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1972年在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提出。1981年，美国学者布朗在《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中，提出以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和开发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论点。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谋求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因为只有这样一条路径，才能使地球永葆青春。可持续发展也是国人的必然选择。李克强总理说：“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人民并不满意的增长。”只有这一条路，才能告别任由PM2.5肆虐的雾霾天气，才能避免让首都北京“旱城变淹城”，也才能让人们心情舒爽地迎接“美丽中国”的碧水蓝天。
第一节 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节约资源
阳光明媚、鸟语花香，这样的风景每每让人神清气爽；绿树成荫、碧水蓝天，这样的环境常常使人心旷神怡。过去，人们吃不饱、穿不暖，似乎对环境也没太多的关注和要求。然而，那时候的青山绿水、田园沃土让人时时能嗅到泥土的芬芳，感受到风景的秀美。
后来，随着科技进步和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吃饱了、穿暖了，却蓦然发现曾经的碧水蓝天似乎已经鲜见，夜晚的星星也变得隐隐约约。为了发展经济，我们不计成本地向环境索取，对资源套利，殊不知，这种做法却最终成了发展的桎梏。
资源与环境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最受关注的两大主题。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议一样，是属于“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体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和生态伦理。只有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基本途径和方式，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和重要内容。
一、资源与环境：人类发展的母体和根基
“资源”一词，在《辞海》里被定义为资财的来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资源是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能够为人类利用的一切物质、能量和信息，是创造人类财富的基本源泉，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本书主要讲天然的资财来源，即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包括六大方面：一是矿产资源；二是水利资源；三是生物资源；四是土地资源；五是海洋资源；六是气候资源（光、热、降水、空气）。
自然资源有以下几个特点：
1.分布的不平衡性（区域间极不平衡）；
2.数量的有限性（亿万年形成的资源，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开采完毕）；
3.局部的稀缺性（沙漠中水源稀缺，某国某地能源稀缺）；
4.可循环性（动植物资源是可循环、可更新的）；
5.不可再生性（煤、石油、天然气被耗尽后，就会从地球消失。）
环境，指人们所处的周围与有关事物，一般分为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这里我们主要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指人类的生存空间和条件，它包括土壤、空气、阳光、温度、雨水、河流、湖泊、海洋、湿地、林木、草原和生物的多样性等。很多环境因素，因为长期在我们身边存在着，并且像阳光、空气一样被无偿地利用。所以，很多环境因素，常常会被人们忽略，缺少对它们的重视和关注。自然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环境有一定的天然性。环境的好坏受大自然规律的制约，很多情况靠天而定。过去讲“人定胜天”，实际上人是无法胜天的。
2.环境有一定的可变性。自然环境在短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但在较长的时间范畴内是可变的，有时变化还会十分剧烈。
3.环境有一定的极限性。任何环境因素，它都有一定的极限。过度地利用就会超载。当它超出其负荷能力时，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4.环境有一定的时效性。如阳光、温度、雨水会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5.环境有一定的可修复性。自然环境的变化虽然不是能够全部修复，但有一些是可以人为改变的，所以人类要有信心和计划，要对已经被破坏的环境给予及时的改善和修复。
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既有区别，又相互统一，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人类来说，一些是资源的东西，也是环境，一些被认为是环境的东西，同时也是资源，不少物质具有环境与资源的双重性，所以资源与环境不能分割。
资源与环境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母体和根基，还需要从人类的起源谈起。尽管人类对自身的起源问题还在不断地进行深入探索，人类起源的理论还在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人类不是按上帝的意志，或由盘古开天创造出来的。
人类与世界上千千万万的物种一样，是生物发展、进化的产物，也是变异遗传、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的从无到有、从原始到现代、从愚味到文明，都是靠环境和资源的孵化、滋养、哺育而发展起来的。
如果没有自然环境中的适宜气候、土壤、水分和碳、氢、氧、氮等气体，没有各种矿物质，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存在和供应，地球也许和月球没有两样，就连最基本的动植物乃至微生物也不会有。人类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完全是由于良好环境与丰富资源的支撑。
考古学证明，人类走进现代文明社会，历经了近万年的农耕时代。这期间，人类的生存还主要依靠土地和阳光，通过种植农作物，获取自我生存与饲养畜禽所需要的物质和营养。包括增产方法，也多靠畜禽和人类粪便，经过发酵制成厩肥来肥田。这种状况在中国大部地区，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伴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1781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度进一步加剧，进入了向自然界大量索取自然资源的时代。汽车、火车、轮船、飞机乃至航天器的诞生和发展，各种家用电器、办公设施、电脑、通信、影视的不断进步和更新，以及化肥、农药、除草剂、植物调节剂、果蔬产品保鲜剂的生产和制作，无一不是以环境和资源作为支撑，以环境资源作为基础。
城市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高速公路的车水马龙，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健康设施的完备，通信联络的方便，文化生活的丰富，预期寿命的延长，也无一不是以环境资源为母体和根基。
环境，实质上也是资源。田地、山脉、草地、林木、空气、气候、湿地、湖泊与河流，这既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本环境，也是人类走向文明和发展的重要资源。自然界的水源和土壤乃至空气中的氢、氧、氮和二氧化碳等都按照物质不灭定律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和空间。
自然界的植物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通过自身的叶绿素，将水分和二氧化碳转化为糖类并放出氧气，这个过程叫作光合作用。光合作用产生的糖类又与植物吸收固定的氮元素和矿物质元素相结合，进而转化为蛋白质。正是这样人类和动物才有了生存必需的氧气和粮、油、果蔬及必须的蛋白质等。人类和动物排出的粪便乃至尸体残骸等，再经微生物的腐化作用，将其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氮元素等，重又回到空气、土壤和水源中，为植物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必需的营养和物质。
自然界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循环着。在没有高度工业化到来的时候，天是蓝的、山是青的、水是洁净的。我们年岁大一些的人都曾经在童年或少年时期亲身感受过那种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洁净安全的生活环境。
然而，由于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人类不仅打破了对自然资源索取利用的常规，而且严重破坏了正常的自然环境和自然界的物质循环。
从矿石资源的利用看，80%的工业原料、90%的能源、70%的农业原料都来自于矿产资源。据专家预测，按照现代工业化的进展速度，地球上亿万年形成的各种矿产资源平均耗竭时间甚至赶不上人类当今的平均寿命。如贮量丰富的铝、煤、硼、碳、钙、铬、铁、铱、钾、锂、镁、钠、铌、锇、铂、稀土、硅、钛、钡、钇等耗竭时间大于100年；储量相对充足的钴、铪、天然气、镍、磷、钯、铑、锑、钽、钨等，耗竭时间为50～100年；有限的钡、铋、铜、锰、钼、石油、硒、锶、铅、硫、锌、铀等，耗竭时间为25～50年；稀有的银、汞、铟、铅、硫、锌、钍耗竭时间小于25年。虽然随着勘探技术的提高，某些矿产的产量尚可增加，但随着全球人口的大幅度上升，矿产的增加量总会小于消耗的增加量。
从对自然的冲击看，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水土流失，已经严重的影响着人类的发展。自然界已经变成了人类生活和工业垃圾的排放场，一些地方垃圾围城，臭气熏天。
大量的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气化氮、二氧化硫、二噁英以及含铅的微粒等，不仅影响了人的生存和健康，而且也影响了动植物的正常生长。
当湖泊、河流成为人类生活垃圾和工业废物、废水的排放场地后，水中营养物质和毒物大量增加，不仅造成鱼类无法生存，并造成水质失去饮用功能。世界上有17亿人饮水不安全，中国农村也有3亿多农民面临饮水不安全的严重困境。
大量化肥、农药和除草剂对土壤的污染已成为重疾沉疴。在珠江三角洲，40%的菜地已受到重金属的污染。沈阳和抚顺用工业废水灌溉，造成内脏感染和肝肿大的病人比其他地区高出49%和36%，这两个地方的灌溉区癌症患病率是正常情况的两倍。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肝癌和胃癌成了中国农村的主要死因，比之前翻了一番。土壤的面源污染，还被水流带进江河，成了江河湖海的污染源。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资源和环境的依赖，远在2000年前中国就有一部“耕地法”，禁止乱罚树木、淤积水坝、焚烧草木，春夏鱼产卵期间禁止捕劳。这说明中国的祖先重视环境，反对掠夺资源。但是，近现代人类的活动和发展却给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也给环境带来了污染。人们就不得不认真反思发展的行为和动机，不得不高度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和对资源的珍惜。特别是在中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资源压力越来越大，在控制乏力，手段还不够强硬的情况下更需要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要看到环境的脆弱和资源的有限，增加环境保护的紧迫感和节约资源的责任心。
二、超越环境和资源承载力的发展得不偿失
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要保持稳定的发展，一定要遵循自然规律。当人类对自然的索取超出其负荷时，大自然就会对人类作出惩罚性报复。
一切环境和资源中，水和土地兼顾着环境与资源的双重功能。其中，水比土地更重要，水是一切生命之源。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很多重大的城市毁灭和文明消失的历史事件，都证明了水环境一旦被破坏，就一定会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
公元前，幼法拉底斯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雨水充沛、林木葱郁、沃野千里，富饶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盛极一时的巴比伦古代文明。但是由于对森林的过度砍伐，和农业生产的过度开发，导致了雨水减少，土地沙化，漫漫黄沙遮盖和埋没了辉煌一时的巴比伦文化。在伊拉克战争新闻报道中，可以常见到幼法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岸的镜头，那里树木罕见，黄沙成片。对这种情况的出现，考古学家、生态学家和史学家，一致推断其原因，一是斧头，二是羊。斧头砍去了森林，森林变成了草原，羊的大量繁殖，又啃尽了绿草，最终使土地缺失了水源，导致了土地的沙漠化。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中美洲的玛雅人开始种植玉米，他们发明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并建造了水库，修筑了运河。但是，文明的玛雅文化后来却神秘消失了。最新研究表明，气候的急剧变化是中美州玛雅文化衰亡的主要原因。科学家发现，在公元9～10世纪，中美洲出现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干旱期，三次气候干旱期延续了9年之久，水的缺失和危机造成了玛雅文化的最终崩溃。
楼兰是中国西部两汉魏晋时期的绿州古城，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罗布泊西南的沙漠中。它曾是当年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占有重要位置。但是后来楼兰消失了，经研究发现这主要是由于沙漠化造成的，但也与人类不科学的开发活动直接相关。
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开发过度、植被破坏、干旱缺水，导致沙漠扩大，人类难以生存。这才是绿州古城消失的原因。此外，在新疆还有另外一些古城，虽然很多残垣断壁清晰尚存，但除了旅游者到此观光外，古城早已没了人迹。这些例子至少说明，人类的行动需要服从自然规律，不能超越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
中国古人云“竭泽而鱼，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梦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这就是说，用掠夺式的方式开发自然资源，虽有急功可建和近利可得，但必然要付出高昂的环境成本。
中国环境遭到破坏，始于1958年。由于大炼钢铁，大部分地区的古木被砍伐尽光；特别是随着对人口控制理论的批判，造成人口暴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政府状态造成工业污染泛滥，这不但并没引起政府的重视，甚至出席1972年斯德奇尔摩世界环境大会的代表在回来后，竟说污染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在思想上对环境破坏的轻视，造成了后来的污染泛滥。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GDP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人均GDP也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世界银行语）。这些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无疑对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环境与资源方面付出了十分巨大的代价，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问题。
早些年以前，我就曾撰文，通过一系列数据指出，如果我们不再重视环境治理和保护，资源环境将步入难以为继的局面。
中国1/3的土地已被酸雨污染，60%的城市空气为III级或更劣。世界银行2002年发展报告中列举世界20个污染严重的城市，中国就占了16个。有些大城市肺癌死亡率比20世纪70年代增加8～10倍。全国现有2.7亿人忍受着低劣的空气质量，每年因空气污染引起的支气管炎患者达1500万人，23000人死于呼吸道疾病，比心脏病多出10000人。有人预测，如果不给予重视，到2020年中国仅因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将要花费3900亿美元。
“中国的农药污染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污染居世界第一，汞污染居世界第一，有机物污染居世界第一。据水利部统计，中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482.53万平方公里，比国土面积的半数还要多。近50年来，平均每年毁掉农田1000亩以上，沙化、退化、碱化的草地达100万平方公里。黄河源头冰川面积减少17%，冰川退了l公里左右，黄河源头第一县的马多县原有4000多个湖泊，现在已减少到1000个，由此造成黄河水的径流量下降23.9%。中国动植物种类原占世界总种类1/10，但由于环境的变化，已有500多种脊椎动物、4000多种高等植物的生存受到”威胁。
水既是重要资源又是重要环境，我们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有目共睹，十分沉重。
一方面，把水作为资源来考察。中国是一个缺水国家，人均水资源仅有2200立方米，仅及世界人均水平的27%。在季风气候影响下，各地降雨量十分悬殊，80%的水资源集中于长江以南。以淮河秦岭为界的北方地区，占65.5%的广大国土上，水资源的占有量仅为全国的19%，不少地方人均水占有量不到300立方米，这同世界上极度缺水的索马里人均980立方米，以色列人均461立方米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1980年华北地区人均水资源为383立方米/年，到1990年降到274立方米/年。被誉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1958年花园口的每秒径流量为23200立方米，到1999年降到了200立方米。41年间下降了99%。海河是中国五大水系之一，但海河已有300多条支流全部干涸。就连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伊敏河，也经常发生断流。
此外，湖泊的锐减，池塘的干涸，更是屡见不鲜。湖北省号称千湖之省，近50年湖泊减少36.7%，5000亩以上湖泊减少61.6%。洞庭湖20世纪50年代面积为4350平方公里，现已减少到2690平方公里，下降了38%。青海黄河源头第一县（马多县）原有4077个大小湖泊，现在多数已消失，剩下的不到1000个。在新疆，继偌大的罗布泊湖消失后，闻名遐迩的台特玛湖已无踪影。就连敦煌国家名胜景区的月牙泉，蓄水面积也已降到十年前的2/5，原有4～5米深的泉水降到不足一米，月牙泉正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
另一方面，把水作为环境来考察。被污染的情况已经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出现了由点状污染向面污染的扩散。1981—1995年城市污水排放量翻了三番。2000年，中国工业污水排放量为194亿吨，其中45%未达到标准，城市生活污水221亿吨，总处理率很低，这些污水全部流入江河，造成80%的河流污染。据2001年对长江、黄河、松花江、珠江、辽河、海河、淮河以及太湖、巢湖、滇池的断面检测结果，63.1%的河湖水水质为四类、五类或更劣，失去了饮用水功能。中国缺水城市达300多座，受影响人群为l亿多人，农村3亿多人饮水不安全，1.9亿人饮用水的有害物质超标，6300万人饮用高氟水。
京杭大运河曾经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如诗如画，美名远播，然而现在也遭受到了严重污染。无锡人描述大运河有一段歌谣：“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水质变坏，70年代鱼虾绝代，80年代洗不净马桶盖。”淮河也是一样，昔日“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美景，早已淹没在污染的深渊中。20世纪90年代国家下大力气整治淮河，关闭了数以千计的工厂，而今仍无大改变，据丰水期检测结果，约70%检测点的水质仍在IV类以上。全国发生49起水污染事件中，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污水暂存地严重超标的1050万吨造纸废水直接冲击黄河，造成决堤泄污，导致1000亩土地被淹，57户农民受灾。
水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化的推进，水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当今水危机已遍布全球，据联合预测，到2025年，全球将有2/3的人口面临缺水的威胁。缺水已造成一些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过去国家之间可以为争石油而打仗，21世纪的战争可能会因水的争夺而引起。因此，重视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缓解水资源供求矛盾，确保水资源安全，对我们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可是，到目前为止，水污染形势似乎并未得到有效缓解。2012年召开的全国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向在座的14个“两高”行业的协会负责人强调说：“全国仍有2.98亿农村居民的饮用水不安全，20%城市居民的饮用水水源地不达标。”环保部的更多数据表明，中国一半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57%的地下水监测点位水质较差甚至极差；2011年上半年，七大水系除长江、珠江水质状况良好外，海河劣V类水质断面比例超过40%，为重度污染，其余河流均为中度或轻度污染；90%城市河段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约一半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比较严重，近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
空气方面，近两年频现的城市雾霾天气，就足以窥见城市空气质量有多么糟糕。2013年1月份以来，长时间、大范围的雾霾天气横扫中国中东部地区，京津冀鲁、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最为严重。以北京为例，2013年1月份北京市雾霾天气的天数达到25天，只有5天空气相对干净。北京市气象台连续发出空气质量黄色、红色预警。据监测，雾霾严重的时候，除了定陵、八达岭、密云水库外，其余区域空气质量指数AQI均达极值500，为六级严重污染中的“最高级”，历史罕见。其中的罪魁祸首是被称为PM2.5的“可入肺细颗粒物”，北京空气污染治理的形势已非常严峻。
这些环境污染的恶果，已经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能量”。
例如，多年前，在新疆、河北、陕西、江苏、浙江、四川、河南及广东等省（区）就出现数十个“癌症村”。天津郊区有两个村，2001年因化工厂污染水质和土壤，导致38人患癌症，2002年上升至40多人，2005年上升至50多人，该村村民刘义敏原有果树3000棵，每年收入5万～10万元，被化工厂污染后，果树全部枯死，生活还要靠亲友接济。
再如，湖北“南水北调”水源地的将军河，曾经清澈见底，因河上游建起了黄姜皂素加工厂，造成草木不生，鱼虾绝迹，河水腥臭难闻。河两岸3万多人无水吃，肝炎和肺病发病率升高40%。2007年我们考察黄河支流渭河时，见到水全是黑的，在风陵渡与黄河汇合时，一边是黑水，一边是黄水。
2008年有人来信告诉我，山东济宁市任城区蔡河流域发生了罕见的水质污染，其毒害殃及京杭大运河，给附近水域的网箱养鱼业带来灭顶之灾，给养鱼户带来巨大损失。此情虽然严重，却不见有人过问。
这样的“负能量”还影响到国际关系。中国沙尘暴已影响到韩国和日本，中国的酸雨已影响到美国。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吉化爆炸，造成100吨苯、硝基苯和苯胺流进松花江），不仅造成吉林停水七天，哈尔滨停水四天，而且造成俄罗斯近千公里三十多个居民点165万人饮水困难。俄国杜马主席根据国际水域原则，向中国提出赔偿要求。
所有这些例子，都充分证明了，如果发展不顾环境和资源承载能力，我们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可持续发展：根绝环境污染“负能量”
“可持续发展”一词的启用，始于1980年3月的联合国大会，而作为一种新思维的孕育和酝酿，则发生于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最早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引起人们思考的专著是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尔逊所写的《寂静的春天》和1972年美国学者巴巴拉·沃德与雷内·杜博斯主编的《只有一个地球》。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某些学者在内的“罗马俱乐部”，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与完善功不可没。
“罗马俱乐部”作为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通过对未来学的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发表了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此篇报告针对人口快速增长、环境污染加剧、资源消耗增速等情况，提出了“地球是有限的，人类生活的空间是有限的，资源供给是有限的，以及地球吸纳污染的能力是有限的”等观点。虽然增长极限论引起了有关方面的争论，但它仍不愧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就可持续发展问题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对人类应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进行了思考，为可持续发展的推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增长的极限》理论提出后的三十多年，人口与资源、未来与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成了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在可持续发展的旗帜下，国不论大小和强弱，地不分南北和东西，把冲突和矛盾暂且搁置，为了共同的目标，多次相聚一起进行磋商和讨论。其中包括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环境大会，1984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世界环境委员会成立大会，198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世界环境峰会、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以及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等。
这些高层次国际会议先后发布的《人类环境宣言》、《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京都宣言》、《里约宣言》和《约翰内斯保备忘录》等，都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意见和建议，对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可持续发展，核心是“可持续”三个字，也就是说人类在谋求发展时，一定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不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发展是必要的，但今天的发展一定要考虑明天的发展。
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不仅要节约资源，而且要保护环境。不仅要实现经济发展的持续，而且要保证环境的持续和社会的持续。为了社会的持续发展，一定要以生态持续作基础，以经济持续作条件。
可持续发展对中国的现实状况更加具有特殊意义，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经济高速发展，引发了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合理、节约地使用资源，不仅是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资源成本的必然要求。
在资源方面，正如在本书第一章“大国民生战略”中提到的，中国人均矿产资源为世界水平的1/2，人均森林和人均水资源不到世界水平的1/3，耕地面积为世界水平的1/6，人均石油为世界水平的1/10，人均天然气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0，很多矿山已经枯竭，后备资源比较匮缺。2005年，中国50%的铁矿和氧化铝依靠进口，60%的铜和40%的原油依靠国外供给。2013年的最新能源报告表明，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接近1/3，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净进口国。中国已成为全球能源格局中的最大利益相关者之一。
尽管如此，我们很多企业在资源消费上仍大手大脚，投入产出比较低。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大约是4.9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8%。但中国却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
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对外的资源依赖程度也不可小觑。有些产业因国内资源紧缺，对外依赖程度明显增强。如钢铁行业，就是典型的例子。2004年中国钢产量已达2.8亿吨，这个数字比2012年的日本全国粗钢产量都高很多（据世界钢铁协会发布的2012年，全球钢铁生产统计数据，日本2012年粗钢产量为10723.5万吨），连同在建钢厂生产能力，产量约为4.5亿吨。而2004年进口的铁矿石占到世界总量的60%。
2005年1月评估世界各国环境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指数”在瑞士达沃斯对外发布，在参评的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于伊朗之后，名列133位即倒数第14位。环境和资源形势严峻，令人堪忧。所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以中国能源的消费和后续供给情况为例，更可以说明，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十分必要的。中国石油资源仅占世界的2.34%，天然气资源仅占世界的1.2%，煤炭稍多一些，也仅占世界的10.97%，如果按人均占有量计算，我们的化石能源的供给保障能力很低，这些化石能源开采年限也比较有限。尽管如此，我们的能源消费的投入产出比还较低。中国创造l美元的GDP所耗能源是7个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的5.9倍，是美国的4.3倍，是日本的11.5倍。就在石油对外依存度快速增加，石油安全风险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限制小排量汽车的发展，这种“鼓励石油消费”的做法，极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从能源产业的结构看，中国更需要大力推进可持续发展。
《中国电力年鉴》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电力装机容量达105576万千瓦，年发电量达到47217亿千瓦时。其中，全国火力发电装机容量总计76546万千瓦，约占总装机容量的72.5%；火电发电量38975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发电量的82.54%。这样大规模的发电能源消耗，仅靠中国的煤炭生产规划，是不可能持续的，事实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净进口国。因此，要保障电力的增长，必须要大力发展包括水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和核能在内的各种新资源。
实际上，中国水电资源的潜能，位居世界之冠。目前的问题是，开发利用率不高，区域特征明显。经过推算，我国水电年发电量可达6.08万亿千瓦时，技术可开发量为5.4亿千瓦时，年可发电量2.47万亿千瓦时；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4.02亿千瓦时，年发电量1.75万亿千瓦时。
中国水电资源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大中型河流上。长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乌江、澜沧江、黄河和怒江等干流上的可开发装机容量约占总量的60%。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和澜沧江等十三大水电基地，其可开发容量约2.8亿千瓦时。开发程度在地区间差异也很大，2009年年底中国水电开发程度为45.7%，其中东部地区水电基本开发完毕，中部地区开发程度达到73%，而西部地区开发程度较低，仅为23%，特别是西南地区仅为17%。
可喜的是，中国水电已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在2004年，以公伯峡水电站1号机组投产为标志，中国水电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水电第一大国。2010年，以小湾水电站4号机组投产为标志，中国水电装机已突破2亿千瓦时。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更是世界最大的综合水利枢纽。
目前，中国不但是世界水电装机第一大国，也是世界上在建规模最大和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已逐步成为世界水电创新中心。2011年，云南、四川等地均有大中型水电厂机组相继投产。
此外，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的开发都有很好的前景。因此，只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路子，我们在能源开发方面将大有作为。
四、永葆人类青春的“绿色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重视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并行发展，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因此也是“绿色发展观”。
在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方面，只有用科学发展观作指导，才能突破发展的“五大瓶颈”，实现三个“零增长”。
这“五大瓶颈”是指人口增长与物质生产相分离瓶颈；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与忽视生态价值的瓶颈；对环境容量无偿占有与不重视环境质量保护的瓶颈；追求经济增长效率与轻视社会公平的瓶颈；只注重GDP增长，而忽视对财富损失与环境污染补偿的瓶颈。
实现三个“零增长”是指实现人口规模零增长，实现资源消耗零增长，实现环境退化零增长。
可持续发展，做到既顾效率，又顾公平；既顾眼前，又顾长远；既顾社会，又顾经济；既顾增长，又顾生态。这一发展模式，无疑是有利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是有益于保护子孙后代利益的，也是有利于建设“美丽中国”的。
为了既能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又能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一定要坚持“双轮驱动”的原则。不妨遵循以下十个方面的绿色发展思路，实现“发展”和“保护节约”的共赢。
1.政府官员要确立正确的政绩观
要做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就一定要改变以GDP一锤定音的政绩观。
政绩是政府表彰先进、晋升干部的重要依据，各级政府和干部历来十分重视政绩。衡量政绩，不能仅用GDP的高低论英雄，只有确立正确的政绩观，才能保证双轮驱动和共赢目标的实现。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发展的观点和造福民众的观点创造政绩，用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看待政绩。
既要看发展，又要看环境；既要看产出，又要看投入。要做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首先需要广大领导干部能视个人利益淡如水，视民众利益重如山。
秉持“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才会做出好政绩、真政绩、大政绩，就一定能做到既推动发展，又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只有这样才能使土地压力、水资源压力、矿产资源压力、环境压力和人口压力得到有效缓解。
2.要高度重视企业向集约经营转变
中国无论是工业生产，还是农业生产，总的来说生产管理都还比较粗放。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现象比较普遍。
看历史数据，仅就水的消耗来说，2004年中国的GDP仅占世界的4%，而对淡水的消耗却占世界的15%，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中国生产1吨钢的用水量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1吨原油的用水量是世界先进水平的6～20倍；生产1吨纸的用水量是国际水平的5～10倍。农田灌溉用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国外已达80%～90%，而中国还不到30%。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中国工农业生产的粗放型经营方式急需转变，同时也看出中国在节约用水和减少污染方面有着极大潜力。在农业方面，中国水资源节约的潜力就更大。有资料显示，用地下滴灌方式可以使水的利用效率提高1.7～2.5倍，并且可避免水土流失，使除草剂用量减少50%，氮肥用量下降25%～50%，并使农作物增产15%～50%。因此，改变工农业生产的粗放式经营，既可以极大地降低资源的耗费，又可以有效地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3.认真调整产业结构，搞好“三产”发展
从大的方面考虑，应改变“重二产轻三产”的思想，在经济发展中，要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第三产业是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和高就业为特征，为了降低消耗和污染，应高度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
世界上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在70%左右，低收入国家也达50%以上。而2011年，在中国GDP构成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仅为43.1%，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78.4%、71.9%，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54.7%。因此，应关注第三产业发展的巨大空间，搞好第三产业发展。
从工业产业本身考虑，应该尽可能限制污染型和资源高消耗型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为了减少面源污染，要重视遏制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生产。过去，城市粪便作为肥料被回收，而今完全进入了下水道，成了重要的污染源。
宁波德安集团发明一种便器，既不需要冲水，又可以使粪便除臭转为肥料。如果这种便器能以推广，就有可能减少很多化肥的供应量，节约更多水资源，并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因处理污水而需要消耗的大量能源。
4.发展循环经济，充分节约资源
循环经济，在国外也称为“垃圾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把原来被作为垃圾扔掉的各种资源吃干、榨尽。有的也称之为“3R”策略，即“Reduce、Reuse、Recycle”策略，解释为：一要减少资源的消耗；二要重复利用资源；三要使废弃的资源再度资源化。
实际生产中，我们在这方面也曾经做过很多的工作，过去提的“综合利用”，也就是循环经济，只不过现在更加重视而已。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江门甘化厂就把榨糖后扔掉的干蔗渣用来发电和造纸，把废弃的“桔水”即糖蜜，拿来做酒精。河南南阳酒精厂把引起江河富营养化污染的酒精槽，进行沼气发酵，所产沼气供居民作生活燃气，沼气废水用作肥料灌溉农田，就是循环经济的做法。
发展循环经济，重要的是需鼓励和支持企业和研发机构，研发节约资源、利用废物、减少排放和污染的一体化生产技术。还要制定废物收费政策，激励少排放、少污染，推动垃圾减量化，提高资源利用率。对开发产品寿命过短，消费过于奢侈，包装过度，排放毒物和浪费能源的产品，应适当限制研究经费的支持力度；对产品的生产要收生态税，对有包装产品的销售要收包装回收抵押金，以此保障资源利用的减量化，废物的资源化和垃圾、废水的无害化。
与此同时，发展循环经济，还要重视“拾荒者”的作用和权益。全国600多座城市中，固体垃圾高达1.5亿吨，每个城市每人每天生产1公斤废物。全国有拾荒者230万人，仅北京就有30万人，他们住在垃圾村，工作在恶臭的环境中，并冒着被毒害、被感染的巨大风险，但他们对循环经济的作用和贡献不可低估。
北京每年由垃圾中捡出的物品达30亿元。据广州两个垃圾填埋场的统计，每年捡出的有用物品高达15.3万吨，价值900多万元。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拾荒者的存在。要承认他们的作用，关心他们的生活，又要防止某些老板对他们的盘剥，使他们的生活更有保障。
循环经济的发展，还要大力倡导绿色消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应将其作为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内容，加大宣传力度，引进到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中，提高公众的资源意识、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和循环经济意识，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方针，化作广大群众的自觉行为。
5.推广生态农业，减少面源污染
农村因化肥、农药、除草剂的大量使用，以及畜牧、家禽的大规模发展所带来的面源污染，不仅造成了江河湖泊的富营养化，而且造成COD和重金属的严重污染。为了防范面源污染的不断升级和可能造成的对水资源污染的危害，有必要在农村大力推广生态农业。应以沼气发酵为纽带，形成以“秸杆——青贮——饲料——人畜禽粪便——沼气发酵——肥料——农田——作物”为内容的产业链。
此外，还要大力发展有机肥料和微生物农药，推广生物防治和微生物除臭，并利用微生物在土壤的活动，清除和降解各种化学毒物，使土壤得到净化，彻底消除对水资源的面源污染，确保农业的丰收和高产。
6.建立绿色GDP或生态GDP核算方式
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组织出版了《环境进展的监测》，正式提出了“绿色GDP”概念，其内涵就是在现有GDP的基础上，减去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的价值。
GDP的增长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的增长。但是，现行的GDP的核算没有涵盖对环境的破坏及对生活质量造成的负面影响。例如，拆一座建筑物可以增加GDP，拆了再建GDP还可以大增。而由于拆房，造成居民的实际财富损失，给居民带来了沉重负担。
这样的GDP核算方式，必然会忽视破坏环境，破坏生态，并扭曲资源的配置方向。因此，要减少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必须要推行绿色GDP的经济核算，也即要在现有GDP的基础上，添加一些“外围因素”，如环境恶化、水质污染、无酬劳动和财富报废等，都应在GDP中扣除。还要对这些“外围因素”造成的财富损失进行补偿，以使GDP反映“真实的财富”，从而达到约束浪费和遏制污染的目的。
当然，核算方式也在发展。有研究者提出利用生态GDP的核算方式对绿色GDP算法升级。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首席专家王兵研究员认为，“绿色GDP的概念并没有涉及与生态产品、生态文明评价制度建设相关的理念，存在着缺陷。它只是简单地在核算中扣除了消耗（做‘减法’），表现的仅仅是经济的实际水平，仍没有通过核算把自然生态系统实际存在的生态价值统计出来（做‘加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然界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进而制约了创造生态价值的积极性。”
他提出，用生态GDP升级取代绿色GDP，即在原有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加入生态效益，也就是在现行GDP的基础上做两次减法（减去环境退化价值和资源消耗价值）和一次加法（加上生态效益）。
王兵认为，如果将来各地进行“生态GDP”排名的话，那些经济不够发达但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其排名可能会靠前，由此可以更好地督促这些地方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避免走发达地区“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老路，充分体现出良好的生态环境对经济建设的贡献同等重要的理念。用“生态GDP”指标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将有助于推动形成建设“美丽中国”的新浪潮。
7.彻底转变“先发展后治理”的错误观念
很多发达国家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走过的发展道路都是“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应该说在人们缺乏对环境污染认识和处理污染技术落后的早期，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
而今人类已经认识到这条道路的严重危害，并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发展理念，而且拥有了比过去成熟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我们必须对“先发展后治理”的错误观念进行转变。应认真搞好生产力布局，限制“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三高”产业，鼓励“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三新”产业，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纳入经济发展的规划和体系内，使“保护与节约”同发展目标相一致。
政府应给予企业一定的激励和监督，将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内化到企业决策过程中，使企业像考虑资金和劳力成本一样，将节约资源和防止污染作为企业追求发展和赢利的重要一环。
8.加强环保执法，完善生态补偿
中国的环保法律，应该说是基本正确和基本完善的。关于环保工作中“预防为主，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监督管理”的三大原则，以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环保目标责任制度，排放污染物许可制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城市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及污染物集中控制制度等，可以说都是行之有效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执法”和“怎样执法”。
由于管理上的混乱，在很多人就业还很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后门”挤进环保部门，使不少环保管理机构严重超编。环保部门为了养这些超编人员，不得不靠“排污费”进行补填。
这样做的结果，一是造成排污费被挪用，使污染治理失去了经费保证；二是关掉一个污染企业，就等于打掉环保部门一个饭碗，所以给关闭污染企业带来了阻力；三是污染企业变成了“鼠”，环保管理变成了“猫”，没有企业的污染，“猫”就难以有饭吃或是难以有钱赚，在这样的机制下，就会造成养“鼠”为患和污染泛滥。另外，要完善生态补偿，也需要规范补偿标准，使补偿有法可依。
因此，要彻底治理污染，就要理顺环保的位置，整治和改革环保执法队伍，提高队伍素质，鼓励公众和媒体参与环境的保护与监督。作为政府部门还要提高对保护环境的应急警觉，更加重视污染防治，改进工作作风，严格执行项目审批制度。
9.改革同保全水资源相违背的政策
鉴于水在环境与资源中的特殊地位，一定要高度重视水资源的保全。
当今影响水资源保全的政策涉及很多方面。例如，土地使用的“占补平衡”政策，造成很多小型坑塘、湿地被填埋；激励小水电发展的政策，造成中西部大小河流水电开发纷纷立项上马，遍地开花，河流在被截流后的水量骤减，使河水变死、变臭。以罚代管的政策，也使不少企业对水污染肆无忌惮。另外各地招商引资的冲动导致的“低门槛”，也给污染敞开了方便之门。
对还没有政策约束的有关问题也要进行必要的约束，如县乡垃圾的填埋问题，城市修橡皮坝拦河水问题，高毒农药、除草剂的管制问题，集中饲养猪、牛的粪便排放管理问题，对地下水的开采问题，对小城镇生活污水、污物排放问题，以及调整水质排放标准问题等，都需要加强关注和管理。
为了使河流污染总量控制在可允许的范围内，政府可以按流域建立排污权市场。对能以允许排放污染物的总量，分解成若干向河流排污的许可证，证照持有者可以拥有规定污染物品种与数量的排放权。企业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花钱买来这种排污权证，保证排污进行。否则，就会受到法律制裁。
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可以努力改进生产工艺，降低企业对河流的污染，届时企业还可以把多余的排污权证卖给别人或由政府按市价回收。这样既控制了河流的污染程度，又调动了企业进行工艺革新、降低排污的积极性。
中国的排污许可证虽然与此有些类似，但因为排污证拿到后，一劳永逸，不能转卖，无法调动企业降低污染的积极性。而且因为没有排污总量的控制，多会造成河流承受污染的超载。虽然在超排时要收排污费，但并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
为此，应尽早建立河流排污权市场，搞好全流域的控制，实现江河湖泊浊水变清。
10.依托科技创新，更好开源节流
要针对中国企业消耗大、效率低的情况，特别是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创新少的情况，要努力推进科技创新，依靠科技进步，搞好开源节流，并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使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目标更好地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