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我认为两个东西最重要：第一个是理念、观念；第二个是领导力。所谓理念、观念，就是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体制、什么样的制度有助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助于人民的幸福。所谓领导力，是指什么样的人在领导着我们，他们有什么样的担当，他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足够的勇气、足够的责任心。
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我认为两个东西最重要：第一个是理念、观念；第二个是领导力。所谓理念、观念，就是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体制、什么样的制度有助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助于人民的幸福。所谓领导力，是指什么样的人在领导着我们，他们有什么样的担当，他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足够的勇气、足够的责任心。当然，领导力也包括比较好的政治手段和操作技能，以实施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回顾一下过去三十五年改革的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
简单地说，改革的前二十五年，理念基本是正确的，而且有强的领导力。大家现在一讲到改革，总是说改革好难啊，现在既得利益者那么强大，你怎么去改啊！但我要说的是，其实改革从一开始就有很多既得利益的阻挠，改革不是今天才有既得利益的阻碍。
任何体制下，都会有既得利益者。你要改变现行的体制，当然会有既得利益者反对。当年农村改革时，谁是既得利益者？原来那些生产队的书记、革委会主任就是既得利益者。当时的一些年轻人，也是既得利益者，因为他们不会下地干农活，只会唱歌、跳舞，但是他们和下地干活的人挣一样的工分，现在包产到户了，这些人都得下地干活，自己养活自己，没有原来那么轻松了。当然还有好多意识形态的障碍。怎么能够搞包产到户，我们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吗？现在怎么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这是观念上的一些障碍。但是，农村改革我们还是走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有新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包产到户改革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万里。万里在安徽搞农村改革，当时谁在领导着中国的农业？就是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
陈永贵原来是山西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大寨被树为农业集体化的典型，他的官当得越来越大，最后升职到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包产到户就是对集体化的否定，也是对他的政治地位合法性的否定，他主管农业怎么会同意农村搞包产到户呢？所以，万里面临很多的挑战，受到了很多的指责，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万里怎么回答？万里说，如果你非要让我在农民吃饱饭与你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之间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农民吃饱饭，我不要你那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有一次，农业部开会专门批判包产到户，当时有一个农业部副部长当面指责万里走资本主义道路，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万里实在气得没办法，拍桌子质问这位副部长，说你看你吃得脑满肠肥，而农民已经饿得皮包骨头，你还不让他们吃饱饭，你居心何在？这就是一种理念。他认为，只有走包产到户的路子、生产责任制的路子，中国农民才有积极性干活，才能吃饱饭。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的宪法也修改了，人民公社就解体了。我们原来没粮食吃，但到了1984年中国的粮食就吃不完了。那时候粮价就大跌，原来城里的人吃的粮食都是陈粮，不是新粮，因为国家粮库总是收进新粮卖出陈粮，现在城里人也能买到新粮了。
后来自由市场来了，农副产品要啥有啥，对包产到户的争论也就没有了。我再举一个例子：广东的改革开放。当时广东和福建是前线，叫“一线”，国家对这些地方没有多少投资，大部分投资都放到了内陆地区的所谓“三线”。广东比邻香港，大家都知道，当时好多广东人偷渡去香港，而香港与广东之间是有铁丝网的，好多人在偷渡时就死在那儿了。1978年，习仲勋被平反之后，派给他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到广东当第二书记，当时第一书记是韦国清。那时候各省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还有第三书记，然后才是书记，如果你听说那个年代某某某是某个省的书记，那他大概是五六把手，跟现在不一样。
但习仲勋作为第二书记是主持工作的，因为韦国清在全国人大有工作。习仲勋上任后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解决偷渡问题，当时会上有一个广东的局级干部站起来就说，原因很简单，农民在这边没白没黑地干活，一年到头仍然吃不饱饭，到了那边，干一年活，就要啥有啥。习仲勋说，你这个同志思想有问题，我撤了你的职。这个同志说，谢谢领导，我早就不想干了。会后习仲勋就下去搞调研，再找其他人谈，最后他自己认识到，那个同志说的话是对的。第二天又专门把这个同志请回来，向他道歉，挽留了他。然后习仲勋就思考怎么使广东的人民也可以通过努力吃饱饭，就采取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措施。当然，这里有中央的支持。
对广东的改革开放贡献最大的人是谁？任仲夷。1980年11月，任仲夷接替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我们知道，一开放就要引进外资，香港商人过来了，腐败就出现了。你想，香港人随便带一个电子手表什么的送给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就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就给他办事了；不送，就不给你办。当然这是一部分人，不是所有人，当时的好多干部还真的有一种理想，跟现在不一样。
伴随开放出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走私。因为两个地方的价格相差太大，那时候好多人靠走私发财。腐败和走私很快就变成了包括中央和地方的一些人反对开放政策的重要口实，不断有人向上面打报告，说任仲夷在广东走资本主义道路，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又回来了。任仲夷就不断被召到北京做检讨。有一次中纪委专门开会讨论广东的问题，任仲夷被批判得很厉害。按照规矩，如果开组织生活会，批判你，你就得装孙子，做检查，要“灵魂深处闹革命”，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
任仲夷也违心地做了检查，但是他想：我回去以后怎么办？我怎么向广东的干部传达这个会议的精神？如果我实话实说，广东干部就会说中央政策要变了，开放不搞了；但如果我不讲实话的话，好像又违反了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所以他很犯难。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回广州之前他找了总书记胡耀邦，问耀邦同志，你说我应该怎样传达会议精神？耀邦笑着说，你自己看着办吧，你想怎么传达你就怎么传达。任仲夷心领神会。这就是一种领导力、一种理念。胡耀邦要保护做事的人，给他一定的自由。所以任仲夷回去以后，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了，反腐败要搞，反走私也要搞。你只要搞开放，就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绝对不能由于这个原因，就不改革开放了。
再举一个例子：个体户、私营企业的出现。个体户出现一开始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因为我们有两千万的知青回城了，政府没法给他们安排工作，国有企业提供不了就业岗位，最后只好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办个体执照，自谋生路。但生意有它自身的规律，个体户一开始是自己干，干好了，你就要雇人，一雇人的话，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就变成剥削了，就与我们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不相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阻力。为了克服这个阻力，有一位聪明的经济学家根据马克思《资本论》里的分析，计算出一个结果，就是“雇佣八人以下不叫剥削”。有了这个护身符，小规模的雇工就合法了。但是问题是，有些个体户做得很好，消费者喜欢买他的东西，就突破了八人的限制，雇了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现在公安局问：要不要抓他？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安徽芜湖的年广九，人称“傻子瓜子”。他是炒瓜子的，他的瓜子炒得好，服务也做得好，经营规模不断扩大，雇了几百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当然是剥削了。地方政府官员想抓他，但又不敢贸然行事，最后只好报告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不要抓，一个年广九就破坏社会主义了？邓小平很聪明，他也不说我们要大力发展什么私营企业，但他用否定的方式回答问题，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国家应该往哪儿走，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体制。这就是一种理念！
当然，我们知道，还是有好多个体户被抓过。包括像温州，当时算是很开放的地方，也经常抓人。1982年温州有所谓“八大王”，什么纽扣大王、项链大王，政府以打击经济犯罪的名义去抓他们，一个逃跑了，七个都被抓住了，都判了刑，然后到了1984年又给他们平反，说他们是进步的力量。
那时候我们国家就是这样，改革的阻力很大，但改革的理念和领导力也很强，所以就形成了所谓的“改革—保守周期”，通常是逢双年改革派得势，改革往前走，逢单年保守派得势，改革受阻。如果没有邓小平、胡耀邦这样一些有理念、有魄力的领导人，改革是不会成功的。
1992年，邓小平88岁高龄的时候去南方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为什么？他看到1989年之后，改革停滞了，倒退了，这是了不得的事，如果不能扭转改革倒退的局面，他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就前功尽弃。他之前在上海讲了两年没人听，邓小平的声音在北京也传达不出来了，而且《人民日报》还有文章批判他的观点（当然不敢指名道姓，只能指桑骂槐）。最后老人家觉得实在不行了，视察到了武汉，就说“谁不改革谁下台”。这句话很厉害的，很有威慑力。然后他到了深圳、珠海讲话，这个讲话是通过香港的媒体传播出来的，最后再传到中央，然后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后来90年代，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邓小平南方讲话是一个标志性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