罗斯的农民可以不再呻吟。
诗人将广大劳动人民“巨大的悲哀”比作伏尔加河的春汛，甚至比春汛更加“茫茫无际”。
伏尔加！伏尔加！在春天涨水时期，
你横扫田野，茫茫无际，
但怎比得人民巨大的悲哀，
到处泛滥在我们这辽阔的土地——
伏尔加河的形象，是浩渺无边而又强大有力的体现。人民不只是呻吟，而同时也在积聚力量同压迫者进行斗争。不言而喻，当时优秀的俄国人都期待着这种呻吟和长期忍耐的结束。涅克拉索夫热爱人民，相信他们无比强大的力量，所以他不能容忍那种认为俄国人民会永远沉睡不醒的说法。我们看，诗人的态度是明确的：革命或者死亡！
诗人在《叶辽穆什卡之歌》（1858）里已不单是对人民未来命运的“沉思”，更重要的是提出了革命的口号，而且赋予这种口号以热情而激烈的鼓动性质。甚至可以说，诗里的这些号召，也正是60年代俄国青年的革命口号。
全诗用“摇篮歌”的形式写成。“过路的，城里人”（指下乡宣传的革命者）与“奶母”所唱的两支歌，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观点。用什么观点教育青年一代呢？诗人显然是反对“奶母”的向统治阶级卑躬屈节、一心要博取高位去过安逸享受生活的观点的。诗人通过“过路的，城里人”之口提出了革命的口号：“你奉献给祖国的，/将不是农奴的忍耐力：/而是对压迫者的/怒不可遏的粗野的仇恨，是对无私劳动的/伟大的信任。”诗人号召要为“自由”“博爱”“平等”而斗争。
随着60年代解放运动和革命思想的发展，涅克拉索夫创作中的社会政治敏锐性也逐渐提高。
涅克拉索夫在1861年宣布“解放农奴”以后所写的长诗《货郎》（1861），形象地揭示了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说明在新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下，农民的命运甚至比过去更悲惨，从而使人想到：非革命不足以真正改善农民的命运。这首诗的篇幅虽然不大，却是一百多年前俄国农村生活的一个缩影。长诗通过货郎到处游窜，利用各种各样的生活画面，表现了战争所造成的贫困，沙皇官吏的暴虐，农民的繁重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他们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看到了生活的真实面貌：到处没有欢乐，到处没有真理和正义。
诗人怀着深挚的同情描写了万尼亚和卡捷琳娜的爱情故事。但这个故事是在广大的农民生活背景上展开的，货郎遭到守林人的杀害和抢劫的不幸结局，只说明俄国人民艰苦的处境和社会制度的罪恶。
在“改革”后严厉的审查制度下，诗人更其不能畅所欲言了。因此《货郎》的斗争锋芒显得有些不足，对当时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诗人也没有作直接的描写。但是诗人仍在《货郎》中曲折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革命思想。在单调、低沉、抑郁的《货郎》中，我们仿佛听见诗人在愤怒地抗议：“不能这样活下去！”诗人在每一首之前所加引的题词“只有好汉才得活”，“你想幸福就把杯干，不要幸福就别喝完”也充满慷慨激昂的斗志。如果对照一下涅克拉索夫同年写的《致屠格涅夫》中的诗句：“快干掉这杯神圣的酒，在杯底——就是自由！”便更觉革命气概跃然纸上了。
这部以普通农民为主要读者的现实主义长诗，不但内容浸透着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而且还吸取了民间文学的题材、手法、语汇和韵律的精华，从而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通俗流畅、平白如话的新诗风，在俄罗斯民间曾广泛流传。
涅克拉索夫是革命的农民民主主义者，他把自己一切对光明未来的希望都同农民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肯定和歌颂劳动人民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创造了许多关于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的诗，充满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在涅克拉索夫的诗歌里，只要他一提起俄罗斯妇女的命运，便使人感到他忧心忡忡、郁愤难平，所以他被称为“妇女命运的歌手”。他的长诗《红鼻头严寒大王》[264]（1863）便是杰出的一篇。
全诗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心理和生活，并以其对劳动的礼赞和对劳动人民苦难的同情，创造了一个“庄严美丽的斯拉夫妇女的典型”。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生活这个概念对农民来说，总是与劳动分不开的。达丽亚的形象之所以具有那样动人的诗意美，主要是在描写时没有离开她所从事的劳动：
美人像一朵稀世的奇葩，
脸儿绯红，身儿周正，个儿高高，
她穿什么衣裳都美丽
她干什么活儿都灵巧。
饥饿，寒冷，都能够忍受，
她永远是耐心而又沉静……
我看见过她怎样收割：
把手一挥——就是一垛！
诗人不仅写到她收割庄稼，而且还写了她砍柴、耕田、纺织、缝纫，以至于修理镰刀等劳动技能。热爱劳动，成了达丽亚思想感情的基础。她以劳动者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一切：“穷苦的乞丐，她不可怜——谁叫他游手好闲地胡荡！”这样，一个美丽、坚强、能干和有着丰富内心生活的斯拉夫农妇的形象便十分动人地耸立在我们面前。
达丽亚与丈夫的真挚爱情，正是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俄国当时有许多作家对妇女往往只限于爱情的描写，而涅克拉索夫则首先肯定了妇女和男人同样是全民劳动的参加者，甚至有时比男人所付出的劳力还要艰巨。达丽亚在丈夫因过度劳累而病死之后，独自一人顽强地在贫困中挣扎。在数九寒天，为了让孩子们取暖，她到森林里去砍柴，终于冻死在冰天雪地里。面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诗人在“献词”里写下了感人至深的名句：“这里只有石头才不哭泣……”我们认为，达丽亚是涅克拉索夫所有诗篇中最完美、最凄绝、最迷人的一个形象，而就长诗对农民生活观察的深刻，就其表现力的抒情力量的强烈而言，也几乎可以超过一切描写俄罗斯乡村的诗。
涅克拉索夫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在长诗中袭用了“严寒老人”这个优美的俄罗斯童话，并将这一形象重新加以创造。这不仅给长诗增添了光彩，而且使它更加接近了人民。
《铁路》（1864）是涅克拉索夫最卓越的诗篇之一。它描写了在资本主义新的剥削形式下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工人农民的悲惨遭遇，并严正地指出：铁路的修建者不是沙皇和大臣，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1846年到1851年，沙皇尼古拉一世驱使千千万万的农民来修建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铁路，这些新工人的劳动条件非常恶劣，每月只有三个卢布的工资，他们成年累月地过着非人的生活，很多人在工地上冻饿而死。正如当时的目睹者巴纳耶夫工程师所说：“这是整个俄罗斯土地上最不幸的人民，他们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像会干活的牲口……”
诗里出现了死者幽灵的形象。他们不甘于自己被奴役的命运，在月夜里追捕列车，唱着凄厉而忧郁的歌，叫人听了宛如全体俄罗斯人民在幽幽地控诉。
我们永远弯着腰、驼着背，
在酷热和严寒中毁了自己的身体。
我们住在土窑里，与饥饿做着斗争，
冻僵了，淋湿了，染上了坏血病。
能写会算的工头敲诈我们，
长官鞭打我们，贫困压迫我们……
诗人在这里指出，这条铁路乃是建筑在无数“俄罗斯人的白骨”上，正是这条铁路“给这不毛的荒原平添了无限生机”，只有这些已死的和幸存的工人才是进步与文明的创造者。可以说，这是俄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关于人民群众建设性和创造性劳动的赞歌。
《铁路》是涅克拉索夫创作中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名篇之一。当时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因为受了这首诗的感染和鼓舞而踏上了“为亲爱的祖国”而斗争的道路。
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自然也要表现当代的正面人物形象。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是诗人的战友和同志，他曾不止一次地在诗里描写过他们。刻画当代革命领袖的形象，是诗人的光辉成就之一。
在《В.Г.别林斯基》（1855）这首诗里，他盛赞别林斯基的战斗精神。他说，在“文学……高唱着催眠曲”的时候，当果戈理“深受无耻的敌人的排挤，已经一个人挣扎得筋疲力尽”的时候：
而他来了，这默默无闻的贱民！……
他不宽恕任何一个谄媚者、
下流坯和白痴，
和那些伪装热心的爱国者的
心地善良的小偷！
从别林斯基身上，诗人获得了坚强的信心：
啊，我的祖国！
你有多少心灵自由的、
宽厚的、高贵的、
廉洁的、忠实于你的儿子！
在《预言者》（1874）一诗中，诗人强调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英雄气概、自我牺牲精神和为祖国的自由和幸福而死所做的充分准备。诗人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看得比我们更清楚，不甘愿牺牲自己，/要做点好事也是绝不可能”，诗人说“他爱得更崇高、更广阔”。诗人称赞他是“预言者”。
诗人在著名的《纪念杜勃罗留波夫》（1864）一诗中，呕心沥血地塑造了这个年轻的爱国者、革命者和思想家的光辉形象。他沉痛地哀悼他的早逝：
一盏多亮的理智巨星陨落了！
一颗多高洁的心停止了跳动！
这两行诗曾被列宁用来作为纪念恩格斯的论文的题词。
1865年《现代人》杂志连续两次受到政府警告，第二次就是因涅克拉索夫《铁路》一诗引起的。次年卡拉科佐夫行刺亚历山大二世未遂，于是反动统治开始对进步力量疯狂地镇压。《现代人》这时危在旦夕。为了挽救杂志，涅克拉索夫“违背自己的良心”给沙皇的“救命恩人”奥西普·科米萨罗夫写了一篇祝贺的诗，而在另一个庆祝宴会上又读了一篇献给1863年镇压波兰起义的刽子手——“绞刑吏”穆拉维约夫的诗。于是他立刻受到进步读者的谴责。诗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我从来都不出卖竖琴，
但每当无情的灾祸突然来临，
我的手便常在竖琴上弹出
不正确的声音……
——《“我不久就要死去。啊，我的祖国”》
接着，诗人沉痛地忏悔道：
为了和人民具有共同的一滴血，
啊，原谅我吧，祖国！请原谅我！……
然而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有素的涅克拉索夫，毕竟不是可以轻易打下马鞍的战士。他虽然曾为片刻的软弱表现受到许多人的责备，他虽然在以后的岁月中常常为此而耿耿于怀，感到羞愧，甚至一再公开表示忏悔，但这终究是白璧微瑕，而纵观他的一生，也确如列宁所指出的，“他是完全同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265]，虽不免有一时的“摇摆”，但终不失为一个卓越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
《现代人》于1866年终于被查封。涅克拉索夫感到十分痛心。经过奔走筹措，他于1868年接办《祖国纪事》杂志，和谢德林等一起，同样又使杂志继承了《现代人》的战斗传统。
涅克拉索夫是一个具有敏锐的美学鉴赏能力的编辑。他根据第一篇作品就明睿地预断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独特才能。他对屠格涅夫的评论深刻中肯，他能就丘特切夫的成就而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
俄国70年代的特点是国内革命运动的继续高涨。涅克拉索夫这几年的抒情诗，革命的调子也一年比一年高昂。他在最后十年还写了几部大型叙事诗，如《祖父》《俄罗斯妇女》《同时代的人们》和《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等。在这些叙事诗里，革命主题当然也有鲜明的表现。
“写当代现实”是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一个基本口号。他于70年代转向历史题材，写了《祖父》（1870）和《俄罗斯妇女》（1872—1873），不是要脱离现实，而是在当时的可能条件下从另一个方面来接触现实。也就是说，作者想通过历史的棱镜来反映当代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
像《俄罗斯妇女》这样对政治流刑犯尽情歌颂的长诗，在俄罗斯文学中是找不到第二部的。诗人赞美十二月党革命者的高尚品质，无异是向当代的社会活动家发出的号召，希望他们也能如此忠诚地、忘我地为革命事业效力，以至于献出自己的生命。长诗描写的，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冲破种种障碍，到西伯利亚去寻找被流放的丈夫的历史故事。诗人辛辣地揭露了沙皇的黑暗统治，热情地歌颂了俄罗斯妇女的高贵品质以及她们的光辉理想和自我牺牲精神。特鲁别茨卡娅抛弃了贵族家庭的一切特权，不辞劳苦，历尽艰辛，千里迢迢去寻找丈夫。省长百般刁难，但也无法阻止她的西伯利亚之行。
而另一个俄罗斯妇女沃尔康斯卡娅也以同样的抱负来到西伯利亚，她在矿坑与自己的丈夫见面时的情景，是十分动人的。
我在他的面前不禁双膝跪倒，
在拥抱我的丈夫以前，
我首先把镣铐贴近我的唇边！……
我们认为，这正是对十二月党人崇高革命理想的生动礼赞。诗里关于十二月党人起义场面的描写，在俄罗斯文学中还是第一次，从而也可以看出诗人对这次起义所抱的肯定态度。
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7）是涅克拉索夫创作的高峰，是60年代和70年代俄国生活的真正百科全书，是打破了俄国诗歌旧传统，把农民放在作品的中心位置的人民史诗。从长诗构思的宏伟和对当时俄国各阶级人物心理刻画的深刻，从描写的真实、色调的鲜明和典型的多样性来看，确实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皇皇巨著，堪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果戈理的《死魂灵》相映生辉。涅克拉索夫为这部长诗付出了十四年的辛勤劳动，用尽了一个革命诗人和天才艺术家的一切艺术手段，想把自己一切最珍贵的感情以及二十多年来逐步积累起来的对俄国人民的一切认识都倾注进去。可以说，在俄国文学中还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像它这样有力而真实地表现了俄国人民的性格、风习、观点和希望。这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的典范，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最富有民主倾向的杰出诗篇之一。长诗虽然没有最后完成，但仅就已经发表的部分来看，便足以证明它是一部不朽之作。
1861年沙皇政府所施行的农奴制改革迫使农民不但要赎买自己的土地，而且还要长期赎买自己的自由。他们照旧是卑贱的等级，照旧得纳税和挨打。而且，改革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家长制自然经济崩溃，农民又受到资本家、商人、包工头等新的剥削。自由派肉麻地歌颂“改革”说：“我们的俄罗斯已经成了自由人的乐土”，但农民们却以激烈的暴动来表示抗议。涅克拉索夫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让农民针锋相对地提出质问：“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诗人用农民的眼光去观察现实，尖锐地揭穿了农奴制改革的欺骗实质，批判了农奴制的残余，表现了农民的不断觉醒，从而号召人们奋起为人民的幸福而斗争。
长诗广泛吸取了民间创作的艺术经验。它的书名、结构以及那个童话式的开端，都和民间口头文学有密切的关系；作者灵活地运用传统的民歌手法和形象，使得长诗更为色彩鲜明、亲切动人；长诗的语言更有着浓厚的民间风格。涅克拉索夫大胆地使用农民的口语写诗，并吸收了大量民间俗语、俚语、谜语，充分表现了群众语言的丰富、生动、机智和诗意。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在俄国革命思想史上起过卓越的作用，它对读者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60年代以后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中，抒写人民痛苦的歌手涅克拉索夫，显然是一只预报人民幸福的海燕，而他的杰出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则是一座铭记俄罗斯历史的丰碑。
长诗《同时代的人们》（1875）对当时俄国统治阶级的一切制度、一切阶层和各种社会集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绘制了一幅关于俄国资产阶级企业蓬勃发展和确立时期各种恶风陋俗的可怕画面。作者在长诗里揭露了资产阶级制度及其典型代表的反人民的实质，从而使人看到政府机构的寄生现象和叛卖行径，并说明统治阶级的腐败和它在道德上的崩溃。照作者的话说，这是一个强盗的大合唱，甚至连皇室也积极参加了这种对金钱的狂放追逐，参加了这个大合唱。《同时代的人们》是讽刺作品的典型。
涅克拉索夫在诗中卓越地运用了尖锐讽刺和异常夸张的手法，创造了一些离奇古怪，甚至滑稽可笑的形象，但这并不妨碍诗人来表现它的资本主义实质。比如伊万公爵的形象：
伊万公爵——论肚子，他是个庞然大物。
两只手——像两床鸭绒被褥。
肥胖的两颊像台座，
托住了他的大耳朵。
按上嘴唇的结构，
他就是个叭儿狗；……
这种夸张的艺术手法，深得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赞赏。我们从这位伊万公爵身上立刻会想起马雅可夫斯基在《午餐颂》《我对这个的态度》，特别是《厌倦了》等诗中塑造的那些滑稽可笑的资本家形象，从而可以看出，马雅可夫斯基的那些揭露和嘲笑政治敌人的讽刺诗与涅克拉索夫的继承关系。
长诗中还对欧美的资本主义有所评议，这在自由派力图抹煞美国生活中残酷的阶级矛盾的当时，是有着深刻进步意义的。
涅克拉索夫在与沙皇专制制度的长期斗争中，健康情况大大恶化，最后竟致不起。死前不久，他曾写道：
啊，缪斯！我已走到坟墓的门边！
……
但不要哭！我们的命运令人欣羡，
人们不会咒骂我们：
我和一些正直心灵之间
那活生生的血肉联盟，
你不能让它长久地中断！
看着这被打得遍体伤痕、
面色惨白、浑身是血的缪斯，
而竟无动于衷，他就不是俄罗斯人……
——《“啊，缪斯！我已走到坟墓的门边！”》
诚然，诗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是断断分不开的，他那“被打得遍体伤痕、面色惨白、浑身是血的缪斯”，正是他终生为之讴歌的被压迫人民的化身。
在涅克拉索夫临终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流放地曾两次写信给他的战友和表弟佩平，让他向涅克拉索夫转致热情的慰问和兄弟般的爱。他说，因为他在公民诗歌创作上的伟大功绩，他个人的一切过失和缺点都会得到宽恕；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毫不犹豫地称他为“俄罗斯文学中最伟大的诗人”。另一次，车尔尼雪夫斯基则又强调说：“他的光荣是不朽的”，“俄罗斯对他——俄罗斯所有的诗人中最有才华的、最高尚的诗人的爱是永恒的”。
涅克拉索夫继承了他的前辈们的优良传统，并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原则，对俄罗斯的生活现象断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以自己的创作深刻揭露了农奴制的重重黑暗，号召广大人民奋起反抗，英勇斗争，诗篇里充满了革命激情和战斗精神。涅克拉索夫在唤起人民觉醒、促进革命进程、彻底推翻农奴制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涅克拉索夫又是一个新诗风的开创者。他唾弃温文尔雅的诗风，想让俄罗斯的庄稼人都能阅读他的诗。因此，他在诗的形式和语言，特别是题材方面都做了大胆的革新，于是普通的劳动人民在他的诗里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怀着无限的同情，抒写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劳动和斗争，每日的痛苦和偶尔的欢乐，积极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
涅克拉索夫的创作，不仅对以后俄罗斯诗歌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对苏联诗歌的形成也起着巨大作用。卢那察尔斯基曾肯定地说：“毫无疑义，我们今天的诗歌应该是涅克拉索夫式，而且不能不是涅克拉索夫式。”[266]实际上，别德内依、伊萨柯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等许多苏联诗人都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接受了他的宝贵遗产。而涅克拉索夫诗歌传统的当然继承者，则是自称“涅克拉索夫派”[267]的苏维埃时代最杰出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他在《谈现代诗歌》（1924）一文中，把涅克拉索夫奉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从多方面继承而且发展了他的革命战斗传统，从而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诗风。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以自己的诗歌反映苏维埃国家的新生活，召唤人们去为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创造性劳动。
魏荒弩
1989年元旦，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