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
5.瘀青
第一次抱起维奥莉特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鲜嫩的肌肤。她几乎是透明的，而且柔软得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她的存在。她身上有奶香和爽身粉的味道，既古老又短暂。
在所有那些香滑的乳汁把她养胖以前，维奥莉特长着两条娇弱的泛红的小腿，像青蛙腿似的折叠起来。她穿最小号的尿布，在我不得不把布料从她紧握的小拳头旁边绕过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在给一个用鸡蛋壳做成的洋娃娃穿衣服。
她就是个不谙世事的小肉团，对人毫无戒心，仅仅是想到某种面目模糊的邪恶势力会从门缝底下钻进来，触碰到她，我就能恨得咬牙切齿。我们立刻就爱上了彼此。我知道，不管她在哪里，在哪间熟悉的屋子里醒来，她都依然会爱我。我也知道，她所感受到的那种爱注定带上痛苦和困惑，因为我不在她的身边。从前我一直都在。
我从来没有故意伤害过维奥莉特。过去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一直都在驱赶着那些有可能会威胁到她的痛苦，在没能把它们赶走的时候，我起码会亲亲她，让她的痛楚减轻几分。在她小小的身体被那来势汹汹的泪水冲得颤抖不止的时候，我会将她紧紧抱住。
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解释。吉姆的表情简直就是在刺激我。他扬起的眉毛仿佛在说：“你给我不承认试试看哪？”
我没法不承认。她身上确实有瘀青。每一个孩子的身上都有瘀青。她还是婴儿的时候是没有的。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她的腿上碰出了一些模糊的印子，不过吉姆说的并不是这个。我猜他所说的瘀青是指去年维奥莉特两岁半的时候发现的那些。事实上我并不知道那些瘀青是怎么来的。我也知道这么说听上去很不像话。
当时，我们在布拉克内尔森林的一个冒险乐园里，跟一大群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待在一起，大家都是我们那个幼儿小组里面的人。我们是拼车去的，维奥莉特和我坐在一辆宽敞的三排座小客车上。我以前从来没有跟开车的那个女人说过话，我们努力找着话题，却还是在路程剩下四分之一的时候一败涂地，陷入了沉默。那个女人有一对双胞胎儿子，虽然要比维奥莉特小一点，但是块头更大，声音也更响，跟小坦克似的。就在我们把车开进停车场的时候，他们三个全都睡着了，在那之前，后排的座位上一直都闹哄哄的。
冒险乐园有不同的区域，一排野餐桌沿着用栅栏圈起来的游戏区域摆开，凳子上挤满了人，一大群女人和少数几个男人，双手握着装在塑料杯里的咖啡，或是从保温瓶里倒出来的茶水。我站在那儿，扒着游乐场的栏杆，注视着维奥莉特的一举一动，望着她怯生生地跟在别人后面，登上爬网，再滑下滑梯。这个地方跟我们那个小小的乡村公园完全不一样，维奥莉特看上去更像是畏惧而不是兴奋，仿佛我们刚一到这儿，她就想回家了。
同行的一位母亲拍拍我的肩膀，把保温瓶里的热茶分给我喝。她非常友好，于是在她给我倒茶的时候，我也转过身去朝她笑了笑，说了几句我们觉得这种活动有多让人尴尬的话。“我们这些生来腼腆的人应该团结在一起。”她说。一种亲切感袭向我，让我浑身打战。
她回到自己的桌边去了，等我回头再看游乐场的时候，维奥莉特却不见了。她既不在片刻之前还攀着的爬网上，也不在更久之前坐着的滑梯上。那对大块头的双胞胎还在，拖着长鼻涕却浑然不觉。先前在维奥莉特身边的其他孩子也在，一边玩耍一边吵架，可她却不见了。我一下子慌了神，恐惧得脑袋嗡嗡直响。
“维奥莉特在哪儿？”我冲着那对双胞胎男孩儿嚷嚷，他们没有理我。我跑到聚在一起的母亲们那里，抓住其中一个人的手臂，问：“你看见维奥莉特了吗？”她们摇着头，看起来很担心。有几位和我一起找了起来。“她是哪一个来着？”一个红头发的母亲问道。我发现要形容维奥莉特的样子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我闭上眼睛的时候能见到她，我活着就是为了她，可即便如此，我却无法用语言描述她。
“别担心。”母亲们都这么说着，她们摩挲着我的后背，用力地抱着我。我们到处都找遍了。我急得发疯，徒劳地在铺着树皮碎屑的地上一圈一圈地打转。忽然，我转身朝咖啡馆望去，瞥见一个女人正紧紧地抓着维奥莉特。我跑过去，心脏怦怦直跳，想把维奥莉特从她手里夺回来。
“嘿，”那个女人喊着，“你干什么？”
“她是我的！”我大叫。
“你是她妈妈？”她问道，“她迷路了。”
“我才一会儿没看着。”我说着，气愤不已，却又如释重负，差点晕倒。我抚摸她的头发，亲吻她的脸颊，可她仍旧浑身颤抖，不住地抽噎。我问她：“你到哪儿去了，亲爱的？”
刚才拉着她的那个女人还在边上站着，但我几乎都没理她。维奥莉特只是钻进了我的怀里，她的泪水沾湿了我的外套。
“她一个人到处乱转，弄疼了自己，一直在哭。”那个女人双手叉着腰说。
维奥莉特一定是看不见我的脸，以为我走开了才到处跑的。我感到一阵无法忍受的内疚，因为我把跟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女人聊天看得比她还重。而在我们聊天的这段时间里，她很有可能会从爬网上掉下来，撞到什么东西，或者是在滑梯上摔一跤，并且在这些意外发生之后，依然不知道我在哪里。她的两条腿上和一只手臂的侧面全是青绿色的瘀伤，然而让我难过的并不是这些瘀伤。而是自己竟然会把其他任何事、任何人放在她之前，这种内疚和自责在我心里挥之不去。我发誓再也不会这样，毕竟我明白这种感受。
萝宾
只是敲了几下房门而已。
昨天夜里，萝宾腿夹着羽绒被，努力想要睡着的时候，她这么告诉自己。
一个敲门的人，能干出什么坏事来呢？
萝宾住在曼彻斯特一个繁忙的郊区，紧靠巴士沿线，她家的房子正对着一片颇受欢迎的公共绿地。这里到处都是目击者，有成百上千个人在场，危险的事情应该连试都不会有人去试才对。那她为什么不直接把门打开呢？
明天，她对自己说，要是他还来敲，她就去开门。不仅如此，她还要砰的一声带上门，问他：“有什么事吗？”她还打算拿着电话，以防有需要时报警。想必是不需要的。
一开始，这份决心让她恢复了平静，然而一想到大门敞开，日光奔涌进来，一张怒不可遏、胆大妄为的面孔渐渐浮现……她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已经爬到了床底下，还顺手把羽绒被给扯了下来。
她常常在这样的循环里不停地打转。理性的一面占据了主动，紧接着残缺的部分又会向所有那些冷静的思考挥出一记落锤。这么多年来发生了太多事，若是换一个理智的人，必然不会像她那样去处理。一个理智的人会拆开自己的信件，会打开自家的房门，会睡在床上，会从屋子里走出来，会收看正常的成人电视节目。一个理智的人不会大门不出在家中来回踱步，计算自己走过的步数，不会从儿童频道的幼教画面里寻求安慰。
一个正常人不会认为自己瘦骨嶙峋的手里掌握着别人的生死，也不会对素不相识的人负责，就好像对人负责就能让人死而复生似的。
一个正常的人只会顺其自然地生活，而不是在做出每个决定之前、之中和之后都不停地调查分析。
不过，萝宾承认，或许她从来就没有正常过。
她推门走进“健身房”，躺到训练椅上，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到胸口上方的那根金属杆上。至少锻炼身体是一件相当正常的事情。尽管她真的会一连练上好几个小时，还会陷进非要让一切都均等不可的整数循环里，直到最后练得肌肉都失去知觉。
她眼下深陷的泥潭可以追溯到加州洛杉矶的那次享受之旅。乐队为了制作他们的第五张专辑，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而特别安排去了那里。
当时萝宾走到屋外去呼吸新鲜空气——比她刚刚离开的那间空调房里更温暖、更粗粝的空气——一天之前意外收到的那封书信仍旧压在她的心里。就在那时，她看见了三个一排的窨井盖[19]，从它们边上绕了过去，悄悄溜到马路上。她十几岁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不过是在伯克郡的人行道，而不是洛杉矶的行人区[20]。
从前的恐惧症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刻发作呢？她不太确定。或许是因为那封信。丑陋的字眼粘在廉价的横格纸上写成的信，就放在她的酒店房间里。
下水道这东西只是20世纪90年代遗留下来的破习惯，一种蔓延在社会中的恐惧，一种都市传说般的迷信，追根究底起来，谁也没法真正解释清楚或是找到起源。为什么所有那些住在郊区的少男少女都要冲到马路上来躲开三个一组的窨井盖呢？为什么两个一组的窨井盖就会带来好运呢？这根本就说不通。对，说不通。在英格兰南部说不通，近二十年之后在圣费尔南多的河谷当然也说不通，在那间录音室边上，多的是比三个一排的窨井盖更吓人的东西。
然而就是它了，那根最后的导火索。那阵巴甫洛夫的铃声，让她踮起脚，小心翼翼地走到山顶，一发不可收拾地落入惊恐和怪癖的万丈深渊。带着强烈的决心，猛扑而下。她越是想方设法地试图控制，就越是觉得生活正在滑向谷底。
先是为了躲开三个一排的下水道盖子，轻轻地一跳、一蹦、一跃，随后萝宾开始每上一次厕所都要洗三遍手，随身携带抗菌的湿纸巾、喷雾和含有酒精的免洗洁手液（对于有洁癖的人而言，洛杉矶真是太棒了，她待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没过多久，她又着魔一般质疑酒店的安全问题：反反复复地查看房间边上的小阳台，拉起窗帘确认那里没有站着一个人，她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死死地盯着自己。
曾几何时，史蒂夫，乐队的鼓手，只消意味深长地瞟她一眼，或是被她瞟上一眼，便是他们彼此如饥似渴想要亲密的信号。从前，他经常被拉进她的套房——永远比他的房间要大——心甘情愿，掩人耳目地交欢（他毕竟只是鼓手而已），如今他则被留在了门外的走廊里。
等中规中矩的专辑录制完，乐队回到英格兰，巡演已经迫在眉睫。那个时候，萝宾已经成了身边人的噩梦。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噩梦——她差点没能完成在曼彻斯特阿波罗剧院里的那场彩排，尽管彩排已经被缩短了。彩排的时候，她一心顾着让自己不要蜷缩成一团，根本无暇注意其他人脸上的愤怒。
史蒂夫避开了她的视线，生怕被她误解成渴求。阿利斯泰尔，乐队的贝斯手兼主唱，大都通过短信和她交流，或者把要说的话写在酒店信纸上通过门缝塞给她。他话语中的体贴有礼一点点销声匿迹，带刺的质疑反倒日渐增多。
萝宾的一天围绕着严格控制的洗手次数、咽口水、检查门锁、剪指甲和挠膝盖展开。她全身布满红肿的抓痕，指尖不住地阵阵抽痛，而且她几乎没法与人交流，因为她一直在脑袋里疯狂地安排着下一个小时、下一天、下一周和下个月的事情。当然了，这些，萝宾对自己的乐队搭档、经纪人、巡演经理、司机、艺人统筹、媒体负责人或是其他任何人全都只字未提。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待在自己的酒店房间里，重复着所有的这些事情，思索着所有的这些念头。或者更糟，即便和其他人坐在一起，她也只是坐着，一言不发。
乐队的全国巡演始于曼彻斯特。
在曼彻斯特，萝宾彻底崩溃了。
她再也没能离开。
第一场演唱会当天早上，萝宾躲了起来。头天夜里，她试着尽可能在不引发风波的情况下平静地退出巡演，她给不同的人发短信说自己嗓子哑了，发了高烧，只能改用伴奏乐师了。
几分钟后，有人敲响了她的房门。萝宾还没来得及起身，巡演经理贝弗就吼了起来：“见鬼，萝宾，今天我才不要听这些鬼话。”
萝宾在地板上躺了下来，没有回应他。
“够了，萝宾。你有力气发短信就有力气弹琴。”
萝宾发消息说：
我已经说了，我嗓子哑了，所以没法回答你，拜托你不要像仇人一样。
“滚你的蛋，萝宾，没人指望你开口，但你是演出机器的一部分，不能在大家还差几个小时就该上台的时候，给我们制造空缺。”
贝弗顿了顿，多半是在掂量着要不要设法撞开这扇仿红木的大门。
“听着，亲爱的，这是首演，你肯定会觉得有点不自在，可那只是个小场子，而且观众也会很友好的。放松点，好吗？你们只要弹几首新歌暖暖场，再演奏一些大家都爱听的曲子就行了。没什么可担心的。”
萝宾没有回答。在几乎每一个乐队成员和工作人员越来越不耐烦地“干预”之后，她听着异口同声的“去你妈的”“见鬼去吧，萝宾”越喊越响，稍稍持续了一小会儿，然后终于听见愤怒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她重新站了起来，仍旧穿着那件极其厚实的酒店浴袍和印着酒店标识的一次性拖鞋。她捡起了写在酒店信纸上的便条，上面是阿利斯泰尔的笔迹：
该死的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大，萝宾？
萝宾用力地吸气呼气，那种永远也无法将肺叶真正填满的恐怖感不断加剧，随后她红着眼眶又小心翼翼地躺回到地板上，一遍又一遍地数着装饰在檐板上的珠子，直到睡着。
这并不是她第一次惹得大家火冒三丈。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曾经以此为乐，求之不得。她会让怒气滚成巨石，把她压垮，然后感受怒气落在胸口，压得她发不出声音。而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年多，她有时还是得大声对自己说点什么，只是为了确认她的声音还在不在。
“早上好，喜鹊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