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财树威
唐玄宗李隆基继位后，在解散僧侣的同时，为天下人表示以俭治国的决心，断然采取一项惊人的行动。玄宗下令将收缴来的太平公主的玉制宝物以及宫中珍物，在宫中庭院公开销毁。只见一股股烈焰腾空而起，噼叭作响，浓烟蔽空。一些宦官将一匹匹色彩斑斓的绫罗绸缎、一捧捧绝美的珠玉饰物投入火中。卫兵还从库中将宝物不断运来，供人焚烧，玄宗亲自监督。唐玄宗的这把火，烧掉了数以千万的财富，为玄宗树立了以俭治国的形象，警告官僚不要崇尚奢靡之风，为“开元盛世”的出现起了积极作用。
严打典型
唐开元年间，御史大夫李杰与国舅长孙昕等产生了矛盾。一天长孙昕找来妹夫杨仙玉，两人一起在里巷等候李杰。李杰一到，他二人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然后扬长而去。李杰气得要命，便上表告御状道：“为臣身体发肤受损，只不过疼痛一下罢了。可堂堂朝官被人欺凌，这实在是侮辱国家。”玄宗见状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把长孙昕斩首。散骑常侍马怀素觉得正当春季，不可行刑，就三番五次上表劝玄宗不要开刀问斩。于是，玄宗下诏道：“发号施令，是由近而及远；实行刑罚，则先亲而后疏。长孙昕依仗身为国戚，横行不法，侮辱大臣，情理难容，所以下令将其斩首。现在群臣屡次上表，陈说阳和之节非肃杀之时。群臣言辞恳切，我采纳就是。可于朝堂之上，将二人以乱杖打死，以谢百官！”总算长孙昕运气好，赶上了春季犯法，才没有身首分家，落得个全尸而死。
宽容得人心
郭子仪是唐代朔方军的统帅，他治军宽容。后来太监鱼朝恩与郭子仪不和，借郭子仪攻打安庆绪未胜，对皇上说了郭子仪的坏话。皇上便免去郭子仪的兵权，召还京师，让李光弼出任朔方军代理节度使。李光弼治军崇尚严整。朔方军的军官与士兵都不高兴，都思念带兵宽厚的郭子仪。郭子仪的老部下王元振发动抢劫骚扰事件，迫使皇上又将郭子仪复职，加封汾阳王和兵马副元帅职务，再去统领朔方、河中等军队。
铁腕治国
唐朝后期，宦官的势力极大。皇帝的废立以至生死，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公元846年，唐武宗李炎病死。他没有儿子，宦官看中了李忱。李忱已经36岁了，他是此前三个皇帝敬宗、文宗、武宗的叔叔。宦官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他既呆且傻，便于控制。李忱小时候，宫里面的人便觉得这孩子不大聪明。等到他的几个侄子先后当上皇帝，他就更显得呆傻。平时深居简出，很少同人来往。有时皇族集会，他一句话也不说。侄子们都不大看得起他，经常拿他开心，甚至当众羞辱他。他从来不急不恼，毫无反应。然而处在这种位置，不可避免地要被卷进权力之争的旋涡。武宗皇帝对他尤为猜忌，曾将他关进宫中的监狱，后来又囚于厕所之中。有宦官将他放出，他才免于一死。这种既呆又傻的主儿，让他上台也就是个傀儡，宦官照样可以为所欲为。哪知他一上台，形象大变。朝见大臣，显示出皇帝的尊严。处理朝政，干练而又很有分寸。而且上台伊始，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前朝权倾人主的宰相李德裕罢黜、流放，重新任命了一批新人，宦官这才发现李忱的呆傻完全是假装的。
赏功罚恶
后唐末帝李从珂靠兵变拥立即位后，很想有所作为，他抱怨宰相卢文纪等没有好的建议。太常丞史在德上书说：“朝廷用人滥竽充数。号称将领的人没有军事常识，虽身穿军装，手拿武器，可会战时却丢盔卸甲，先行逃走。号称文官的人很少有真正本领，反而品德恶劣，当询问他们意见时，则目瞪口呆，说不出话，写文章也请人代笔。这是虚设官职，浪费国家财力。现在陛下维新中兴，正是改革弊政的时机。我建议所有军官，凡是身穿铠甲的，请下令本军大将，检查他们的武艺，考核他们的兵法谋略。文职官吏，则由皇上亲自出题当面考试。”史在德的奏章，惹恼了宰相和在位的官员，他们一致要求严厉惩罚史在德。李从珂说：“我刚刚登极治理国家，言论应该开放，如果官员中因为提出意见被定罪，以后还有谁再敢说话？过去魏征请求太宗奖赏皇甫德参，现在你们却要我处罚史在德。两件事情相同，建议却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史在德只是想为国尽忠，怎么可以责罚？”
以贼治贼
崔安潜被唐僖宗任命为西川节度使。他上任后，除了处理政务以外，没有提及盗贼扰民问题。蜀中人感到奇怪，私下纷纷议论。崔安潜听后一笑，让手下人按自己的吩咐去准备。初五这天，崔安潜拨出节度使府库钱1500缗，分别放置在成都蚕市、药市、宝市三处闹市。又在市上张榜称：有能告发并逮捕一个盗贼者，赏钱五百文。若同伙告发可以释免告发者罪，和平常人一样领赏。希望大家奋勇缉盗，绝此祸患。告示贴出不久，就有人捕获了盗贼。盗贼不服，对抓他的人说：“你与我同伙为盗已17年，赃物都是平分，你怎么敢逮捕我？即使到官府，你与我一样，也要被处死。”崔安潜对盗贼说：“你既然知道我有榜，为何不将你的同伙逮捕送官府？如果你这样做，他就该处死，你就该受到奖赏。现在你既然被他先告发，还有什么话好说！”捕贼的人立即得到了赏钱，赏金当面兑现。盗贼被押到市上剐死，并诛灭其一家。此事传出以后，诸盗贼与同伙互相猜疑，在成都无容身之地，纷纷逃离四川。有的洗心革面，弃暗投明。从此，四川境内盗患大减。
三人同醉
一天，宋太宗在北园宴请臣下，殿前都虞侯孔守正和王荣等都在其中。几经推杯换盏，不知不觉竟喝得酩酊大醉，孔守正夸起自己守边疆的功劳来了。王荣醉醺醺，听他如此说，心中大为不快，就插话说：“论起边疆的功劳你哪里比我大。”二人由此争吵起来，也不顾太宗在场，吵得面红耳赤，不可收拾，全然失去了君臣之间的礼仪。侍臣看到如此情况，奏请太宗把二人抓起来押到吏部治罪。太宗不同意，派人把他们送回家。第二天两人酒醒之后，后悔不已，知道自己乱了君臣之仪，闯下了欺君的灭门之罪，连忙穿上朝服到金銮殿向皇帝请罪。二人见了皇帝急忙叩头跪拜，解释自己昨天是酒醉，在皇上面前有失检点，情愿受罚领罪。没想到太宗只是淡然说：“昨日朕也喝醉了，不记得发生了这样的事。”这样，太宗简单的一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二人再跪拜谢恩，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文武并重
耶律楚材是契丹族人，后为蒙古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所用，官至中书令。成吉思汗打天下之初，只重武功，不重文治，对被征服地的人民实行野蛮的屠杀政策。耶律楚材建议成吉思汗多吸收汉文化，注意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有人对成吉思汗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反驳说：“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太宗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辅佐制定礼仪。他建议军民分治，地方州郡长官专理民事，反对以汉地为牧场。他向窝阔台建议1８件当务之急的大事，还奏陈时务１０策，都与文治有关。他还向窝阔台阐明自己的治国应重“文治”的思想。蒙古族的汉化以及元朝建立后由重武功转向重文治，都与耶律楚材的“文治”政策分不开。
防患于未然
明孝宗非常信赖刘大夏，一天，他对刘大夏说：“我遇到不好处理的事，每次都想叫你来商量，但又因为不是你部里的事不便叫你。今后如果你发现了有应当实行或应当取消的事情，可以写个揭帖秘密地给我送来。”刘大夏说：“我不敢这样做。”孝宗问：“为什么？”刘大夏说：“陛下行事，远法前代圣主，近效本期祖宗，是非公开，使群臣都能知道。外事交付各部处理，内政向阁臣咨询，这样很好。如果使用揭帖，时间久了，成为一种常规。万一不良之辈窃居要职，也以此行事，祸害就大了。这种方法不可作为后世的准则，所以我不敢答应这样做。”孝宗听后深为赞许。
以理服人
陆陇其是清朝初年的学者，当过知县、御史一类的小官。他在当嘉定县令时，每当缴粮纳赋的日子临近时，通常把乡民召集起来，讲一番按时赋税的道理。他说：“向大家收缴的钱粮，全是朝廷的国课，并非县官的私蓄。如果百姓能急朝廷之所急，按时上缴钱粮。不仅自家心安理得，而且给当官的减去许多麻烦，以便有更多的工夫为民办事。我与大家没有任何宿怨，不想为收钱粮而杖责任何人。何况一旦受到杖责不仅要花许多冤枉钱，还要落得欠粮受责的名声。倒不如及早凑齐应纳之款，让大家都相安无事地办完这件事。”乡民觉得陆陇其的话说得实在、透彻，乐于接受，很少发生欠粮受责的事。1692年，陆陇其逝世。当康熙得知陆陇其已故的消息时，深感惋惜，他慨叹道：“陆陇其是本朝不可多得的人才。”
借威解难
清朝道光年间，广东混乱。从福州去广州贩卖药材的包老板，因卖药材的钱要不回来，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有人告诉他，去林则徐的衙门告状讨公平。几经周折，包老板见到了林则徐。但因这事不在林则徐的管辖范围内，他也不便多过问。林则徐沉吟片刻后，俯在包老板的耳朵上嘱咐了几句，包老板高兴地走了。第二天，包老板到赖账的药店里讨债，店主百般推脱，表示钱不够，无法还钱。正闹得不可开交，只听锣声大震，两广总督林则徐巡视到此。包老板急步走出店门，来到近前的轿子施礼。坐在轿中的林则徐立即探身向包老板微笑着点点头，轿子就过去了。药店主人看到眼前的情景大吃一惊，他一反常态，恭恭敬敬地把包老板重新迎进店里，又送茶又递烟，并再三请包老板赏脸留下用饭。饭后药店老板把欠款双手奉还，包老板满载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