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几十年来我们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我认为，最大的成就就是什么事都有人想，什么人都有事想。过去我们的体制是计划体制中央集权，所有人都围绕着中央转，靠中央想办法；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好多地方、企业、个人都在想办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依靠上面。中国体制的变化比我们这些在北京的人想的要大得多。最近，有一个英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访问我：“你们国家将来究竟怎么样？”
我说，看一个国家有没有希望有两点，第一点是看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不是给人民赚钱的自由，第二点是看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不是不赚钱就不能活。英国在撒切尔政府之前有第一点没有第二点，不赚钱也能活，所以就没有希望。中国改革前，这两点都缺乏，现在赚钱的自由有了，不赚钱就没法活的压力也有了，这种变化非常重要，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率的体制。我认为看一个体制是不是好体制，不是看这个体制下有没有小偷，而是看这个体制中的人有没有防止小偷的积极性。现在的体制每个人都有东西需要保护，就有了防止小偷的积极性，就有了创造体制的需要，我们的体制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十几年改革有的是歪打正着。有些我们当初认为是很好的政策，后来被认为是不好的，而我们当初认为很糟的政策后来证明是好的。很多具体的事与我们原来想象的不一样，这就说明我们的认识是有限的。举一个例子：财政分灶吃饭、包干制的改革，曾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批评。我认为这是过去单项改革政策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传统的计划体制就是被这项政策打破的。原来国家计委可以把内蒙的羊毛调到上海，把山西的煤调到上海，包干后，再平调地方就不干了。不干了怎么办？建立协作部进行串调，串调是我们现代市场的第一个形式。国家给定的计划形式上不能违背，串换可以解决计划价格与市场交易的矛盾。串换按照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价的比例来进行。上海给山西一辆桑塔纳，山西给上海十吨煤；上海要从其他地方拿到计委分配的煤炭、羊毛，就拿出桑塔纳、自行车来，这样就把计划体制打破了。
当然，歪打正着也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的。大家说的体制上要宏观突破、微观突破，我认为无所谓突破不突破，每天人家都在那儿干，就是在突破。企业制度改革，各地五花八门，人家认为有效的那就是有效的。我认为中国的体制改革走到这一步有其内在的不断向前发展下去的力量，悲观是没有必要的。过去有一句话是“年年难过年年过，年年过得还不错”，改革十多年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对于腐败问题，我做了一些理论分析。改革之前我们的体制同样受腐败侵蚀，腐败并不是改革之后的产物。我曾经在数学上严格证明，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当然腐败的负面影响很多，我们必须反腐败。经济学上讲的公共产品的腐败是要坚决管住，但是现在政府管的大量是本该由市场管的，经济学上称为私人产品。如果腐败不能从体制上根治，那么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所以，反腐败的力度要把握适当。如果力度把握得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面效应也非常大。
我不是为腐败辩护，彻底解决腐败问题要在体制上治本，如果不能治本而是治标的话，效果是不会好的。举一个例子，消防队要求工厂必须添置消防器材，而消防器材只能到消防队购买，消防器材从10万到30万之间有好几种价格，如果给消防队送了贿赂，买消防器材就可以少花很多钱。治标性的反腐败就是检查谁收取了贿赂，治本性的反腐败就是允许多建几支消防队，相互竞争，哪个消防队收费低，哪个消防队就能生存，这样贿赂费用自然就降低了。同样，一个国家政府垄断产业进入权，什么都要由一个部门审批，腐败就严重；如果允许自由进入，腐败就少。因此，治标性的反腐败要非常适度，同时要加快治本性反腐败的步伐。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几点看法
第一，现在提出的“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我非常赞成。过去几年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很快，实际产权已经被转移了，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在法律上不承认。这种不承认在经济上称为“产权非安全”。非安全的产权，短期行为就非常多。现在“抓大放小”类似皇帝选妃子，选妃子要划范围，范围之外的老百姓自己结婚去，皇帝就管不着了。我们过去的体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国营企业都是妃子，几十年的情况证明，她们的生育能力很低。现在国家重点抓好一千家大企业，有利于这一千家大企业的发展，而放开的小企业也有了自由发展的机会，生育能力会大大提高。有些经济学家说得好，“抓大放小”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不是“抓大”，而是“放小”。
第二，国有企业产权问题。“国有企业的产权是很清楚的”，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学中的产权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而我们经常把两个问题搅在一起。第一个问题，产权本身是不是重要？对此经济学家当中几乎没有分歧，产权是重要的。第二个，谁拥有产权最有效？对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有分歧。近二十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个问题上。科斯定理讲，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是不重要的。这里讲的不重要是指谁拥有产权不重要，但其前提是有人拥有产权且交易成本为零。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资产的产权是清楚的。但是这样的产权安排本身是没有效率的。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将月亮的所有权归给农村的一个老太太，这个产权是清楚的，但没有效率，美国人随便就飞到月亮上去了，这个老太太管得了吗？因此要把这两个问题分开，一是肯定有人拥有产权最重要；二是谁拥有它更有效。从第二个问题出发，可以澄清一些问题。我们之所以要进行产权改革，并不是因为产权不清楚，而是因为现存的安排没有效率。
第三，国有资产管理方式问题。我们这几年的改革，是“马背上画白道道以得斑马”的改革思路，即国有控股公司的思路。这个思路在理论上不能解决现存的问题。其一，不能保证有经营才能的人当选为经营者。因为有权选经营者的人不承担谁担当经营者的后果，因而不可能有积极性选择好的经营者。其二，不能解决政企分开的问题。我们总认为政企分开就是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其实政企不分家是指作为资产的所有者对企业不负责任、任意干涉。拥有企业控制权的股东与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之间的权力划分是有很大模糊性的。譬如说，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说董事会只管重大决策，但什么是“重大决策”并无明确界线。
西方市场经济解决这个问题是靠默契。我让你经营我的企业，我信得过你，根本不管你，但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回报，我就要干预。而政府作为所有者很难有这样的默契，不是过分干预就是内部人控制，即内部人与国家派去的监事、董事合谋形成内部人控制。其三，国有资产控股不能解决国有资产增值问题。作为股东，国家拿的是剩余，但是国家没有能力监督企业剩余到底是多少，同时监督人也没有真正的积极性去监督企业剩余是多少，企业说多少就是多少。按严格的会计制度来讲企业的盈利可能是很高的，但是报给国家的却可以是没有，因为没有办法监督。
所以，对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思路要认真思考。我认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不要过多谈国家的控股权，可以考虑将国家资产变成一种债权。变成债权后，一般情况下，政府无权干涉企业，企业付给国家利息。这个问题又涉及国有企业债务重组的问题。债务重组说到底是所有制改革。现在我们国家的企业负债率在70％～80％，有的有100％。这么高的负债率，究其原因，我认为是金融体制没有真正改革。老百姓的钱存在银行，银行再贷给企业，老百姓的钱在银行增加一分，贷款就增加一分。直接融资不通，就变成债务融资。如果想解决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要放开金融市场。如果老百姓存在银行的2万多亿中的20％或30％变成直接融资，企业就有了所有者权益，那么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右边就变得比较合理了。不这样从体制上改革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今年负债率由80％降到70％，明年又涨上去了，使负债率不断复归。我认为金融体制的改革应该与债务重组联系起来，与整个国有资产体制改革联系起来。
第四，国有企业改革，过去总是着眼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与非国有企业不沾边。我现在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利用非国有企业改造国有企业，及如何利用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非国有企业。过去非国有企业是在国有企业的边缘地带发展的，现在已经壮大。20世纪80年代我们谈到国有企业改革时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谁有那么多的钱买得起、改造得起国有企业？现在有好多的非国有企业有这个能力了，利用非国有企业帮助国有企业改革，现在是大好时机。
同时，发展非国有企业靠过去的原始积累太慢，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国有企业改革促进这个进程。我认为可以允许第三者插足，允许第三者带走一些。就是说，允许非国有企业以股份的形式投入、兼并或买下国有企业。在此，有必要强调所谓公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对这个概念要进行具体分析，现在讲的“流失”有欠准确，有些实际上是保护国有资产的办法被称为“流失”。打个比方，某企业2元钱进的西瓜，放了半个月没有人要，有人提出1元钱买，结果1元钱卖出去了。
有人马上就说，你看2元钱的东西你卖了1元钱，公有资产流失了。他没有看到瓜再放半个月一分钱也卖不了。公有资产好比这个西瓜，1元钱卖出去是保护了公有资产。最近我去上海的产权交易所，看到那里的情况很有感触，这种产权交易最有利于保护公有资产。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某企业原来资产总值50万元，有人花70万元买走了，由于经营好资产增值到100万元。又有人说，你看，100万元的东西你怎么70万元就卖了？实际上国家是净赚20万。买卖做得成不成，是看卖的人与买的人的评价是否有差距，卖的人比买的人评价低，交易就可以成功，而不在于实际的价值是多少。别人的评价比你高，你就应该卖掉。
第五，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社会保障问题。现在各级地方政府都在搞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养老保险究竟有没有必要由政府出面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退休、需要养老，养儿就是一种养老。国家搞的所谓退休保险，究竟效益如何？我怀疑是雇了一只狼来看羊，听说管理费就要30％，1元钱拿走0.3元，剩下0.7元，这个债务政府要背，最后政府背不动时就要财政出钱，财政拿不出来就会变成社会危机。现在一讲到社会保障问题，好像就应该政府解决，这个思路还停留在西方的五六十年代。最好是让老百姓自己选择。
*本文是作者在国家体改研究会1996年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曾收入《产权、政府与信誉》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