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抗战对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影响
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专辑
张武军
北京和上海是我们谈论中国现代文学时无法绕开的两座城市。北京自明清以来就为帝王都，历史的积淀注定北京必将成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龙头，早期的高等学府、作家流派、文艺社团多聚于此。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第一个十年来说，北京无可争议地居于中心地位。上海自近代以来为西方各列强之租界，经济较中国其他城市要发达得多，到了20世纪，上海不仅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也已迈人世界顶级大都市的行列。上海繁荣的经济为文学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报纸、杂志、出版业、印刷业都显得比较成熟和完善，这也预示着从新文学诞生之初，上海就有和北京争锋的可能。30年代，由于政治的、经济的原因，很多作家和文化机构开始向上海迁移，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上海逐渐居于中心地位，至少已经成为和北京相对峙的另一个现代文学的中心。
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固有的格局和自然发展的态势，中国现代文学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被迫进人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不仅包含着时间上的变化，更体现在空间上的转移。北京、上海在暴日铁蹄下仍然生发着不屈的、抗争的文学，但沦陷的疆土上注定无法竖起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令旗。现代文学和中国军民一样不得不完成一次空间大转移。历史的机遇造就了由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来延续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重庆，在40年代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
上海和北京文学中心的陷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是由民族的灾难和无数作家个体的痛苦选择所形成的。战前，很多作家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奋斗，已经在京沪及其周边地区扎稳脚跟，习惯地享受着自己的人生及成功、优越、幸福。然而在战乱中，他们既定的生活模式将被彻底打碎，那些生活不尽如意的作家将陷人更加不幸的深渊。惟有这种前后生活的巨大反差才彰显出重庆替代京沪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意义，在时空转变的背后，更有现代文学深层次的转变。
先让我们看看上海和北京的作家们如何在幸福的生活中面对走与留的痛苦选择。
战前，叶圣陶住苏州，并已在开明书店身居要位。1935年，他在苏州建造了新居，用他自己的话说，“讲究虽然说不上，但是还清爽，屋前种有十几棵树木，四时不断的有花叶可玩。”叶圣陶一家老老少少战前其乐融融，可见一斑。因此，当战争来临时，走与留的问题不能不让他和家人费尽思量。他们最终选择了举家搬迁。“叶圣陶举家西迁，是下了一番决心的。那时候，叶圣陶一家老老小小八口人：老母、妹妹、妻子、至善、夏满子（夏丐尊的女儿，叶至善的未婚妻）、至美、至诚。老的老，小的小，一家人搬迁，谈何容易？何况，在抗战前不久，1935年，叶圣陶在苏州青石弄5号新置了四间小屋。”
与叶圣陶一样难以割舍往日幸福生活的还有丰子恺。丰子恺在他的“缘缘堂”度过了他人生和艺术的黄金时代，战事进逼，逼得丰子恺不得不走。离开熟悉的“缘缘堂”，舍亲别友，这个决定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丰子恺一家先到桐庐暂避，日军人侵杭州，使得他们全家又不得不为走与留的问题展开辩论。一向平和的艺术家丰子恺却展示了过人的胆魄：“宁做流浪者，不当亡国奴。”他继续率家迁徙。从1937年11月丰子恺携一家十余口离开“缘缘堂”，到1942年抵达重庆，途经五省，行程达六千余里。
在上海取得成就的左翼作家们也在战争爆发后选择了离开上海。胡风从日本回国后定居上海，在鲁迅的提携下，胡风迅速在文艺界站稳了脚跟，并取得一定的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胡风创办了对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七月》周刊。但日军围逼上海，“商业联系和邮路都受到阻碍，上海刊物很难发到外地去，作者又纷纷离开上海”。胡风不得不作出决定，离开上海，将《七月》迁到武汉出版。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年的茅盾几经思虑，颇费周折，也依依不舍地选择了离开。茅盾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1937年除夕，我和德沚登上了去香港的轮船，离别了曾经生活、工作和战斗了二十年的上海。上海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我开始了对人生真谛的探索，也是在这里我选择了庄严的工作。”
海派文人和流落到上海的作家在撤离上海的同时，北方那些学院里的作家们也不得不面对着新的人生抉择。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这被后来称之为全面抗战爆发的标志。事实上，事变当时并未在北方造成多大的震动，如果不是日军继续进攻上海和南京，这次事件很可能被认为是华北众多事变中的又一摩擦。因而当时北京的各大高校并没有什么动作，北方的文人和作家仍然静待事态变化，他们估计当局政府可能会尽快与日本签订停战协议。
随着日本继续增兵华北并不断南下，北京的高校奉命搬迁，北京的文人和作家才感到事态的严重，便纷纷想方设法逃离北京。沈从文决定离开北京很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当时他的大孩子不满三岁，二儿子又刚满两个月，携家出走，显然极困难。他和妻子张兆和商议，与其一家人相互拖累陷人绝境，不如暂时分开，沈从文先期离开北京，张兆和随后再带孩子南下。1937年8月12日，也就是淞沪大战爆发的前一天，沈从文和杨振声、朱光潜、钱端升、梁宗岱、赵太侔夫妇、冯文炳夫妇等一批清华、北大的熟人、朋友，化装成平民百姓乘坐第一次平津通车向天津出发。到了天津，他们才得知上海战事已经爆发，按照计划前往上海已无可能，而呆在天津也只有在日军刺刀下坐以待毙。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们一行搭上了开往烟台的外国商船，走一步看一步。到山东不久又被迫逃往南京。南京失陷前，沈从文一行或逃离到武汉或赶赴三校合并的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底，时局已经很险恶，老舍依然没有离开狼烟弥漫的济南。老舍舍不得他的妻儿，他的幼女不满三个月。老舍回忆说：“直到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旬，我还没有离开济南。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沦陷敌手，我曾函劝诸友逃出来，我自己又怎能去自投罗网呢？到上海去吧，沪上的友人告诉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动。第二，从泰安到徐州，火车时常遭受敌机的轰炸，而我的幼女还不满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实在不便去冒险。第三，我独自逃亡吧，把家属留在济南，于心不忍；全家走吧，麻烦又危险。这是最凄凉的日子。齐鲁大学的学生已都走完，教员也走了多一半。那么大的院子，只剩下我们几家人。只要是晴天，必有警报：上午八点开始，下午四点才解除。院里静得可怕：卖青菜的、卖果子的都已不再来，而一群群失去了主人的猫狗都跑来乞食吃。”老舍虽然十分不忍，但还是下定决心独自离开。“几次我把一只小皮箱打点好，几次又把它打开。看看痴儿弱女，我实不忍独自逃开。……可是，我终于提起了小皮箱，走出了家门。”这情形，老舍一直难以忘记，后来写了一首诗：“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话因伤别潸应泪，血若停留定是灰。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最终，老舍历尽艰险和苦难，逃到当时文化人云集的大武汉。
战事急剧蔓延，一两年间，绝大多数作家被迫离开北京和上海（当然，还有一部分作家留在上海，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地位做掩护，继续从事文艺活动，形成繁荣一时的“孤岛”文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的大多数作家也被迫流亡），上海、北京大的出版社、报纸期刊、文艺团体、高等学府大都选择了迁移。这就意味着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陷落，也昭示着中国现代文学将在混乱中步人新的时代。
如司马长风所说：“1937年以前，中国的文学始终以上海和北平为中心，但进人凋零期，几乎就没有固定的中心了。没有固定的中心，便出现了临时性的多元中心。”胡风也有同样的论述：“文化中心崩溃了，交通线缩小且被破碎了，这就使得专以全国范围的文化水准高的读者为对象的惰性不能继续。”
的确，战事初期，上海孤岛、武汉、长沙、广州都具备一度称为文学中心的可能性，然而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地域只是作家们暂时的避难之所而非久留之地，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去向作一个明确的选择。当时，国民政府已经决议迁都重庆，整个大西南地区也成为国民党的实际控制区域，而陕甘宁边区实际上是在共产党的掌控之中。
先前的右派作家自不必说，他们大都自然选择和国民政府同进退。我们感兴趣的是广大中间作家（独立作家）和先前的左翼作家们的选择。
9月下旬，由于武汉受到日军威胁，开明书店遂放弃在汉口建立书业基地的计划，叶圣陶开始思索去向问题。这时，夏丐尊和王伯祥写信劝叶圣陶回沪。叶圣陶24日致王伯祥、夏丐尊书云：“承嘱返沪，颇加考虑。沪如孤岛，凶焰绕之，生活既艰，妖氛尤炽。并欲离汉，亦由斯故。……近日所希，乃在渝地。渝非善地，故自知之。然为我都，国命所托，于焉饿死，差可慰心。幸得苟全，尚可奋勤，择亦途径，贡其微力。出版之业，实未途穷。……设能人川，张一小肆，贩卖书册，间印数籍，夫妻子女，并为店伙，既以糊口，亦遣有涯。……此想实现，亦新趣也，未知前途，究何如耳。”
由此可见，叶圣陶明知西南腹地重庆并不是一个好地方，但他还是不得不选择重庆，把渝地当做希望之地，“国命所托”之地。1937年12月26日，叶圣陶带领全家一十七口毅然奔赴新的旅程，历尽磨难乘“民主号”轮船于1938年1月9日到达重庆。抵渝后，他写信给友人说：“然时势所限，莫能自主，萍随波迁，想蒙宥原。”“至于弟自己，回乡之想已颇为渺茫，照现在情形，或许要做‘迁蜀第一世祖’也未可知也。”
老舍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他常激烈地谴责国民党，但也表露了对共产党的微辞。而他更是一名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积极宣传和倡导人民大众抵抗日本的侵略。因此，对老舍来说，选择和文协同迁到国民政府的新都重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闻一多也同样选择了去向和重庆地理政治环境极其相似的西南城镇，“闻一多曾激烈地公开指责过日本帝国主义，也指责过共产党，因此对他来说，除了去中国的中部或西南部的某个地方之外，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尽管他对国民党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可见，对于广大中间作家来说，陌生的西南绝不是什么好地方，但他们实在也是别无选择，他们不得不接受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各地。因为在他们看来，也只有重庆是国命所托，是维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希望之地。当时，国民党迁都重庆并不是慌不择地的亡命逃跑，而是希望以此作为大后方继续与日军抗衡。国民党当时的这种姿态无疑对知识分子很具有吸引力。很多人都有和叶圣陶一样的希望：“择亦途径，贡其微力”。老舍当时曾有一剧本《谁先到了重庆》，讲述的就是处于北京沦陷区的人民把为重庆做事当做无上的光荣，把能去重庆当做心中最神圣的目标，赞颂了即便身不去而心早已往重庆的可歌可泣的精神。在剧本中，沦陷区的有正直良心和爱国心的人民都把重庆当成心中的“圣地”。
很多左翼作家和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文人可选择前去延安或者重庆。选择前者的如周扬、丁玲等，选择后者的有郭沫若、田汉、阳翰笙等。对选择去重庆的来说，也许是因为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出于工作的需要，但是另有一些人选择去重庆却饶有意味。
武汉三镇沦丧，胡风和一大家族先到了暂时还较安全的宜都，下一步去何处是胡风必须面对的一个紧迫问题。这时，胡风收到了老舍和伍蠡甫打来的电报，约他去已经迁往重庆的复旦大学教书，月薪有100元。胡风的反应是：“看来只有同意去那儿教书了。”由此可见，胡风并不十分情愿，但他毕竟还是选择了前往重庆，因为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好的去处。左翼作家周扬等人前往延安，并受到重用。在武汉，胡风也曾经把向往革命的青年介绍给八路军办事处，但他自己却并没有利用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关系前往延安。胡风没有去延安恐怕不仅仅是他和左翼的周扬等人存有私人恩怨。因为在胡风到达重庆后不久，董必武从延安带来了周扬的口信，说是周扬邀请他去延安任鲁艺中文系主任，胡风对此感到意外并向周恩来陈述了自己不去延安的理由。皖南事变后，胡风再一次婉拒了周恩来关于他去延安的提议，远赴香港后又回到重庆。对于胡风选择重庆而拒绝前往延安曾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
和胡风一样拒绝前往延安而选择去重庆的还有陈独秀。抗战爆发后，陈独秀从狱中释放出来，但他拒绝了延安共产党领导人一再的邀请，回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也保持了与托派分子的距离。陈独秀最终选择了离重庆不远的江津，依然拖着老病之躯，著书写文，畅谈他对时局、社会以及整个世界的看法。
在时代激流的裹挟下，战前的左中右各派作家大都齐聚于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一些被我们后来文学史所认定的一流大师中，除了鲁迅在战前逝世外，其他几位大家齐聚重庆。当时在渝地的也有被我们今天定为大师的林语堂、梁实秋，有当时文坛的后起之秀胡风、路翎、萧红、萧军等。解释重庆作家的流动性，根据司马长风的统计，抗战期间迁往重庆的作家达到130多人，而且他并非完全统计，例如他漏了著名作家叶圣陶、阿垅以及一些年轻的七月派作家等。石曼统计的在渝的戏剧艺术工作者就达130多人。此外，还有一些作家选择了和重庆同处一大地域背景中的川滇黔地区，尤其是随同西南联大的作家群，如沈从文、闻一多等。
伴随着作家的迁徙，文艺组织、刊物、高校也同时从京沪两地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迁移。战时最大最广泛的文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后不久就迁往重庆，并在重庆坚守至1946年。除了“文协”外，“剧协”、“影协”、“音协”、“美协”、“木协”等也都定居于重庆。迁人重庆或在重庆创办的文艺刊物有《抗战文艺》、《文艺阵地》、《七月》、《中原》、《文学月报》、《天下文章》、《中国诗艺》、《戏剧岗位》等；报纸有《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大公报》、《国民公报》、《新民报》、《中苏文化》等，据统计，抗战期间在渝的报纸期刊超过1000多种。战时在渝的出版机构则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独立出版社、作家书屋等130多家。北京、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高校也纷纷向西南迁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一迁于长沙，再迁于西南昆明，合为西南联合大学。当然，更多的高校还是选择了迁到重庆及其周边地区，如复旦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院、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等39所高校。
文艺团体和作家的流失、报刊和出版机构的撤出、高校的搬迁，标志着北京和上海现代文学中心随着两座城市的陷落而陷落。而重新在重庆集聚，也标志着重庆在40年代开始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中心。这是抗战激流中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的一次绝无仅有的历史性大转移。它不仅导致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中心的转移，更促使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的前二十年与北京和上海两座大城市密不可分，不仅因为它们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中心，而且围绕这两个城市，曾形成过中国现代文学史重要的两个文学派别京派和海派。北京是前朝故都，中国最早的、最有名的学府大都设立在北京；北京也是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发源地。上海是租界，军伐混战、政局黑暗时，上海成为众多作家的天然保护地，上海也是重要国际商业大都市，报刊出版印刷业极其发达。京派和海派也因此形成了各自固有的文学理念和追求。一般说来，“京派”追求田园牧歌和书斋风味，“海派”则充盈着浓郁的商业气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田园牧歌已成为奢望，指靠文学谋生也几无可能。作家们大都沉沦于社会最底层，他们无比真实地体验了坚实的社会和苦难的人生。因而，在创作上，少了田园牧歌，少了商业味道，有的只是平民的情怀和对现实生存的关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重庆无可争议地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的中心地，北京、上海、重庆共同造就了现代文学的辉煌。对于京沪之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论著已丰。笔者希望，对于重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也能不断地拓宽并展开深人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