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镇上的理发馆到我家三里地不到，一路上碰到七个我叫得上名字或叫得出我名字的小镇女孩，三个我该叫大叔和大妈的街坊，还有六个正在放过年余炮的、唇上大黄鼻涕泛滥的孩子。他们中间有五个人问了我关于发型的问题。那时我正一只手拎着帽子，昂首阔步地沿街炫耀我新剪的酷头儿。
“丁冬，你今天挺好看嘛，理发了？”这是一个女孩。
“丁冬你臭美什么，帽子不戴拎着，不冷吗？”这是另一个女孩，我小学同学。
“老舅老舅，你像个演电影的。”这是一个管我叫舅舅的孩子。
“小冬，你这是要去相亲啊？小伙儿挺精神！”这是一个我该叫她大妈的老不正经。
“还没出正月呢，冬，你咋就敢推头？你舅知道了非揍你不可，还不把帽子捂上！”这是我的远房表舅，他和我舅舅曾一起出门做过生意，从关东把狐狸皮趸来卖给温州人，温州人再染白了制成围脖当芬兰银狐卖给外国人和城里的冤大头。
我只回答了他的提问。
“这么大年纪就别操那么多心了，该享福的时候就得会享福，我知道上了年纪的人瞧着不顺眼的事挺多，不过我觉着你还是操心一下我四哥的事儿，怎么着，莫非他有消息了？”
老头那张皱皱巴巴的脸顿时板结，仿佛被人凭空拍了一砖，还是青砖。他瞪了我片刻，搁浅的鱼似的张了张嘴，重重地哼了一声，与我擦肩而过。
一股硝制老羊皮的暖烘烘气息钻入我的鼻子。
我叫四哥的那人是这老头的小儿子，几年前带着一笔巨款去东北收皮子就此音信杳无。老头曾先后去东北五次寻找，光寻人启事就印了几百斤，走遍了东三省的白山黑水，却没能换来儿子的一根腿毛。有人说他儿子早让人害了，深山老林里，连尸骨都找不到半根，八成是遭了熊吻。
老羊皮的气息滞留在我的鼻腔里，略觉鼻子发酸。我从狗皮帽子里抽出一只手摸了摸粗硬的头发茬，继续往家走。
在我生活的华北农村有一句农谚：正月不理头，理头死舅舅。可我告诉你们说吧，现在就是正月，而我也不多不少恰好有这么一个舅舅，我今天来镇上理发就是为了咒他死，你们别骂我傻，这一年我十五岁，你们又不是没从我这么大活过，谁都该知道这个年纪就是犯傻的年纪。
我舅舅的命当然不是我头发的长短能决定的，这我知道，要是在正月理个发那老杂种就能死，那他早死了一百回了，只要他能死，我就是秃了也在所不惜。妈恨他，我这当儿子的当然跟妈要保持一致。妈肯定高兴，她一定明白我在今天理发的深意。
可是我想错了，我一进门她就慌了神，她说：“小祖宗，谁让你今天推头了，你也不看看皇历，还没出正月呢！”
我抓了一块热气腾腾的红薯往嘴里塞，囫囵着说：“你不是恨我舅吗？我理个头他没准就真死了，正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