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姑娘不会爬树，看不到银幕，只能站在小板凳上听着声音自欺欺人，第二天再根据声音编造电影故事，引起无法前来观影姑娘的嫉妒。汉族姑娘最嫉妒的是黄须族少女，因为黄须族少女爬树不输于黄须族少年，站在高处同样谈笑风生乱扔瓜子皮；和下方的汉族小伙儿对骂也绝不含糊，说急了直接下树打人，绝对的巾帼不让须眉。但遇上刮大风天气，树上观影就变得比较危险，树枝上的亡命之徒必须艰难地维持自己的平衡，空不出手嗑瓜子，文明礼仪由此得到改善。汉族小伙儿遇见刮风不敢上树，也站在小板凳上挨着姑娘一起听着声音自欺欺人。但大树毕竟是木头不是钢铁，在电影放映的时候，经常能听到树木断裂时的一声巨响，而后便是无数人的惨叫——有站在树上摔下来的倒霉蛋，有站在树下不知头顶隐患的大傻瓜。不过骚动很快平息，因为外国电影里的“儿童不宜”实在太多，观影者除非当场重伤断腿瘫痪，否则也一定带伤继续观看——足见人民群众对电影的热爱和忠诚。
每次电影放映前，放映员小李会使用严重畸形的普通话神秘地透露一些“儿童不宜”的情节。这些情节在谣言的推动配合下迅速传播扩大，最后简直不堪入耳，引得越来越多的人争先恐后爬树占地。后来已婚汉族少妇冲破封建传统的妇道拘束，也开始勇敢爬树，抢占有利地形。可惜动作笨拙，一个小时爬不上一厘米，最后只好气喘吁吁地站在凳子上变本加厉地自欺欺人；而黄须族女子无论少妇还是少女，甚至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只要具有爬树的体力资本，都会敏捷地爬上树梢，实在没地儿就骑在黄须族男子的肩上，展示高难度的杂技动作，让人看得目瞪口呆，心惊胆战。电影的内容倘若与谣言不符，散场后观众就不愿离去，站在地上或树上大声起哄，要求重新放映自己想看的内容。由于场面混乱，每回都需要解放军叔叔出动疏散闹事人群，迫不得已还要向天鸣枪，搞得气氛更加紧张。
国际友人也很喜欢这种紧张刺激的氛围，自认为自己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的核心气质，躲在酒店高档安全的屋子里透过窗户看得血脉喷张，事后记载成册，以方便突然成名或年迈糊涂时出版回忆录，而后再把自己当作权威评点中国。
由于“儿童不宜”四个字成为露天电影的主要且唯一的宣传口号和宣传内容，所以我们这些小孩被严禁靠近观看，连正在蓬勃发育的傻子小川都不例外。每到露天电影放映那天，我就被外出看电影的父母锁在家里被迫睡觉，实在睡不着只好起床看电视。不想电视台的人竟然也都去看“儿童不宜”了，所有频道一律雪花满屏。时间一长，我便练就了看电视雪花的本领，盯着屏幕独自想象，所有的东西都视觉化，平常不太被理解的抽象事物开始被我慢慢接受。比如时间这个东西，实在不好具像，但我可以在电视雪花中看到一个黑点，这个黑点慢慢旋状，螺旋一般衍生出更多的黑点，当这些黑点渐渐占满整个屏幕的时候，时间刚好过去一个小时。这个现象我试验了许多次，非常准确，屡试不爽。通过电视雪花我还能看到在火海中挣扎的周大力，吊在房梁上拼命试图解脱的老校长，他们的死亡近在眼前。我认为自己具备了某种特异功能，说不定能看到未来，比霹雳贝贝更加厉害，所以更加努力地在深夜看电视雪花。但我只能看到过去，不能望见未来，而且看到的过去大都是悲剧，有些明显与事实不符。
比如我多次看到郭强被成群的野狗咬死；小川和王小书迷失在野坟之中被厉鬼吞没；张不高被人从中对折，舌头舔着脚后跟，向我诉说他的痛苦……这些景象很恐怖，让我噩梦不断，难以入眠。但我却病态般疯狂喜欢这种恐惧的感觉，看到的景象越发惊悚骇人，甚至白天看见的美好事物在夜间也被我的幻想彻底改变，变得非常恐怖。比如鲜花的花蕊变作尖利的牙齿，不停撕咬着大地，露出地下红色的火焰，吞噬包括鲜花在内的一切事物。我站在一旁静静观看，却长着两个脑袋，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王小书。王小书要我将鲜花连根拔起，我举起双手，走向鲜花，却发现自己无手无脚，重重地摔倒在红色的火焰上，两个脑袋被溶化在一起，面目全非，最后竟变成一朵长着尖利牙齿的鲜花，悬浮空中，根茎渐渐枯萎，最后终于死去……类似的奇怪景象我看到了很多，并都被我牢牢记住，许多年来也不曾忘记。长大后我不再具备看电视雪花的功能，一看就双眼通红流泪。虽然通宵都有各种电视节目，实在没有节目就通宵放广告，却完全没有电视雪花来得有意义。我很希望自己像小时候一样可以通过电视雪花看到过去的事情，因为我已忘记了许多。
由于熬夜看电视雪花，我白天总是犯困，小小年纪便开始夜里失眠。可这并没影响我的身体不断长高，虽然我还是不喝牛奶不吃鸡蛋。其他的孩子和我一样，也纷纷开始在这个漫长的暑假长个儿。只有王小书是一个例外，就是死活不长。王小书他爹王建军百思不得其解，牛奶定双份都不管用，经常带着王小书到医院检查身体，觉得医院的米尺比较标准，能把王小书量高一点。王建军还试验了许多偏方，家里整天散发着中药味，闻得王建军觉得自己都长个儿了。
我觉得长个儿这件事情专属于小孩是因为我们比较闲，有大量的时间长高变壮。大人们白天上班，晚上观看“儿童不宜”，比较忙碌，稍有空闲还要拳脚相加教育子女，实在没有时间长个儿。所以大人长大后多高，到死就多高，从没听说哪位大人长个了，当然张不高他爹除外。
王小书早熟得厉害，说话做事比一些大人更加靠谱，已经跨入了成年人的思想世界，所以他对长个儿这件浪费时间的事态度暧昧，觉得无所谓。但是对于我的推论却不能苟同，他说有些懒汉成天无所事事也没有长个。我告诉他这些人其实也很忙，白天忙着偷懒，晚上熬夜睡觉，是职业的懒汉，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长个儿。王小书说我这是歪理，不是道理。这让我很迷惑，谈点自己的想法就必须讲道理吗？对于王小书来说最不讲理的事就是用尽全力也无法长个儿。这个事实让王小书讲不出任何歪理来使自己长个儿。于是我知道对待王小书只能讲道理，以配合他读过的许多书。
王小书对于长高这件事确实不太在意，他和我们说话必须轻微仰头，这让我找寻到一种成长的快乐——终于可以俯视王小书了！王小书始终没有为自己配制帮助长高的药物，每天还在像个大人一样忙碌读书学习，因为他的勤奋好学，我们所有人的暑假作业全部顺利提前完成，包括小川。除去笔误、抄串行儿等不可避免的人为因素，所有人的答案和王小书的基本一致，方便了老师的批阅。
由于发射基地即将要用新建的发射塔发射“宇宙天马探测器”，大院里贴满了各种标语，大喇叭里每天宣读斗志昂扬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出自我爹之手，内容空虚，几万字的文章概括起来不过标语一句——大干苦干！由于文章写得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组织决定让我爹随领导去北京向更高的领导汇报近期发射工作情况，并且可以携带一名家属。
有时候不敢期待的现实总是会轻易出现在你面前，张开嘴巴就能体味幸福。对于我爹是这样，对于我也是如此。我娘毫不犹豫做出重大牺牲，决定让我爹带我去北京开开眼界，增长见识，回来后好刻苦学习，争取今后到北京上大学。临行前几天，我娘仔细为我们父子俩人准备行李，专门为我添置了好几件新衣服，其中一件我记忆深刻：黄色短袖，前面是丝线绣制的一条栩栩如生的龙。据卖衣服的小贩说这条龙的造型来自北京北海公园的九龙壁，是青少年上北京学习的必备服装。但这件衣服从买回来就开始掉线，北海公园的龙也渐渐残缺，等我后来从北京返回竟完全消失，让我一度怀疑是不是这条龙逃回北海公园了。所以我一直很固执地认为，现在北海公园的九龙壁上其实是十条龙，最新的一条是线缝上去的。这件衣服的背后还印着两个鲜红的大字——中国，方方正正，大方合体，陪我去了一趟北京后依然健在，只是改变了颜色，和衣服的底色混在一起，不仔细看还以为衣服脏了。
因为这件衣服，我对首都北京肃然起敬，体会到伟大首都改造事物的巨大威力。临走前两天，王小书托我在北京给他买一本《新华字典》，并反复嘱咐我一定要去北京王府井书店；小川他妈托我爸到北京的大医院打听打听，小川的病还有治不？眼看小川身体即将发育成熟，小川他妈越发着急上火，害怕小川傻死在家里，快二百斤的一个大胖子死得比鸿毛上的细菌还要轻。
临走的头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感觉很紧张，不知道首都人民会不会欢迎我。全北京我就知道长安街和天安门，一旦首都人民像黄须族少年一样追杀我，我该往哪里跑？这天晚上王小书他爹王建军突然来到我家，和我爹密谈了很久，大约是关于一封信的事情。我爹将这封信收在我们的行李中，就在装钱的暗格里。我很好奇，为何这封信如此重要？后来我模模糊糊地睡着了，梦见自己早上一开门就看见天安门搬我家门口了，王小书对着毛主席的大照片玩命敬礼；小川站在长安街上指挥交通；来来往往的首都人民都骑着大奶牛，一人一头，拿一个吸管接在牛身上，渴了立马就能喝上新鲜牛奶；长安街两边全是高楼大厦，全都好几百层，张不高住进去都不嫌挤；我们学校也有好多人在这些大楼里出出进进，特别忙碌，我怎么叫也不搭理我。后来王小书牵过一头奶牛，自己拿一吸管，又递给我一个，我俩就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喝牛奶。我开始越长越高，渐渐比周围的大楼还要高，直至所有的人在我眼前渐渐变小消失，包括同样在喝牛奶却始终没有长高的王小书。后来我因为太高终于摔倒了，大声喊着王小书的名字，人不停地往下掉，没完没了，周围一片漆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