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均衡筛选规范（equilibrium-selection norms）
均衡筛选规范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种规范，它是协调人们在众多的纳什均衡中选择某个特定的纳什均衡的规范，但是策略与行动的选择完全是当事人的自身利益所在，所以说这种规范不改变博弈本身，但改变博弈的均衡结果。这种规范的作用就是使人们能够从多个纳什均衡中筛选出一个。例如在前面的进门博弈中，假如你现在碰见了你的老师跟你一块赶到门口（老师是A，你是B），那么，均衡“A先，B后”最可能出现，这就是“尊师”文化在起作用。
这里，“尊师”是一种理性行为。在西方社会，人们形成了“女士优先”的习惯，也是一种均衡筛选规范。如果一个盲人和不盲的人碰在一块，通常是盲人先走，也是一种规范。这种规范和我们刚才讲的前两种规范的最大的不一样在于，前面的规范要求或者你不能选择，或者你的偏好改变，而均衡筛选规范既不改变选择空间，也不改变个人偏好，只是协调人们的选择，使得某个特定的纳什均衡出现。这意味着，对每个人来讲，给定别人的选择，自己的选择一定是最优的（理性的）。例如“尊重老师”的文化使得“老师先走，学生后走”的均衡更可能出现，尽管“学生先走，老师后走”也是一个纳什均衡。
有些习惯并不好，但仍然有助于选出均衡。我们把两个胖子进门博弈稍微作一点改动，假如是两辆车过交通路口，一辆是武警的车，另一辆是普通老百姓的车，假如武警是A，普通老百姓是B，那么，“A先，B后”这个均衡最可能会出现。这也是因为有一种意识的支持，在中国，人们认为武警先走是肯定的，武警也知道你应该让他先走，所以他就呼地过去了。当然这个规范可能不好，但是由于它已经形成一种规范，而且这绝对是一个纳什均衡——你见了武警的车，给定武警先行，你的最优选择是后行；给定你后行，武警的最优选择是先行——这样就有了自我实施的基础。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实验。我手里有100元钱，让两个人来分这100元钱，规则是：每个人都用一纸条写上自己要的数额，如果两个人的数字加起来刚好等于或小于100元的话，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但如果两人所要之和大于100元的话，谁也得不到什么，钱再装回我的口袋。实验的结果是各写50。这个博弈有多少个纳什均衡？无穷多个！给定对方写x，另一方的最优选择是100–x，x从0到100都是纳什均衡。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实验中两人都选了50？是因为这两个参与者选择的背后有“公平”这样的一种平均主义文化观念。
这个观念不是中国人独有，其他社会的人在面临类似情况时也都有一种fairness（公平）的意识。fairness是一种文化，一种规范，它使得，尽管这个博弈中有无穷多个纳什均衡，但经过一次实验就成功地选出了对半分这个特定的纳什均衡。这个结果可以运用到实际中，例如和对手谈判时可能会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太贪婪，留给对方的很少，那么，生意就很难做成。这不是因为交易中没有净剩余可分，剩余可能很大，但是因为你太贪婪了，超出了对手的预期，均衡反倒不会出现。
更一般地说，参与人怎么行为，依赖于社会的规范，当你的预期变成信念时，它就是一种文化，其他人可以从这种文化预见你的行动。
比如对极权制度的忠诚，如果大家都反抗一个极权制度，则可以推翻它，但实际上没人起来反抗，这说明它是一个纳什均衡。该均衡之所以能维持，是因为你认为服从权威是一个均衡；你服从该权威，不是因为个人心理或生理上害怕那个君主，许多君主长得很矮（如拿破仑），从生理上你能轻易打倒他。你害怕他完全是因为你认为别人害怕他，在给定别人服从他的情况下，你的任何反抗将导致别人对你的抵制，因此你的最好选择是服从他。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认为，并且，每个人都认为别人也这么认为，极权制度就是一个均衡。这一点对当领导也很重要，当领导的一个诀窍是使手下每个人都认为别人尊敬你，服从你，于是每个人都会尊敬你，服从你，你就是领导。这种改变别人的预期的例子非常常见。
例如提干的时候，有五个局长，你想从科长提到副处长，你就对张局长说，李局长、赵局长、王局长、黄局长都同意提我了，你再依次找每个局长。其实每个人都不一定同意提拔你，但如果他们相信了你的话，都认为别人同意了，自己反对也无济于事，结果你真的提成了副处长。有时开正式会议前要开一个预备会，也是为了使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别人已同意了，因此对每个人而言最好的选择是同意。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均衡筛选规范不光人类社会中存在，动物界也如此。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关于孔雀尾巴的故事。雄性孔雀尾巴越大雌孔雀就越喜欢。为什么？可能有好多原因，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如果每一个雌孔雀都认为其他的雌孔雀都喜欢尾巴大的雄孔雀，那么对雌孔雀而言，最好的选择是选个尾巴大的，即使尾巴大本身没用，甚至还要消耗额外的精力。一只雌孔雀如果找个尾巴短的雄孔雀，它的后代很可能也尾巴短，于是就很难找到对象，基因延续就有困难。人们找对象时对身高的选择的道理也一样。“时髦”是一种文化，原因就在于此。
这样，规范会影响人们的预期从而筛选出均衡，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会筛选出不同的均衡，但是他们都是一种纳什均衡，都有自我实施的基础。这个被筛选出来的均衡，博弈论里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作“聚点”（focal point）。例如，让两个人在1、3、5、7、9、10六个数字中，各写下一个数字，如果双方写的数字一样，每人各得10元，否则各得零。在这个博弈中，每人的选择背后也有文化支撑，如果认为单数不吉利，则10最可能是一个“聚点”。
现在我们专门看一下信任问题，它是被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特别是文化学、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关于信任的经济学分析（economics of trust）
信任当然很重要，市场经济不能没有信任，离开了它社会很难运转。问题是如何解释信任。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传统的解释，认为是纯文化因素起作用，有些国家信任程度高，有些国家信任程度低（Fukuyama，1995）。如北欧人之间的信任度高于意大利人之间的信任度。或者，我信赖你可能因为你有宗教信仰，怕上帝惩罚你，所以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信任度就高。如在美国，教会的人更可信，因为他们认为若不诚实将来会进地狱。这种解释中，信任是外界强加于你的，使你不违约。而我主要想给出的是第二种解释，即经济学是如何解释信任的。
简单地说，经济学认为信任是在重复博弈中，当事人谋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手段（Kreps，1986；Gibbons，Robert；2000）。在某种制度下，若博弈会重复发生，则人们会更倾向于相互信任。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有A、B两个参与人，A销产品，B付货款，或A借给B钱，B选择是否还钱。A一开始有两种选择：信任B或不信任B；B也有两种选择：守信或不守信。如果博弈只进行一次，对B而言，一旦借到钱最佳选择是不还。A当然知道B会这样做，因而A的最佳选择是不信任。结果是，A不信任B，B不守信。这个结果很糟，若双方信任，本可分别得10，现在分别得0，是低效率的均衡。若人们之间都这样地进行一次性博弈，信任就建立不起来。
现在来看怎样建立信任。先回过头来看前面的三种规范。纯粹的文化可能改变支付向量，有助于建立相互信任。假如B害怕上帝，不守信带来感情上的不安，实际收入为–5，而不是15，则B就会守信。基于此，A的选择为信任B，因此每人得10。我们看到，宗教可能起这样的作用：它使你守信并且因为你守信，别人就信任你，双方得好处。但现在排除这种可能性。考虑刚才的博弈，假定博弈有足够的概率d（d也可以解释为耐心或贴现因子）进行下去，即能进行多次。设想A选择这样一种策略：我先信任你，只要你没有欺骗我，我将永远信任你；但一旦你欺骗了我，我将不再信任你。这时B有两种选择，如果守信，得到的利益是长远的，根据公式总和为H＝10/（1－d）；如果不守信，得到的利益只能是一次性的，总和为L=15＋0＋…=15。因此，如果H大于L，即d大于1/3，守信是自己的利益所在，那么“A信任B，B守信”是一个纳什均衡。这种均衡的出现是因为B谋求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的利益。通俗地讲，一个人有积极性考虑长远利益时，就会建立一个信誉。这样的话，博弈的结果为（10，10）。
但是上述博弈的问题是：（1）可能存在多个均衡，如B对A说：“如果你信任我，我每三次守信两次，不守信一次；但如果你有任何一次不信任我，我将永远不守信。”那么A的最优选择仍然是信任；（2）人总是有生命极限的，博弈不会是无限的，如果博弈次数是有限的，根据逆向归纳法，人们会在最后一次欺骗，于是倒数第二次也会欺骗……依此类推，信任仍然不会出现。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引入不同类型的B。例如可以假定有一些人天生是守信的，尽管另外的人天生不守信，此时，即使天生不守信的人也可能会守信，原因在于，如果博弈的次数足够长的话，为了获得长期利益，天生不守信的人也有积极性建立一个守信的声誉；（3）如果A不能观察到B的行为，从而A不能根据B过去的行为而选择相应的行动，信任也将难以出现。这就是信息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上述模型仍然有很大的解释力。一种情形是在一个小社会中，如果B经常是向多个不同的A借钱，而每个A都根据B过去的行为记录而选择是否信任他，并且关于B的信息能在A之间很快地传递，那B将有积极性建立一个守信的声誉，信任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形是，即使B是短命的，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机制使得他有积极性建立声誉。例如可以把B的一生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工作，另外一个阶段退休，假定B建立一个“企业”，退休时可以将企业出售给另外一个人。显然，只有在这个“企业”有良好的声誉时，人们才愿意购买它。那么，B在合伙期间也即工作阶段就有积极性守信，因为否则的话，他在退休后将难以生存。这样，信任仍然可能出现。当然，为了使B有积极性守信，他的工作时间要短于生命。这种观点还可以解释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功能，它使得博弈不会因为参与者的自然死亡而停止，起了一个长期参与者的作用（Kreps，1986）。
最后要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通过前面对信誉机制的分析，可以清楚看到，把市场与道德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和信任的关系很密切，因为交易离不开信任；同时交易又推进信任的建设，因为在商业社会里，要得到别人的信任，就要讲信誉。这不是新观点，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讲过：最商业化的社会，也是最讲究道德的社会。16世纪时荷兰人就比英国人值得信赖，原因就是因为当时荷兰的商业比英国发达（Klein，1992）。
三、法律：通过第三方实施的行为规范
接下去我们来讨论法律。法律是靠第三方实施的规范，第三方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如国家）。这与前面讨论的借钱博弈不太一样，在前面的博弈中，出钱的人（第二方，second party）惩罚不还钱者，但法律不同，是法院、警官这样的“第三方”（third party）来惩罚。这种靠第三方来实施的法律究竟有何作用？在经济学家看来，法律的作用可能在于两个方面（Basu，1998）。
首先，法律可以改变博弈，包括当事人的选择空间、收益函数，从而改变博弈的均衡结果。假如没有法律，违约可能得不到制裁；有了法律，违规者就会被处罚，如在借钱博弈中，如果规定违约处罚，一旦违约，你就亏了15，而不是赢利15，那么，你的最优选择是守约，信任就会作为均衡出现。这样，法律通过改变支付矩阵就改变了博弈。法律也可以改变当事人的选择空间，使得原来在技术上可行的选择，经法律规定后就不能选择。如行车可左可右，假如法律规定你只能右行，那么左行的惩罚就很大，你就不会左行。但是，除了这种改变当事人选择空间及选择之后的支付来描述法律的所谓“庇古观点”之外，现有一种更新的观点认为，法律不改变博弈本身，但改变博弈的均衡结果。法律的这种作用是通过改变个人行动的预期来实现的（Basu，1998）。这个观点很重要，下面就重点介绍这种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