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13日，王亚南校长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他一生从事科研工作，取得累累硕果，先后共出版译著41部，发表论文300余篇。王亚南教授一生始终坚持以“资本论”基本原理为指导，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及其重要研究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的科学精神、办学理念和治学态度，已经积淀为一种历久弥新的文化底蕴，沉淀为一种穿越岁月的精神财富，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厦大学人。
陈景润教授的科学精神
陈景润，世界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杰出校友。1933年，陈景润出生于福建福州一个普通家庭。1944年冬，日军攻占福州，全家避难三明。在那里，陈母和年幼的陈景润都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因此，陈景润从小就体弱多病。1947年陈母因肺结核去世，可以说，死亡的阴影笼罩陈景润的一生。然而，正是这个弱不禁风、毫不起眼的瘦个子，把生命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在数学的重要领域——解析数论的许多重要课题作了深入探索，获得十几项重大成果。特别是在“哥德巴赫猜想”领域，陈景润做出“1+2”的杰出贡献，享誉国际数学界。他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途上，为后人矗起了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
一、触摸“猜想” 勇攀高峰
1742年6月7日，数学家哥德巴赫写信给当时在柏林科学院工作的瑞士数学家欧拉，指出：每个数都能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即“1+1”）。1770年英国数学家华林在自己的一部著作中表述了这个猜想并做了加工，使“哥德巴赫猜想”得以广泛传播。1900年，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在巴黎第二次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提出著名的“希尔伯特23个问题”，“哥德巴赫猜想”被列入第八个问题的一部分，希望20世纪的数学家来解决。
从20世纪初至60年代，人们验证了对3.3乘以10的7次方以内的数，猜想都成立。不过，关于这一猜想的证明还是空白。但1962年问题开始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数学家潘承洞证明了“1+5”，同年，王元、潘承洞两个又证明了“1+4”；1965年，布赫斯塔、维诺格拉多夫和庞皮艾黎证明了“1+3”。陈景润是在“1+3”的基础上向前推进，证明“1+2”。
把陈景润引入“哥德巴赫猜想”殿堂的，主要有两个人。第一个是留英博士、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沈元教授。1948年2月，陈景润进入英华中学（现福建师大附中）读书，而英华中学恰是沈元的母校。1949年2月，时任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的沈元因父亲病故、母亲病重，从北平绕道香港回福州料理后事。同年8月17日福州解放，沈元因战事无法北上，滞留福州，1949—1950年间受聘为母校英华中学的数学、物理、英语教师兼一个班的班主任，陈景润就是这个班上的学生。有一次，沈元在课堂上讲到了“哥德巴赫猜想”，深深地吸引了陈景润，这也是他触摸“猜想”最初的机缘。第二个是厦门大学数学系的李文清教授。他在讲数论发展史时，介绍了“哥德巴赫猜想”等3个尚未解决的世界难题，再次激发陈景润的兴趣。陈景润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李文清教授通过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关肇直研究员转给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所长的。因为这篇论文，陈景润深得华罗庚赏识，1957年被抽调到数学所工作，成为华门弟子。
由于“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的人生有了明确的目标。
二、痴迷数学 废寝忘食
在攻克世界难题之前，陈景润学习非常刻苦。在厦门大学学习的3年时间内，他全身心投入数学的海洋。除老师布置的作业外，他还自己找习题，每天往往做100题微积分练习。他对数学的热爱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不管白天黑夜，吃饭走路，总是低着头，几乎马不停蹄地反复构想思索，尝试各种推演和运算，有时口里还在背诵或自语。走路时不小心碰到了路旁的大树，以为撞到了别人，连忙喊声“对不起”。学校规定晚上10点熄灯，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他买了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书。所以，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爱因斯坦”，这是对他孜孜以求的学习态度和钻研精神的赞誉。
陈景润大学期间的全部生活是宿舍—教室—食堂—阅览室。他从不与同学聊天，从不看电影，从不逛街买东西，更不用说到风景秀丽的鼓浪屿一游，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由于家庭贫困，他常常一天只吃两餐饭，馒头加咸菜配白开水，省下的钱全部用来买书买资料。通观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几乎都会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做“极端”的事情，陈景润就是这样的人。他废寝忘食的学习钻研精神，一直保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喜欢独立思考，不轻易相信已有的结论。对于数学上没有证明的东西，他总爱打破砂锅问到底，决不轻易放过，哪怕是权威的结论。“他利问题”是数论中的中心问题之一，华罗庚曾在《堆垒素数论》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初步探讨。1952年，他在《数学学报》上发表一篇论文，专门论及这个问题，并说：“但至善的指数尚未获得，而成为待进一步研讨的问题。”陈景润正是从这里出发，去叩开“数学王国”大门的。为了解决华罗庚提出的问题，他把《堆垒素数论》拆成一张张，走到哪里读到哪里，整本书读了不下20遍，完全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以至于对每条定理都了如指掌。后来写论文时，他根本不用看书，就知道内容出自哪一页。大学毕业才3年的陈景润，写出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对华罗庚先生的“他利问题”作了一些改进，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1956年，他被邀请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数学论文宣读大会，华罗庚亲自作了补充发言，充分评价陈景润的研究成果。1956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在报道这次大会时，特别表扬了陈景润的勤奋与成绩。
做科研需要无穷大的投入，陈景润以顽强的拼劲，成就了人生传奇。与陈景润同在数学所工作的厦大校友林群院士说：陈景润最让他佩服的是，他与常人不同，有超常的毅力、耐性和不惜代价的投入。有一次，陈景润问他：“一个10阶行列式怎么知道它一定不等于零呢？有一篇论文是这么说的，这个作者用什么办法来算它呢？”据林群推算，如果要破算这个问题，单是乘法要算360项以上。如果一分钟算一次乘法，一天算10个小时，破算这个问题至少要花10年时光。虽然行列式计算有一般的消元法则，但具体怎么用来算这个10阶行列式，谁也说不上。可是，过了一个月后，陈景润就告诉林群，他已经算出来了，结果恰恰是零，他把那篇论文的结论推翻了。
没有人知道陈景润是怎么算出来的，但我们知道，他的大脑就像一台超级计算机。而像陈景润这样不惜代价地研究数学，简直是对人的毅力极限的挑战！
三、潜心研究 石破天惊
1958年，“反右”斗争开始，华罗庚被当作“大白旗”批判。作为弟子的陈景润也受到牵连，被调离数学所，1961年才在华罗庚的帮助下调回数学所。回到所里后，陈景润开始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之旅，把自己的全部心智贡献给世界难题，他的生命已同其毕生努力的数学融为一体。
由于肺结核，20多岁的陈景润便成了老病号。20世纪60年代初，陈景润住在中科院集体宿舍的病号房里，按规定晚上10点必须熄灯。陈景润总是在10点过后到楼内卫生间隔壁的洗脸间，背靠墙壁，席地而坐，入魔似的埋头计算，常常通宵达旦。陈景润的这种刻苦用功，超乎许多人的想象。正因为潜心研究，他在短短时间内就取得石破天惊的研究成果。
1966年，陈景润在《科学通报》第17期宣布他已经证明了“1+2”，并发表了证明摘要。这一成果的重要意义，当时国内只有少数几个数论工作者清楚，而国际数学界根本不相信，有的甚至在书上公开声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国际上许多最优秀的数论学家都在梦想证明它，结果一无所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年轻人怎么可能在一个伟大的数学猜想上取得突破性成果呢？不过，事实胜于雄辩，1973年陈景润在《中国科学》第2期发表了他的证明全文，立即引起国内外数学界的高度重视。人们公认陈景润的论文是“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要里程碑，是重要的数论方法——筛选理论的“光辉顶点”，是“杰出的成就”，“辉煌的定理”。
英国数学家哈勃斯丹和李希特合著的一本数论专著已在印刷厂排版，当获悉陈景润的证明结果后，立即增补了第11章“陈氏定理”。这个定理被载入美、英、法、苏、日等国的许多论文专著。随后，学者们在陈景润的基础上，至少给出了5个简化证明，足见“陈氏定理”的影响之广泛。1978年和1982年，陈景润两次收到国际数学家大会作45分钟报告的邀请，这是数学界极高的荣誉。他在世界前沿为中华民族争得极大的荣耀！而西方新闻媒体对陈景润所作的报道，让那些电影明星和政治家看了都觉得眼红。
1978年，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横空出世，极大地震撼了全国人民的心灵，陈景润奋力拼搏、为国争光的事迹一下子传遍大江南北，陈景润因此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式人物。那一年，十年动乱刚刚结束不久，陈景润让全国人民看到了科学的春天，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陈景润所在的中科院数学所，收到了一万多封青少年的来信，于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潮在社会上回潮，陈景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厦门大学也因为陈景润而名声大振，那一年，数学系计划招收70人，而填报志愿的人数竟高达1400人。
四、精益求精 突破极限
陈景润做研究总是精益求精，力图做得比别人更好。他说：“做研究就像登山，许多人沿着一条山路爬上去，到了最高点，就满足了。可我常常要试九条十条山路，然后比较哪条山路爬得最高。凡是别人走过的路，我都试过了，所以我知道每条路能爬多高。”对“1+2”的证明，陈景润作了反复修改，前后共花了7年时间。他说：“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最严格的，而且必须是最严格的。”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他的大多数成果很难被改进，不少著名问题的成果在今天依然是最好的。“哥德巴赫猜想”曾吸引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数学家竞相去攻克，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陈景润的“1+2”仍保持世界纪录和领先水平，“1+1”至今尚未被突破。
刻苦钻研，突破极限，终于使陈景润登上数学的高峰。他在证明“1+2”时，创造性地使用了一种新的“加权筛法”，著名的数学家王元院士称“这一步关键性的证明全世界研究数论的人都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步是美妙的一步，天才的一步，也是艰难至极的一步。”在此之前，数论学家普遍认为要用已有的方法（包括“筛法”）证明“1+2”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陈景润居然对“筛法”敲骨吸髓，加以改进，使其效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几乎达到极限的程度，极大地震撼了国际数学界。如果没有长时间的刻苦钻研，如果没有精益求精的态度，如果没有创新的思维和勇气，就很难获得一流的成就！
五、执着追求 永不放弃
陈景润“1+2”的伟大之处、非常之处，是它诞生于极其恶劣的环境中。1965年，陈景润首次得到“1+2”的结论，写出约200页的长篇论文。国外学者证明“1+3”用了大型高效的计算机，而陈景润证明“1+2”全靠自己手工运算。当他准备改进证明时，十年动乱开始了。陈景润被当作“白专典型”受到批判，工资被扣，小屋电线被拆掉，桌子被抬走，连草稿纸也未能幸免。原本身体就十分瘦弱的陈景润，常常惊恐不安，神经极度衰弱。万念俱灰的他，曾从88号楼的三楼纵身跃下，所幸几根电线、树枝和遮雨篷救了他，使他免于一死。造反派非但没有同情，甚至还讽刺挖苦说，不愧是数学家，连跳楼都选好了角度。在那个群魔乱舞的时代，陈景润受到种种非人的待遇，但他不愧是一位真正的优秀数学家，任何打击都无法迫使他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对他来说，数学王国就是他的“世外桃源”和“极乐世界”，白天被批斗，晚上照常继续演算题目。7年过去了，他在一间6平方米的烟熏火燎的小屋中修改论文。没有电灯，陪伴他的只有一盏昏暗的油灯；没有桌子，被褥就是他的工作台。他是趴在床板上，一笔一笔地进行演算，总共用掉整整两个麻袋的草稿。只有对科学的无限热爱，心灵净化，空明澄碧，才有如此执着的追求；只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随缘无我，神游万仞，才肯付出如此坚贞的心血！
直到生命的终结，陈景润一刻也不曾停止过向“1+1”这一顶峰攀登。他生命的最后10年是在住院治疗中度过的，但他从不间断自己的研究。医生给他扎针，他不让扎右手，因为他要用这只手写字。到他喉咙不能清晰发音，手不能握笔时，他还用手势和含混的语言同他的学生探讨问题。在医院中，他不仅培养了3名博士生和1名硕士生，而且与别人合作写了10多篇论文。在他病重期间，著名数论学家王元院士前去探望他，看到陈景润痛苦得连眼睛都睁不开，手中还握着数学书，不禁慨叹道：“您就放弃它嘛。你已经取得的成果，至少在本世纪无人能望其项背。”陈景润摇摇头，缓缓而坚定地说：“不！”听到的人都不胜感慨：科学的辉煌与悲壮同在！
1996年3月19日，63岁的陈景润带着对“1+1”冲刺而未竟的遗憾走了。他为科学事业做出的最后一次奉献是，捐赠遗体供医院解剖。1999年10月，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把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观测中心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7681”的小行星（第一颗编号为素数的小行星）命名为“陈景润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数学家。
王亚南校长、陈景润教授是勇攀科学高峰的光辉典范，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科学精神，是厦门大学光辉历史沉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厦门大学青年学子更要自觉地以他们为榜样，让他们的科学精神的光辉，俯照每一条通往科学高峰的道路！
◎ 结语
“四种精神”是厦门大学90多年优良办学传统的凝结和优秀的校园文化的历史积淀。在这“四种精神”中，“爱国精神”犹如生命的序曲，它奠定了厦门大学精神传统的基调，而“革命精神”是热血的挥洒，“自强精神”是骨骼的打造，“科学精神”是心灵的升华！
当我们回首过去，放眼未来，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一种从历史深处奔涌而来的激流，一次次地冲刷岁月漫漶的足迹，并且一次次地撞击我们的心灵。我们恍然醒悟，世界原是如此奇妙：过去的历史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烟消云散，而是与我们的憧憬、我们的梦想血脉相连——那如血的激情在我们的身上不断涌动，那精神的火种在我们的生命中继续燃烧。这一切都浇灌着一代又一代的厦大人，永无止境。
同学们，当你们踏进这所拥有90多年光荣历史的大学，成为一名饱览群书的学子，你能不加倍呵护她所拥有的精神传统吗？那么，就让我们沿着厦大“四种精神”开辟的道路，沿着星光灿烂的诗路雨花，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把厦门大学建设成为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作者：张兴祥责任编辑：孙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