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我们的教育改革所采取的是群众运动的方式。大嗡大闹，大造声势，搞各种各样的教育工程，举办花样百出的公开课，评比、检查、树标兵（我们叫“名师”）、立样板，现在又加上商业操作，更是热闹非凡。完全忽视了教育是一个慢的事业，是一个长期的实践中的潜移默化的过程。这就必然导致教育改革的形式主义化、空洞化、扭曲化，所谓“人文秀”就是这么闹起来的。
运动的方式就必然是只看形式，不认真研究学理，拿着鸡毛当令箭，把学理思考变成时髦。比如，看见或听说你王尚文谈人文性，根本不去研究你是怎么谈人文性与语文性的关系的，就把你的思想简化为他自己都不懂的所谓“人文性”，大加鼓吹，进行商业性的炒作，以至你忍不住要宣布，你已经不是一个“人文论者”了。
其三，一切改革，包括语文教育改革，都会涉及利益问题。语文教育改革之所以弄得如此复杂，许多问题纠缠不清，就因为夹杂着利益关系，而在中国，这样的利益关系又必然是和复杂的人事关系纠缠在一起的。王尚文这样的异端思想，之所以受到冷遇，以后又受到攻击，乃至在一些人看来，永远是一个有罪之身，原因就在于触犯了语文教育界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他事实上已经部分地接受了你的观念（下面我们会谈到，学术论争中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但他绝不会公开承认，只偷偷地把你的变成是他的，而且是早已有之的），但还是要说你是错的，你有罪，原因就在你的存在对他构成了威胁。理念之争、学术之争，变成了利益之争、人事之争，就无聊了。
这里，还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今天的改革，它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如王栋生先生所说，是多层次的。不仅有教育行政部门、行政官员的利益、各级教研员的利益、校长的利益，也还有教师的利益、家长的利益，以至学生的利益。对以上各类人来说，他接受什么教育理念、方法，接受什么教材，其科学性、学理的合理性，已经不再重要，关键是对他是否有利。有时候甚至明知你的教育理念、方法是正确的，但就因为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比较费劲和麻烦，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你。如果非要采用，也尽量要简便、好用，少付出代价，这就必然要曲解，才能为我所用。这样，教育改革、实验，变成有利的操作，就完全变质了。
最后，还要谈到思维方式和习惯的问题。我们已经习惯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强调人文性，就要否定语文性；强调语感，就要否定知识；强调对话，就要否定引导。这样的极端化，自然要出现混乱。于是，再回过来，走到另一个强调语文、知识、引导，而否定人文、语感、对话的极端。这就叫“翻烙饼”，我把它叫做“钟摆现象”，其实就是瞎折腾。想想看，几十年来，我们中小学语文教育经过了多少次折腾！而每一次折腾都是以一代代学生语文水平的下降为代价的。可以说，折腾一次，就害了一代人。
