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讲真话、实事求是，是搞好建言提案的关键
不敢讲真话，不实事求是，使国人蒙受过很大灾难。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很多人不敢讲真话，不实事求是，曾经出现过万马齐喑的局面。这不仅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还把中国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炎黄春秋》杂志曾刊载一篇文章指出，1959年一个湖北麻城的县委副书记，就是因为不赞成水稻亩产3.6万斤的统计和报道，而被批斗了20次，劳改了13年。《七千人大会》一书也曾对这方面的问题给予些微的描述和透露。
随着改革开放和民主进程的推进，中国“言论自由”的环境越来越宽松。对各方面的言论，无论是支持的、反对的，应该说包容性很强。但是这不等于说敢于讲真话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实际上不敢讲真话的问题还广为存在。
一是反右中的“引蛇出洞”，大跃进中的“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中的“抓反革命”仍然在一两代人的头脑中还有很深的阴影，“前怕狼后怕虎”心理仍然存在。
二是社会上长期形成的认为领导讲话都是对的，红头文件写的都是正确的，对于多数人来讲即使发现此中有错误，也都害怕冒犯领导，怕影响自己的前途，或怕领导给穿小鞋，会丢乌纱帽等都约束了敢讲真话。
三是要为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而建言时，往往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受到话语权大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对和阻拦，他们还会利用权势较重的话语权对你进行攻击和诬陷。如此也给敢讲真话带来了困难。
正因为这样，在实际工作中，常常是“唱赞歌容易”，“挑毛病困难”。如果有哪位领导“好大喜功”的思想比较严重时，就更难以讲真话了。因此，多数人讲起话来，常会绕开尖锐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置广大群众的疾苦而不顾。而善把顺从领导意见和听取既得利益者的意见放在前面，为既得利益者代言。这也是今天社会上资金投向和舆论氛围常常存在重富轻贫，重大轻小，重锦上添花轻雪中送炭的重要原因。
王石的万科集团和许家印的恒大集团，在南京降价卖他们的房子时，就曾经遭到一个区建委主任的反对和制止，后来记者发现他抽的烟是几百元一盒的，顺藤摸瓜，发现该主任仅别墅就有26栋。由此可见，我们的改革，面临的最大阻力是既得利益者，特别是那些权与利相勾结的既得利益者。你要是就相关的问题进行建言和提案，就有可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甚至是会对你暗算。
因此，要想替百姓讲话，对政府负责，就不能惧怕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和挑战。还有“两会”上，央视的1+1节目，董倩和白岩松在采访我时，专门提到我曾提出的“领导机关要带头节约开支反对浪费”的提案，这个提案是2006年提出的，报到中央纪委后，吴官正作出批示，引起了纪检委、发改委、财政部的重视。并出台了相应文件，还征求了我的意见。那天董倩问我这种炮口直接对向领导机关的建言，你当初不担心吗？我的回答是，为了完成政协委员的使命，必须要敢讲真话，敢于直言。
多为大多数人着想，切中行政时弊，才能找准提案建言的切入点
作为以咨询国是、参政议政为己任的国务院参事，建言应该是为实现造福民众这样一个总目标，监督和促使国家各部门和各地政府的行政更符合中央要求，更符合广大民众利益。
因此，参事建言一定要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切中行政中的问题和时弊，这样才能找准提案建言的切入点。什么是时弊，依我理解，部分公务人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公信度缺失、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等就是时弊。我们的提案建言，一旦能够描准这些时弊做文章时，你就会有写不完的选题和内容。
此外，我们的行政弊端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财政使用的不透明问题。财政使用不透明这一弊端不仅造成“跑部钱进”和腐败大量发生，而且也影响了国家的统筹发展。一些经费的钓鱼政策、匹配办法，只能造成富的更富，穷的更富。2005年，国家拨付给西部某扶植项目的4亿元专款，竟然被国家某部门的某些人挪用1/4给了东部的不少单位。为什么中西部发展总也上不去，这也是原因之一。
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中国的一个市长在国外某市访问时，邀请该市市长到他的城市访问时，这位外国市长说，他没有经费预算，抱歉不能成行。而中国的市长却可说，我来给你出钱，说明我们的预算缺少严格把关，可以由少数人说了算。
②某些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我们一些部门，既主管某领域的方针政策和经费，又管自己所辖的实业和实体，如此在制定政策和使用经费时，一是常出现部门利益被法规化问题，保护的往往是本单位和直属单位利益，而非本单位的利益被排除在法规的保护和支持外。二是常造成经费大多拨发给“亲生儿子”，而“非亲生儿子”只能望“经费”兴叹而已。例如，出台邮政法律时，很多条款都是为国有直属企业着想的，民营企业的权益被排除到法律的保护之外，造成一大批民营快递公司上访和快递人员失业。又如，最近在做教育改革的调研时，发现我们的教育经费大多集中在部属的大学里，而非部属大学拿不到国家经费，造成了教育管理的不力和经费使用的严重不公平。
③近水楼台。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与近水楼台先得月或多得月有一定关系。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两个层次，第一次层次是管钱管物的部门，先把本单位的住房搞得好好的，把本单位员工的收入搞得高高的，用国家的钱把自身养肥。第二个层次是做决策的政府部门要求下面重节俭、反浪费，而对自身却要求甚少。对此，国务院事务管理局某副局长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无论从财政支出比例分析，还是从实际现象观察，当前机关在整体上存在行政成本过高问题，主要表现在人、楼、车、钱、能五个方面，仅机关用电一项就等于8亿农民生活用电的总量。这不仅造成了行政成本的大幅提升和资金浪费，也给发展差距拉大和矛盾增多埋下更多隐患，造成百姓不满。
④诚信缺失。某些行政部门不守诚信，浮夸风盛行，造成极大危害。我在某市工作时，因统计局的数字老变更，我提出了意见，后来一位领导说这是正常的，并举例说他在某市工作时，那里的水分是20%，在另一个市工作时那里的水分是30%，还有一个城市的水分高达40%。另外不守诚信的地方还表现在对一些文件精神的随意变更，例如，1978年104号文件明确提出：“企业退休干部得到法律保护，享受国家行政退休干部一样的待遇。”但是，1993年7月有关方面突然转发了《关于企业取消干部、工人身份界限，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若干问题的意见》，把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大批政调企的老干部一下子都变成了工人，使企业干部遭受了厄运，收入仅相当同期行政干部的1/3。这不仅造成了一大批企业干部的生活困难，更造成他们心理的不平衡。他们上访不断，造成社会不安。
⑤不尽职尽责和以暴易暴。2005年，不少地方实行了公安厅长、局长、接待日，从接待日的辉煌成绩中得到一个信息，即安徽一公安厅长“开门接访后”创出一个奇迹：有两兄弟死于非命13年不能破案。老人郑国化为儿子之死从乡到县到省，连续上访13年，苦苦哀求都无人问津，而在公安厅长开门接访后，13天便将此案破获，杀人凶手很快被捉拿归案。由此可见，我们有些政府部门往常是欠负责任的，社会上的上访之多，都是这样造成和累积的。
另外，我们在应急事件管理中，只堵不疏是十分危险的。一些地方为了从政绩上减少上访，不惜千方百计堵截上访，这是祸是福值得研究，古代思想家墨子论断说：“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用“爱”换“和”，会使矛盾化解，以“压”换“恶”，或叫以暴易暴，会使矛盾加剧，甚至使民众内部矛盾演化为敌我矛盾，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⑥腐败行为。政府官员腐败不断发生，直接干扰和破坏了政策，不仅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而且使那些惠及民众的好政策难以落实和兑现。例如，原国家医药局长郑筱萸卖批件和贪污巨款案，揭示了干部腐败给国家给民众造成的严重危害。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国家一年有一万多种新药被批准，高达美国的数百倍，导致了药价越控越高，酿成了百姓看病贵看病难。
以上六种情况引发的问题，在现阶段是不少的。此中，除了腐败有纪检委在抓之外，其余四个方面派生出的问题是较少有人研究的。我想，作为政协委员，应该切重时弊，围绕这些弊端导致的决策失误和群众不满，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央决策被篡改、被误导和走偏的实际，做好调查研究，搞好议政建言。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急国家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议民众之所需。
善从小见大、深入调研，就会有做不完的建言和提案
古语云：“础润而雨，见微而知著”。社会同人体一样，人体的一滴血，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健康或患病，社会上的一些个案，也往往有其代表性。当然，我们不能瞎子摸象，不能以偏概全。但是，我们可从身边一些小事入手，然后再进行全面调研。
我们每一个参事都生活在民众之中，我们的亲戚朋友分布于社会的各个地方，各个阶层，再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生活、要出行、要购物、要理发、要洗衣、要下饭馆、要做家政等，这方方面面的管理者，劳动者就是社会的细胞，就是社会的缩影。只要你确立了政协委员的使命感，有了建言提案的责任心，就一定会从自己身边发现社会的各种新情况和各种各样的新问题。
正如温家宝总理送给国务院参事的两句话那样：“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国务院参事经常在“屋下”看一看，在“草野”走一走，同广大普通群众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现状和疾苦，我们便可知道这个社会有没有屋漏的地方，有没有政失的毛病。“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三句话中，情为民所系是第一位的，只有情为民所系，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从这个意义上讲，“善从小见大”，这不仅是寻找提案、建言题目的好方法，而且也是使提案建言立足于保民生、保稳定的重要途径。
2001年，我在天津过春节时，去看一位当过厂长和工会主席的老朋友。他当时身体不好，谈到药价高、看病贵的问题时，就从床下拿起一瓶敌敌畏对我说，病重时就把它喝下去。我当时想他作为一名中共党员说这话，该不是对社会不满吧！于是就使我产生了一种应该解决药价高、看病贵问题的念头，并接着进行了调研。不调研不知道，一调研吓一跳，因为药价过高，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流行谚语，如“脱贫四五年，一病回从前”，“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都反映出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2002年两会上我写了“降低医药售价，改善保健环境”的建议。这个建议提出后，媒体进行了报道，央视敬一丹主持的《声音》，董倩主持的《央视论坛》都对我进行了采访。
2001年，我带我爱人，到成都某医院去看病，大夫说有点小感冒，结果给开了830元的药。我爱人是个老共产党员，很注意为国家节俭，坚决不让我买这个药。后来在医院门口花了十三元钱买了点维C银翘片等，两三天就把病治好了。对此，我调研之后，提出了医疗方面存在的五大问题：一是回扣问题，二是处方问题，三是重复检查问题，四是红包问题，五是互相走穴问题。当我把这些问题写成参事建议和在政协提出并被新华社报道后，有260家媒体进行了转载，中央电视台敬一丹和董倩的栏目都再次对我进行了访谈，《求是》杂志也专门把我提出的问题向中央发了内参。总理提出了要解决看病贵看病难之后，华建敏又让国务院参事做深入调研。参事调研组也要我牵头，我们先后走访了五个省市，最后分管副总理吴仪和相关部长在中南海听了我们的汇报。
以上两个有较大影响的建言，都是从身边的小事发现问题，并通过进一步的调研提出的。这两个提案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形成了社会舆论，推动了医疗改革的启动。
2002年，在云南姐告考察时，当地一位朋友告诉我，姐告处在缅甸边界上，他们农家的南瓜可以在缅甸农家结果，缅甸农家的鸡可以在他们的农家下蛋。就这样一个地方，人家的孩子上小学是免费的，我们的孩子上小学却要交学费。之后，我又在云南红河州看到一个小学，小学生都八九岁了，但像城市五六岁的孩子那么高，而且面黄肌瘦，到他们住处看一看，三个孩子睡一个小床上，下面铺的是稻草帘子。这两件事激起了我对教育的考察和研究，提出了“呼唤宏观投资政策的关注和倾斜，用‘皇粮’把义务教育养起来”的建言，后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做了大会发言。上海市原副市长谢丽娟中午吃饭时告诉我：“手现在还红着呢。”意思是鼓掌鼓红了，但当时她也担心很难实现。没想到三年之后，义务教育真的免费了，我们的建议真的实现了。
另外，我1997年提出的开发中西部的建议，1998年提出的建设全社会道德工程的建议，2001年提出的“农民的问题是中国一切问题中的大问题”的建议，2002年提出的精简县乡机构的建议，2003年提出的修改收容法规和包括减免农业税在内的“解决三农问题的三大战略、十大突破”的建议，2005年提出的“精官方能简政，简政必须精官”的建议，2006年提出的“带头厉行节约”和“社会要稳定、信访要畅通”的建议，2007年提出的“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宜早不宜迟”的建议，等等，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其实，这每一个建言，都是从身边的一些感受开始的。
参事建言要立足做好六个“三”
第一个三是“搞好三个学习”。一是学好执政的指导思想，二是学好中国的优良传统，三是学好外国的经验。学习指导思想，就是要把握好和吃透中央精神，了解指导思想的一贯性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以保证提案建言有正确的方向和准绳。另外只有学好中国的传统和外国经验，才能使建言提案旁征博引，植根于深厚的基础中，才能更具说服力。
第二个“三”是“做到三个正确对待”。一是正确对待自己，二是正确对待广大群众，三是正确对待政府官员。我们的很多提案建言在揭露问题时都会触及政府官员的工作，有的是尚未关注的，有的是已经做了一些努力的。因此，在提案建言时，一定不能无视政府官员的工作，要全面了解已出台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正确对待群众的反映和呼声，对任何一方面都不能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对自己也是一样，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才能对问题的曲直、大小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和分析。
第三个“三”是“要坚持三不”。一是不人云亦云，二是不老生常谈，三是不说套话空话。这“三不”对参事建言是十分重要的，人云亦云、老生常谈或讲空话套话，不仅做不好参事提案，而且还会误了大事和耽误领导的时间。要坚持这“三不”，就必须深入实际，多做调研，更需要有一定的胆量和勇气，才能使建言更有生气、更有内容、更有建设性。
第四个“三”是要“强调三真”。一是建言的真情实意，二是建言的真实可靠，三是建言的真知灼见。这三个真，各具内涵，而又有一致的特点。作参事建言，首先要对事业忠诚，也要对广大百姓热爱。反映好民众的心声，就是对事业的忠诚，只有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诚关心群众疾苦，才能把“执政为民”的宗旨落到实处，才能使事业更加兴旺。
第五个“三”是“提倡三性”。一是提倡建言的前瞻性，二是提倡建言的战略性，三是提倡建言的全局性。孙子兵法讲：“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事，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因此了解全局，兼顾好方方面面是搞好建言的重要条件。参事建言，决不能只顾今天，不顾明天；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少数人的利益，忽视大多数人的利益。一定要从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出发，防止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第六个“三”是“抓住三个关注”。一是关注实际，二是关注群众，三是关注民生。根据我的研究，普通人是社会人的大多数，普通人由于缺少话语权，他们的利益常常被强势群体所挤占，普通人常是不公平、不正义的承受者。因此解决好普通人的问题，应是科学发展观的主体，普通人的问题解决好了，社会才能和谐。我们关注实际、关注群众、关注民生，就是要使普通人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使普通人走出不公平、不正义的阴影，使公正的原则真正贯彻到社会的最底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